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璽璋|梁啟超的革命與反革命
在中國，更是如此。百餘年來，革命已經滲透到我們生活的所有方面。從最初的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到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再到後來的國民革命，直到國共兩黨的國民革命、階級革命、土地革命、武裝革命（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最後發展到1949年之後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革命革到每個人的靈魂——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狠斗私字一閃念，革命革到這個份上，就是泛革命化，或革命的神聖化。
革命成為一種美德，成為道德至善的最高目標，並以此為目標，改造國家，改造民族，改造社會，改造每一個人，改造別人，也改造自己。當革命被神聖化的同時，「反革命」也被建構成為「罪大惡極」，並將「反革命」作為一種刑事罪名列入法律。而在日常生活層面，一切都要革命化，婚喪嫁娶要革命化，思想言行要革命化，唱歌要唱革命歌曲，過年要過革命化的春節，有人說是革命拜物教，誠哉斯言！
但是，經歷了「文革」之後，革命的合法性受到懷疑，「革命信仰」發生了嚴重的危機，現實情境的深刻變化和體驗提供了重新認識階級鬥爭和革命鬥爭之合法性的眼光，人道主義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於是便有了90年代的「告別革命」之說。
然而，由於官方傳媒的視而不見，刻意迴避，告別革命一直停留在口號階段，沒有引起廣泛深入的討論，對民眾的實際影響微乎其微。故在20年後的當下，似乎又有了不得不革命的理由和要求革命的呼聲。這種情形再次印證了梁啟超曾經給出的一個定律：「革命復產革命，殆成為歷史上普遍之原則，凡以革命立國者，未或能避也。」
前不久在北京看了廣州軍區戰士文工團演出的一台話劇《共產黨宣言》，這台戲的優劣且不論，就內容而言，顯然是在張揚革命的合理性與必然性。共產黨人林雨霏獻身革命的英雄氣概是令人敬佩的。
然而，在共產黨成為執政黨60多年之後，演出這樣一台話劇，有沒有現實針對性？或者是曲折地表達了一種社會情緒？大家可以思考。
就話劇所提供的故事而言，共產黨所以要革命，一是國民黨殺共產黨，因此，共產黨要暴動，要革命，要以暴力反抗暴力；二是國民黨腐敗，劇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那位沈處長，藉機霸佔鄺家的財產。就革命的合理性與必然性而言，這是一個很小的角度，與《共產黨宣言》給出的「革命」有很大差別。馬恩提出的革命，是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統治，是「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
最後，「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他們的代表作就是巴黎公社，而他們提出的革命的理由，現有社會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壓榨和剝削，它的基礎是少數人佔有社會上的絕大多數財富，而社會意識形態和官方機構則為這種佔有提供保護和解釋其合理性。
因此，不僅要掀翻這個社會，還要清除它是思想觀念，與它徹底決裂。這是20世紀激進主義思潮的總根源，共產黨革命最終一定要走到這個路線上去，否則就是修正主義，從第二國際的考茨基、托洛茨基，到蘇聯的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再到中國的劉少奇，都曾被冠以這樣的名目。革命「革」到最後，不僅自留地、家庭副業作為資本主義的尾巴要被「革」掉，而且，頭腦中的私字一閃念也要革掉。
沿著這個思路想一想，當下喊著要革命的志士們，無論毛左，還是自由派、民主派，都應想一想，要革命，革誰的命，怎麼革命？領導力量是誰？主力軍是誰？同盟軍是誰？革命對象是誰？誰是敵人，誰是朋友，這些革命的首要問題，究竟搞清了沒有？我敢說恐怕沒有，都沒搞清楚，革的什麼命？如果說，以為反腐，打老虎，打蒼蠅就是革命，就能實現普遍的社會公正和公平，那是農民革命均貧富、等貴賤的想法，與現代革命不是一回事。
