中共「革命敘述」如何轉化為國家意識形態！（2）

1957年3月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宣傳工作會議，毛澤東指出知識分子90% 以上都是擁護社會主義的，他同時要求知識分子進行世界觀的改造。會議期間，毛主席在接見了巴金(右一)和周信芳(右二)等人。改造知識分子奪取政權以後，還要開展精神和靈魂領域的革命。要培養新型的人，而不僅僅是一種制度財新《中國改革》：提到改造知識分子，你曾經用「有限革命」「無限革命」加以概括，請問這兩個概念怎麼解釋？高華：這兩個概念不是我提出的，其他學者也用過這種說法。具體而言，有限革命是以改變政權為目標，而無限革命會螺旋式地不斷向更高層面發展，比如說，奪取政權以後，還要開展精神和靈魂領域的革命。中國革命就是無限革命。這就涉及你提到的革命與人性改造的問題。人類歷史上有很多大規模的革命，近代意義上的革命就有英國革命、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中國革命等等。英國的「光榮革命」使各方達成妥協，有問題以後再逐步改善；美國革命推翻了英國統治取得獨立，革命高潮也就過去了。但是，法國革命不一樣，它普及了「公民」的概念，進入到「鍛造新人」的階段。俄國革命也是具有創造性的，這場革命具有一種「救世情懷」。「十月革命」之後，俄國文化曾經一度出現多元局面，在音樂、電影、美術、文學等領域都有所體現，但上世紀20年代後期到30年代初期就被「黨文化」給平面化了。上世紀30年代以後，俄國革命進入文化革命階段。到了1934年，斯大林在某些人的幫助下，創造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一術語，在文藝領域一統天下，實現斯大林主義的絕對主導地位。以後，一個新概念就順理成章提了出來：「蘇維埃人」，或者說「新人」。特點是具備全新的思想，無限忠於領袖，用階級鬥爭的眼光看待一切，自己的父母很可能就是敵人，要大義滅親。1932年，蘇聯樹立了一個不到13歲的少年帕夫利克·莫羅佐夫作為全國學習的英雄模範，到處都有他的塑像。他的事迹就是向蘇聯政治保衛局（即以後的克格勃）揭發了他的身為村蘇維埃主席的父親如何同情富農，語涉反動言論，等等，其父隨即被捕，最終死於勞改營中。據蘇聯官方宣布，莫羅佐夫被其祖父和舅舅在森林中殺害了，然後政府處決了他的祖父、祖母和舅舅，然後號召全國向他學習。這就是典型的「蘇維埃人」。學習他的浪潮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慢慢消退。我的一個博士生的論文，就是考察中國的英模製度，結論是中國的英模製度一部分來自蘇聯，其中就專門寫到了莫羅佐夫的個案。所以，要培養新型的人，而不僅僅是一種新的制度。1958年，陳伯達奉毛澤東之命去人民公社的發祥地——河南的「嵖岈山人民公社」考察，他回來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紅旗》雜誌上，題為《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這就是改造人性。這種對人性的改造就是「無限革命」——不斷改造，靈魂深處爆發革命，鬥私批修，以至於最後心中除了偉大領袖的教導之外別無雜念。財新《中國改革》：為什麼大多數知識分子都能接受改造？高華：早在「五四」之前，梁啟超、魯迅等知識分子就覺得中國的國民性存在嚴重問題，應當「改造國民性」。從魯迅的「改造國民性」到中國共產黨的「改造思想」，過渡並不困難。首先，中國知識分子自從「五四」以來，基本上都是愛國主義者，生長在這個環境下，感受到外敵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欺壓，痛徹心脾。到了1949年中國共產黨結束內戰，雖然許多知識分子對「向蘇聯一邊倒」有看法，卻基本認同統一的局面。他們的思想本身產生了變化，就像費孝通說的，「我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其次，中國的知識分子自從「五四」以來，基本上都有民粹傾向，就像「五四」之後魯迅寫於1919年11月的《一件小事》，為自己坐黃包車感到慚愧，心裡同情窮人。類似的故事有很多，很多知識分子不知道能否具體幫助窮人，但是對底層人民的困苦是有感覺的。1949年以後，大多數知識分子覺得共產黨是代表窮人的黨，使窮人的地位得到提高，很多人反而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是，這就打開了思想改造的大門。共產黨主要是靠事實——結束內戰、統一中國，改善窮人地位，這些使大多數知識分子開始懷疑自己對社會建設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從而開始接受共產黨的若干新解釋。再加上諸如周恩來這樣的人現身說法，講述自己的改造經歷。連周恩來這樣的人都要思想改造，那他們還能不改造嗎？財新《中國改革》：你先前曾經提到，延安整風對於中國共產黨奪取國家政權大有助力。那麼，建國之後的這種改造思想的鬥爭，又起到了怎樣的實際作用呢？高華：它首先是對黨起作用，把黨變成一個具有高度戰鬥性、紀律性的嚴密組織。另外，它提供了一個整合社會、特別是整合人的思想的基本方法。關鍵是，它鍛造了兼具忠誠和戰鬥性的革命者，一方面無限忠於領袖，聽組織的話；另一方面又站穩階級立場，對敵鬥爭勇敢，敢於衝破傳統倫理秩序，做大義滅親的革命先鋒。當然，也有很多很現實的因素，不單純是為了主義和理論，很多時候也是出自權力、利益的考慮，強調師出有名，什麼事情都要先搞一個概念。這次是「右傾」、下次是「左傾」，再下次是「小腳女人」「形左實右」「反黨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者」「黑幫」「走資派」「犯了走資派錯誤」「右傾翻案風」「投降派」等等……永遠有概念。當然，這也有解釋，諸如「樹欲靜而風不止」「階級鬥爭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等等，從此「階級鬥爭」就可給任何鬥爭找到合理性的解釋了。同時，不可否認，執政者也是極其成熟、老練的政治家，如果局面走向極端，也知道要回頭。比如到了「文革」後期，老百姓已經對無休止的「鬥爭」產生厭倦，就提出「安定團結」的口號，甚至還提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概念。當然，轉折點是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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