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人生抉擇 蔣經國與台灣

　　4月（編註：本文發布時間為2010年）間，台灣各地出現「蔣經國熱」，在曾經當過蔣經國英文秘書的馬英九發動下，有關蔣經國百年誕辰的各種紀念活動：展覽、出版、音樂會、座談會等等報道與評論，席捲了媒體；相對於此，反對黨則破口大罵，反對派的名嘴在電視上爭相數落蔣經國的「政治罪行」，東一句「獨裁者」，西一句「死人」。一時間，正反兩種聲浪相互激蕩，就如同台灣其他大大小小事情一樣。

　　蔣經國最重要的政治訓練，完成於他在蘇聯的那些日子，那時他具有中共黨員與蘇共預備黨員的雙重身份，他的政治組織的技巧和風格，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蔣經國是怎樣由一個馬列主義者轉變成市場經濟的開明專制者，又是怎樣於過世前一手將台灣推進多黨代議政治的時代的呢?

　　這無疑是中國現當代歷史中的一個不容忽視的話題。

　　蔣經國貫徹國民黨黨國體制

　　國民黨的黨國體制號稱始於1924年的國共合作。從那時起，軍隊里開始設黨部和黨代表。真正的蘇聯體制，黨權高于軍權，黨代表可以剝奪軍事指揮官的職權，並直接執行軍事指揮。然而國民黨的黨國體制卻是半吊子的，蔣介石監督軍隊是依靠戴笠領導的特務機構，而非思想統一、紀律嚴格的黨組織。正是由於黨政軍並沒有真正結為一體，蔣介石指揮各部一致行動時，有時竟不得不像支使傳統的江湖兄弟那樣，屈尊請託。抗戰前，蔣經國從蘇聯回到中國。那時他渾身散發著布爾什維克氣息，在贛南大刀闊斧，推行新政，發動群眾，消滅舊社會陋習。

　　到了台灣以後，國民黨實行改造，首先是檢討在大陸慘敗的原因。胡適、雷震等自由派知識分子堅信，國民黨未能貫徹民主憲政，導致神州失利，因此應加強民主建設，他們創辦了《自由中國》，而且批判言詞日趨激烈。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卻對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言論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蔣經國則幾次在內部更直接地說，當初正是因為這些人，國民黨才吃了這麼大的虧。所謂國民黨的改造，就是要採取某種辦法，保證不會再吃這種虧。1950年，蔣經國出任「總政戰部主任」，創辦政治作戰學校，畢業後的政戰人員直接被派駐部隊、學校、電台、報社、宗教團體等等。1952年，成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簡稱「救國團」)，以取代過去的三青團，透過一套「救國救民」的論述，加上宣傳對蔣介石的個人崇拜，鼓動年輕人的熱情。在組織和思想雙重控制下，中共地下黨在台灣失去了社會活動空間，兩次遭到全面的捕殺。1955年，國民黨將領孫立人因涉嫌勾結美國，被解除職務，遭到長期軟禁。1957年，因駐台美軍治外法權問題，台北群眾攻擊美國大使館的劉自然事件，1960年《自由中國》雜誌被關閉以及雷震等人入獄事件等等，背後都有蔣經國的影子。他跟共產黨斗，跟美國人斗，跟自由派斗，意志堅強，冷酷無情。台灣社會被打造成戰爭堡壘，知識分子普遍感到精神苦悶。

　　表面上，蔣經國的所作所為，使得台灣和大陸很相像，街頭到處張貼著標語，電台播放的儘是歌頌領袖的歌曲或是抨擊敵人的評論。然而，台灣和大陸仍然有一些基本的分野。首先，國民黨根據孫中山的學說，主張在中國建立西方式的代議政治，這是辛亥革命的建國哲學，也是國民革命的終極目標，任何人都不能篡改它，任何反民主的手段都只能解釋成權宜之計，至於權宜多久，那是可以討論的。再者，台灣畢竟是實施財產私有制，既然台灣經濟運作與美國、日本的資本主義體系連為一體，其文化觀念和行為價值自然逐漸受後者影響，這不是任何當政者主觀上能逆轉的。

