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貪」、「能臣」兩面人——和珅是怎樣從「清官」—東方阿明的博客—強國博客—人民網

嘉慶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十五日，這是一個闔家歡樂、萬家團聚的元宵佳節，一代權臣和珅卻在獄中獨自向隅神傷。想起往年元宵，自己在家中受眾人侍奉、盡情享受的歡樂，再體味今夜元宵的凄涼與落寞，不由悲情湧起，吟出《上元夜獄中對月兩首》：

「夜色明如許，嗟令困不伸。百年原是夢，廿載枉勞神。室暗難挨曉，牆高不見春。星辰環冷月，縲紲泣孤臣，對景傷前事，懷才誤此身。餘生料無幾，空負九重仁。」

「今夕是何夕，元宵又一春。可憐此月夜，分外照愁人。思與更俱永，恩隨節共斷。聖明幽隱燭，縲紲有孤臣。」

兩首詩充分反映和珅預感末日將臨的傷感與悲鳴，可是他至死不悟，總覺得自己並沒有什麼錯。說到底，他認為自己的悲劇是「懷才誤此身」，大有一種心猶不甘而又無可奈何的心情。

客觀地說，和珅的想法也很自然。在封建剝削制度的政治環境下，「陞官」與「發財」，原本就是聯在一起的，是一個事物的兩個面。他做大官，撈大錢，這有什麼錯？！和珅認為，他的所得「都是合法的」！

早在雍正時期，清王朝就實施「養廉銀」制度。朝廷公開允許地方官以「火耗」或稅賦等合法形式，對百姓進行搜括以作官員的「養廉銀」；這是一種合法收入，其幅度甚至可達官員本身俸祿的10到100倍之間。在清代，下級官員向上級「送禮」也未明文禁止，是「天經地義」的。和珅要是沒有這個「才」，也不會官居一品、當上首席大學士、領班軍機大臣，當然就不會有那麼多的人給他送錢，他當然也就不可能成為「巨貪」，更不會有如此的下場。

其實，作為歷史上最大的「貪官」——和珅，他最後「倒霉」，既不是那一椿貪污案東窗事發，也不是那一件「賄禮」被揭發。所謂20條罪狀，多是列數其「大不敬」、「違制」、「狂妄」和「瀆職」等，居然沒有一條是專門談貪污受賄問題的。說白了，和珅「翻船」還是因為政治問題，是他的權勢太大了，是新主子嘉慶皇帝容不了他，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必然結果。

和珅是個兩面人，他既是個「貪官」，同時也是個「能臣」。他是封建官員的一個典型，只不過在他身上表現得更為極端，更為淋漓盡致罷了。

和珅的「能臣」一面

和珅，紐祜祿氏，字致齋，原名善保，滿洲正紅旗人，生於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父親常保，曾任福建副都統。和珅早年父母雙亡，家境貧困。但憑藉其旗人身份與祖上的餘蔭，於二十五年（1760年）成功進入咸安宮宮學。其為人聰明好學，不幾年，已熟練掌握滿、漢、蒙、藏四種語言，更精通儒家經典。和珅文采、武功一流，深得老師吳省蘭的器重。

三十四年（1769年）己丑科舉，和珅參加考試，名落孫山。他決心另覓進身之途，以文生員身份承襲三等輕車都尉，入皇宮鑾儀衛當差。和珅儀錶俊偉，為人機靈，又胸懷文才，入宮後很快受到乾隆帝注意。

據《庸庵筆記》記載，有一次，乾隆要外出，倉促中找不到儀仗用的黃蓋，遂脫口責問：「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誰之過歟？」（老虎、犀牛跑出籠子來傷人，龜玉在匣子里被毀壞，是誰的過錯呢？）

這是引用《論語·季氏》中的一句話，用來責問「這是誰的過錯？」。侍衛們都聽不懂，只能儍乎乎地嚇得不敢出聲。這時，和珅應聲說道：

「典守者不得辭其責也！」意為「執掌此事的難辭其咎！」這正好也是《四書》中對上句話的註解「豈非典守者之過邪？」現被用在這個場合，顯得自然貼切。

還有一次，乾隆正在讀《孟子》。天色已暗，乾隆看不清書上的注，就命和珅掌燈，當時和珅就問皇上是哪一句，乾隆告訴他之後，和珅隨即就把書上的注全部背了出來。

和珅的博學，加上他的機敏，確實讓乾隆驚喜。乾隆很快就看上了這個年輕人，從此，和珅時來運轉，入宮不到十年，就從三等侍衛擢升至御前侍衛、副都統、戶部侍郎、軍機大臣、總管內務府大臣等要職。隨著職務的不斷提升，和珅也不負乾隆的信任，為政之初謹言慎行，辦事於練，也算清廉，成了乾隆身邊朝夕不可分離的人。史書稱「高宗（乾隆）若有咳唾，和珅以溺器進之。」善解人意，視君如父。

