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學：吐魯番學研究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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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學：吐魯番學研究新資料 2010-12-16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查看評論　進入光明網BBS　手機看新聞

《開元十八年城主索順言牒為失火相爭事》

張銘心 1964年生於北京，研究領域為敦煌吐魯番學、石刻學。曾就職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從事金石類文物的研究鑒定工作十餘年。後留學日本，於2003年獲得大阪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現就職於中央民族大學，現為文博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副教授，吐魯番學研究院研究員。在《敦煌吐魯番學研究》、《文史》、《西域研究》等及日本的學術刊物發表論文十餘篇，參與了《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的研究整理工作。

敦煌學作為國際顯學，在國際學術界一直被高度關注。然而，隨著新研究資料的缺少，其研究熱度也在逐年下降。但作為廣義敦煌學概念下的吐魯番學，卻因新資料的不斷出現而不斷升溫。

吐魯番學最早是由西方探險家在我國新疆地區的盜掘開始的。

自十九世紀末，俄國、英國、德國、日本等國先後分別數次到吐魯番進行探險考察，並行盜掘之事。他們分別把盜掘來的各類文物帶回本國研究出版，其中斯坦因帶回英國的吐魯番出土資料由馬伯樂編輯整理，出版了《斯坦因在中亞第三次探險的中國古文書考釋》，此書在上世紀30年代整理完成，但直至1953年才在倫敦用法文出版，其內容根據出土地的不同，將文書分為十類，其中六類屬於吐魯番出土。此後陳國燦教授據此重新整理出版了《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格倫威德爾和勒柯克帶回德國的吐魯番出土資料分別被整理編輯成《1902-1903年在亦都護及其鄰近進行考古發掘的報告》（1906年慕尼黑）、《普魯士皇家第一次新疆吐魯番考察隊的行程與收穫》（《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會刊》1909年）、《新疆古代佛教聖地——1906-1907年在庫車、焉耆河吐魯番的考古記》（1912年柏林）、《高昌——第一次普魯士皇家考察隊所得新疆吐魯番古物圖錄》（1913年柏林）、《中亞古代晚期佛教文物》（1922-1933年柏林）等，此後東德曾陸續出版了《吐魯番文集》，至少出版了第六、七集。俄國由於缺少相關的研究人員，其帶回的吐魯番出土文物長時間處於秘不示人的狀態。二次世界大戰前雖然編寫發表了部分藏品的目錄，但所藏文書內容不得而知。二次大戰後，蘇聯科學院邀請了我國學者鄭振鐸幫助對所藏文物進行整理編目，出版了兩卷目錄性質的書籍，但這也只不到其藏品的三分之一，而其多數又為敦煌文書。日本盜掘的吐魯番文書，現在分藏於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京都的龍谷大學等）、中國（大連旅順博物館、上海博物館等）和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等地，並分別出版了《西域考古圖譜》（1915年日本）、《新西域記》（1937年日本）、《西域文化研究》（1958-1963年日本）、《中國古代籍帳研究》（1979年日本）、《大谷文書》（1-3卷，1984-2003年日本）、《朝鮮總督府博物館藏大谷光瑞氏搜集西域遺物寫真集》（1930年韓國）、《中央亞細亞美術》（1986年韓國）、《旅順博物館藏西域文書研究》（2007年中國）等。這一時期，中國學者雖然在清末和民國時代也有過搜集和發掘吐魯番文物的事情，如王樹枏的《新疆訪古錄》（1911年），羅振玉的《西域石刻錄、後錄》（1914年）和《高昌磚錄》（1933年），黃文弼的《高昌磚集》（1931年）、《高昌陶集》（1934年）和《吐魯番考古記》（1954年）等，但其中除了黃文弼為有組織的考古發掘外，其他均為鄉人濫挖或散見整理。

由此可知，吐魯番學研究就像當年「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的狀況一樣，也是處於牆內開花牆外結果的狀態。在這一歷史進程中，中國學者雖然也有一些零星研究，但更多關注的是敦煌文書，吐魯番文書還沒有引起更多的關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吐魯番學的命運開始發生轉變。

1959年開始，因配合農業水利建設，由新疆地區的學者為主組成的專業考古發掘在高昌古城附近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葬群開始展開。直至1975年，前後共進行了十三次發掘，共清理了456座古代墓葬，其中有203座墓葬出土了古代文書。與敦煌文書時代多為唐後期至五代宋初的情況不同，吐魯番文書時代上多為中唐以前，甚至早到前涼時期。這203座古墓葬共出土的各式官私文書近萬片，也基本上屬於十六國至唐代的。我國政府十分重視這一系列考古發現，在1976年特地成立了以唐長孺教授為首的「吐魯番文書整理小組」，前後集中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近二十人，對這批文書進行了系統整理，最後編輯出版了《吐魯番出土文書》（文物出版社，1981-1991年，1-10冊錄文本，1992-1996年，又將此錄文本附加圖版，彙集完成了四大冊大型圖版本，由文物出版社編輯出版）。可以說這一成果是首次以中國學者為中心展開的對吐魯番出土文書的大規模、高級別的研究整理。從此，吐魯番學研究的世界格局出現轉變，中國吐魯番學界開始成為了這一國際顯學舞台的中心。

由於吐魯番文書分散出土於盆地不同地域的寺窟、古墓葬和各類遺址，所以吐魯番文書雖經多次盜掘，但沒有遭到敦煌文書那樣被一鍋端的厄運。也因此百餘年來，吐魯番雖然經歷了各種盜掘和考古發掘，但吐魯番這座地下文物寶庫總是時不時地帶給人們驚喜和憂傷，各類文物仍不斷地以各種形式展現在世人眼前。這其中，有各種規模搶救性發掘而出土的文書（《新出吐魯番文書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也有許多不知具體來源的散藏吐魯番文書。而經過十餘年的沉寂，又一次將吐魯番學研究推向高潮的，是本世紀初榮新江教授領銜主持的《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中華書局，2008年）的整理和出版。