　　基層民主衝擊黨國體制

　　台灣光復以後，省議會、縣市長、縣市議員均實施直接民選。選舉當然是不公平的，因為國民黨掌握經濟和媒體資源，又因為新的政黨不被獲准成立，反對者無法集結成組織性的力量，其政治言論還受到一系列安全法令的限制，稍不留神，就會被扣上叛亂犯的帽子。在這種不公平的環境下，反對派自然難成氣候；儘管如此，選舉的形式畢竟存在，個人還是可以以無黨籍的名義參政，無黨籍人士在各級選舉中，一般可拿到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選票。選舉季節一到，台灣民眾對於滿街跑的宣傳車已習以為常。他們也很清楚，選舉當天，要拿投票單、身份證、印章到鄰近的投票所，幾十年來一直是如此；換句話說，選舉的形式和民眾投票的權利意識一直是存在的，需要改進的只是公平性。

　　事實上，只要自下而上的公開選舉存在，必然會衝擊到黨國體制運作的根本。舉例說，假設國民黨的台北市黨部主委是台北市的實質權力者，但如果台北市是由無黨籍人士當選市長，國民黨市黨部主委又如何去指揮他?就算台北市長是由國民黨籍人士當選，由上級指派的市黨部主委如何去指揮由全體市民投票選出來的國民黨籍市長呢?這套制度實施下去必然會導致以下兩種結果：一是國民黨內部權力會逐漸集中在民選首長手中；二是國民黨領導層必然也會依靠黨部民主程序產生，只有政黨內部的權力運作與社會權力運作保持一致時，政黨才能跟上社會進步的節奏。這個道理說起來似乎很簡單，但在現實中卻是充滿掙扎、混亂和痛苦，因為沒有人會自動交出權力，價值觀念的轉換更代表過往信仰的重組，往往激發心靈的創傷。

　　蔣經國最後的人生抉擇

　　我們不知道，在台灣貫徹黨國體制三十載的蔣經國，為何會在人生的最後一刻，決定選擇走向現代代議政治?他沒有完整地闡釋他的思想論述，也沒有提出實踐步驟，只是突然地宣布開放大陸探親以及解除報禁和黨禁。此時，他的健康已亮起紅燈，隨時會撒手人寰，他已沒有時間進行細緻的政治部署，以便讓民主化的工作循序漸進。

　　1946年年底在南京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早已載明了人民的言論與結社自由以及參政的權利，只是這些權利被另外一些法令捆綁住，無法行使，現在要做的不過是解除這些捆綁的繩索罷了!這個道理看似簡單，實踐起來卻意味著巨大的利益衝突。首先，黨外人士原來非法組成的民進黨，根據最新的「人民社團組織法」，向「內政部」登記，成為合法政黨，接著還有其他一大堆人跑出來，組織了幾十個政黨，有些人是有理想的，也有一些人純粹是湊熱鬧，或虛榮地希望自己的名片上能印個「某黨主席」的頭銜。

　　弔詭的是，執政的國民黨也得老老實實地向「內政部」登記，成為許多政黨中的一個。既然法律上國民黨與所有政黨都處於平等的地位，那麼必然會出現一種危機，即在黨國體制下國民黨的各種特權單位，包括營利事業、電視、報紙、特權黨部等等，都面臨了缺乏政治正當性的問題。事實證明，要求國民黨自我放棄特權，顯然是與虎謀皮，國民黨的黨國體制實際上是在一次又一次重大選舉挫敗中，被迫修正的。

　　實施民主政治的必然結果

　　蔣經國開放民主時，無形中預示了國民黨會有下台的一刻，而且進展會比想像來得快；因為這是實施政黨輪替制度的必然結果，只是此時穩坐泰山幾十年的國民黨人對此並沒切身的認識。最嚴重的問題是，黨國體制的老化造成年輕優秀的人才無法出頭，黨內倫理與社會運作的方式，差距越來越大。國民黨以革命政黨的方式執政，透過大量電影、電視劇、話劇、小說、歷史紀念儀式等等宣傳國民黨的革命事迹，以洗腦的方式反覆確認國民黨政權的正當性。因此，國民黨幹部並不需要直接尋求群眾的支持，他們的晉陞取決於黨內的人際關係。早期，黨的領袖仍可以精神動員的方式強制人事更替，不過幾十年後，革命精神淪為空洞的名詞，取而代之的是腐朽的中國官場倫理，革命宣傳也淪為保權保錢的廉價方式。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台灣民間社會朝氣蓬勃，民間新興大企業、貿易公司、飯店、旅行社、翻譯社、出版社、印刷廠等等，生意直線上升，他們紛紛以高薪禮聘優秀人才，只要有才幹，就不拘資歷、年齡或性別。相反地，才具平庸、尸位素餐者，無論什麼來頭，均被迫出局!