和珅有才幹，又很會辦實事。有些看來難辦的事，到了他手裡卻得心應手。比如解決乾隆辦「千叟宴」難題就是典型一例。

「千叟宴」是康乾時代的一種「尊老」盛宴，康熙時辦過一次，乾隆時辦過兩次，前後辦過三次。前兩次都辦得不理想。主要因為，此類盛宴得在春節期間舉行，北京的天氣冷（其時沒有空調），從全國各地請來好幾千老人，只能在露天場所一起吃飯，很難解決一個取暖問題。比如剛出鍋的熱菜，急匆匆端上來就涼了，結果是越吃越冷，確實大煞風景。第三次「千叟宴」恰逢由和珅（時兼內務府總管）負責籌辦，結果這一難題被他輕鬆地化解了。和珅開動腦筋，把主菜改為大「火鍋」，他改革了舊式小火鍋，發明了加煙囪的大火鍋，每桌一個，既吃熱菜又取暖；熱呼呼的宴席，直讓數千位老人吃得眉開眼笑。此次「千叟宴」後被傳為佳話。

和珅通曉多種語言，乾隆與班禪的藏、滿上層交流全仗他；連接待英使馬戛爾尼的翻譯也是他。據《乾隆英使覲見記》記載，和珅給馬戛爾尼這位「洋鬼子」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相貌白皙而英俊，舉止瀟洒，談笑風生，樽俎之間，交接從容自若，事無巨細，一言而辦，真具有大國宰相風度。」讚譽他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又據《和珅列傳》記載，和珅是當時少有的文武全才。他的記憶力驚人、聰明決斷、辦事利索、多才多藝，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一般懂政治的人大多不善經濟，可是和珅又偏是個理財能手。

他初任內務府大臣時，內務府庫銀空虛。而朝廷辦事又得花錢，如修《四庫全書》、用兵、修園林、修皇陵、修河、救災等，哪一筆化費都不能少。和珅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在短短几年裡，通過整肅崇文門關稅等辦法，把空虛的國庫變得飽滿起來。他的幾位前任就因辦不到這一條，一個個都被撤了職罷了官。這也使得後來乾隆要辦事、花錢，都得找和珅解決問題。為了替朝廷斂財，和珅還搞了一個「議罪銀」制度。

所謂「議罪銀」制度，是一項以「罰錢頂罪」的制度。就是說，官員犯罪，允許依情節輕重，以多少不一的「議罪銀」罰交內務府，以此來免除一定的刑罰；這可令貪腐官員被揭發後，仍然可以免除死刑。此法一出台，立即受到貪官污吏們的歡迎，也招致一些直吏的質疑。應該說，議罪銀制度的實施，確實使乾隆皇帝的錢包鼓了起來，解決了財政危機。但同時，也加速了貪官們斂財的力度和速度，極大地加深了清王朝整個官僚隊伍的腐敗程度。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是和珅人生具有轉折意義的一年。這一年是他鴻圖大展，充分展現其辦案才能——顯現其「能臣」的一面；也正是這一年，又讓其露出了貪官的貪婪一面——和珅開始滑向貪腐的深淵。

這一年，雲貴總督李侍堯貪侵公款案發，和珅受命同侍郎喀凝阿一起前往查察。李為一代「才臣」，曾為乾隆所倚重。和珅深知此行之重，視此一差遣是他顯示才能、獲得進一步拔擢之良機。一到雲南，他先裝作懦弱無能，不思公務的樣子麻痹李侍堯，暗地裡派出得力家人細心查訪。然後設法逮捉李侍堯的親信僕從大管家趙一恆，軟硬兼施，終於獲取有關李侵吞公款的具體材料，一筆筆查得個詳詳實實；後又整頓了雲南的吏治，徹底釐清各州、府、縣庫的虧空。

李侍堯案是個「團伙案」，此案審結，整肅了一大批貪官，李被判斬監候。乾隆欣賞和珅辦案之幹練，給了他不少賞賜，又連連給他陞官，還把自己的女兒和孝公主嫁給他的兒子。這一年裡，和珅所受殊榮為朝廷眾大臣所望塵莫及，百官爭相巴結，其權勢令人側目。

然而，恰恰正是在這一年，和珅把李侍堯及其黨羽的一大份財產私吞，收入囊中。他嘗到了掌握大權與大貪的滋味，並自覺大膽地一步步邁向「巨貪」的高峰。

和珅的貪官一面

嘉慶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十八日，嘉慶帝「賞賜」和珅白綾一條，令其自盡。和珅知道死期已至，不禁感慨萬分，臨死前在衣帶間占上「七絕」絕命詩一首：

