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之手-----周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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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易經》，一般稱為《周易》。《周易》之名，最早見於《左傳》一書。至西漢時，儒家學派將《周易》、《詩》、《書》、《禮》、《樂》、《春秋》等著作奉為經典，名曰「六經」，《周易》這才被稱作《易經》。

　　《周易》一書到底成於何時？對此，《周易大傳》曾以一種把握不定的疑慮口吻寫道：「《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邪？」迄今為止，學術界雖然尚未得出一個無可置疑的肯定結論，但大都認為該書成於三千多年前的殷商之際或之前。

　　那麼，作者又是誰呢？在中國古代文化史上，歷來就有所謂伏羲畫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之說。《史記》作者司馬遷也認為《周易》的作者就是周文王，他在《報任安書》一文中曾寫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之語。西伯，也就是周文王，因其為商朝末年西方強大的方伯之國周族領袖，故稱西伯。當然，也有人因為《周易》六十四卦的爻辭中記有周文王之後的史事而提出質疑，認為卦爻為周文王推演，而辭文出自周公或他人之手。其實，像《周易》這樣的經典之作，其成書難以一蹴而就，肯定得有一個從雛形到充實、完善的漫長曆程，必須經過多人乃至數代人的構思、采輯、撰寫、訂正、增補與潤色才有可能形成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周易》文本。雖然沒有確鑿的證據肯定作者就是周文王一人，但我們至少可以推斷，周文王在《周易》成書的過程中起過至關重要的作用。

　　作為六經之首的《易經》，在我心中一直是部望而生畏的皇皇大著。它像一處深不見底的黑洞：錯綜複雜的卦爻符號令人眼花繚亂、簡略古樸的文言語彙幾乎不知所云、枯燥艱深的哲學內涵「密碼」般難以破譯、包羅萬象的繁複別緻一時無從言明……《易經》以一套古奧艱澀的話語系統，向我們訴說、展示的是一個遙遠、朦朧而游移的陌生世界。

　　它像一個環環相扣的巨大迷宮：這裡，既有遠古的愚昧與淺稚，也有文明的智慧與深邃；既有僵化腐朽的文化因子，也有現代科學的朗朗光照；既有天人合一的融融交響，也有焦慮矛盾的痛苦撕扯；既有唯物的辯證，也有唯心的神秘；既有恬淡幽靜、舒緩寂寞的小橋流水，也有驚濤拍岸、一瀉千里的長江大河……《易經》將這些既矛盾又統一、既複雜又簡單、既絢麗又平淡、既古樸又現代的對立融於一爐，總是攪得我們暈頭轉腦，無法理出一個瞭然於胸的明晰世界。

　　它像一座龐大的綜合知識寶庫：組成《易經》的「硬體」，即原有的文字與符號並不多，薄薄的一本小冊子就可全部囊括，然而，它卻集中國古代天理、命理、聖理、數理、哲理、心理、文理於一爐，舉凡哲學、史學、數學、美學、醫學、天文學、地理學、物理學、生物學、生態學、經濟學、文字學、符號學、倫理學、文藝學等多層次的自然社會學科，似乎無所不容。誠如《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所言：「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

　　它像一個碩大無朋的「空筐」：《易經》除了它本身固有的驚人容量外，人們還可將大千世界一些新的發現與發明、認識與解說等各式形形色色的東西裝入其中，它也就像一個神奇的魔筐，似乎什麼東西都可容納得了，消化得了，解釋得通。

　　……

　　哦，《易經》，這是怎樣的一部大書、奇書、異書呵！

　　我第一次接觸《易經》，除了陌生茫然，更多的是無所適從。我不知怎樣來閱讀它理解它破譯它，只有藉助注家們的解釋與詮說。看得多了，注家們不僅大同小異，更多的則是自己都沒弄懂就來裝模作樣地指手畫腳，還有的則是自己鑽了牛角尖走入迷潭進了死胡同之後又來誤導讀者。

　　要想深刻地認識理解某一事物，抵達本質進入勝景，除了前期必要的引導外，更多的則靠自己的執著追求、艱苦努力與不懈探索。研習《易經》更是如此，作為一部中國古代文化思想與文化智慧綜合寶庫的神秘主義代表作品，除了常規的分析拆解，逐一串通外，更得依靠個人的靈氣與悟性予以總體把握。閱讀《易經》，得摒棄浮躁的心態入靜入定，細細地揣摩、咀嚼、品味，慢慢進入《易經》那一個個古奧文字所營造的獨特氛圍與神秘的強力「氣場」之中，與它展開喁喁對話。由遙遠而貼近，由陌生而熟悉，由神秘而理解，由深入而親切，於是，兩種不同的文化心態才有可能產生摩擦、對撞與交融，進而迸射出耀眼的火花，激蕩出一個光彩奪目的燦爛世界。

　　十多年來，我不知捧讀過多少個不同版本、不同注家的《易經》，有時，我似乎窺其堂奧，進入了它的深層內里；有時，我覺得還在它的外圍兜圈子，只抓住了一些微不足道的皮毛；有時，我恍惚間與它融為一體，天上人間，遨遊八極；有時，我又感覺著自己與它是兩套相互拒斥的不同系統，無法認同那容納其中、附著其上的雜質……就是這樣一本薄薄的小書，它那獨特的文化品格與精神氣質磁鐵般牢牢地吸附著你，它促你潛心思考、探賾索隱，它使你流連忘返、樂此不疲，它時而讓你感到陌生神秘、茫然窘迫，時而又讓你豁然貫通、驚喜莫名。

　　越是深入其中，你就越覺得《易經》實在是太博大太艱深太古奧了。自古至今，歷代儒生皓首窮經，讀《易》不輟，注家不下千餘，留傳下來的論著大約三千多種，幾乎每年就有一種問世。據《史記·孔子世家》所載，孔子晚年喜《易》，「韋編三絕」，勤奮苦讀而至編連竹簡的繩子都斷了多次。儘管如此，孔子仍不得不嘆道：「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又曾言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連千百年來被歷代統治者尊為聖人的孔子於《易》尚且如此，其古奧艱深、奇異獨特、恢弘博大由此可見一斑。

　　《易經》，是中國古代文化史上一座無法逾越的高山！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它開啟了中華文明之源，我國古代所有學問的哲學思想皆源於易學；它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宣告了中華傳說時代、半信史時代的結束，標誌著信史時代的開始；它自誕生之初，就以其勃勃生機，一點一點、一天一天地沖刷、改造著我們腳下這塊既貧瘠又肥沃的土壤，中華民族、中國文化之所以演變成今天這副模樣，似乎都可以在它身上找到文化淵源與發展軌跡；它不僅在本土，即使在歐美、日本、東南亞也有廣泛的知音；它至今仍然風采翩翩，熠熠生輝，以其獨特的魅力影響著東方乃至整個世界。

　　二

　　且讓我們將目光推向渺遠的歷史深處，以探尋《易經》的誕生與發展之源。

　　我們常說中華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悠久歷史，那麼，其源頭則可追溯至公元前3000年。那破曉而出的東方文明曙光照臨著的，便是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時代。天皇、地皇、人皇謂之「三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稱作「五帝」。其實，那時的華夏民族，已初步擺脫了原始的蒙昧狀態，完成了由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的革命轉變，出現了畜牧業和農業，開始安安穩穩地居住、生活在一塊固定的土地上。

