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贈答·互酬的文化

姜建強 

【禮尚往來生出情緒】

贈答·互酬說明白點就是禮尚往來，這當然屬於禮儀行為的範疇。但如果僅僅是禮儀行為的話，為什麼又會生出不快、嘲笑、蔑視甚至發怒等情緒問題呢？如甲送3000日元的禮品給乙，乙僅用500日元來還禮，甲就會生出不快；但如果乙送上了價值10000日元的禮物，甲就會生出被人嘲笑與蔑視的感覺。

在日本人看來，禮還少了是種恥，禮還多了也是一種恥。為什麼會有恥的感覺呢？這又與「恩」有關。日本人將贈答·互酬看作是返恩、報恩的手段與機會，但如果從中生出不均等，日本人就會認為是大事情了。他就會重新思考與這個人的「恩」在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出了什麼問題,然後尋找補救的措施，或者乾脆斷絕與這個「忘恩」、「負恩」的人聯繫。但這個斷絕也不能一下子斷絕，必須慢慢地，讓對方在沒有太大的感覺中斷絕。

由此故，如果碰上了該送禮物的節日，還得要送才是。但是禮物的價值必須縮水，從原本的3000日元的禮品，降至2000日元甚至1000日元。而收受禮物的對方，當收到已經縮水的禮品時，心裡就明白是怎麼回事，知道「恩」出問題了。如果他想挽救，他就必須返還加倍的禮物，如果他不想挽救，他就對等地寄出禮物。至此，二人的關係斷裂，再碰上送禮的節日，也不會再贈答·互酬了。

你看，從禮尚往來中生出這麼多的中間環節與情緒性的迴轉，其背後當然與文化有關，或者說在日本贈答·互酬本身就成了一種文化，如日本國立民俗學博物館名譽教授伊藤干治就寫有《贈答的日本文化》（築摩書房，2011）一書，學者神崎宣武寫有《土產——贈答和旅遊的日本文化》（青弓社，1997）一書，再早些的半個多世紀前的法國人類學者莫斯（1872—1950）寫有《贈與論》（1925），書中首次提出了贈與、交換、互酬三大概念，是民俗學中贈與理論的經典著作。

日本是在什麼時候開始有贈答·互酬習慣的？著名學者源了圓在《義理和人情》（中央公論社，1969）中認為，互贈禮物的習慣是從中世後期武家社會成立之後開始的，這也與室町幕府的要人伊勢貞親（1417—1473）在《伊勢貞親教訓》中所說的「他家送來的禮物，應該相當的返還」相一致。

在日本，每年的中元和歲暮，贈答·互酬是成全國規模的。此外還有生日、結婚、葬禮、生病、地震、轉居、新房等的贈答·互酬。贈答的對象包括：家鄉和義理的親人、親族類和本家，個人交往中特別有恩義的人，有來往的近鄰，商店的客戶，幼兒園和學校的老師，丈夫和子女工作的上司，結婚介紹人，去年受到特別關照的人。這裡，除了作為「恩」的社會規範之外，「關照」這個「無形的贈與」也成了贈答的關鍵。1970年代以後，歐美風的情人節（2月14日）、母親節（5月的第二個星期日）、父親節（6月的第三個星期日）等新的贈與，也相繼導入日本。

這裡要關注的是情人節。日本的西式糕點業在導入情人節的時候（據說神戶的一家巧克力公司為最早），作為販賣戰略的一環節，於2月14日之後的3月14日，創案了一個返回日，日語叫「ホワイトデー」的白色情人節，其性質主要是男性向女性回禮和告白的節日。這是全球化和地方化相互影響的結果，也是巧妙地操作人間社會普遍的互酬性原理的結果。

隨著白色情人節的創立，現代日本社會就形成了三種形態的贈答：一個是近代以前傳承的中元與歲暮等的連續型贈答；一個是近代以後從歐美傳遞過來的家族生日、結婚紀念日、聖誕節等的受容型贈答；另一個就是1970年以後特定企業創出的情人節和白色情人節的創出型贈答。連續型贈答、受容型贈答和創出型贈答這三種形態，直接地反應了日本文化的三大屬性：連續性、可變性和創造性。

