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衣：一個柏拉圖式的儒學理念符號
「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唐代經學家孔穎達在《春秋左傳正義》里如是說。
自在距今2萬年北京周口店山頂洞人的遺址里發現一枚保存完好的骨針起，河南、山西、陝西等地的仰韶文化遺址中，不斷發現有石制和陶制的紡輪、骨針、骨錐等原始的紡織和縫紉工具，也有在陶器上發現印成布紋的痕迹和畫有布紋的彩繪，還在陶器底部發現過編織物痕迹，其他在長江流域、東北地區也都有陶制紡輪等發現。豐富多彩的中國服飾文化史篇章，大概就是這樣從新石器時代開始了。
古代傳統服裝雖然千姿百態，但只有兩種基本形制，一種為上衣下裳分制，另一種是上衣下裳連制。本文所要討論的深衣屬於後者。
（深衣考誤：一卷／(清 婺源)江永撰，摘自安徽省圖書館網頁）
文獻記載里的深衣
從目前所能查閱到的文獻記載來看，「深衣」最早出現在《禮記》里。其中，《檀弓上》、《王制》、《玉藻》和《深衣》篇里都有提及到。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古時的深衣，是遵循著一定製度的。「以應規、矩、繩、權、衡。」具體的是「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如此循規蹈矩設計出來的深衣，「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
深衣形制是「短毋見膚，長毋被土。」「深衣三袪，縫齊倍要。」「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
（深衣解：一卷／(清 休寧)戴震撰.摘自安徽省圖書館網頁）
「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因為與「規、矩、繩、權、衡」五法相適應，所有聖人穿著深衣。「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去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因為代表了無私、正直、公平，所以先前的天子們很看重深衣。天子和諸侯等貴族們「朝玄端，夕深衣。」「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吊。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
「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 深衣被廣泛應用。就其性質是「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穿著深衣時，也須考慮到具體個人家庭情況，用以不同的衣緣作為修飾。「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黃宗羲制深衣圖）
就如東漢經學家鄭玄對《禮記·深衣》的注:「名曰深衣者,以其記深衣之制也。」《禮記》里的《玉藻》和《深衣》篇，對深衣的上衣和下裳所費布幅、長度、腰圍與下擺的比例關係、衣領和袖口形狀、衣邊的用色、邊寬、袖長等都有了具體的說明。但是，這些「五法」裁剪蘊含在各種類比里，其技術細節甚是模糊不清。後世歷代儒家學者用文字註疏和圖樣解說的形式，對深衣用進行各種考究和推斷。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的邱春林對此進行了研究分析，具體有如下表：