　　以我們今日的眼光而論，那時的人們仍然生活在原始的野蠻狀態。殊不知，就是這道初現於華夏民族頭上的一絲文明曙光——傳說時代，也是人類在蒙昧的「黑暗時期」艱難地摸索了幾百萬年的結果。

　　據有關考古資料表明，大約五百萬年以前，人類才由古猿開始緩慢地向原始人進化；約四百萬年前，原始人誕生；約三百萬年前，人類進入舊石器時代，與其他動物沒有什麼兩樣地四處流浪靠尋找、採集食物為生；約五十萬年前，人類的直系祖先——直立人出現，學會了打制石器與使用火種；約一萬年前，人類進入新石器時代，成為可以進行思維、運用語言交流並能夠創造文化的現代意義上的人；約五千年前，青銅時代開始，人類的文明歷史這才正式拉開帷幕。

　　五千年與四百萬年相比較，人類的文明史實在是太短暫太短暫了。「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當我們站在具有高度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今天，實在難以想像遠古人類面臨的生存環境該是何等的艱難與殘酷，其生存方式該是多麼的野蠻與蒙昧。也許，我們只有在那些至今仍生活在荒野孤島、深山老林里長期與世隔絕的少數原始部落中，才多少可以窺見一點早期人類的依稀身影。

　　「我是誰？我究竟從何處來，我又將向何處去？難道在這顆蔚藍的星球上，在永恆的光陰逆旅中，我，只是一個匆匆過客？」當盤古開天闢地驅除了混沌與黑暗，當女媧造出一群富有靈魂的個體站立在東方遼闊的地平線，當我們的祖先第一次摘下寬大的樹葉遮住赤裸的羞部，這一既古老又現代的疑問便一直糾纏、盤旋在具有主體意識的人類心中。在漫長的艱難生存中，他們無法理解那些神秘的自然及自然現象，以己度物，便產生了「萬物有靈」的概念。莫說虎豹熊羆狼蛇魚鳥等或奔跑或飛翔或遊動的動物，就是一莖生長的野草、一棵枯死的樹木、一塊不動的石頭也通靈性，而太陽的明晦、月亮的圓缺、狂風的長嘯、雨雪的飄灑、電光的閃爍、雷霆的轟鳴則更是高高在上的神靈的某種思考與行為。既然萬物有靈，那麼世間萬事萬物總被一個高高在上的神所主宰，冥冥中總有一種神秘的力量控制操縱。於是，就產生了對超自然力量與異己力量崇拜的鬼神迷信觀念。人們在生產與生活實踐中，一種最為強烈的心理趨向就是渴求預知未來的後果。有後果，必有前因。他們認為，後果如何，早已包孕在前因之中；反之，由前因也可推測即將到來的後果。這種前因或曰前期現象，就是古人所說的前兆、預兆及徵兆。既有了鬼神迷信概念，人們就誤以為前兆是鬼神呈示於人的神秘信號——一種預示、啟悟或警告。後果或凶或吉，就是鬼神對人的有意懲罰或獎賞。而人們的文化心態總是趨吉避凶，當遠古人類將趨吉避凶這一前兆迷信所帶來的心理指歸轉化為外在形式時，巫術也就應運而生了。

　　原始宗教的形式主要就是巫術，巫術的表現方式多種多樣，常見的有作法、咒術、靈符、占卜等。

　　巫術萌芽之初，帶有原始的「天啟」性質，它以蒙上了神秘色彩的種種正常多見或怪異少見的自然現象為崇尚對象。這些對象沒有經過人為的加工改造，保持其自在自為的本真狀態，人們在萬物有靈觀的「指導」下，將它們與另一些關涉人生的事物進行某種組合與對接，以前物為因後物為果。時間一長，就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物事對接模式，積澱在人類的心靈深處代代相傳。比如人們一聽見烏鴉的叫聲，就斷為凶兆唯恐避之不及；而一聽到喜鵲的嘰喳，即認為是喜事降臨興高采烈。烏鴉與喜鵲的叫聲都未經改造，僅憑靈感與天啟，就將與它們沒有任何必然邏輯聯繫的凶兆與喜訊各自對接，於是，一次不需任何占卜儀式的原始巫術就這樣在個體自我的心靈之中完成了。

　　人類進入新石器時代，思維與語言的進化催生了早期的天啟巫術。隨著先民的進步及對自然認識的逐漸加深，人為的因素慢慢滲入巫術之中。於是，巫術在三皇五帝的傳說時代開始慢慢向它的第二階段過渡，增加了稍經人力改造的自然物為占卜工具，創造了簡單的前兆作為卜符。而完成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代表人物就是伏羲。

　　據《易經·繫辭下傳》所載：「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者觀象於天，俯者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也就是說，是伏羲氏（即包犧氏）在占卜的過程中，從天地自然中得到啟發，從而發明創造了八卦。

　　伏羲，是遠古人類由誠惶誠恐地仰視上天而面對自身的一個轉折性標誌。他是傳說中的人類始祖，是女媧氏兄妹相婚的結晶。他嫻熟於原始的生產與生活技能，教人結網從事漁獵，又教人馴養動物從事畜牧。他是人們心目中的一具神靈，又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人，是一位神格化了的人。由伏羲身世與傳說所透露出來的文化信息說明，長期匍匐在地的人類抬起了頭顱挺直了腰身，自尊與自信開始在先民們心中涌動瀰漫，「人」字第一次變成了大寫。

　　據《洪洞縣誌》記載，伏羲演八卦之所在就在該縣的卦底村，村中現存伏羲廟伏羲冢，村中設有畫卦台。以卦底村為中心，周圍又有八村環繞，距卦底村均為八里，呈太極圖狀，分別代表八卦中的乾坎震巽離坤兌艮，依次標誌著天水雷風火地澤山。

　　除此而外，全國存有伏羲廟、伏羲墓的地方尚有多處，都標明、競爭著伏羲創造八卦的發明權。但我以為最值得可信的是位於河南鞏義市沙漁溝鄉洛口村的伏羲八卦台。一條深溝的底端，築著一塊高約兩丈、面積約兩畝的圓形土壇，土壇北對黃河與洛河的交匯處，南依蓮花山。當年，伏羲極有可能就是靜靜地坐卧在這一土壇之上，背倚高山，俯視大地。「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而洛河，也因了一冬一春的積蓄，將一灣激流注入黃河以助其勢。黃河渾濁，洛水清亮，一黑一白，涇渭分明。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黃河與洛水相互激蕩，清濁交匯，黑白分明，形成一股巨大的漩渦，翻滾著漫向遙遠的天際。伏羲定定地望著，心中突然一亮，掠過一道靈感的閃電：一清一濁，一黑一白，一陰一陽，相互包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不是一幅包蘊著天地萬物的奇妙圖畫又是什麼？於是，伏羲心潮起伏，一如黃洛之水洶湧澎湃，情不自持地信手一畫，就有了我們今天見到的陰陽太極圖。黑者陰，陰為虛，用符號表示即－－；白者陽，陽為實，符碼為－。有了黑白陰陽，有了虛實符碼，將它們三三重疊，加以組合，構成八卦，不就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了嗎？