（白色情人節優質禮物之白玫瑰）

美籍日本人別府春海是一位文化人類學者。他用了一年的時間，對以京都為中心的西日本72戶主婦的物與物的互贈和物與關照互贈，作了調查和記錄。他得出的統計數字是一戶人家平均一個月是贈與23.7件禮物。從贈與的對象來看：

（1）過去得到關照的，為了回報，贈送禮型。

（2）將來可能要得到關照的，事先送禮型。

（3）（1）與（2）的組合型——送禮與關照的期待循環。

（4）與（1）和（2）不同的組合型——送禮的同時幫助（如以前農村的葬禮）。

（5）過去接受過禮物，按等額價值的禮物返還型。

（6）接受的禮物給與形式上的返還型。

（7）（5）與（6）的中間型。即返還的禮物只是接受的禮物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一（如返還香典）。

（8）（5）與（7）的中間型。禮物返還的反覆。

這些形狀都是交換當事者的禮物與禮物，禮物與關照的直接交換。（1）和（2）都屬是禮物與關照的直接交換。但是將來會得到關照這個前瞻性的（2），屬於以「返禮期待」這個互酬性中的一個原理為前提的。（3）為關照和禮物的循環性的直接交換。（5）是依據均衡原理的均等交換。（7）是排除均衡原理的不均等交換。（6）屬於象徵的返禮。最後（8）屬於循環的不均等交換。

【賬本成了記憶的裝置】

日本在近代以前，就把祝賀生日、婚禮、葬禮等贈送禮物和金錢的習慣給予制度化了。那個時候，送禮人的名字、品物（或金錢）以及數額都有記錄。這個紀錄一般就叫「祝儀賬」和「不祝儀賬」，表明贈與和返禮是個完整的結構。喜慶的叫「祝儀賬」，喪事的叫「不祝儀賬」。

在日本，圍繞祝儀賬和不祝儀賬首次進行研究的是社會學家有賀喜左衛門。他在1934年就寫有《從不幸音信賬看村民的生活——以信州上伊那郡朝日村為中心》的文章。這裡的「不幸音信賬」就是不祝儀賬。文章列舉了從近世末期到明治中期的婚禮祝儀受納賬（祝儀賬）和不幸音信賬（不祝儀賬），檢討了那裡記錄的祝儀和不祝儀的歷史變遷和社會作用。

半個世紀之後，祝儀賬和不祝儀賬的研究迎來了新的局面。文化人類學家石森秀三研究了在長野縣下伊那郡上鄉町（現飯田市）舊家保存的葬式「見舞受納賬」（香典賬）。這個香典賬完整地記錄了從1846年到1961年間的香典種類和數量。從分析研究中石森得出的結論是：這裡的紀錄表明，作為互酬性原理的義理觀念已經進入了日本人的視野。在這個地方去參加葬禮的人，就是「去完成義理」。喪家接受香典，就是接受義理。所以有了「義理にゆく」，「義理を受ける」的日語慣用語。所以，「見舞受納賬」也就是「義理受納賬」，便於作數量化的義理上的統計用。這就回到了美國人說的義理負債了如何返還的問題，也就是說，喪家將來在弔唁者家族的葬禮上，如何返還適當的金額的香典。這裡是均衡原理在起作用。習慣成制度，賬本也就成了記憶的裝置。

【贈答與多神的關係】

日本人相信萬物有靈論的泛神論。一草一木都宿有神。山、海、川、樹木等自然物，雨、雲、雷等自然現象，田野、穀物、房屋等存在物，都有很小的神宿在裡面。

這些很小的神，有兩個範疇類別：一個是從事農業、林業、漁業和商業等的人們，向田神、山神、船神、稻荷神、財神和灶神等諸神祈求，以實現家內安全、無病熄災、商業繁盛等所謂世俗的願望。一個是與人們健康有關，與孩子健康成長有關的神。這個範疇的神也就是耳神、腰神、手足荒神、疣神、子安神等，向這些神祈禱以求得安泰。

這兩個範疇的神，都具有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都屬創生神。實際上萬物有靈論也好，泛神論也好，都是屬於創生出的諸神世界。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再到情報社會，隨著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變，本來已經進入人們視野的神也在消失。但是在近世以後，一些對現世有益的流行的諸神，在日本民眾生活中紮下了根。如財神、稻荷神，作為受益的神為日本民眾所信仰。兵庫縣的西宮神社和京都府的伏見稻荷大社，就是有名的祭祀財神和稻荷神的神社。