五十來年夢幻真，今朝撒手撇紅塵。

他時唯口安瀾日，記取香魂是後身。

詩的前兩句，系感慨自己似夢似幻的人生，無可奈何地宣告「永別了！」更多的是充斥一種憤懣之情。

後兩句詩中，「唯口」，指說話；「安瀾」，寧靜、太平之意。「他時唯口安瀾日」，就是等到人們可以不受政治環境影響說真話的時候，定能給我一個肯定的評價——「記取香魂是後身」。說明和珅至死認為自己是「香魂」，而不是「醜類」，是一個忠於皇上的「好人」。

此詩還有另一版本：

五十年來夢幻真，今朝撒手謝紅塵。

他日水泛含龍日，認取香煙是後身。

實際上是改了後兩句。筆者認為這是後來文人精心的篡改，主要是為了強化了詩的不滿與仇恨情感。

所謂「他日水泛含龍日，認取香煙是後身」，就是說：來世再生，我和珅一定要牢牢控制住你皇帝（「含龍日」），永遠成為我手中的玩物（充滿了對嘉慶的仇恨！極大地增加了「復仇」的隱喻）。

絕命詩經這樣一改，耗費了不少後來史家特別是附會者的心血。他們附會「女禍亂國」之說，把此詩聚焦到和珅的「前身」和「後身」上。說和珅的「前身」是乾隆寵愛的妃子馬佳氏，而「後身」便是世人不齒的慈禧太后。

據野史記載，乾隆未登基時，曾與父皇雍正的妃子馬佳氏暗生情愫，但被皇后鈕祜祿氏撞破。皇后惱怒萬分，賜馬佳氏自盡，乾隆聞訊，趕去相救未成，只能眼睜睜看著相愛的人死去。出於留戀，乾隆咬破手指，滴血在馬佳氏額頭，約其20年後轉世再相聚，並以此印記相認。

乾隆當了皇帝後，一直懷念馬佳氏，苦等20年，且南巡好幾次，始終未遇見額頭有紅記之人。沒想到於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他在侍衛中無意發現額頭上有紅記的和珅，就此認定和珅乃馬佳氏投生，一直寵幸和珅，並加以擢升和重用。野史還渲染和珅與乾隆親密無間，甚至有同性戀關係。

此故事經不起推敲，有人查證過，皇后與馬佳氏根本不同時，明顯屬於杜撰。但仍流傳極廣，後世一些文人更是承襲了這種說法，以此來解讀和珅的絕命詩，解釋和珅受乾隆信任的原因。

和珅得乾隆寵幸，長期掌握朝政，實際上控制了皇帝那裡的「話語權」。這種客觀上的權勢加上其主觀上的貪婪，終於造就了這個官場「巨貪」。

據《清史稿·和珅列傳》載，和珅當道，同僚中凡有不依附於他的正直官員，就別想有好日過。他往往會「伺隙激上怒陷之」，伺機挑動乾隆的不滿加害之；反之，凡是臣服於他、主動向他行賄的官員，即使犯了事，也不要緊，他會「為周旋，或故緩其事」，幫他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這就使得朝廷上的大官們，不得不把和珅「恃為奧援，剝削其下以供所欲。」

開始尚有一些勛臣如首輔阿桂、言官錢灃等相牽制，後隨阿桂等逝去，錢灃以勞瘁死，曹錫寶、尹壯圖皆獲譴，「益無顧忌」。一句話，滿朝文武為了保住自己的「功名富貴」，均對下大肆搜括以奉和珅。

和珅通過任用官員索取賄銀的的方式搞貪腐，內而九卿，外而督撫司道，凡是敢不向和珅納銀獻寶的，凡不是同和珅沾親帶故的，都別想當上官。形成了「和相專權，補者皆以貲進」，「政以賄成」的國殃民嚴重局面。

清王朝是個中央集權的國家，上層主要官員的一舉一動，對下層各級官員具有極大的影響。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和珅的貪腐直接導致乾隆晚期全國各級官員的貪腐，形成了整個官場全面腐敗，從而成為清王朝走向衰落歷史性的一個轉折。

僅以當時國家最為重大的「國政」——河防而言，由於此一公共事務每年投入巨大，主管官員「河帥」一職，歷來被視為「肥缺」。和珅以此為買賣，所任之人，均出其私門。「先以巨萬納其帑庫，然後許之任視事，故皆言水患充斥，藉以侵蝕國帑」，「至竭天下府庫之力，尚不足充其用，……而庚午、辛未高家堰、李家樓諸決口，其患尤倍於昔，良可嗟嘆」。每年國庫投入，皆入大小貪官腰包，興修水利，有名無實，僅為欺上壓下，貽害百姓而已！

