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傳武器？日媒如何替政府攻擊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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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季龍

  • 復旦大學歷史系碩士，現在日本遊學

宣傳武器？日媒如何替政府攻擊中國

字型大小:小中大2013-04-02 07:42:16更多163

關鍵字 >> 日本媒體涉華報道對華政策讀賣新聞朝日新聞政府宣傳

最近，筆者在東京千代田區與某日本友人宴飲時，聽說她已經十多年沒有去過中國了，便順口推薦她乘坐高鐵去北京遊覽，豈知這位慶應義塾大學的博士臉色驟變，對我說：「你們的高鐵不是不安全么？不是出過事故么？」「怎麼回事，最近沒聽說過有這事兒啊？」對於這位女士的疑問，筆者詫異了好一會兒，方才領悟到原來她指的是2011年的甬台溫動車追尾事故。於是，我費了很大功夫向她解釋，自從那次事故以後，鐵路部門已經採取了包括減速在內的許多措施以保證行車安全，再說京滬高鐵的安全和舒適度都在日本新幹線之上。可是，直到飯局結束，我也沒有能夠在這個問題上說服她。

這樣一個十多年沒有去過中國的日本友人，對中國鐵路的認識從何而來呢？懷著這個疑問，我在飯局結束之後向她求證，回答簡單而明確——「從媒體嘍！」原來如此。為了求證她的答案，筆者回家後點開日文雅虎，以「中國鐵道」為關鍵詞進行搜索，果不其然，數年來整版整版的相關新聞都是以揭露或者批評中國鐵道的問題為主。

以《產經新聞》針對此次兩會期間決定分拆鐵道部的改革的報道為例，在挑出了中國鐵路部門的大堆問題狠批一通之後，更是煞有介事的說不好好解決這些問題的話，外界對中國的信任勢必進一步減弱。天，好厲害的思維跳躍！居然可以將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發展交通運輸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與這個國家的國際信譽聯繫起來。筆者驚訝於《產經新聞》記者的腦補之餘，卻不得不沉思一個來日數年來一直縈繞在心頭的問題，日本媒體的涉華報道究竟在秉承什麼原則，採取怎樣的態度呢？

媒體的目的並不在於告訴讀者真相

毫無疑問，日本是亞洲乃至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媒體大國，各大媒體之間圍繞熱點新聞的激烈競爭也眾所周知。不過，儘管各家媒體都極力標榜自己的「獨家觀點」，但實際上，正如新加坡著名日本問題學者卓南生指出的，對同一新聞事件的報道，各家媒體在報道模式、評論調子乃至報紙版面的設置上竟然出人意料的整齊劃一。

以筆者這些年在日本的觀察，僅從涉華報道的情況來看，卓先生的判斷十分準確。尤其是幾乎所有日本媒體，包括時常被國內視為立場「親華」的《朝日新聞》，對華報道的基調雖不能一概說是「負面」和「不友好」的，但毋庸置疑，在報道中國的時候大都擺出「批評」與「揭露負面新聞」的姿態，居高臨下地對中國發生的事情評頭論足。不得不說，日媒對華報道的目的並不在於向本國的觀眾讀者介紹中國的真實情況，進而加深日本民眾對中國的理解。實際上它們的報導幾乎永遠都圍繞著「國益」（即日本的國家利益）、在華日企的利益和在華日本人處境的好壞來進行。

以日媒對此次習近平主席的外事訪問報道為例，當其他西方媒體將關注的重點放在中國新領導人在國際經濟事務上將如何發表自己意見的時候，它們卻發表了不少與此次習主席訪俄、訪非的主題不搭調的諸如「中俄是否會在領土問題上聯手對日」、「中俄合作是否意在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等帶有強烈臆測色彩的報道與評論。當然，這些報道與評論的焦點無一例外地放在中國的動向會如何影響日本利益這一點上。只是，讓筆者感到有些奇怪的是，日媒的報導似乎總是在突出中國應該如何改進才能有利於中日關係良好發展這一點，而甚少提及日本自身應該作出怎樣的努力。換言之，如果有問題，則一定出在中國這邊是日媒對華報道的一種常見態度。採取這樣一種態度的對華報道，已經在日本民眾當中造成了必然的負面影響。

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是，儘管安倍晉三現在標榜自己在2006年的第一個任期內致力於中日關係的緩和與改善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例如被譽為「融冰之旅」的訪華），他的後任福田康夫和麻生太郎內閣主政時期，中日關係也在相當一段時間內處於風平浪靜的「小陽春狀態」。但根據《每日新聞》2008年進行的民意測驗顯示，同一時期日本民眾的對華好感度居然不升反降了2.2個百分點，為此項調查有史以來的最低。日本內閣在同年發表的外交輿論調查報道也顯示，當時有66%的日本人對華「沒有親近感」。