然而，主張走議會道路，合法鬥爭，階級合作，社會改良，在共產黨內部始終被稱作修正主義，對外則稱作資產階級改良派，我們看1949年以後官修的近代史，對梁啟超，就是這樣定義和命名的，至今，他仍然帶著這頂帽子。 於是，就產生了兩個問題，一是如何看待梁啟超這個「改良派」，他的真相究竟是什麼？二是如何看待改良和革命這兩種不同的改造社會的理念和方案，中國的社會實踐，最終是後者壓倒了前者，它給中國帶來了什麼？我們如何看待革命的後果？ 先說第一個問題。梁啟超是不是改良派？這個問題並不好回答，這裡也涉及兩個層面，一是學理層面，如何理解革命、改良這些概念；二是實際層面，梁啟超的多變，他在不同歷史時期主張不同，具體的表現也不同。 關於學理層面。 1902年，在日本，梁啟超作了《釋革》一文，對「革命」一詞在使用過程中所發生的被曲解和被誤讀的情形做了深入探討和分析，廓清了「革命」的內涵和外延，明確了使用「革命」一詞時的必要限制。他首先說明，革命「含有英語之Reform與Revolution之二義」。前者以英國1832年議會改革（確立代議制、和平的不流血的）為例，日本人翻譯為改革或革新；後者則以法國1789年推翻路易十六的專制統治（暴力的）為例，日本人翻譯為革命。
但他馬上指出：「革命二字非確譯也。」因為在中國，革命主要針對王朝易姓而言，「是不足以當Revolution之意」的。據許慎《說文解字》，革的意思是「獸皮治去其毛」，其中包含著脫離、改變和死亡之義；命則意味著生命、命運和天命。兩字合成為「革命」，卻是儒家學說中最重要的政治概念之一，最早出自《易經》中的彖（tuan四聲）辭，即：「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成湯滅夏而建立商朝，武王滅商而建立周朝，都被稱作革命，其中就包含著以武力推翻前朝，對舊皇族實行殺戮的意思，這也合乎它的古義「獸皮治去其毛」，這顯然是西方Revolution的意義中所沒有的。毛澤東曾宣稱：「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他對「革命」的定義，只是體現了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與中國傳統革命話語的簡單結合，此外還有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鬥爭，也常常表現為一個推翻另一個的暴力行動。但這仍然是比較表面化的解釋，其中另有深意存焉。一是「天地革而四時成」，這就是說，猶如自然界春夏秋冬四時變化一樣，王朝循環的歷史運動也有其變化的必然性，於是，革命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必然性；二是「順乎天而應乎人」，這是講革命的合法性，順應天意民心，反過來說，一個王朝如果有悖於天意民心，革命自然就會發生。歷史上的農民革命，哪個不是拿了天意民心作借口？而新朝的建立哪個不說是奉天承運？
梁啟超看到了這一點，他說，Revolution的本意，應該是指「人群中一切有形無形之事物」的「變革」。他甚至進一步對Reform與Revolution的含義做了區分，認為前者針對尚未完善或發展尚不充分的事物，使之完善或促其充分發展之；後者則針對有害於群體的事物，要絕其患，非改弦更張不可。
於是他說：「其前者吾欲字之曰改革，其後者吾欲字之曰變革。」他認為，數年前他們所搞的變法維新運動，可以稱之為「改革」，近年來「外患日益劇，內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漸增進，浸潤於達哲之理想，逼迫於世界之大勢，於是咸知非變革不足以救中國。其所謂變革雲者，即英語Revolution之義也」。
梁啟超希望用「變革」代替「革命」，他所擔心的是，革命使得「天下士君子拘墟於字面」，專與「現在王朝一人一姓為敵」，從而忽略了更為重要的「必一變其群治之情狀，而使幡然有以異於昔日」的任務。因此他說：「故妄以革命譯此義，而使天下讀者認仁為暴、認群為獨、認公為私，則其言非徒誤中國，而污辱此名詞亦甚矣。」實際上，「易姓者固不足為Revolution，而Revolution又不必易姓」也。
中國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幾十次王朝更替，但「只能謂之數十盜賊之爭奪，不能謂之一國國民之變革」。他還說，中國歷史上的這些革命，「一二豎子授受於上，百十狐兔衝突於下」，是當不起Revolution這個「文明、崇貴、高尚之美名」的。他發現，「泰西數千年來，各國王統變易者以百數，而史家未嘗一予之以Revolution之名」。而以此命名者只有三次，一次為1688年英國的「光榮革命」，再一次為1775年美國的獨立戰爭，第三次即發生在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
由此看來，即使將Revolution翻譯為「革命」，這個「革命」也已經被賦予了新的含義，並負載著新的歷史使命。它所要實現的目標，絕非改朝換代那麼簡單，而是包含了政治體制的變革和社會改革兩個方面。
政治上，從君主政體轉變為現代民主政體，即憲政體制。作為名義上的國家象徵，皇帝可以保留，但這個皇帝必須接受憲法的約束。
在社會層面，則包含了人的現代化在內的國民整體之進步，也即梁啟超後來所謂新民之說。
所以他說：「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學術有學術之革命，文學有文學之革命，風俗有風俗之革命，產業有產業之革命，即今日中國新學小生之恆言，固有所謂經學革命、史學革命、文界革命、詩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說界革命、音樂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種種名詞矣。」