　　由於黨國體制與民間社會相差太遠，一流的人才逐漸集中到民間社會，事業有成者成為年輕人崇拜的偶像，至於前者則是安置了大批平庸的黨工人員，不具備開創能力。他們關心的事與革命獻身毫無關係，而是退休俸、年終獎金等等，黨國體系成為變相的社會福利體系，用外界罵得難聽話來說，就是「養了一大堆閑人」。問題是，在黨國體制下，前者卻擔任了後者的政治領導，這種情況能持續嗎?其結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以下以切身的經歷作為說明。筆者大學畢業，到中國廣播公司工作，董事長是蔣經國的次子蔣孝武，他平日戴著墨鏡，不與員工接觸，神秘兮兮，予人觀感不佳—許多年後筆者在新加坡工作，與蔣孝武建立私誼，才比較了解真正的他，此為後話。新聞部主任某君是蔣孝武的友人，靠著這層關係一路攀爬。此君即為政戰學校畢業，雖在美國短暫學習，能講一些英語，卻毫無西方紳士的開明之風，倒是仗著權勢盛氣凌人，出入喜歡前呼後擁，指導記者如使喚奴僕。蔣經國生前，此君官運亨通，扶搖直上，到李登輝時代，開始失勢，等到國民黨下台後，聽友人說有一天看到此君穿短褲拖鞋自己去倒垃圾……

　　這正是民主政治可愛之處，也是蔣經國過世後台灣發生的變化。首先，過去在南京選出來的「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國民黨為了維持中國法統的代表性，讓他們四十年不用改選，無事可干，卻配有大房子，領取高薪，此時個個老態龍鍾，一些人甚至提著尿袋來開會，由護士隨行，醜態百出。如果國民黨的中國法統是由他們來代表，那中國文明在台灣人心目中形象必然慘不忍睹，如此只會有利於「台獨」的發展。然而，對權力的依戀卻是根深蒂固的人性。這些老先生、老太太們是在經過1990年一場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並且獲得一大筆退職金後，才依依不捨地離開歷史舞台。

　　然而，事情並不止於此，黨國體制的權力倫理與政治選舉制度背道而馳，李登輝屬意的參選人經常不是民意支持度最高的人，黨的高層幹部竟然不敢明白反對。其結果既造成國民党參選人落選，也形成黨的中下層嚴重分裂。2000年的「總統大選」，民意最高的宋楚瑜遭到壓制，國民黨從上而下嚴重撕裂，結果出現了民主化後的第一次政黨輪替。這無疑是自上而下的黨國體制與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碰撞後的必然結果。

　　國民黨政黨體制痛苦的轉變

　　2000年選舉失敗後，國民黨的支持者包圍中央黨部好幾天，他們強烈要求李登輝辭去國民黨主席一職。幾年後，李登輝坦白地宣稱，他只是利用國民黨這個機器來做自己想做的事。這無疑是國民黨最深刻的教訓，黨領袖利用黨機器絕對服從的本性，從事與黨的宗旨完全背離的行徑，黨的幹部與支持者們竟沒有任何反制的能力。

　　而失去政權的國民黨黨組織並沒有自我改造的跡象，高級黨工依然出入有車，餐宴不斷，十足敗家子的模樣，支持群眾更顯絕望，不少人興起移民的念頭，有些人甚至移居大陸，不再去管台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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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事後證明，情況並沒有那麼悲觀，民主體制對開放和公平的絕對要求，使得任何政黨和個人都有機會東山再起。2004年的「大選」，國民黨又輸了。其因，一為「兩顆子彈」，二為基於黨內倫理，民意支持度最高的馬英九遭到壓制，國民黨又再度與選民的感受脫節。兩次大選的失敗，經濟資源喪失，大批黨工被裁退，偌大的中央黨部空空蕩蕩，黨機器亦無任何權威可言。只有掉到谷底的時候，國民黨才會痛改前非，而且在新的政治環境下，這種重新站起來的速度比想像中要快，也要容易。首先，儘管黨國體制已徹底瓦解，黨機器也成了空架子，政治權力運作的中心也轉至行政部門，但國民黨還具有不少高人氣的民選首長和民意代表，這些經過選票考驗的新一代，自然而然成為國民黨的中興力量。他們首先確定黨主席必須是黨員直選產生的。就遊戲規則而言，任何國民黨黨員只要獲得一定人數的黨員聯署，繳納保證金，就可以直接參選黨主席。此外，國民黨也學習民進黨，針對各級選舉的黨內初選，規定黨員投票佔百分之三十，民意支持度佔百分之七十。這意味著，如果黨員投票結果與民意有落差，以民意為優先。種種設計都是為了使黨的制度與社會的制度相符，如此黨選出的人才是最具政治競爭力的。一直到2006年，馬英九透過直選擔任國民黨主席後，大量裁減黨工，賣掉中央黨部大樓以及營利事業，大幅縮小黨的規模後，國民黨才算脫胎換骨，在民主體制中具備了競爭力。