　　其實，伏羲氏到底於哪兒畫下八卦並不重要，就連伏羲氏其人是否真的在我們這個世界上生存過也頗令人置疑，從那附綴其後的一個「氏」字，我們就有理由推測伏羲實質上是某個偉大的氏族群體，是整個部落的人們在長期的生產與生活實踐中逐漸學會了漁獵畜牧，發明了太極圖，推演了陰陽八卦。因此，我們所看重的，是八卦這一既簡單又複雜的抽象符號本身。卦，與「掛」同義，指掛萬物於其上，頗有囊括大千世界、宇宙萬物之意，也反映了早期先民心中躍動著的求知與認識渴望。

　　第二期巫術具有半天啟半人為的文化屬性，形成了較有規律的占卜操作過程，並有了精於此道的職業占卜者。

　　至此，華夏民族才由混沌未開的蒙昧，由無法證實的傳說時代終於過渡到了零星記載的半信史時代。儘管此時的先民們仍未擺脫野蠻之氣、怪異之氣與神秘之氣，但畢竟在開創文明的艱難道路上邁開了可喜的一步。

　　第二期巫術由伏羲而立，經過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父傳子承的專制王朝——夏朝，於殷商時代達於鼎盛，其主要形式就是甲骨占卜術。

　　甲為龜甲，骨為牛骨。龜生命力頑強，長壽且富有靈氣；牛體力充沛，集蠻勁與馴順為一體，皆被古人視為靈物、神物。將它們作為占卜的首選之物，為的是增加巫術的權威性。以漁獵畜牧為主的先民們在宰殺龜牛為食時，龜甲與牛骨必在烈焰的熊熊燒烤中發出劈啪的爆裂之聲，留下各式別緻的裂紋之痕。極為湊巧的是，一樁幸運或悲傷的事情在龜甲的劈啪聲中突然爆發了，先民們自然而然地會把這兩者聯繫在一起，將爆聲與裂紋視為人生命運的一種前兆迷信。後來，先民們就有意灼燒龜甲牛骨，人為地製造一些所謂的前兆，以預測後果推導未來。迄今為止，殷墟共出土這樣的龜甲牛骨十五萬枚之多，可見當時的龜甲占卜是多麼盛行。

　　就現有出土的甲骨來看，早期甲骨相當粗糙，大多出乎天然；中後期甲骨形狀規整，表面較為平滑，明顯地打上了人工的痕迹，其天啟與人為的結合也由此可見一斑。

　　甲骨占卜有著一整套嚴格而規範的操作儀式，它由專門的卜史或貞人主持，首先傾聽求卜者的內容與目的，並在心中反覆默念著虔誠祈求那無所不在的神靈相通相助；然後是擇龜殺龜，修飾龜甲，燒灼鑽鑿；接著觀測兆象，破譯解說，以斷吉凶；最後，將卜辭刻於龜甲之上以便驗證，同時也是為了增加占卜的肅穆與神聖。

　　頗有意味的是，我們的國粹方塊漢字，就這樣在一次次占卜的巫術行為中蹦跳而出了。它們依附、定格於龜甲之上發展成一套規整的語言體系，至今仍被廣泛使用並越來越呈科學與普及之勢。即以占卜的「卜」字而言，形狀似甲骨燒烤而成的裂紋，讀音像甲骨爆裂的聲響，這一個典型的形聲字無可爭辯地向我們述說著古代的先民們正是在占卜的過程中創造了「卜」這個文字。1899年出土於河南安陽殷墟的甲骨文，是我國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的文字。

　　龜骨裂紋所呈現的兆象千變萬化，不會出現一塊雷同；而先民們又無事不卜，無所不記，不僅留下了豐富多變的巫術內容，也為後人們研究遠古提供了寶貴可靠的資料。

　　龜甲占卜經歷了一段極其漫長的時期，那凝聚流傳的積累之物，儘管數量、體積之多，令人驚嘆不已，但所記內容全都零散瑣碎、斑駁繁雜。歷史在發展，人類每前進一步，神秘的世界就增加著一分透明。先民們不再滿足於占卜中的天啟成分，他們的自主意識在日益覺醒，要人為地控制操作整個過程：歸納總結過去的占卜內容，使之抽象化、系統化、符號化，上升到一個理性的高度；使占卜工具更少神靈因素，占卜程式更加嚴格規範，占卜結果更經得起檢驗，當然，還得創造出一套與之相應的新型占卜文字。

　　歷史，呼喚著第三期人為巫術的誕生，呼喚著類似於伏羲氏的神與英雄橫空出世。

　　三

　　這一新的神與英雄不是別人，就是周文王。

　　時代造就了周文王，歷史選擇了周文王，周文王也「不辱使命」很好地完成了第三期人為巫術的發明與創造。

　　周文王，姓姬名昌，又稱西伯侯，周族首領。周，本是一個古老的舊邦，傳說乃帝嚳後裔，屬姬姓之族。自夏初以來，周一直就是夏王朝西部的一個重要方國。商滅夏，周又受控於商。爾後，周人經過十幾代人的刻苦經營，在太王古公稟父時遷居到被後人稱為「周原」的岐山之陽，興建城邑、開墾耕地，大力發展農業，增強軍事力量，征伐西戎部落，臣服近鄰小邦……很快就由一個蕞爾小邦，發展為勢力強大的方伯之國。對此，《詩經·魯頌》寫道：「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也就是在太王手中，萌生了周人的「翦商」大業。商朝對周人勢力的迅速發展與強大興盛自然不會熟視無睹袖手旁觀，必然進行強有力的遏制。據《史記·殷本紀》所載，商王武乙曾「獵於河、渭之間」，為暴雷震死。河渭之間，即周人所居關中之地。堂堂一朝天子，竟在自己的方國打獵時被雷霆擊中而亡，其中留給後人的想像空間實在是太大太大了。武乙身死，兒子文丁繼位，後來就尋機殺死了當時的周王季歷。從這一事實推斷，很有可能是商周矛盾加劇，武乙率軍西征，不幸戰死沙場。為了報復，新王文丁又不惜動用武力，終於殺掉季歷，將西周方國繼續控制在商王朝的統治之下。由此可見，周人雖比過去興盛，但勢力還遠遠不及商朝強大。季歷死，兒子姬昌繼位，是為周文王。

　　姬昌在血雨腥風的背景、在臣服屈辱的羞恥中登上王位，當他在一片虔誠的祭祀與祈禱聲中一步步走向父王被殺後留下的那空蕩得令人刺目的王位時，心中唯一的念頭，肯定就是發誓要為父王報仇，並將滅商宏願定為周邦的基本國策。