這裡體現的互酬性原理：人們為了期待利益，向特定的小神供物並祈願，人與小神之間的直接互酬性得以成立。最初的祈願如果產生了利益，人們就會返還小神供物並繼續祈願；但如果沒有得到利益，人們與小神的直接互酬性就漸漸變弱。期待利益的人們會轉向其他小神，供物並祈願，就會與其他的小神發生直接互酬性。同理，如果這尊小神也沒有帶來利益的話，人們就又會轉向其他的小神。

這裡起作用的是現世利益，原本屬於佛教用語的「現世利益」，近世以後在日本社會中廣為流傳，其內容也是多樣性的，如家內安全、無病熄災、大願成就、子孫繁榮、商業繁盛、五穀豐饒，等等。日本人在現世利益面前遇到困惑的時候，68%的人要去拜神；而在現世利益中，日本人更為重視病氣平愈，佔了全體的94.0%。

【贈答·互酬是如何互動的？】

中元，在日本關東為7月上旬到15日，在日本關西為7月下旬到8月15日；而歲暮為12月上旬到20日左右。中元送禮的起源是為了祭祀祖先，一族人在大家長家裡集中的時候，須自帶禮物。歲暮送禮的起源是為了在新年祭神，所需要的物品在年底送往親人那裡。以前是親自送上門，現在多是郵送。中元和歲暮送禮原則是不用返禮的。但現在返禮的也很多，突出了互酬性原理。

一般送什麼禮物呢？據2006年伊勢丹新宿本店的統計數據：中元送禮第一位是啤酒，再依次是西式糕點、挂面、和式糕點、海產品等；歲暮送禮第一位的是西式糕點，再依次是海產品、啤酒、火腿、和式糕點等。

如對方正在喪中，中元和歲暮也是可以送禮的，但在忌日的49天內最好不要送。如果中元時期已過，可以「暑中慰問」的名義送禮。如果歲暮時已過，可以「賀新年」的名義送禮。如果過了1月7日，就以「寒中慰問」的名義送禮。

如果收到了疏遠已久之人的禮物，但今後並不想來回贈送，在收到禮物之際，就要返還同等金額的禮物，並在禮狀上寫上諸如「一直很用心感到過意不去。今後煩請不必在意為好」等話語。如果想停止贈送禮物，不能突然停止，可選擇中元不送禮，僅歲暮送禮的方式。金額也可逐漸減少為好。總之要慢慢停才不至於得罪人。

在送禮的時候，要考慮以下的事項：

（1）要懷有真誠的祝賀和感謝的心情。

（2）不要自我滿足，要挑選對方喜歡的禮物。

（3）不要讓對方有貴重的感覺。

（4）要考慮對方的生活方式和年齡。

（5）要注意禮物的個數與風俗的關係，以及是否有屬於禁忌的禮品等。

（6）送禮上門最為正式。如通過郵寄等方式的話，要附有簡訊。

另外，對尊長，不能送腰圍以下的禮物，如貼身的短褲、鞋子、襪子等，因為這是失禮的行為。另外，送禮物的時候在數量上避開「4」、「9」等數字，因為與日語「死」與「苦」的發音相似。此外，在日本慶事送禮是單數，喪事送禮是雙數。如送新婚夫婦紅包時，忌諱送2萬日元和2的倍數的禮金，日本民間認為「2」這個數字容易導致夫妻感情破裂。一般送3萬、5萬或7萬日元，但也有例外，如「8」是雙數，但由於其緣起較好，所以慶事的時候也用。在為慶賀搬遷新房的人送禮時，不要送讓人聯想成火災的禮物，如煙灰缸、打火機、蠟燭、油燈等禮物。送結婚禮物時，不要送剪刀、刀具等用品，容易讓人有緣分被切斷的聯想。