《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共收錄了包括文書和墓誌在內的約400件出土文獻，包括高昌郡時期、闞氏高昌王國時期、麴氏高昌王國時期、唐西州時期四個不同的歷史階段。與此前的吐魯番出土文獻有所不同，首先，這一次文書的出土地除了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外，還有高昌故城東北的巴達木古墓群、鄯善縣吐峪溝鄉洋海古墓群、吐魯番市東郊蘇公塔東北的木納爾古墓群及交河故城等處，出土範圍大大超出了以往。其中特別是洋海古墓群，如今的發掘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其發現已足以讓學界驚嘆。其次，因出土範圍的擴大，文書也出現了前所未見的內容，這極大地豐富了吐魯番學的內涵，使吐魯番學研究上升到了一個新高度。第三是這次的整理與研究工作，參加者都是一些全國各高校和研究機構的高學歷、高素質的中青年學者，同時在部分領域還有外國學者參加，體現了21世紀吐魯番學的時代特徵。

隨著《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的出版以及一系列新考古發現，國際學術界又一次把目光集中到了吐魯番。2005年，吐魯番地區文物局會集全國乃至世界各國的專家學者，成立了「吐魯番學研究院」，並連續數年舉辦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和高峰論壇，一個開放的、國際的、全新的吐魯番學終於回歸到了它的起點——吐魯番。

令人鼓舞的是，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出版後不久，中央民族大學博物館又徵集到了一批吐魯番出土文書，從而有幸也成為了吐魯番出土文獻的收藏機構之一。

這組文書，是中央民族大學在籌辦少數民族古文字陳列館的過程中收集到的。這組文書一共有13件，其中比較完整的4件，其餘均有殘缺。根據文書的內容等因素判斷，可以肯定是吐魯番出土的。但具體出土時間和地點不詳。這組文書中有年款的6件，最早的是開元十五年（727）的，最晚的是開元十八年（730）的。其餘的幾件從內容和書體看，也應該是同一時期的。

這13件文書的內容可謂多種多樣，例如《開元十八年五月老人左阿鼠等牒為修城事》文書，是一件鹽城百姓左阿鼠等人呈遞給交河縣的狀式（上行）文書。內容記錄的是關於州使命令鹽城百姓「修理城塞、門及城上當路剝落處」，而百姓不服從命令，因此老人左阿鼠等將此事彙報給上級。文書後部還有上級部門的批文。此文書不僅保存完整，其書法亦有特色。唐代楷書已經十分成熟。然此文書書寫略帶古拙老辣，尚有魏碑體書法之神氣。當我們展玩這幅開元十八年（唐代楷書的代表人物顏真卿此年二十二歲）的書法作品時，一股撫古思今之情油然而生。《開元十八年城主索順言牒為失火相爭事（背面為配役文書）》文書是一件鹽城城主索順言發給交河的狀式文書。其內容記述了開元十八年六月某日鹽城百姓張阿住等家失火及救火和追究失火責任等事。此文書不但有鹽城城主的簽名，還有十位老人的聯署和交河縣回復的批文，為我們研究唐代社會史提供了具體而生動的素材。《十一月十五日交河縣帖鹽城為入鄉巡貌事》是交河縣下發給鹽城的一件關於「入鄉巡貌」的帖式（下行）文書。所謂「入鄉巡貌」，就是隋唐時期實行的檢查戶口的「大索貌閱」制度中的一個程序。文書中首先書寫了八十名需要被核實戶口的人名，然後書寫了命令城主於當月十七日「火急點檢排比，不得一人前卻，中間有在外城逐作等色，仍仰立即差人往追。」等內容。這件文書對於我們認識「大索貌閱」在地方的具體實施情況，提供了具體而形象的資料。此外，這組文書中還有「第四團下鹽城納行官仗身錢歷」、「交河縣帖鹽城為納秋麥事」、「史索方帖為別差百姓事」、「交河縣帖鹽城為捉館人焦仕忠等如遲得杖事」等等。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這13件文書中一共有5件出現了「鹽城」的地名。說明這組文書與鹽城關係密切。或許這組文書就是出土於鹽城。再通過不同文書中重複出現的人名以及文書年代比較集中等來看，這組文書很可能是一個墓葬中出土的，或許這個墓葬的主人就是鹽城城主。鹽城，位於交河南部。據吐魯番文物局相關人士介紹，這裡還沒有進行過任何考古發掘，這組文書的發現，應當引起我們對這一地區古代墓葬的重視。其次，吐魯番出土文書，大多是二次利用的文書，而這次發現的文書基本上沒有二次使用的痕迹，其中多件保存完整，雖有破損，也非人為的。這說明這組文書是有意埋藏保留的，其整體所包含的信息值得深入探討。第三，這組文書中有些歷史信息非常重要。比如關於「入鄉巡貌」的文書，應該是我們在所知的出土文獻中首次見到的有關「大索貌閱」的信息。第四，由於這批文書大多保存完整，因而對研究唐代文書學具有重要價值，通過這批文書，我們基本上能將此前尚未認識清楚的帖式和狀式文書制度給予全面的解讀。

可以說，中央民族大學博物館收藏的這組吐魯番出土文書，雖然數量不多，但因其形態的完整、內容的特殊，從而成為了百餘年來所出土的吐魯番出土文獻中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組成。我們期待著這批文書能儘快整理髮表以享學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