從上述表格我們可以看出，歷代經學家以及現代學者雖然對《禮記》中的深衣見解和研究成果甚多，但大多都集中在深衣裁製上，並且各執一詞，沒有統一的意見。當然，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能從其中尋找出一些深衣的基本特徵：用布十二幅匹、上衣下裳分裁、腰部連制、有衣緣裝飾等。
連制的上衣下裳：被稱為「深衣」的考古發現物
從目前為止所有的考古材料來看，連制的上衣下裳從原始社會時就已經存在，直到漢代一直生生不息，魏晉之後才逐漸消失。
辛店文化是原始社會晚期的一種青銅文化，陶器以繪有簡單黑色圖案為特點，其中有少數陶器上繪有的人形圖像，穿著一種被沈從文稱之為「貫頭衣」的服裝。從圖案上來看，這種服裝是自肩及膝、上下沿平齊的細腰狀長衣，無領無袖、貫頭而著，是為一種概括性或籠統化的整體服裝。其他如內蒙古狼山岩畫、甘肅黑山石刻、吳家川岩畫以及新疆西北等地區的岩畫中，都有與辛店文化彩陶上人形紋飾表現手法類似的服裝出現，相同之處是都具有「上下相連、被體深邃」的特徵。
（1929年洮河流域辛店文化遺址出土）
關於商朝的上衣下裳連制服裝資料，我們可以從商代遺址及墓葬中出土的玉、石、陶、銅等不同材質人像中得到。例如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編號為371的玉人。根據考古報告，其衣著「交領垂於胸，長袖至腕，袖口較窄。腰束寬頻。衣下緣似及足踝。衣上飾雲紋。」身份應為奴隸主。另外如三星堆二號祭祀坑的青銅立人像，根據朱彥民的分析，這位身為大祭司身著上下連屬的長襟內衣，徑可稱為「深衣」。
（婦好墓371號玉人）
1974年，在寶雞茹家莊一號西周墓發現一件青銅人像，他「身著袍服，交領垂於胸，長袖至腕部，窄袖口，腰身較細，束寬頻，袍服特長，遮及足踝。」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的出土於河南洛陽東郊西周墓中的玉人也是這種穿著，類似的還有藏於美國哈佛大學福克美術館的西周玉人。
（青銅人像，茹家莊一號西周墓出土）
現代很多服裝研究者都普通認定，「深衣」出現在春秋、戰國之際。從考古發現的周王室及趙、中山、秦、齊、楚等國的遺物中，確實都曾有穿著連制衣裳的人物形象。如洛陽金村出土的玉雕舞人、臨淄郎家莊出土的齊國漆盤紋飾、河北平山出土中山國銀首人形燈座等。戰國後期，這種形制衣著有了較大的發展，以楚墓為例，出土了大量的木俑、帛畫等文物，真實地再現了當時的楚人服飾，尤為珍貴的是，江陵馬山一號楚墓出土的一批上下連制衣服實物。這些衣服漸趨寬博，衣袖也漸為寬大，面料均為高級絲織物，圖案和紋飾更是絢麗多彩。
（周玉佩，洛陽金村出土）
（帛畫，長沙陳家大山楚墓出土）
（小菱形紋錦面綿袍N16，江陵馬山一號楚墓出土）
西漢時期，連制的曲裾長衣是主要服裝款式，男女都有穿著，但在女裝中佔據主導地位。從漢墓中出土的彩繪木俑上，可以看出當時的服裝樣式基本沿襲了戰國楚服的特點，但也有一些些改變，比較明顯的是衣襟繞轉層增多，衣服下擺部分增大。凡這種服裝的腰身都裹得很緊，腰際或臀部有系扎著絲帶。東漢時期，又出現一種被稱為「袿衣」的連制衣裳，即在底部出現由衣襟曲轉盤繞而成的兩個尖角。兩漢期間的制衣材料一般比較輕薄，如馬王堆漢墓的一件素紗禪衣重僅49克。以長沙馬王堆一號墓出土的實物為例，連制的衣裳面料多為羅琦，也有手工描繪的敷彩紗和羅琦地的「信期綉」和「長壽綉」等。印花敷彩絳紅紗錦袍的衣面圖案由枝葉、蓓蕾、花蕊及花穗組成。這些衣物多採用平挺的錦類織物鑲邊，再飾雲紋等紋飾，應為所謂的「衣作綉，錦為沿」。
（素紗褝衣，馬王堆漢墓出土）
連制的上衣下裳 = 深衣 ？？
鄭玄註疏云：「名曰深衣者，謂連衣裳而純之以采也。」孔穎達《禮記正義》曰：「所以此稱深衣者，以余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從這些文字里，很容易得到的理解是，深衣就是連制的上衣下裳。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博士劉樂樂認為，《禮記》里的深衣在「色」、「形」、「意」上都有禮的要求。「色」方面，其意為素，皆用白細布裁成，領、袖與下齊皆飾以黑繒；「形」方面，其意為深，其長無曳地、短無露膚；「意」方面，其意為中，有中正之形且合中正之數，於是有中和之德。「深衣所呈現的身體是禮樂文化下的社會性身體，而非個體的、自覺的身體。它所體現的是整個社會的禮樂制度及一個階層的心性修養。」深衣以其「色」、「形」、「意」合於禮，繼而使身體動作合於「禮」，使人的容貌自然有威可畏、有儀可象。