所以，「近百年來，世界所謂變革者，其事業實與君主渺不相屬，不過，君主有順此風潮者，則優而容之，有逆此風潮者，則鋤而去之」。既然如此，朝廷權貴則不必忌恨革命，社會流俗也不必害怕革命，仁人君子更不必為革命而憂心忡忡。「聞革命二字則駭，而不知其本義實變革而已」。
在這裡，變革即革命，革命即變革。既如此，我們看梁啟超，究竟是革命派呢，還是改革（改良）派呢？不過，由於日本人的「誤譯」（用了漢語中革命一詞），又由於不能把法國大革命排除在Revolution之外——儘管它帶有以暴易暴的特徵，事實上，Revolution本身已經包含了和平漸進和激烈顛覆兩種政治革命的模式。
於是，現代中國在消化Revolution時，便傾向於將革命等同於對政治制度的激烈變革，並熱衷於採取暴力的方式。特別是當革命被等同於進化論的歷史觀之後，竟奇妙地與中國傳統革命一詞所包含的王朝更替觀念融為一體，革命即革新，代表著新生的力量，而改良則成為守舊、保守的代名詞。
隨著「革命」一詞的深入人心，相沿成習，順而呼之，難以避免，即使梁啟超本人，也只能以「革命」一詞指稱那些搞暴動、暗殺的人為革命黨。為了和以暴易暴的革命劃清界限，他後來不得不嘗試將「革命」區分為最廣義、次廣義和狹義三種：「革命之義有廣狹，其最廣義，則社會上一切無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變動皆是也。其次廣義，則政治上之異動與前此劃然成一新時代者，無論以平和得之以鐵血得之皆是也。其狹義，則專以兵力向於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國數千年來，惟有狹義的革命，今之持極端革命論者，惟心醉狹義的革命。」
在其他地方，他還把廣義革命稱之為「政治革命」，把狹義革命稱之為「種族革命」。他說：「政治革命者，革專制而成立憲之謂也。無論為君主立憲，為共和立憲，皆謂之政治革命。苟不能得立憲，無論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礎，生若何變動，而或因仍君主專制，或變為共和專制，皆不得謂之政治革命。」又說：「種族革命者，民間以武力而顛覆異族的中央政府之謂也。」
而他最擔心的，正是被民族情感所驅使的種族革命有可能壓倒並取代以平和的自由、秩序的平等為其特徵的政治革命，如果真是這樣，憲政則無望矣。
誠然，儘管梁啟超被官方史學定義為改良派的代表，而1905年的革命與改良之爭，已經做實了他的改良派身份，但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卻是在現代意義上使用「革命」並使之在中國得到普及的第一人。他努力想使中國真正融入世界革命，即他所謂廣義革命的進程中，但遺憾的是，他的努力只是促成了人們從恐懼革命到擁護革命的轉變，客觀上幫助了那個狹義的革命，促成了中國現代激進主義的形成，在清末改良與革命的競賽中，革命勝過改良，這也是原因之一。 再看實際層面。 從學理層面我們已經了解了梁啟超對革命的理解、認識，以及尷尬的處境和無可奈何，我們再來看看他在實際層面做了些什麼。 梁啟超的政治生涯從1895年公車上書開始，最初，他參與政治活動的主要方式是辦報，先是《中外紀聞》，後為《時務報》。他的言論雖引起一些人的恐慌和不安，甚至不滿，但也只是一些詞語犯忌而已，他的《變法通議》明目張胆地批評朝廷，要求改制變法，抑制君權，伸張民權，說出了當時人人所欲言而未能言說的議論。此時的梁啟超已經提出了初步的有大眾參與的民主政治思想。吳玉章說：「當我讀到康梁（特別是梁啟超）的痛快淋漓的議論以後，我很快就成了它們的信徒，一心要做變法維新的志士。「1897年10月，梁啟超到湖南時務學堂任總教習，他的思想更趨激進。在前往湖南任教之前，他與同人商討教學宗旨，便主張採取急進法，以種族革命為本位，並得到了康有為的默許。
後來，康有為致信趙曰生，解釋其中的原因：「當戊戌以前，激於國勢之陵夷，當時那拉氏攬政，至上無權，故人人不知聖上之英明；望在上者而一無可望，度大勢必駸駸（qin）割鬻至盡而後止，故當時鄙見專以救中國四萬萬人為主。用是奔走南北，大開強學、聖學、保國之會，欲開議會得民主以救之。」他們還根據所定宗旨編寫了課本，並將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節鈔刊印數萬本，秘密散布。
該書從政治、法制、教育、經濟和軍事五個方面對君主專制制度進行剖析，提出一種包含了反對君主專制，主張民主、民權的政治模式，具有樸素的民主思想，因此，自乾隆年間就被長期列為禁書，直到梁啟超刊印傳播，才開始流行民間。
後來，孫中山也曾刊印此書，作為宣傳革命的小冊子。梁啟超說：「這部書是他的政治理想，從今天青年眼光看去，雖象平平無奇，但三百年前——盧騷《民約論》出世前之數十年，有這等議論，不能不算人類文化之一高貴產品。」
其實，梁啟超當時刊印此書，也需要勇氣和膽量。後來，王先謙、葉德輝輩就以此為證據，告時務學堂為革命造反的巢窟。他給學生講課，主要內容為《公羊》、《孟子》，以此發揮他的民權思想，倡言革命。後來引起全湘大嘩，群起而攻之，從湖南一直影響到北京，有御史甚至上書彈劾—在一定意義上構成了戊戌年的黨禍。