　　然而，周人還較商朝弱小，姬昌不得不潛隱大志、委曲求全。一方面，他表面臣服商朝，裝出一副誠惶誠恐的樣子，將周地的珠寶特產不時進貢到商都朝歌，以博取商王的歡心；另一方面，他打著奉行商王之命的幌子，沿著父王的政策方略繼續挺進，仍以主要力量展開對西北各部的進攻。他北逐，西攘混夷，滅掉涇水上游的密、阮、共等小邦弱國，擴大西方版圖，建立起一個穩定而繁榮的反商滅商「大本營」。

　　而這時的商王朝，王位又經歷了兩次轉移。文丁死，傳位帝乙；帝乙亡，又傳給紂辛。作為亡國之君的商紂王，在史書記載與民間傳說中一直沒有較好的聲譽，總是作為一個殘酷、兇惡、顢頇的暴君形象廣為流傳。如果我們拂去那經了千百年塗抹留在他身上的厚厚的「顏料與色彩」，還其真實的本來面目，就會發現他也算得上是一位人才。商紂王長相英俊，虎背熊腰，精通武功，也有一手治國方略，只是後來暴殄天物、偏聽偏信、閉塞視聽，又遇到了比他更具雄才大略的周文王、周武王、姜子牙等英雄豪傑，結果落得個身死國亡的下場，才為天下人恥笑。華夏民族自古就有「勝者英雄敗者寇」的傳統習慣，又由於更早的暴君夏桀要比他遙遠六百多年，所記史料更為缺乏，自然而然地，他就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愚昧昏聵、殘酷兇惡、一無是處的昏君、暴君。

　　周文王「享國五十年」，一直在表面上奉行著畢恭畢敬尊崇商王的政策。商紂王雖為周文王的韜光隱諱所迷惑，但也沒有完全掉以輕心，只是東夷之亂一直牽扯、束縛了他的手腳。待到東夷局勢有所緩和，他的目光這才投向了西方。這時，周文王已完全鞏固了後方，開始騰出手腳由岐周而向東邊經略了，並在涇渭之間建立畢邑，作為向東擴展的前哨陣地。紂王並未忘記商周之間在過去歷史上的一些恩恩怨怨，他隱隱地感到了來自西方及其他勢力雄厚的方國的威脅。於是，他稍施謀略，以朝貢、封賞之名將國力強盛的西伯侯、九侯、鄂侯等三公召至商都朝歌，準備一一懲治。

　　姬昌自從繼承王位以來，對商朝一直採取低眉順眼、唯唯諾諾的韜晦之略；而在方國之內，他卻嚴厲地推行富國強兵、伺機反商的政策；在內心深處，他一直將商朝視為不共戴天的敵人，對商王根本不抱任何幻想。因此，在離開西周之前，他就作了兩手準備，一旦身死朝歌，就由大兒子伯邑考繼承王位，完成父王的未竟大業，並對有關後事做了有條不紊的安排。

　　三公離開方國到達朝歌，無異於變成了一隻只毫無反抗之力，只有聽憑商王宰割的羔羊。紂王虎視眈眈，終於找了一個借口露出猙獰面目舉起了屠刀。

　　關於這段史實，《史記·殷本紀》記載道：

　　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熹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並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姜里。

　　商紂王以九侯女之淫亂為由頭，首先拿九侯開刀；然後鋒芒一轉，將對此事不滿、抗爭「疾辨」的鄂侯剁成肉塊；姬昌雖然對紂王心懷仇恨，充斥著一股難抑的怒火，但其韜晦策略救了他一命，只是私下嘆息而已。崇侯虎的告密好不容易才使得商紂王抓到了一條整治姬昌的把柄，「竊嘆」又夠不上死罪，就將他囚禁姜里（今河南湯陰縣），關在牢中，限制其人身自由，磨滅他的意志，以使周人永遠臣服商朝。

　　兩千多年以後，明代許仲琳依據有關商周衝突的神話、傳說、軼聞、正史、野史等資料，敷衍出一部長約七十萬字的長篇小說。小說寫得神神鬼鬼、天上地下、荒誕不經，但也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多少可以讓我們了解當時商周之爭的明晰線索與重要史實。

　　商紂王將西伯侯姬昌作為人質囚在姜里，一關就是八年。八年時間，說長也長，說短也短，就看你怎樣去認識它度過它。

　　周文王身遭囚禁，其結果似乎要比他預想的好得多多，因此，他不僅沒有哀傷悲嘆，反而還為自己的「漏網」而感到慶幸。當然，囚禁在一塊方寸之地，一舉一動全在商人的監視之下，連吃喝拉撒都沒有半點自由，更不知何日、也不知能否活著返回西周，這對曾經為王幾十年的西伯侯姬昌而言，與過去在西周發號施令、眾人敬奉、養尊處優的日子相比，無異於從美好的天堂猛然跌入了凄慘的地獄。

　　然而，他要活下去，還得好好地活下去才是。早年立下的復仇、克商、建功、立業的宏願是他頑強活著的信念與支撐。管它粗茶淡飯、破衣爛被，只要能夠活命不至於餓死凍死就行。他雖囚身商地，但一顆心，卻仍在故國上空盤旋。西周的統治王位，還虛席以待；西周的祭祀祈禱，仍供奉他為精神偶像；西周的發展，正按照他制定的模式一以貫之地前行。這些，似乎都不必他過多地牽掛與操心，那麼，身居斗室，該做些什麼好呢？

　　周文王感到了煩躁，還有空虛與無聊。他不能這樣待在獄中，得好好地調整好自己的心態才是。那時的部落，政治與宗教合而為一，既是首領，又是巫師，一般都是身兼二職，周文王自然也不例外。他身處斗室，雖然失去了政治領袖的身份，但他還可以繼續扮演一個大巫的角色。於是，短暫的無所事事與無所適從過後，他很快就迫使自己進入到一種平和、自在與放鬆的狀態之中。他因陋就簡，隨便找來或向獄卒討要幾根竹籤或樹枝作為占卜工具，從自己開始，天上人間世界萬物一一卜來：我什麼時候才能出獄？紂王是否繼續怪罪於我？我能否逃過命運之劫？我有可能活著返回西周嗎？回去後將做些什麼？周國的未來到底會怎樣發展結局如何？人活著的價值與意義是什麼？世界本源由什麼構成？茫茫無涯的宇宙到底都有些什麼？……他一邊占卜，一邊寫寫畫畫，並將一些獨特而深邃的感悟零星地刻在地上、牆上或睡覺的床上。

　　這樣一來，個人難以獨處的枯燥日子就很好打發了。不知不覺間，白天一晃就變成了黑夜，一天時間眨眼間就過去了。

　　慢慢地，他就對過去慣用的伏羲八卦不甚滿足了，覺得它們難以達到占卜宇宙萬物的目的。於是就想，伏羲將陰爻陽爻三三相迭組成八卦，難道我就不能再將伏羲三三相迭的八卦再來它一次兩兩相迭嗎？這如同閃電般一掠而過的念頭很快就被他緊緊抓住不放，馬上在地上陰爻陽爻重重疊疊地畫了起來。陰爻陽爻三三相迭變為八卦，八卦兩兩相迭就組成了六十四卦。姬昌用這種方式佔了幾卦，覺得視野比過去要開闊多了，所占卜的內容更是天上地下、宇宙萬物，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容。