造成這種民意與政情「乖離」的直接原因是日本媒體對2008年所謂「中國毒餃子事件」的煽動式報道。筆者至今還清晰地記得，當時日本的媒體是如何連篇累牘、沒日沒夜地用煽情的言語將所有使用中國產食材的視頻統統貼上「有毒食品」的黑標籤，進而大肆批判中國社會體制的「落後」與「不負責任」。傳媒的這種論調，與當日安倍政府倡導的中日間「戰略互惠關係」的主旋律完全背道而馳。不僅如此，當時的一部分日媒和名嘴（日本稱為「評論家」）公然批判幾位「弱勢首相」對華的「軟弱姿態」。可是，在媒體看似偏頗的，不顧「中日友好」大局的行為背後，卻隱含著它們操縱民意，表達政府不便公開表達的意見，以對華施加壓力的「合理動機」。究其根本，日本媒體從其發展的早期開始，就一直在遵循著積極、主動配合政府的準則，而它們在塑造日本國民的思想意識乃至於行為方式上所起的作用絲毫不遜色於日本的學校教育（某種意義上來說更有過之）。

媒體替政府說出了想說而不能說的話

《紐約時報》現任駐日本分社社長馬丁?法克勒（Martin Fackler）在他新撰寫的《信任缺失：福島核事故後的日本新聞界危機》一書中，將日本媒體與政府之間的互動歸納為「新聞記者作為行政的一個環節，把政治精英的思維咀嚼消化後向國民解釋說明……國民不加懷疑地接受這些『被給與的報導』」。法克勒在本書中，點出了一個日本的新聞記者不同於其歐美同行的特點，即在重大問題的報道上，他們習慣於從政府那邊獲得「獨家的內線消息」而不是靠自己的調查去發掘新聞。而支持這種做法的體制上的保證就是在日本歷史悠久的「記者俱樂部」組織。

日本的記者俱樂部出現於19世紀90年代，其乘員大多為各老牌媒體的記者，每當日本政府進行發布重要信息的時候，總要為他們召開特別的新聞發布會。所以，日本中央政府在對外發布消息時，通常會分別對記者俱樂部的記者和其他記者（包括外國記者在內）召開兩場新聞發布會。這一組織的用意，在於有特定的媒體記者組成的記者俱樂部與特定的政府部門形成長期的關係，藉此該記者組織得以優先獲得從特地部門透露的「重要信息」，實質上是為特定的媒體壟斷信息來源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在今天世界範圍內媒體競爭高度激化的情況下，日本的大牌媒體依然嚴守著這種不合時宜的組織。因為這麼做可以從新聞源頭上排除新興媒體的競爭。自然得到了各老牌媒體支持。可既然是依靠和政府部門的關係來獲取信息，那麼媒體在信息來源和報道的方式上自然必須與政府保持默契。所以，媒體的報道在很大程度上就體現了政府意識，而沒有獲得獨家透露的其他媒體一般也只能採取忠實「轉載」的方式來進行報道，最多不過是由編輯附上一些評語罷了。

這種「跟風轉載」式的報道絕非如《讀賣新聞》經濟部主筆齋藤治所說的那樣，是由於「日本的國民性不喜歡標新立異，喜歡整齊劃一」，而是最先獨家發布的媒體在報道口徑上與政府部門早有默契，其他的媒體如果不按照統一口徑來發的話，勢必開罪重要的信息來源——日本政府。所以，儘管已故日本前首相宮澤喜一在擔任大藏大臣的時候曾批評戰後的日本媒體依然在塑造盲從上級的國民，把他們變成了千人一面的「金太郎糖」。可是，造成這種結果的最大責任人顯然是日本的政客們而非媒體。

由此可見，日本媒體對華報道的基調，實際上反應了日本政府對華的真實態度，或者不如說，這些媒體代替日本政府說出了不方便直接說的話吧。

媒體是政府對中國使絆子的宣傳武器

自1970年代末，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以來，日本媒體對華報道的姿態來看，其報道的基調基本上是跟隨著日本國家對華戰略定位的轉變而轉變的。以70、80年代中日雙方蜜月期的情形而言，日本各媒體在涉華報道上多半正面積極。但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當時的日本正處於泡沫經濟破產前經濟景氣的巔峰狀態，那時日本輿論界最多討論的問題是「日本何時成為世界第一」這樣的宏偉願景。而中國剛剛迎來改革開放的春天，無論在資金還是在技術上都有不少地方需要仰賴日本的援助，所以當時的日本政府和輿論界盡可以將中國視作是一個進行合作的理想對象，以實現日本領導層理想中的雁行經濟布局（即在資本和技術上佔據亞洲經濟的領導地位的日本充當大雁的身體，中國和東南亞作為日本產品的加工工廠和市場成為大雁的兩翼）。當時自信滿滿一心「超美」的日本，自然盡可以對於依然「落後貧窮」的中國表現出大度而包容的態度。在那個時代，「中國機會論」是日本輿論對華評論的一種基本調門。當然不可忽視的是，聯手中國共同對應蘇聯在遠東地區可能的軍事擴張，也是日本在70、80年代與中國結好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必須指出的是，日本輿論的願景總是希望中國永遠居於日本之後，甘於充當一個加工工廠和產品市場的角色，以為這便是理想的雙邊關係的基礎。