（小菱形紋錦面綿袍N15，江陵馬山一號楚墓出土）
《禮記》是一部由西漢戴聖編撰的儒家思想資料彙編，其中個別文獻在傳抄流傳過程中有秦漢人增加的文字，但其主體部分都是先秦之作。其中《錙衣》、《服問》、《深衣》、《儒行》、《喪服四制》等在展示了衣冠制度的同時，也表達了儒家在服飾方面的價值取向。
根據湖南博物館袁建平的《中國古代服飾中的深衣研究》，在「深衣」廣泛使用的戰國和兩漢期間，以馬山一號楚墓為代表的、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衣袍實物與《禮記》里的深衣對比，除上衣下裳相連、袪（袖口）廣以及袂胡下（寬大而下垂）、純之以采（衣服以織錦或刺繡品作為包緣）等項較為接近外，其餘各項，例如下裳的腰為「三袪」（三倍於袪圍），「縫齊倍要」（下擺為腰圍的一倍）、裳前後各六福和衣裳所用面料等，實物形制與文獻記載相距甚遠。在所有考古出土實物與表現服裝的形象資料中，至今也是沒有找到與《禮記》記載相一致的連制衣裳。
（印花敷彩紗絲綿袍，馬王堆漢墓出土）
對於沒有發現相一致的衣裳實物，劉樂樂判斷為，戰國時期的楚服和兩漢期間的曲裾「深衣」、直裾「深衣」是在「色」與「意」上，對《禮記》里深衣的破格和革變。
（羅地「信期綉」絲綿袍，馬王堆漢墓出土）
考古材料告訴我們，連制上衣下裳存在的這一客觀事實，是不可否認的。但是，連制的上衣下裳就等於是深衣嗎？或者，深衣是由書本上的描述直接革變成了實物的深衣制衣裳？在做出判斷時，我以為需要注意的是：第一，連制衣裳出現的時間早於深衣的出現；第二，如果連一件符合《禮記》描述的深衣都沒存在過，又哪裡來的破格和革變？
（一鳳一龍相蟠紋綉紫紅絹單衣N13，江陵馬山一號楚墓出土）
春秋戰國相交之際，農業和手工業因為鐵工具的廣泛應用，得到了比較快速的發展，社會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各個領域也隨著發生了急劇變化，學術界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這些種種，給服飾穿著方面帶來了相當大的衝擊力。正如《淮南子·覽冥訓》所記：「晚世之時，七國異族，諸侯製法，各殊習俗。」各諸侯國的衣冠風俗，都各有自己的特點。如地處南方的楚國崇尚高冠，齊國上下都追隨齊桓公穿著紫色服裝，地處西北方的趙武靈王則推崇「胡服」。不僅各國服飾異彩紛呈，各學派也都有著自己的服飾審美觀，如墨家提倡「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法家認為「崇尚自然，反對修飾」，佔據顯學地位的儒家則是「君子正其衣冠，潔身自好」而「文質彬彬」。
深衣初次出現在《禮記》里時，連制衣裳不僅已經產生，而且很有可能已在廣大地區普遍流行開來。春秋戰國時期的紡織和染色技術已經非常發達，絲織品種類繁多，其中以精美輕薄的齊國「齊紈」和魯國「魯縞」尤為著名。連制衣裳上的織物圖案更是繁複華麗，菱形、方棋形、彩條形等組成分割空間的框架，再以流暢的曲線勾勒出如舞鳳飛龍紋、螭龍飛鳳紋、雲紋、田獵紋、菱形花卉紋等。
（龍鳳虎紋綉單衣局部，江陵馬山一號楚墓出土）
綜上所述，相比生硬得把深衣這一名稱套用在那些只大致類似《禮記》所規制的衣物上，我更願意將深衣理解為，它是儒家學者們從現實衣物上概括抽象出來的一個概念，是用以承載儒學思想觀念的一個符號。就如「續，猶屬也……鉤邊，若今曲裾也。」鄭玄注深衣時，也是用當時實際普遍流行的曲裾作為例比進行解釋。深衣的涵義不僅是「被體深邃」，更是「五法已施」，而意義深遠。深衣即是理想化的儒家理念。