　　他為自己的創造與發明而狂喜，他忘了周圍的世界，忘了自己正置身小小的斗室，忘了吃飯睡覺，只覺得身與天地世界相連，心與萬物神靈相通，進入到人生一種最佳的「氣功場」之中，恍兮惚兮，物我兩忘，他是一個人是萬物中的一分子，又是一個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通天神靈！他隨心所欲、自由自在地遨遊八極，他上天，他入地，他雄心勃勃，他想窮盡人類、世界、宇宙的所有奧秘，將它們囊括在既有限又無限的八八六十四卦之中。於是，他一天到晚都在一個勁地佔啊卜呀，感到了從未有過的充實、得到了無可言說的啟迪、獲得了少有的智慧與力量。日子一長，就總結出了不少可循的規律。漸漸地，獄中已被他畫得一塌糊塗畫得滿滿當當半點空間都沒有了。正在這時，周國派遣使節帶著金銀珠寶打通關節探監的來了，他什麼也用不著什麼也不想要，只是以一個大王的身份命令使節，要他們想辦法弄一些羊皮與木炭送上前來。

　　不多日，一張張質量上乘的羊皮與一根根大小不一的炭條就放在了那小小的斗室之中。他手捏炭條，將編好次序的八八六十四卦卦爻一一寫在羊皮上面，並為每卦取了一個卦名，用乾、坤、頓、蒙、需、訟、師、比等文字一一標示。然後，他根據自己對人生、社會諸多事物的分析、總結與概括，分別寫在相應的卦爻下面。

　　框架雖然搭成，但其中的粗陋與不足顯而易見。他沒有滿足，也沒有休息，還是每天占卜不已，然後將所思、所想、所感、所悟作為爻辭一一充實在每卦之下。

　　為防失落，也為防範紂王，姬昌將它們一式兩份，也就是說，同樣的內容，寫在兩張羊皮上面。一張留在獄中供自己繼續研究探索，另一張則買通獄卒，讓他帶到一個較為安全的地方藏好，轉交使節帶回西周，作為他對周人政治、生活、軍事、經濟等方方面面的一種指導，也是一份立志推翻商紂統治的政治宣言書。他要讓周人知道，他雖然離開了周國，但還是他們的政治領袖與精神領袖，他們應該繼續奮進，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日子過得真快，一眨眼，周文王待在獄中已近八年了。這時，周使前來告訴他，說周人向紂王奉獻了莘氏美女、驪戎文馬、有熊九駟等奇珍異物，紂王大悅，已有放他歸國之意。其實，周文王早就用自己創造的神靈卦爻卜得了自己否極泰來的好運。紂王打算放他出獄，呈獻奇珍異物只是其中的一個因素，更在於已然平息了的戰端又因東夷叛亂而重燃戰火，商紂王顧頭顧不了尾，顧東顧不了西，他可不想繼續囚禁西伯而讓周人找到挑起戰端的口實。況且，他將西伯侯囚了八年，西周也沒有半點輕舉妄動，而姬昌在獄中也無冤言，只是像個瘋子般一天到晚地寫呀畫呀，還發出一串串讓人莫名所以的喃喃自語。是啊，八年時間，完全可以把一個正常人關瘋關狂呢。為了籠絡西周，穩定後方，以便全力對付東夷，狡猾的商紂王眼珠一轉，也就準備「開恩」將他放回。

　　姬昌知道自己歸國在即，在出獄之前，又將這些年來推演的卦爻歸納、總結、整理了一番。面對著一張張用黑黑的炭條工工整整地謄寫好了的白白羊皮，西伯侯猛然就想到命名的問題，是啊，總得給自己這些年來的心血結晶取上一個合適的名字才是。那麼，該叫什麼為好呢？他冥思苦想，腦海里突然就冒出了一個大字——「易」！

　　什麼是「易」？「易」義多多，主要有：一、「易之為字，從日從月，陰陽具矣。」好，西周就應該陰陽相交、剛柔相濟；二、「易，飛鳥形象也。」對，西周現在已是一隻展翅翱翔於藍天的飛鳥了；三、「易，即蜴。蜥蜴因環境而改變自身顏色，曰之易，取其變化之義。」哦，西周馬上就要取代商周了……由此看來，以「易」而名命，是再好不過的了。它是我們周人的「易」，那麼就該叫「周易」才是。當然，這個「周」字，除了西周方國之義外，還有「易道周普無所不備」的意思。

　　於是，一部比較完整的《周易》就這樣誕生了。

　　由殷商零星散亂的龜骨占卜，到《周易》的抽象、規整與總結，是一次具有實質性突破的理性上升，具有超越具體物象的普遍意義。卡西爾在《人論》一書中寫道：「符號化的思維和符號化的行為是人類生活中最富於代表性的特徵。」

　　《周易》的出現，象徵著第三期人為巫術的正式誕生。據此，也有人將伏羲八卦稱為天啟八卦、先天八卦，文王八卦稱為人為八卦、後天八卦。

　　如果沒有八年的囚禁生活，周文王絕對不會推演出一部規範完整的《周易》出來。文化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難以捉摸的人類產物，如果不是周文王，伏羲八卦肯定還會向前發展，巫術也會向著第三期的人為形式確立，但時間將會大大推遲，並且極有可能是另外一種我們難以想見的模式，而中華民族的文化定型及對後世的影響，就肯定是另一種脈絡與軌跡了。

　　是苦難造就了周文王，催生了《周易》的誕生。對此，史馬遷寫道：「蓋西伯拘而演《周易》……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孟子也曾寫道：「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弗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

　　周文王歸返西周后，所乾的第一件事，就是渡過渭水，將曾經告密的親商近鄰崇國滅掉。然後，他將都城由岐周遷至灃水西岸，將全部關中平原據為所有。而對商朝，周文王還是對它保持著過去那種畢恭畢敬的態度，周文王「享國五十年」，終其一生，不曾有過一次正式的反商之舉。他是一個相當明智之人，他知道周人的勢力還趕不上商朝，父王血的教訓他實在是太深刻了，他不能輕舉妄動，要以暫時的屈從換來發展的時間與擴張的空間。於是，他不斷地征伐周邊弱國小國，將它們置於自己的統轄之下。文王死時，周國已將版圖與勢力範圍擴大到東至江淮，南及江漢，西南入於巴蜀的廣大地帶，「三分天下有其二」，為消滅商朝奠定了雄厚的政治、經濟、軍事及文化基礎。

　　周文王死，兒子姬發繼位，是為周武王。又經過幾年的充分準備，周人羽毛漸豐，實力足與殷商抗衡，武王九年，大會八百諸侯於孟津，這才正式舉起反叛商朝的大旗。「孟津之誓」不到兩年，也就是大約公元前1057年，周武王親率大軍伐商，勢如破竹地攻入商都朝歌，迫使商紂王自焚身亡，接管了商朝的統治，控制了商朝的所屬地區。這年，周王朝在新都鎬京正式建立。

　　四

　　周文王的事業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一是興周滅商，二為創作《周易》。而這兩個部分又是那樣地密不可分，它們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貫串於他生命的始終。他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剩下的事，就該由後人來做了。