他們指出：「今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權耳，平等耳，試問權既下移，國誰與治？民可自主，君亦何為？是率天下而亂也。」 他在湖南除了講學，還參與了南學會的籌辦工作，而在他看來，南學會就是未來憲政國會和議院的演習。梁啟超在《湖南廣東情形》中講得更加具體：「而南學會尤為全省新政之命脈，雖名為學會，實兼地方議會之規模。」他甚至鼓動湖南巡撫陳寶箴自立，他說：「為今日計，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後中國有一線之生路。」
這顯然是個很危險的想法，梁啟超並非不了解這種危險的嚴重性，他明白：「以今之天下，天子在上，海內為一，而貿然說疆吏以自立，豈非大逆不道狂悖之言哉！」但他認為，既然瓜分的危險已經迫在眉睫，那麼，憂國憂民的人就難免會鋌而走險。他看到了另一種危險性，說道：「今日之督撫，苟不日夜孜孜存自立之心者，雖有雄才大略，忠肝義膽，究其他日結局，不出唐景崧、葉名琛之兩途。一生一死，而其為天下之人萬世之唾罵者，一而已。」
我們再看他在流亡日本後的表現。儘管此時他仍然跟在康有為的後面力倡保皇，但實際上，他的革命激情正日益高漲，表現之一是欲與孫中山的革命派聯合。到日本後，梁啟超有一種可以為所欲為，暢所欲言的感覺，以前約束他、鉗制他的舊勢力，無論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現在都奈何不了他了。而譚嗣同等人拋灑的熱血，更激發起他的鬥志，他不再遮遮掩掩，也不必欲言又止，他開始言革命，言破壞，言民權，言自由，他大聲疾呼： 「今日之中國，積數千年之沉痾，合四百兆之痼疾，盤踞膏肓，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則一切調攝滋補榮衛之術，皆無所用。故破壞之葯，遂稱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為今日第一美德。這正是梁啟超傾慕孫中山，並試圖與之聯合的思想基礎。而康有為自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春天離開日本，赴加拿大。梁啟超擺脫了老師的約束，與孫中山的接觸也就不再避嫌。他們你來我往，越來越打得火熱。
據蔣百里的侄子蔣復璁回憶：「嘗聞梁令嫻女士稱，其先君在日本次年（1899年），中山先生曾多次往訪，二人大談革命。一日，令嫻女士在隔室中聞孫梁二先生高聲辯論革命之道，以為二人爭吵，急趨探視，見其父來回度於室中，孫先生則倚床而坐，各敘所見，狀至融洽。」
梁啟超在《雜答某報》一文中，也提到他們在這一年的七月間，在橫濱的吉亭相晤，夜半三更，擁被長談。那時他們談到革命的手段，以及土地國有等問題，梁啟超稱讚孫中山的主張，「頗有合於古者井田之意，且與社會主義之本旨不謬」。
直到徐勤、麥孟華向康有為告發，迫使梁啟超在這一年年底遠赴檀香山。其間還發生了梁啟超與韓文舉等十二位同學，在日本江之島的金龜樓結義一事，他們結義的目的，就在於互相激勵，不致日久使革命鬥志有所消磨。這也引起康有為的誤會，以為梁啟超想藉此架空自己，並取而代之。
他不僅自己寫信痛斥梁啟超，還發動其他弟子聲討梁啟超。梁不斷檢討自己對長者的不恭不敬，但始終不肯放棄自己的主張，即爭自由，爭民權的主張。他批評康有為的「但當言開民智，不當言興民權」是與「張之洞之言」一脈相承。
他認為，興民權與開民智必是相輔相成的，不興民權，無以開民智；不開民智，又很難興民權。尤其以當時的國民素質，不提倡自由，則民智也開不了，民權也興不了。「故今日而知民智之為急，則舍自由無他道矣。……必以萬鈞之力，激厲奮迅，決破羅網，熱其已涼之血管，而使增熱之沸度；攪其久伏之腦筋，而使大動至發狂。經此一度之沸，一度之狂，庶幾可以受新益而底中和矣。」
康有為責備梁啟超鼓吹革命，鼓吹破壞主義，是未將法國大革命引為借鑒，而且過於輕信盧梭的學說了。但是，梁啟超並不認為法國革命所造成的毀滅性破壞，可以成為中國拒絕革命的理由。他說：「中國與法國民情最相反，法國之民最好動，無一時而能靜；中國之民最好靜，經千年而不動。故路梭（盧梭）諸賢之論，施之於法國，誠為取亂之具，而施之於中國，適為興治之機；如參桂之葯，投諸病熱者，則增其劇，而投諸體虛者，則正起其衰也。」所以他說：「先生日慮及此，弟子竊以為過矣。」
他進而為自由的學說辯護：「且法國之慘禍，由於革命諸人，借自由之名以生禍，而非自由之為禍；雖國學派不滿於路梭者，亦未嘗以此禍蔽累於路梭也。」
他認為，「中國數千年來，無自由二字，而歷代鼎革之慘禍，亦豈下於法國哉？然則禍天下者，全在其人，而不能以歸罪於所託之名。且以自由而生慘禍者，經此慘禍之後，而尚可有進於文明之一日，不以自由而生慘禍者，其慘禍日出而不知所窮，中國數千年是也」。對於全盤否定法國革命的觀點，他也持反對意見，認為不能把法國革命說得一無是處。
他說，英國是一個立憲政治最發達、最完備的國家，對英國來說，極為關鍵的1832年議院改革，就是受到了法國革命的影響。而歐洲一些國家的政治改革，恰恰源於拿破崙的并吞或佔領。所以他說：「但觀於此，而知法國革命影響於全歐者多矣。弟子謂法人自受苦難，以易全歐國民之安榮，法人誠可憐亦可敬也。」