從出土的漢俑、各類畫像以及衣服實物上我們可以看出，兩漢期間衣裳連制的曲裾長衣和直裾長衣非常普遍。而深衣也被提高至「禮制」地位。根據《後漢書·輿服志》記載，如「通天冠，高九寸……服衣，深衣制，有袍，隨五時色。」「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紺上皂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絛。」等，天子用以配通天冠時的服裝、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皇后謁廟服、貴人助蠶服等都為深衣制。
東漢末年，鄭玄為《禮記》作了非常出色的註疏，以至在後世盛行不衰，並逐漸成為經典。深衣也隨著儒學地位提升和統治階級重新構建禮制的需要，幾次被記入正史中。晉代時，根據《晉史·輿服志》記載，「皇后謁廟，其服紺上皂下，親蠶則青上縹下，皆深衣制。貴人、貴嬪、夫人助蠶，服純縹為上與下，皆深衣制。」到宋代時，《禮記》被列入『十三經」之中，為士者必讀之書。《宋史·輿服志》也記有：「中興，士大夫之服，大抵因東都之舊，而其後稍變焉。一曰深衣，二曰紫衫，三曰涼衫，四曰帽衫，五曰襕衫。」
（朱紅菱紋羅絲綿袍，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
初時，連制的上衣下裳只是深衣概念的原型。應了五法又能廣泛應用的這一理念被提煉抽取出來之後，一方面，深衣隨著儒學和《禮記》的永久不衰而不斷地被解釋和演繹；另外一方面， 連制的上衣下裳也隨著社會的發展而進行自身的進化。
深衣= 儒服？？
自從《禮記》成為經典後，深衣就披上了濃厚的儒家色彩,也因此被很多人直接稱為儒服。儒服，顧名思義，一般就是指儒生專用服飾。
《禮記·儒行》里，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根據鄭玄的註疏，魯哀公見孔子的服裝與士大夫不同，又與庶人的不一樣，懷疑那就是儒服，於是向孔子詢問。這是儒服第一次出現的場景。或許孔子是真的不知道什麼是儒服，或是他寧願講授儒行而不願意在儒服問題上糾纏，但很多人諸如魯哀公就認為，儒服是孔子或儒家弟子獨有的服飾。就如《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配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出，儒服是有的，或如《墨子》里提及的「其徒屬弟子皆效仿孔某」，也還被作為孔門弟子的一種外在象徵。
所謂儒生，是指學習儒家典籍並信奉儒家思想的人。這是一個歷史性發展著的概念，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表述。儒服的實際種類，也隨儒生範圍和時代發展而不斷變化著。如春秋戰國時期，儒生應單指孔門弟子，儒服相應的就是孔子口中的「逢掖之衣」、「章甫之冠」等。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儒術獨尊」，建議太學，設立五經博士，儒學成為官學，在官學的弟子都在儒生範圍之內。其時的衣裳是為曲裾衣袍，東漢時是為（直裾）襜褕，再配以進賢冠以及東漢後流行起來的幅巾。
（漢代儒士，成都青槓坡出土講學圖畫像磚）
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因為戰爭頻繁，時局分裂動蕩，思想界再次活躍起來，而儒學式微。魏晉士人兼具儒、道色彩，他們蔑視禮教束縛，在服飾上的更加寬大起來，放蕩不羈，瀟洒自然，最典型代表是為竹林七賢。他們袒胸露臂，披髮跣足，配以白綸巾以及木屐等，其他更有鶴氅、麈尾等個性佩飾。南北朝時，北方少數民族的遷徙引起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服飾方面也是南北相互借鑒和大規模的民族間相融合。