　　周文王雖然從未正式舉過反商大旗，但他奠定了推翻商朝的雄厚基礎——西周以一個蠻化小邦的身份崛起渭上，佔據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絕對優勢，並在《周易》中明確了反商滅商的政治綱領及興周建周的未來藍圖。周武王正是在乃父的基礎之上大舉興兵挺進中原，代商而立，一躍而成為華夏民族的實際統治者。

　　周王朝存世八百多年，在野蠻與征服、融合與發展、文明與進化等方面經歷了一番長期、艱難而痛苦的碰撞，爾後轉化、定型、積澱為一份豐厚的民族歷史遺產。

　　周代承續夏商的天神崇拜與祖先崇拜，將它們融為一體，發明了一套依靠血緣關係而建立的宗法制度——融族權與政權合為一體的家國同構模式。國君集天地人神、政德君宗於一體，是廣大民眾最高最大的家長，他以王權為中心，把宗教、政治、軍事、經濟等所有社會職能緊密結合在一起，嚴格貫徹到家族與家庭之中，形成一套禮樂有序、尊卑有差、上下有別的社會等級制度，並將這種宗法制度推向專制集權的道路。為此，西周在殷商統治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套龐大而精緻的宗法制度和官僚機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王土王臣，又為周朝姬姓一家所有。家是國的縮小，國就是家的擴大。於是，西周在政體上實行分封制，將一塊塊土地分封給姬姓家族成員，形成一種小家、大家、國家相互融合的大一統「金字塔」式統治結構。並用一套與之適應的文明禮儀治理國家、統治人民。

　　我們常說華夏文化是一種早熟文化，其政治文化早在西周時期就已基本定型了，爾後便香火不斷，影響中國長達幾千年之久。它留下的遺產主要包括王權的政治與宗教合一、政治與宗族合一，王權的金字塔統治結構，王權的嫡長子世襲制，政治組織系統的尊卑有序，政治指導思想的道德倫理化等等，直到今天，仍有一道脈脈餘暉斜照在東方的中華大地。

　　西周，是華夏文化本體的形成之時，也是孔子心中典型的美好社會，他曾發自內心地說道：「鬱郁乎文哉，吾從周。」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流並影響至今的儒家學說，正是從西周的社會土壤中吸取了充分的養料，不少思想直接源於《周易》，有著一脈相承的「血肉」關係。

　　周文王所推演的《周易》，雖較以往是一次突破與超越，但當時肯定還只是一個大致的框架與雛形而已。《周易》，其實可以將它拆解為兩個部分，一為卦爻符號，它們由伏羲八卦兩兩相迭組成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共三百八十四爻，這是一個固定的不可更改的框架與結構；另一部分就是卦辭和爻辭，即對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的解說。解說部分由文字組成，當然也是一些符號，只是卦爻符號是一個高度凝練、抽象、簡潔的符號，而文字元號要具體、複雜得多；卦爻是固定的，而文字則是靈活的；卦爻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對它的解說則因人、因時、因地而異，那麼記載解說的文字元號當然就有所變化。於是，後人就在周文王所搭建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框架內，進行著一些增補、充實、更改的工作，使它變得更加規範、規整、正確。經過一大批有名或無名人士的共同努力，慢慢地就達到了較為完善的程度，形成了一個大眾能夠普遍接受的版本，這就是流傳至今的《周易》。

　　《周易》，本來是一部巫術占筮之書，既有神秘主義色彩，也有理性主義光芒；既有迷信的因子，也有科學的成分；既有面對上蒼的誠惶誠恐與跪拜依附，也有作為大寫的人的自信與自豪。因此，早年的孔子對其不屑一顧，後來才窺其堂奧，發現它包容廣大，望之彌高，鑽之彌深；秦始皇焚書之時，凡秦記以外的史書及諸子百家之書都要燒毀，只准留下醫藥、卜筮、種樹之類的書籍，秦始皇將它視為一部普通的卜筮之書，這才逃過了一場厄運。正如《周易》的結構可以拆解為卦爻與解說兩個部分一樣，它的內容也有兩套不同的語言系統：一套是有關卦象爻象及占筮方法的，它敘說的是如何預測人事、推導未來；另一套則是關於宇宙世界、人類社會的，它向我們解釋宇宙的衍化法則、人類社會的起源及其發展規律。戰國後，《周易》的兩套語言體系便逐漸分離開來，其占筮方法被數術家所引用，它對宇宙、社會、人生的闡釋與解說則為文人學者所器重。春秋以降，人們把《周易》與卜筮過程完全分開，將它作為直接閱讀的文本，並逐漸經典化，為「文本——解釋」的純粹精神活動打開了通道。

　　《周易》，一本薄薄的小書，為何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後人？它的魅力到底在哪裡？它為何越鑽越深，越學越廣，難以窺見其底？它為什麼能夠將一些互相矛盾的對立事物納於一體，它的「涵養」到底有多深，容量到底有多大？易，本身就包含有易學、易行之義，這，恐怕也是周文王命名之本意吧？「易學」既為容易之學、《易經》即為容易之經，為何艱深晦澀、難學難懂呢？……對於這些問題，雖然沒有一個統一而完整的答案，但不少導讀及介紹《易經》的書籍都有過或詳或略的解釋。在此，我沒有必要一一重複，只想從《周易》對中國文化的影響這一角度簡要地介紹一下它所包羅的內容。

　　《易經》是一部充滿著辯證智慧的哲學著作，它最著名的命題就是「一陰一陽謂之道」，通過陰陽變化來說明宇宙萬物的一切現象。《易經》的中心思想就是一陰一陽、相對相反、矛盾統一。老子的有無相生、崇尚陰柔以及孔子的仁義中庸、崇尚陽剛等核心思想即源於此。西方聖哲黑格爾曾有言曰：「《易經》代表了中國人的智慧。」此言可謂一語中的。

　　《易經》是一把打開宇宙迷宮的鑰匙，它為我國古代文化、科學提供了一套別開生面的思維模式，主要包括：一、取象比類，抽象的卦爻符號與文字解說的統一，造成了邏輯思維與形象思維的相互誘導；二、陰陽對稱，講求萬物調和、剛柔兼濟與不溫不火，其「保合太和」的理想原則，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基調；三、囊括宇宙萬物的視野與雄心形成了國人的整體思維方式；四、強調序列，注重節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順應自然。

　　《易經》容理性與迷信、科學與愚昧於一體，它包容了太極圖譜、五行生剋關係、天干地支曆法、四時八方方位、河圖洛書數學系統，還有後人塞進去的什麼「六神八門」、「奇門遁甲」、「納甲」、「紫微斗數」、「六親九煞」等蕪雜的學說及方法。這也決定了中國古代科學總是精粹與蕪雜並存、理性與迷信相隨、啟蒙與愚昧相伴。

　　《易經》是一部萬世經邦的寶典，乃內聖外王之書，它的不少名言名句都為後來的封建統治者視為治國之本或治國之策，如「與民同患」；「萬國咸寧」；「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等等等等。