這是梁啟超熱血沸騰，革命激情最為高漲的時期。這期間，他在《清議報》《新民叢報》上，以「筆鋒常帶感情」的「新文體」，寫了大量介紹西方思想理論，以及他的革命主張，抨擊清政府的文章。這時的梁啟超，與其說是改良派，不如說是革命派，他甚至不迴避「革命排滿」這樣的字眼。因此，他的文章的確能夠激起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的革命激情，喚醒他們激進的革命意識。這恐怕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事實上，他的思想的主流，還是將革命理解為Revolution，而非中國傳統的政治話語。在此以後，他很快就意識到了他在使用「革命」一詞時可能帶來的相反的效果，於是有了前述《釋革》一文，對「革命」一詞做出了廣義、次廣義、狹義的界定和區分。丁文江更進一步指出：「先生從美洲歸來後，言論大變，從前所深信的『破壞主義』和『革命排滿』的主張，至是完全放棄，這是先生政治思想的一大轉變，以後幾年內的言論和主張，完全站在這個基礎上立論。這便是先生考察日多，見聞益廣，歷練愈深的結果」。
此後，他完全轉到反對「革命」的立場，他後來在文章中所提到的「革命」，多為狹義的革命，或在革命前加不同的定語，以示區別。 下面我們談談改良和革命這兩種不同的改造社會的理念和方案，在中國的社會實踐中，何以最終是後者壓倒了前者，它給中國帶來了怎樣的後果？
這時，梁啟超的改良方案，即實行君主立憲，他所謂政治革命。最早提到這種政治設計的，是他在《清議報》發表的《立憲法議》一文。其背景是清政府將實行新政。
其實，在逃亡西安的路上，由於西方各國公使的要求，西太后已承諾改革，不僅下了詔罪己，還在庚子年十二月初，下詔讓在京及各省的高官上書直言，陳述他們對行政、軍事、教育、財政，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意見。轉到辛丑年（1901）三月，再發上諭：「著設立督辦政務處，派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榮祿、崑岡、王文韶，戶部尚書鹿傳霖為督辦政務大臣，劉坤一、張之洞亦著遙為參領。」
這大約可以看作是梁啟超寫作《立憲法議》的背景。他在文章中指出：「蓋今日實中國憲政之時機已到矣。」文章發表時，署名：愛國者草議，沒有用任公或其他常用的筆名。文章前面還有簡短的說明，解釋寫作此文的原由，是「有內地誌士某君勸作巽言之論說」。當然也可能是假託，目的是要表明，這篇文章是所謂「巽言」，即恭順之言，即使「腦質頑劣之徒」看了也不會覺得太刺激，從而可以讀至「終篇而或省悟焉」。
讀罷此文，確如其所言，是在心平氣和地講述中國實行君主立憲應該採取的具體步驟和做法。
首先，他把世界上的國家，從國體上區分為君主國與民主國兩種，從政體上則區分為君主專制、君主立憲、民主立憲三種。他直言以告：「民主立憲政體，其施政之方略，變易太數，選舉總統時，競爭太烈，於國家幸福，未嘗不間有阻力。君主專制政體，朝廷之視民如草芥，而其防之如盜賊；民之畏朝廷如獄吏，而其嫉之如仇讎。故其民極苦，而其君與大臣亦極危。」既然如此他說：「君主立憲者，政體之最良者也。地球各國既行之而有效，而按之中國曆古之風俗，與今日之時勢，又采之而無弊者也。」
這是戊戌政變後梁啟超首次正式公開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張，打出君主立憲的旗幟，顯然在流亡日本後，從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中得到了啟發。晚清以來，最先注意到西方國家政治制度具有優越性的先驅者，以魏源、徐繼畲（she）、梁廷枏（楠的異體字）等為代表，其後，王韜、鄭觀應等也曾積極介紹西方的憲政思想和制度。
以王韜為例，他對英國的「君民共治」，也就是君主立憲制度，評價相當之高，指出：「英國政治之美，實為泰西諸國所聞風向慕。」其特點為「上下相通，民隱得以上達，君惠亦得以下逮」。他因此聯想到中國傳說中「三代」的故事，以為「猶有中國三代以上之遺意焉」。
此後，康有為、梁啟超等也就憲政問題發表過意見。康有為在《上清帝第四書》中便明確提出了「設議院以通下情」的主張，他進呈光緒皇帝的《日本變政記》、《俄大彼得變政記》，都以改變政體、建立近代代議製為主題，尤其強調要以日本明治維新為榜樣；百日維新期間，主張開制度局、懋勤殿於宮中，就是要仿效西方的議會制度。梁啟超的《古議院考》《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說群序》，以及《論湖南應辦之事》等一系列文章，也從議會、民權、自治等方面而觸及憲政問題。
這個時期人們對憲政的理解比較簡單，即把憲政等同於上下相通，君民共主，而且，「國之強弱，則於其通塞而已」，所以，「去塞求通」自然就成了當時進步知識階層的普遍追求。
另外，他們習慣於把現實政治問題放在傳統語境中加以討論，以儒家政治理想比附西方政治制度，這也多少透露出近代中國在接受憲政過程中的窘迫和尷尬。也就是說，近代中國對憲政的價值訴求和基本目標，始終沒有脫離中國獨特的現實語境。