和珅一生究竟貪斂了多少財富？這是一個難解的謎。

據《清史》記載，嘉慶四年（1799年）和珅被參劾，列二十大罪狀；其家被查抄，抄獲的家產竟有：

夾牆藏金26，000餘兩；私庫藏金6，000餘兩；地窖藏銀300餘萬兩；通州、薊州當舖、錢店貲本10餘萬兩……。查抄清單共109號，包括各種奇珍異寶，值銀2億2千多萬；另有土地80萬畝；當舖75座；銀號42座，總計查抄資產相當於5年的國庫收入。

有的版本的數字更大，有認為總數達8億兩之鉅，超過清廷10年國庫收入的；也有認為相當於當時20年國庫收入的；等等。不管怎麼說，有一點確實不假，那就是：「和珅跌倒，嘉慶吃飽」！

就依照最低數字估算，即《清史》版本相當5年國庫收入的說法，如按其時清朝年國庫收入為7，000萬兩計，那麼，也達3億5千萬兩之數！

綜觀和珅為官30年，斂財白銀竟有3．5億兩之數，平均每年高達1,000多萬兩！假設他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承辦李侍堯案件以前，還曾是個清官；那麼，他的貪墨是自那得勢以後的事，實際時間則為20年，按其平均算，每年貪墨斂財數就是年1,700多萬兩！簡直不可想像，堪稱中國古代歷史上第一號的特大「巨貪」！

「多行不義必自斃」

和珅的一生，非常值得人們回味。

作為一位「能臣」，和珅能文能武，原本盡可以為國、為民做出貢獻，無論是「立德」、「立功」，還是「立言」，他都有這方面的條件。對他的才能，其同時代的人，幾乎一致於以肯定。

乾隆對他的評價是：

「臣工中通曉西番字者殊難其人，唯和珅承旨書諭，俱能辦理秩如，勤勞書旨，見稱能事。」「平薩拉爾，亦曾督戰。賜爵勵忠，竟成國干。」（《平定台灣二十功臣圖贊》）

曾任直隸總督的大學士英廉，早在和珅入宮前就把他看上了，認為他「機敏且善察言觀色」，「少有大志，他日前途不可估量」，並把自己最寵愛的孫女兒馮氏嫁給了他。

至於後來成了和珅敵人的老師朱珪，也不因惡而諱言：「珅早年好學，唯其為官後日漸貪婪，後手握權柄，挾百官於朝廷」，「令吾感嘆」！

可見，和珅有才能是公認的。但有才能的人卻不能做一個好人，這實在是一個極大的悖論與遺憾。

根據現有的史料看，和珅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查辦李侍堯案件之前，已為官10年，在人品上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可以說是一個清廉的官員。那麼，為什麼在查辦李侍堯案件這一年，他這個人就突然變了？發生了由一個「清官」向「貪官」的轉變？這就值得我們對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這一年作一番研究，看一看這一年對和珅來說，究竟發生了什麼？

正月，和珅赴雲南查李侍堯案；

在回京路上，和珅升戶部尚書；

隨即被任命「在議政大臣上行走」；

五月，和珅被實授御前大臣；

隨即補鑲藍旗滿洲都統；

其子被賜名豐紳殷德，被指定為乾隆帝十公主固倫和孝公主額駙（駙馬爺），待時完婚；

六月，授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皇帝貼身警衛的指揮官，正一品）；

十月，任《四庫全書》總裁官，兼辦理藩院尚書事。

顯然，這一年對和珅來說，就是福星高照，連連加官進爵。更為重要的，這一年還使他成了乾隆帝的「親家」，改變了身份——變成皇親國戚。這些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和珅的官階升高，權位加重，地位鞏固。用《易經》的話說，就是「飛龍在天」！

然而，這世界上萬事萬物的發展都有一個規律，叫做：物極必反。和珅所以會在這一年從「清官」變為「貪官」的道理同樣如此。

位高權重，必然帶來依附者眾，拍馬、送禮的人自然多了；地位鞏固，膽子自然會大起來，必然無所顧忌。如此，外界的制約因素大大削弱，而自身私慾卻不斷膨脹，最後，在私慾的驅動下，「清官」就自然而然地完成了向「貪官」的轉化。

其實，在「政以賄成」的封建政治制度下，和珅即使成了「貪官」，也並不必然會有身敗名裂的下場。問題還是他太「順」了，太過張狂了，他只知「進」而不知「退」，連「一朝天子一朝臣」這種最起碼的道理也不懂，這才會有他最後悲慘的下場。

歸根結底，這是：多行不義必自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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