然而，90年代伊始，泡沫經濟的破滅和蘇東巨變的衝擊，在很短時間內改變了日本政府和輿情的對華態度。首先是受到美國強有力狙擊（以「廣場協議」後的日元升值為代表）的日本經濟大受挫折，日本在經過一番摸索之後，決定放棄和美國爭奪「世界第一」的不切實際的目標，轉而繼續戰後一貫的在美國的保護之下充當美國「忠實盟友」的方針，作為交換，日本將謀求美國的默許，讓其在亞太地區發揮政治和軍事影響力，從而在後冷戰的世界格局中實現其成為政治、軍事大國（這是日本政客和媒體常說的正常國家的真實含義）的夙願。

其次，蘇東劇變的發生，改變了東北亞地區的地緣政治力量版圖，蘇聯的威脅不復存在，而美國國內一直存在著將後冷戰時代的中國定義為「新時代的蘇聯」的呼聲。日本乘此機會，響應美國國內對華強硬勢力的呼籲，在1996年4月17日與美國簽訂了重新定義美日同盟關係的《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從這個時候開始，日本政界實際上已經確定了聯美製華的基本方針，所以從90年代開始，日媒對中國報導的基調也隨之轉到上面提到過的批判與責難的模式上。尤其是從90年代至今，日本的經濟長期陷於停滯倒退的不景氣狀態，而中國經濟自那個時候起一路高歌猛進，如今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對此，從90年代開始，在日本的輿論中，側重經濟方面的「中國威脅論」開始取代「中國機會論」成為主流。可奇怪的是，不僅是針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對於包括東南亞地區在內的其他地區的經濟成長，日本媒體傳達的也是「日本在停滯，亞洲在成長」這樣非此即彼的「零和觀點」，這與我國外宣中一貫強調「共同發展」的鮮明主張是多麼不同。

隨著中國發展勢頭地不斷增強，日本媒體的對華報道也日益失衡，有時甚至會喪失新聞報道起碼應該具備的中立客觀。比方說，1998年江澤民主席訪日期間就歷史問題提醒日方正視一事，竟被很多日媒說成中國對日本懷有嫉妒，並進而得出對華「道歉無用」的歪論。而在2000年朱鎔基總理訪日時，對於朱總理的善意表態，《朝日新聞》、《每日新聞》和《讀賣新聞》的社論都在渲染，中方的低姿態是因為迫切需要日本的援助（即ODA）。《產經新聞》的社論甚至公然要求中國不再對歷史問題提出異議。

到了近年來，但凡中國國內發生任何問題或者事故，日媒無不以煽情和誇張的方式加以大肆渲染，說中國這個也不是，那個也不行。然而，在諸多負面報導之中，卻沒有哪一篇以坦誠的態度告訴公眾，它們究竟希望中國怎麼樣？抑或日本輿論和躲在其背後的政客們對這個問題其實也心中無數吧。正如活躍在電視傳媒上的許多日本「名嘴」經常表達的那樣，中國既要穩定地能夠讓日本獲得經濟利益，但又不能在本地區過分擴大政治影響力。

總而言之，從奧巴馬總統那裡借來的「負責任大國論」，是如今的日本輿論最希望給中國戴上的高帽子和金箍。換言之，中國的發展必須符合日本利益，這樣的意識是日本輿論界眼前的共識。否則，它們立即會動用自己的宣傳武器來給中國使絆子。

這些天，針對 「金磚五國峰會」討論成立開發銀行過程中，各國財長因為各國經濟規模差異巨大而就各國的出資規模進行討論的事情，《產經新聞》煞有其事的借所謂俄國媒體的報道宣揚這是對中國突出影響力的牽制。反觀勞合社對同一問題的報導，則完全看不到有類似的表述。而從昨天開始，日媒又開始炒作沖繩美軍宿舍中發現所謂「中國竊聽器」的事件，然而筆者點開相關報道的標題仔細查看了駐沖繩美軍對這一事件的看法，絲毫沒有看到其指控中國的內容。這樣無端抹黑，不禁又讓筆者聯想起二戰期間甘為軍部喉舌的「大日本言論報國會」的所作所為，實在令人遺憾。

不過，一個肯定會讓日本媒體更加失望的現實是，無論它們如何「唱衰」或者「抹黑」中國，日本這個巨大鄰居的走向是永遠不會如他們所願的。一言以蔽之，假使日本不能放下「大國的姿態」，採取謙遜的態度來對待中國，以及其他亞洲國家的話，它是無法在這個即將到來的「亞太世紀」中獲得自己想要尋求的利益的。而如果日本媒體關心的是本國真正的「國益」的話，是不是應該從改變對華報道的態度開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