這是理解梁啟超憲政思想的前提。此時他對憲政的理解已經向前跨進了一大步，開始觸及憲政最核心的問題，即如何將君主、政府及國民的權利分別以法律的形式落實下來？按照他此時的理解，簡而言之，憲政即限政，限制權力之政體也，或如他所說，為「有限權之政體」。
那麼，什麼是有限權呢？也就是「君有君之權，權有限；官有官之權，權有限；民有民之權，權有限。故各國憲法，皆首言君主統治之大權，及皇位繼承之典例，明君之許可權也。次言政府及地方政治之職分，明官之許可權也。次言議會職分及人民自由之事件，明民之許可權也」。
這正是君主立憲政體與君主專制政體的根本區別。在立憲政體下，人各有權，權各有限。憲法的功能，就在於明確其許可權而約束其行為。
因此他說：「憲法者何物也？立萬世不易之憲典，而一國之人，無論為君主、為官吏、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
對於習慣了君權高於一切的中國人來說，這些話簡直就是大逆不道，「只聞君能限臣民，豈聞臣民能限君」？近年來頗聞皇帝亦不自由云云，言外之意似乎是想證明，君權在君主專制體制下也是會受到限制的。但這種限制絕不同於憲法對君權的限制，而主要體現為「以天為限」和「以祖為限」。
它的實際效果其實倒是很有限的，故如其所言，「以天為限，而天不言；以祖宗為限，而祖宗之法，不過因襲前代舊規，未嘗采天下之公理，因國民之所欲，而勒為至善無弊之大典。是故，中國之君權，非無限也，欲有限而不知所以為限之道也」。
那麼，如何才能有效地限制君權和政府的權力呢？他認為，首先應該明確國民的許可權，賦予國民以監督政府的權力。他說：「苟無民權，則雖有至良極美之憲法，亦不過一紙空文，毫無補濟，其事至易明也。」
事實上，中國曆來都不缺少限制官吏權力的法律，也不缺少監督官吏的制度安排，但「掣肘則有萬能，救弊則無一效。監者愈多而治體愈亂」。於是，針對這種官與官之間的自我監督他指出：「監督官吏之事，其勢不得不責成於人民，蓋由利害關切於己身，必不肯有所徇庇，耳目皆屬於眾論，更無所容其舞文也。
是故欲君權之有限也，不可不用民權，欲官權之有限也，更不可不用民權。憲法與民權，二者不可相離。」這裡所強調的，顯然已經觸及立憲政治最核心的價值，即國民有監督政府，監督官員的權力，而且，這種監督一定是公開化的，「耳目皆屬於眾論，更無所容其舞文」，這樣才能確保國家不因君主的無道或權臣的跋扈而發生動亂，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貪污腐敗的問題，所以說，「立憲政體者，永絕亂萌之政體也」。
很顯然，梁啟超把君主立憲政體理想化了，但如果證之以英國實行君主立憲以來的情形，則不得不承認他說的也有一定道理。他甚至樂觀地宣稱：「地球各國，必一切同歸於立憲而後已，此理勢所必至也。」
而英國之後，各國實行立憲的途徑有四種，第一種，以普奧、日本為代表，「君主順時勢而立憲法者，則其君安榮，其國寧息」；第二種，以法國和南美洲諸國為代表，「君主不肯立憲，民迫而自立，遂變為民主立憲」；第三種，則以俄羅斯為代表，「民思立憲，君主不許，而民間又無力革命，乃日以謀刺君相為事」；第四種，以印度、安南諸國為代表，「君民皆不知立憲之美，舉國昏蒙，百政廢弛，遂為他族夷而滅之」。
這四條道路，中國該走哪一條，又能走哪一條呢？他不看好法國和南美洲諸國，也不希望中國走到印度、安南諸國，以及土耳其的路上去，而是讚賞日本，「得風氣之先，趨善若渴，元氣一立，遂以稱強」。再看中國當時的情形，「日本之役一棒之，膠旅之警一喝之，團匪之禍一拶（zan，壓迫）之，識者已知國家元氣為須臾不可緩」。
於是他說：「蓋今日實中國立憲之時機已到矣，當局者雖欲阻之，烏從而阻之。頃當局者既知興學育才之為務矣，學校中多一少年，即國民中多一立憲黨。何也？彼其人苟有愛國心而略知西人富強所由來者，未有不以此事為第一義也。故中國究竟必與地球文明國同歸於立憲，無可疑也。」
立憲固然是中國的當務之急，但梁啟超提醒大家，中國尚不具備馬上實行立憲的必要條件，他說：「立憲政體者，必民智稍開而後能行之。」他以日本明治維新為例，指出，「中國最速亦須十年或十五年」的準備期，甚至有可能更長。
於是，他向清政府提出六條建議，其一，懇請皇上昭告天下臣民，「定中國為君主立憲之帝國，萬世不替」；其二，「派重臣三人遊歷歐洲各國及美國、日本，考其憲法之同異得失，何者宜於中國，何者當增，何者當棄」；其三，待考察結束之後，成立立法局，草定憲法；其四，翻譯出版各國憲法原文，以及解釋憲法的著作，「使國民咸知其來由，亦得增長學識」；其五，公布憲法草案，在全國士民中展開討論，「定本既頒，則以後非經全國人民投票，不得擅行更改憲法」；最後他預測這個預備期大約需要二十年。
無論這個時間表是長是短，但他提醒大家，事情一定要從今日做起，「而不容稍緩者也」。他總結戊戌變法、百日維新所以失敗的教訓，看到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即忽略了從制定憲法入手。所以，既要實行憲政，就要制定一部好的憲法。
他說：「憲法者，萬世不易者也。一切法度之根源也。故當其初立之也，不可不精詳審慎，而務止於至善」。他以日本為例：「日本之實行憲法也，在明治二十三年，其頒布憲法也，在明治十三年，而其草創憲法也，在明治五年。當其草創之始，特派大臣五人，遊歷歐洲，考察各國憲法之同異，斟酌其得失，既歸而後開局以製作之。」他希望清政府以日本榜樣，將立憲確定為基本國策，並有條不紊、持之以恆地做下去，終有一天，中國也將以君主立憲國的新面目出現在東方。