（竹林七賢磚畫像，南京博物院藏）
從隋唐開始，科舉制度盛行，考試內容基本是儒家經典，天下讀書入仕之人都可以稱為儒生。
唐朝是古代社會發展的高峰期，文化風俗上兼容並蓄，廣采博收。自馬周遵照唐太宗之命制定品色服以後，儒生服飾也被分為不同等級，如《新唐書·車服志》記：「黑介幘者，國官視品、府佐謁府、國子大學四門生俊士參見之服也。簪導，白紗單衣，青襟、褾、領，革帶，烏皮履。未冠者，冠則空頂黑介幘，雙童髻，去革帶。書算律學生、州縣學生朝參，則服烏紗帽，白裙、襦，青領。」如《游騎圖》中，黑色襆頭、白色圓領袍衫、下配靿靴，應為唐代文人雅士的普遍穿著。也正如白居易的詩：「晚入東城誰識我，短靴低帽白蕉衫。」
（《游騎圖》局部，唐，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宋朝時，君主崇尚儒學。儒學不僅得以復興，也得到了新的發展 —— 理學產生，並漸而佔據思想體系的主導地位。在服飾上，強調拘謹、保守、樸素，色調要求單一，儒生文人的服飾趨向「儒雅」化。《宋史·輿服志》里記，「中興，士大夫之服，大抵因東都之舊，而其後稍變焉。一曰深衣，二曰紫衫，三曰涼衫，四曰帽衫，五曰襕衫。」深衣，只是宋朝士大夫服裝的一種。而司馬光和朱熹也都曾根據自己對《禮記·深衣》的理解，製作深衣，史稱「溫公深衣」和「朱子深衣」。
（宋代文人，馬遠，《西園雅集圖》局部）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後，進行了一系列恢復漢族禮儀的改革措施，「衣冠悉如唐代形制」。《明史·輿服志》中分條詳細記載了不同階層的服飾，對於儒生服飾，入仕前後都有詳盡記述。如洪武年間規定生員服襕衫，凡巨人、貢生、監生穿藍色四周鑲嵌黑色寬邊的直綴。由於科舉的盛行，眾多貧寒之士可以藉此升入較高的社會層級，身份地位陡然倍增，衣飾穿戴上是「昔日青衣衫，今日紫緋綠。」 然而，明初就出現服飾僭越現象，到中後期，尤其萬曆之後，隨著經濟的發展，南方地區社會生活中僭禮逾制的現象凸顯。不僅儒生僭越比自己身份高的服飾，普通民眾也穿上儒生的服飾。如明初嚴格規定的儒生服飾方巾，到萬曆時屠販奴隸亦有佩戴。在吳敬梓的《儒林外史》中，就有多處記載商人穿著儒服。
（明末清初的士人，《婁東十老圖》局部）
根據（清）孔希旦的解釋，「孔子之所服，蓋深衣也……深衣之袂，其當掖者二尺二寸，至祛而漸殺，故曰『逢掖之衣』。」 春秋戰國時時期的儒服或是 「深衣」，而自漢代以後，儒服隨著社會和時代的積累和發展，呈現多樣性和時代性。穿著儒服的人群，也在不斷的變化著。而深衣依舊只是存在於《禮記》和歷代儒家學者理念之中。深衣和儒服之間，雖然有著一定程度的關聯性，但肯定不是可以互相替代，實質也就是兩個基本不相同的概念。
結語
自「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中國傳統衣裳就被賦有「天人合一」的理念。深衣「五法已施」，是把這個理念具體化。莊重大方、謙和恭敬、公平正直、材質尚朴等特性，使深衣「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 《論語·雍也》里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對於儒家來說，外在形象是非常重要的，其中肯定包括服飾方面。雖然考古材料中並沒有發現和《禮記》里所記深衣完全符合的衣物，但借深衣這一符號以訴求「規、矩、繩、權、衡」，並取「無私、正直、公平」的理念一直都存在著。這也應是歷朝歷代儒家學者對深衣糾結不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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