返禮時要注意的事項：

（1）收到禮物的三天內要向對方表示感謝。

（2）收到禮物後馬上返還被視為是失禮的行為，一般返禮在十天後到一個月內。

（3）也有不要返還的禮物，如入園、入學、畢業、就職等收到的禮物，又如中元、歲暮、災害慰問等收到的禮物。

（4）返禮的尺度基本是收到禮物的三分之一或者一半。

如果是送現金的情況，要放在紙袋裡，日語統稱為「のし袋」。挑選這種紙袋，也很有講究。它分為兩種：一種為慶事用的祝儀袋，一種為喪事用的不祝儀袋。紙袋上必須附有花紙繩，日語叫「水引」。慶事和喪事的花紙繩的顏色是不一樣的。另外，目的不同，花紙繩的打結方法也不一樣。如一般慶事是打蝴蝶結，在花紙繩的上方寫「御祝」、「御禮」等字樣，下方寫上贈送人的名字。婚慶用的話是花紙繩向兩端拉長，然後打個解不開的結，表示結婚只限定一次，暗示白頭到老。在花紙繩的上方寫壽字，下方寫贈送人的名字。喪事的話，紙袋上也是用花紙繩打上與婚慶一樣的結，表明不反覆第二次。在顏色上，慶事的花紙繩用紅白或金銀顏色，喪事的花紙繩用黑白或雙銀顏色。當然，花紙繩也有事先印製在紙袋上的，這是在金額較少的情況下使用。

（常送的禮物——糕點）

【日本人的智慧與狡黠】

這樣看來，日本人之所以熱衷贈答·互酬，並創生出這樣一種模式放置於社會的循環系統之中，就在於贈答·互酬的本質可能就是在贈答·互酬的循環性結構中創生出維繫這個共同體所必須的義理與恩的認同。哪怕這個認同是表面的、形式的，甚至是不情願的。共同體就在看似表面的、形式的，不情願的義理與恩當中，不至於破裂，不至於出現叛逆者。這也是某種意義上的共同體確認體系。

例如，在日本，日產公司員工是絕對不可以乘坐豐田車的。如有一個在日產工作的員工，他父親去世了，在準備葬禮的時候，會遇到麻煩：日產沒有靈車，豐田有靈車，但就是不能租用豐田車。因為葬禮這天，很多日產公司的人要來，看到後就會產生麻煩——個人對公司的忠誠度有問題。為了避免這類麻煩，他就只能租用外國進口車做靈車。這就表明在日本個人行使自由的時候必須時刻想到公司。放大點說，必須顧及共同體，不能做有恥於共同體的事情，更不能做背叛共同體的事情。反過來，公司里的職員如果犯錯觸法了，公司就會出面道歉，這在是日本的一個常規。

日本民俗學家柳田國男在《罪的文化與恥的文化》論文中寫道：恩是中國語。日語中沒有與恩相當的詞語。除了「御恩」這個特殊的用語之外，恩這個用語完全沒有融入日語的口語中。日本人曾經把恩看成在道德之上有其巨大力量的表現，在中世末期的足利時代，恩的概念被極度擴大了。現在恩的意義已經變得模糊了，甚至變成了與借財一樣的東西。

現在看來這個分析還是準確的。問題的戲劇性正是在於：日本人一方面熱衷於報恩感恩，一方面又深知恩所帶來的麻煩。因此受到生疏者的恩，對日本人來說是最討厭的事。由此故，日本人對大街上發生的天災人禍一般不予理睬。這並不是冷淡麻木所至，而是因為他們感到，除了警察以外，任何人隨便插手都會使對方背上恩情。明治以前日本就有一條著名的法令：「遇有爭端，無關者不得干預。」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是有明確的職責而出面幫助，會遭人懷疑是不是想從中撈點什麼好處。由此故，你對日本人越好，送得東西越多，他反而越不自在越反感，因為這會增加他的人情債，從而觸動他敏感的自尊心；反過來，你對日本人越冷漠和越不在乎，他反而越舒服。因此，在日本，態度冷酷甚至粗野的青年被視為「好」青年；在修行中，越是粗暴的老師，就越被認為是最有幫助的。

這就形成了一個奇怪的悖論：一邊是恩重如山，情義無價；一邊是躲避恩惠，逃離情義。但贈答·互酬與報恩感恩的文化體質，能自主地提升體制內的忠誠度，卻是不爭的事實。在這方面，日本人顯示了他們的智慧和狡黠。

法國社會學者莫斯在《贈與論》中說，贈與的根底里有咒術。這一點是否也適用於日本？日本的贈與行為是否也充滿了咒術？歷史上的親鸞是日本人中唯一一個否定咒術的人，但他沒有提及贈與的咒術，他否定的是鬼神、吉凶與方角等方面的咒術。這就為後人留下了一個話題：日本的贈與是否也是一種咒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