事實上，五年之後，梁啟超的這套方案事實上被清政府所採納。其中一個重要契機，即日俄戰爭以日本戰勝俄國而告終。這一次，比甲午中日戰爭中國戰敗給予中國人的刺激還要更強烈，以前不相信日本因變法而打敗中國的人，現在也大體接受了君主立憲戰勝君主專制的事實，所謂「日俄之勝負，立憲專制之勝負也」。
這時，不僅國內新老士人大部分接受了梁啟超關於君主立憲的主張，官僚、疆吏、中樞諸親貴也都表示出對君主立憲的好感，紛紛上書，建議實行君主立憲。
光緒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終於做出決定，派遣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並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七月十三日，考察大臣回國不久，即宣布預備立憲。梁啟超既以君主立憲為政治革命的唯一訴求，所以，在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之後，他當即表示：「從此政治革命問題，可告一段落，此後所當研究者，即在此過渡時代之條例如何。」
而六年之後的辛亥革命，其初始階段，已經有了實行憲政的基礎——雖非君主立憲，由於立憲派的積极參与，以及袁世凱的南北斡旋，孫中山的妥協和清政府的明智退讓，通過了清室優待條件，成功實現了清室的和平退位。這在中國數千年君主制度的歷史中是絕無僅有的，是中國版的光榮革命，清王朝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光榮退休的王朝。梁啟超稱辛亥革命為「政治革命」，也是看到了這一點。
現代中國的革命，以孫中山為代表。孫中山曾對他的日本友人犬養毅說，他平生第一興趣是革命。他在《中國革命史》中這樣表白：「余自乙酉（1885）中法戰後，始有志於革命，乙未（1895）遂舉事於廣州，辛亥（1911）而民國告成；然至於今日，革命之役猶未竣也。」這是他在1923年所說的話，所謂凡致力於革命四十年，也是從1885年算起。
我們且不管這種表述中有多少水分，孫中山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但他的革命屬於梁啟超所說的狹義革命的範疇，則沒有問題。我們看他提出的革命綱領：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他後來提出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也在這個範疇之內。最初的目標是推翻滿清統治，實現共和，建立民國。
採取的手段主要為暗殺和武裝暴動。自1895年廣州起義算起，1900年有惠州起義、廣州起義，1906年有黃興領導的萍鄉、醴陵起義，1907－1908年間，又有潮州黃岡起義、惠州起義、欽廉起義、鎮南關起義、欽廉上思起義、雲南河口起義，徐錫麟、秋瑾領導的安徽安慶起義，直到1911年的廣州起義。 暗殺則有：劉思復刺殺李准，吳樾刺殺五大臣，徐錫麟刺殺恩銘，熊成基刺殺載洵，汪精衛、黃復生刺殺攝政王載灃，溫生財刺殺孚琦，陳敬岳、林冠慈刺殺李准，李沛基刺殺鳳山等。與立憲派主要在縉紳精英中發展不同，革命派主要依靠底層民眾，即南方和海外的會黨，以及新軍。這是因為，會黨有反清復明的思想基礎，容易接受他的主張。所以我們說，孫中山的「革命」中包含有中國傳統的改朝換代、王朝更替的內容，此為最有力的證據之一。
新軍則由於它的中下級軍官，多是留學日本的士官生，他們為革命風潮所鼓動，容易接受新鮮事物。最初，他們的影響力很有限，尤其在士林中，很少同志，庚子之後，清政府的腐朽昏弱日益暴露，外患日益加深，瓜分迫在眉睫，士林中憂國憂民的人增多，青年學子留學日本、歐美的日眾，特別是梁啟超的革命宣傳，昔日以革命為大逆不道的士林中人，包括一部分士紳官吏，開始同情革命，繼而贊成革命。1906年清政府「預備立憲」的頒布，則對國民心理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梁啟超在《為國會期限問題敬告國人》一文中講到政府與革命黨之間彼此進退之關係：「數年前革命說遍天下，自預備立憲之詔既頒，乃如湯沃雪乎？夫一詔則安能有此奇效？希望心有所寄，則民氣不期靖而自靖也。及乎以諸公當預備立憲之沖，而前此一線之希望，復永斷絕於諸公之手。故夫前此約以九年開國會而民安之，今茲約以九年開國會而民嘩之者，非民之靖於昔而囂於今也，希望既絕於彼，乃不得不轉而向此也。」
這是梁啟超勸告政府的肺腑之言，但清政府一意孤行，並不肯聽從他的勸告。皇族新貴假改革，真斂權，使社會精英階層普遍陷於絕望，從而轉向革命，使革命之說，如日中天，成為社會各階層的普遍訴求，從而造成了武昌事變之後迅速蔓延各省的連鎖反應 。
立憲黨人走到這一步，對於清政府的拖延敷衍，也已失去了耐心，特別是在三次請願國會失敗，各省代表被迫離京，隨後又有皇族內閣和鐵路國有政策相繼發表，立憲派的言論漸趨激烈，甚至有脫離清廷，密謀革命之舉。