　　民進黨的革命姿態遭民主制度的反撲

　　當國民黨完成捲土重來的準備時，初嘗權力美味的陳水扁和民進黨，卻陷入惡性的權力操作，自以為能超越制度，結果卻遭到制度的強大反撲。事實上，民進黨一直未能反省本身在台灣民主政治中角色轉換的意涵。早年受到國民黨無情的鎮壓時，黨外人士也會以暴力抗衡，後來新興龐大的中產階層成為社會主流後，一方面會要求執政當局放棄鎮壓，另一方面也會要求反對黨杜絕一切暴力手段，進行理性和平的競爭，如此才能符合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然而，第二任的陳水扁突然擺出激進革命者的姿態。革命者的基本的宣傳手法，就是不斷散布對敵人的仇恨與恐懼，不斷地神聖化自己的過去，不斷醜化對手的一切，為革命行動加油添火。親民進黨的電視台的談話節目，成天如同開批判會，請來政治受害人家屬，控訴當年國民黨如何殘忍，再配上觸目驚心的紀錄影片和照片，把國民黨說成萬惡的淵藪，同時也把民進黨塑造成台灣民主的締造者，現有的民主政治都是民進黨流血犧牲換來的。這種日日夜夜「憶苦思甜」的政治批判會，目的無非在於激發支持者苦大仇深的情緒，堅定其報復意志。1946年底在南京通過實施的憲法在台灣實施了半世紀，最終造就了經濟奇蹟與政治民主。陳水扁卻宣傳這部憲法當初並沒有獲得台灣人民的同意，他召集一批「台獨」學者，草擬了另一部「去中國」的「憲法」，準備用公民投票的方式通過實施。由於視現有憲法與法律為非法，陳水扁自然不覺得應受現有政治架構的約束，於是更為所欲為，四處煽風點火，挑起對立，企圖以推翻現有政治體系的方式取得龐大的權力。問題是，在真正多元開放的社會中，任何政黨將自己描繪成歷史的起點時，看起來總有一點滑稽的感覺。

　　2008年，民進黨在「大選」中慘敗，兩項「公投」都被否決。原因是，大多數的百姓對民進黨無止境的民粹操弄已厭煩至極，只能用選票請他們下台了。「台獨」是被台灣的民主政治打敗的，這套制度嚴格要求任何政黨都必須遵守同一規範，所有政黨都曾犯過錯誤，也做過貢獻，是非功過如何，民眾心中有一把尺，也都有權力用選票做出自己的評斷。

　　令人敬畏的庸俗力量

　　蔣經國過世已經21年了，國民黨說他是台灣民主的開創者，民進黨說他是個獨裁者，最後被迫開放民主，或者兩邊都說對了一半，因為歷史始終就是正反兩面的辯證。無論如何，台灣社會後來經歷的變化已超出當初任何人所想像的。我們身歷其境，嘗遍其中酸甜苦辣。民主一點都不神聖高尚，相反地，它很庸俗，到處都是缺點和毛病。一打開電視，立刻就可以看到一堆人吵得面紅耳赤，民意代表的平均文化水平不高，熱衷於作秀；儘管如此，民主也有一種令人敬畏的力量，它有一種內在強大的平衡感，對任何極端主義都會本能地排斥。而且，對於一意孤行的政治領袖，具有強大的反制力量，所以不容易出現災難性的政策錯誤，如果有，也能較快地自我修正。政治騙術可以利用民主的空間短暫地得逞；但自由的信息環境會讓人們很快看到事情的真相，並迫使欺騙者下台或害怕地躲起來。經過兩次的政黨輪替，台灣民眾感性上已能將「政府」與「政黨」區分開來。

　　對於台灣而言，毫無疑問，這是在自己土地上嶄新的政治體驗。台灣的中國人已漸漸習慣這種生活，一種對各種雜音都見怪不怪的從容態度。就像每次「總統府」前出現群眾大示威時，附近西門町紅男綠女的人潮仍享受他們的時尚生活，對另一頭的搖旗吶喊毫無興趣，也可能永遠搞不清楚那些人到底在幹什麼!

　　（摘自《老照片》第65輯，2009年6月版，定價：10.00元）

　　稿件來源：書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