　　《易經》包含著一套規範的人生觀念，它們像一根紅線脈絡清晰地貫穿在中華民族漫長的歷史之中。這些人生觀主要有：一、樂天知命。「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樂天知命，故不憂。」二、順天休命。主要形成了兩條人生準則，「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三、遏惡揚善。主要體現為天尊地卑、扶陽抑陰、為君子謀等；四、天人合一的境界。

　　《易經》是一部上古文化知識的彙編與大全，它不僅有「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的自然知識，也有「觀乎人文以成天下」社會學說，中國古代所有知識與學科都可從中找到源頭。

　　《易經》所包蘊的豐富內容影響了不少學科的發展，比如它的整體辯證觀及陰陽平衡原理啟發並決定了中醫學的發展走向，陰陽協調原理影響了建築藝術與工藝藝術，取象思維原則啟迪了古典詩歌的比興法，「意」、「象」結合模式孕育了中國畫的創作方法，八卦符號的間架結構啟發了舞蹈家的審美認識……中國古代沒有一門學問，其哲理思想不淵源於《周易》。

　　《易經》融象數與義理於一體，極具創造性與靈活性，凝滯與呆板似乎與它無緣，它總是生生不息、變化萬千，與時代並肩同步，並能不斷地創造、發明出某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奇蹟。

　　五

　　當我將目光投向那遙遠而模糊的遠古，經過一番認真搜尋，最後的視點不得不凝聚在周文王身上。他的身影投射在中國古代歷史的屏幕上，實在是太高大太突出了。當我以他為起點，將中國幾千年來綿延不絕的政治與文化經過一番梳理之後，不得不慨然嘆道，周文王對中國歷史的影響實在是太大太深了，這種巨大與深遠常在我的心頭產生一種強烈的震驚之感！

　　在政治上，周文王所奠定的西周政體是為中國幾千年封建專制集權之先聲，前此已有所論述。現在，我們來看看《周易》對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與巨大改變。

　　《周易》本是一部占卜之書，它的文化基質為術數、為巫術，是中國巫術文化智慧的結晶，是第三期人為巫術的代表與象徵。這是一個我們不得不承認、不得不正視的事實！《周易》自它誕生之日起，就被奉若神明，直到今天，中國傳統文化仍未在整體上有所突破與超越。也就是說，中華民族的文化與歷史，幾千年來就一直籠罩在一股濃厚的「巫氣」之下。這股「巫氣」摻和在空氣中，滲透在土壤里，積澱在民族心靈深處，強大的浸潤與影響導致了種種意想不到的後果。

　　巫術，說到底，是愚昧的象徵。它的社會功能，就在於能使無助、絕望、痛苦的人們在心理上得到某種虛幻的滿足。巫術與宗教的文化之根，都源於貧瘠的土壤之中，都信奉神靈，崇尚奇蹟，透著一種神秘的氛圍，有著一定的禁忌與戒律，給痛苦的心靈以緩釋與安慰等等。但是，它們又有著截然的不同。

　　巫術是宗教與科學的前奏。當巫術發展到一定的高度時，人類在慢慢成熟的過程中將會發現，占卜占筮之類的巫術在生產與生活中並非萬能，它們常常失敗「流產」，並不能解決什麼實際問題。於是，就由無條件地信奉過渡到無法釋懷的疑惑，必然面臨著一場新的抉擇，而擺在他們面前的出路只有兩條：一是創立宗教，徹底皈依於神；二是從巫術的神秘氛圍中走出，以理性戰勝愚昧，走向科學的征途。

　　然而，中華古代的文化智慧之路，卻出人意料之外，既沒有實現巫術向宗教的轉化，也沒有步入充滿理性之光的科學之路。一個我們毋庸諱言的事實就是，我國古代的宗教智慧與科學智慧都不怎麼發達。

　　原因何在？其根由就在中華巫術特別是《周易》之中。以《周易》為象徵的中華第三期巫術，是天啟與人為的結合，是神人的智慧結晶。六十四卦是聖人的創造，同時又是天神的啟示。《周易》一旦創造出來，就成了一套自在自為的系統，既非後天所能企及，也非後人所能改造，它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似乎已經窮盡了人類的方方面面。它本身就是一個宇宙，一個人神共創的可以囊括一切的神秘「宇宙」。

　　《周易》，是人對神的一種信賴，凡是自己無法理解、無法把握、無法控制的事物，都可向冥冥之中的上蒼訴求祈禱；同時，它又是人類自主意識的一種體現，希望擺脫神靈的束縛，獲得人的思想與行為，進入自在自為的狀態之中。它是先民的一次瑰麗的童年夢幻，又是一道東方式的文明曙光。

　　《周易》的巫術境界，最為推崇的就是天人合一。這裡，既沒有人類可以完全託付的異己神靈，也沒有完全站立的人類本體。既信仰神又要推開神，既依靠自己又要跪拜神。人與神，已經不可分離，似乎融於一體了。而宗教的文化素質，就是嚴格地實行「神人相分」與「神人對立」，人就是人，神就是神，是兩個無法「合一」的異體，神靈高高在上，人不能對其產生懷疑，更不能拒斥，只有無條件的皈依與服從；在科學中，既沒有巫術的「天人合一」，也沒有宗教的異己神，人類不論渺小也罷，高大也好，他們只相信自己，通過自己的實踐與努力創造一個充滿了「人氣」的世界。

　　《周易》既沒有為宗教，也沒有為科學提供充足的空氣、土壤與養料。而後人們對《周易》又是那麼奉若神明，因此，中華巫術也就沒有完成向宗教或科學的轉化。普通民眾對《周易》的信奉，很大程度是因為它的「實用性」。《周易》的原質是一部占筮之書，當年的周文王就曾用它一個勁地佔卜自己的出獄之日。後人待《易》，大多也從實用的目的出發，有關婚喪嫁娶、動土出行、耕種收穫等生產生活行為，事前都要卜卜吉凶。人們的眼光只注重、講求「實用」，根本不可能在思想意識上有所超越。《周易》的這種實用性又被後來的孔子所看重、利用，這樣一來，國人便幾千年來一以貫之地停留在「實用理性」的層面，只注重此岸，注重腳下，也就無法在純粹的思想與真正的科學方面進行深刻的探索與發展了。

　　中華民族淡於宗教，只有以禮為核心的倫理准宗教；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只有以實用為目的偽科學。於是，中國人所能做的就只有如何「做人」一途了。所謂的做人，必須按照孔老夫子教導的一套「準則」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綱五常」、「三從四德」以及「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等嚴格執行。不信天神，不信自我，只信地上那些大人、聖人、祖宗這樣的「准神」。個人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人格，只存在於那些複雜的人際關係網路之中。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今天，還有著廣大的「市場」。