徐佛蘇憶及當時的情形說道：「雖然，梁先生仍不滿意清廷縮短立憲期限之舉，曾函勉余與孫洪伊諸君，謂吾輩同志為預防全國革命流血慘禍起見，勸告各省法團向政府和平請願，此原系至緩進之法。不料吾輩要求聲嘶氣絕，而政府毫無容納之誠意。然吾輩何顏以對國民及各省請願代表，並何顏以對激烈黨人乎？故今後仍當作第二次、第三次之激進請願，不達到即開國會之目的不止。余等聞先生之主張，至愧至悚，孫洪伊先生更有血忱義憤，百折不撓，乃復領袖法團繼續請願。及第二次請願書留中，孫君更憤。其第三次請願書中，措辭則甚激昂，略謂：政府如再不恤國民痛苦，不防革命禍亂，立開國會，則代表等惟有各歸故鄉，述訴父老以政府失望之事，且代表等今後不便要求國會矣等語。竊按末次請願書措詞如此憤激者，其言外之意，系謂政府如再不允所請，則吾輩將倡革命矣。更不料清廷因此震怒，立下明諭，勒令代表等出京還里。各代表聞此亂命，亦極憤怒，即夕約集報館中，密議同人各返本省，向諮議局報告清廷政治絕望，吾輩公決密謀革命，並即以各諮議中之同志為革命之幹部人員，若日後遇有可以發難之問題，則各省同志應即竭力響應援助起義獨立云云。此種密議決定之後，翌（yi）日各省代表即分途出京，返省報告此事。然清廷毫無所聞，方幸各省請願代表已經出京，則中央政府仍可苟安無事矣。」
這種事後的記述常常會有不同程度的出入，但顯而易見的是，此時立憲黨人的心理，已經急不可待。連梁啟超的老同學徐君勉都曾寫信來大發牢騷：「弟觀政府之腐敗，亟欲為暗殺之舉動，以一死了之，尊意以為然否？」是否為暗殺之舉動，也許不必當真，但其情緒應該是真實的，也是有代表性的。
對此，梁啟超似乎也已有所考慮，他致信湯覺頓道：「吾輩雖忌器，器遂可保耶？何如一擊此鼠子，公謂何如？」他的矛盾心理此刻已經表現得相當明顯了，徐佛蘇「欲再倡革命」，向梁啟超徵詢意見，他惴惴而言道：「仆數月以來此種思想往來於心上者，日必數次，故終不肯自易其說者，非自憚以翻雲覆雨，為人笑也，實自審其聰明才力，不能任彼事，無取用其所短耳。」
雖然他自我表白「非自憚以翻雲覆雨」，其實他還是很在意的，畢竟，他在六七年前就已公開宣稱放棄革命，如今怎好自食其言？徐佛蘇則不同，他在與梁啟超結交之前，原為華興會會員，亦革命黨一分子。
所以，梁啟超說：「公若從事於舊主義，未為不可，但不識公欲以此為目的耶，抑以此為手段耶？彼輩則以此為目的者也。若如來書言，一部人狂吹，而使一部人有所挾以自進，則以此為手段者也。令誠欲以此為目的，則固有商略之餘地；若欲以為手段，則不誠無物，吾所絕不敢贊成耳。」
梁啟超有條件地贊成徐佛蘇回到革命立場，同時，不經意間，他也在文字中流露出對革命的同情。革命黨發動廣州起義失敗後，他作《粵亂感言》一文，對死於斯難的「愛國熱誠磊落英多之士」深表同情，並指出革命的不可避免，儘管這是他最不希望看到的。
他說：「今者，五千年之國命與四萬萬之民命，皆懸於現政府之手，而現政府則更有何望者？多存留一日，則元氣多斲（zhuo音灼）喪一分，彫瘵（zhai音債，病）以死與服毒以死，死等耳，其又奚擇？況乎毒藥雖可殺人，有時亦可以治病，毅然投之，尚可以於萬死中求一生，與其坐以待死期之至也。」
他承認，如果是這樣的一番道理，非革命論者也是很難回應的。而且，「在今日之中國，而持革命論誠不能自完其說；在今日之中國，而持非革命論，其不能自完其說抑更甚。政府日日以製造革命黨為事，日日供給革命黨以發榮滋長之資料，則導全國人心理盡趨於革命亦宜」，甚至「不至趨全國人盡化為革命黨焉而不止」。
梁啟超的這種思想由來已久，他在光緒乙巳年（1905）就曾經發表過《現政府與革命黨》一文，提出了這個著名論斷。他說：「革命黨者，以撲滅現政府為目的者也；而現政府者，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也。始焉猶以消極的手段間接而製造之，繼焉遂以積極的手段直接而製造之。」而且，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革命黨何以生？生於政治腐敗。政治腐敗者，實製造革命黨原料之主品也。」
清末十餘年，革命黨的發生、發展、高漲、困頓，恰好證實了梁氏論斷的準確性和正確性。而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數千年君主專制制度，似乎給解決中國問題必須選擇革命，拒絕改良，提供了充分的理由，此後百年，革命成了一條不歸路，而辛亥革命也被說成是不徹底的革命，從而開啟了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百餘年動亂的先河，這是近現代中國一系列悲劇的根源。
從歷史經驗中至少我們得到兩條教訓：第一，革命不能從理想出發，而應從現實出發，革命不是主動的行為，而是順應趨勢。所以不能著急，實業救國、教育救國、文化救國，都是不著急。第二，權利不能過度集中，集中產生腐敗，腐敗造成不公，不公滋生革命，而革命往往使得權利更加集中，陷入惡性循環。僅限全文轉載並完整保留作者署名，不得修改標題和內容。轉載請註明：文章轉載自「璽璋評論」微信公眾號：xizhangping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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