　　沒有神靈之光的普照，沒有科學之光的閃耀，《周易》長期籠罩著的，就是一股濃得難以化解的東方式神秘主義。

　　周文王在他所處的時代、被囚禁在一塊屁股大小的地盤推演《周易》時，受到了無可克服的時空制約，他面對許許多多無法看清的事物、難以窺其底蘊的「黑洞」、怎麼也打不開的「黑箱」，他無法解釋，無法洞照，無法釐清，只有祈求神靈、憑藉直覺、依靠靈感、藉助神秘了。只是他沒有想到的是這種神秘像團不散的陰雲一直糾結盤旋在中華民族的上空，壓抑得幾乎讓人抬不起頭來：源於《周易》的老子哲學，其核心「道」是一種不可言說的神秘；國粹中醫的哲學基礎五行學說、診斷方式望聞問切及針灸、用藥等是無法明晰的神秘；各種並非宗教的教派如太平道、五斗米教、白蓮教、義和拳一直到今天的各種功法——包括曾經風靡中華大地的氣功，一脈相承著的都是「神秘」二字；君主治國、官宦治民採取的政治手段與政策方略，全是神秘的「黑箱」操作，沒有半點透明性可言，老百姓萬難窺其堂奧；不少歷史發明與發現也因「不可傳與外姓外宗」等種種神秘因素而失傳……國人似乎對神秘有著一種特殊的癖好，彷彿越神秘，就越偉大，就高人一等，就籠罩了一層炫目的光圈。然而，神秘卻與迷信、狹隘、愚昧有著天生的血緣關係，如果我們不能釐清神秘的糾結，不能揭開神秘的面紗，不能廓清神秘的籠罩，就無法透明，就無法民主，就無法建立一個現代性的法制社會。

　　不僅如此，《周易》對國民心理素質、人生態度、價值取向等也有著不可忽略的影響。

　　周文王在《易經》中構築的六十四卦，其卦爻部分自搭建之日起，就已無可更改，今後也不可能有所改動。這一凝固的卦爻符號就是一個濃縮了的廣闊無邊的世界，它對應著我們所置身的宇宙。後人所能做的，只是增加或刪除一些相應的卦辭與爻辭，也就是說，《易經》已將一個完整的宇宙構建好了，後人所能做的，只是「裝修」，做做修修補補的工作而已。民族的活力與創造性就這樣於無形中固定、束縛在一個狹小的圈子之中了。中華古代幾乎每門學科一旦誕生，就已經大功告成，後人只能幹干「填空」之類零打碎敲的活路了。同時，國人對創建與構建完整的體系似乎沒有多大興趣，中華古代的所有自然、社會學科，似乎都不講究龐大、嚴謹而完整的系統性，這與周文王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創造了一個囊括一切的「宇宙」而帶來的限制與束縛不無關係。

　　《易經》所創造的「宇宙」也真像一個「魔筐」，似乎什麼都裝得下，什麼都有了。即以現代文明的一些科學成果而言，比如六十四卦嚴格地對應著遺傳密碼中的六十四個DNA密碼符號，「凡事皆變」的觀念完全適用於原子與亞原子世界的規律，一陰一陽的二進位引發微積分的發明使得計算機的創造成為可能……其實，它們並非依據《周易》文本或通過它的占筮之法推導而來，而是西方的科學家發明之後，才在《周易》中找到某種對應與觀照，是一種典型的「馬後炮」。可是，國人卻長期陶醉於此，以為中國傳統文明真是無所不包，我國古代社會簡直無所不有，產生了一種不切實際的夜郎自大的「天朝心態」。所謂天朝心態，就是盲目自信，在一種空想的基礎上將自己拔高到「神」的地位，高高在上地俯視人間，總是想著萬國朝儀，瞧不起別人，而自己又無所創造無所貢獻。

　　人們藉助《周易》，通過它可以發現許多預想不到的人與事，達到求神不如自求的功效，於是，也就儼然自以為成了一個具有高度智慧的神靈，可以達到神靈的境界做一些人力所不及的事情，慢慢地，就形成了一種盲目的樂觀情緒。

　　人們運用《周易》的實用目的，就是趨吉避凶，表現在生死觀上總是執著於生。《周易》大傳有所謂「天地之大德曰生」，孔子在《論語》中也曾言道：「未知生，焉知死？」於是，也就流連於生的快樂，忌諱死的悲哀。執著於生，既有生生不息的堅韌，也有對生殖的崇拜所形成的「多子多福」觀念。多生、多子、多福在國人特別是在農民心中仍佔據著相當重要的地位。

　　《周易》的每一卦、每一爻都有其嚴格的定位，構成它的基本「元素」只有兩個不同的符號，即陰爻－－，陽爻－。可它們在不同的卦爻之中，所產生的意義、所發揮的作用卻截然不同。在《周易》文本中，占筮的吉凶結果如何，往往與爻的位置密切相關。比如乾卦的九五爻，經過《周易》大傳一番倫理解說，就成了歷代帝王的「專利」——封建帝王有著直薄青天的「九五至尊」。因此，《周易》大傳《繫辭》篇一開頭就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後來就有了孔子的君臣、父子、夫婦、男女及尊卑有序、貴賤有位。於是，中國人做什麼事都講究定位與歸位，每人都有他的等級、圈子，不可僭越躐等。

　　《周易》中多次講到「中」，強調「中」，對「中」抱有一種崇拜兼審美的態度，於是，「中」也就深化演化成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倫理範疇，乃至我們的國家也被稱為了「中國」。即為中國，也就以為真的居於天下的中央與中心了。對此，宋代石介在其所著《中國論》一書中寫道：「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天地為之乎內外，所以限也。」這種居中的觀念，對中華古建築布局等方面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而中華民族的圖騰之物——龍，這一從未有過的虛構生靈，其文化信息在《周易》中也有記述，如「潛龍」、「見龍在天」、「飛龍在天」、「雲從龍」等等。《周易》中所說的龍，是古人對自身生殖崇拜而創造的一種巫術兆象，是由雲、雨、雷、電等自然天象的一種揉合與融匯。在此基礎上，才慢慢發展成了今天我們所知道的龍的具象——「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龜，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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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毋庸再舉了，《周易》的影響實在是太深刻了，它是中華民族的文化之源，它改變了古代的文化發展軌跡，它影響了我們今天的文化基質……這一切的一切，都是遠古的巫術智慧之果在起著某種決定性的作用。而後人三千多年來幾乎每一年都有一次對《周易》的詮釋與解說行為，無疑是對這一勢能的凝聚、助長、增加與強化。

　　如果我們能夠冷靜一些、客觀一些，將《周易》放在整個世界的大千文化景觀中加以考察，就會發現《周易》不過是中華古人認識、切入世界的一種獨特方式而已，它只是某種生存環境、生產方式、生活狀態下的產物。這一獨特的認知方式只能適合於某一時代某一空間，並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永恆。在多元文化的衝突、對話與融合中發展並存，才是《周易》應有的最佳坐標。

　　中華民族是一個早熟的民族，華夏文明也是一種早熟的文明，而《周易》，更是一顆早熟的智慧之果。正因為早熟，也就不可避免地帶有幾分青澀與遺憾。早熟也是一種「透支」，其代價必須由後人來償付。我們是該為民族文化的早熟感到慶幸呢，還是感到悲哀？如果換一個角度，是否可以說《周易》是煮了一鍋「夾生飯」呢？對此，我時常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不管怎麼說，我們腳下這塊廣袤的土地、我們民族的生存與發展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由一雙看不見的「上帝之手」給決定了，這是我們站在今天反思歷史、開拓未來的一個不容忽視且無可更改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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