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的帝王心術：專制政治的登峰造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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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譚徐鋒　　　現代告密制度的濫觴　　對於清代皇權政治的評判，一直是一個眾說紛紜的問題，在這一爭論之中，雍正帝的身影若隱若現，相對於迷霧重重的民間傳說，很久以來歷史學界對於雍正這位拚命三郎式的苦勞天子，似乎缺乏足夠深入的研究。　　日本漢學大師宮崎市定獨具慧眼，選中了雍正帝作為研究對象，試圖對以往人們極不重視的清世宗進行一番細密的解剖工作。而其所憑藉的最重要的史料就是雍正帝自己刻意保留的《雍正硃批諭旨》。　　雍正帝為何要保留這樣一大波歷史文獻呢？　　他是出於自我剖白，讓天下後世看看自己到底是怎樣一位天子，性格儘管內向，但卻勤於國事，如何在日理萬機的同時，又苦口婆心地與來自各地的臣子或喜或悲，或怒或嗔，一道道心術與治術化為斑斑硃筆，在傳播於民間的同時，也刻寫出一代帝王的悲涼。　　這一刻意保存的歷史文獻一方面滿足了雍正帝的初步構想，另一方面又好似一座隨時可以不斷噴發的活火山，研究者可以從中發掘常讀常新的理據與問題。　　一般而言，臣子可以通過上疏向皇帝言事。不過，雍正帝卻認為，這樣的上疏，很可能只是表面文章，無法讓自己洞悉官僚階層與社會百態，於是他推出了密折制度，試圖用密報的形式，讓欽點的官員隨時向自己彙報下情，而且讓他們互不知情，形成暗中的監督與被監督，以便破除朋黨，贏得真相。　　更奇妙的是，雍正帝會隨時在收到密折後，在上面盡情披覽，隨時將自己的意見簽出，好似皇帝身邊的秘密電話，隨時可以連線，而雍正帝獨特的話語時不時流露出其真性情，嬉笑怒罵，從硃批的行文與臣子的應對中，似乎可以感受到兩造之間的生動表情，當然，更多是那些被視為倦於政事者的惶恐不安。　　這些生動而讓人倍感壓力的文字，其實凸顯了當時已經比較成熟的皇權控制術，那些操控者與被操控者，無疑會讓我們想到現代讓人膽戰心驚的告密制度，雍正帝以其精密的心思，儼然成為這一制度的發明者。　　宮崎市定在日本漢學界有史學福爾摩斯之美譽，他獨具慧眼地發掘了雍正帝的側影，眼光不可謂不毒辣，用細膩的筆觸比較全面地概括了這位「近世中國最具代表性的獨裁君主」的統治術，透過作者所引述的雍正言論，為我們生動立體地勾畫出雍正帝勤勉與好勝、辛辣暴躁卻又充滿人情味的複雜面相。　　除此之外，作為外國人，宮崎市定對於當時民族問題與宗教衝突的揭示，也讓人耳目一新，我們在研究清朝時，往往聚焦於漢化與否的問題，但其實這一族群互動的背後，還有很多複線的聲部，比如當時滿洲人的基督教信仰，甚至已經家族化，哪怕是刻意的壓制也很難以收效。　　他儘管對雍正帝的勤勉讚賞有加，對其統治手腕卻有很多保留，以為「獨裁統治下，密探政治的失敗就在於君主反過來會被密探所誤。密探如同烈性藥物，副作用極大，另外，若是用錯分量就會招致不可想像的後果」。「為了不被密探所誤，不能僅抓住一條線不放，必須讓密探形成縱橫交錯的系統。可能得話，比起專門設置密探類似性質的專門機構，讓官僚之間互為間諜是最上策。」雍正帝的確是思維縝密的君主，然而過度的操勞，使得其身心極度疲憊，其猝死與煉丹術士當然不無關係，但其根源卻在於身體過度透支導致病急亂投醫，為其親手構造的牢籠所窒息。　　充滿善意的惡意政治　　宮崎市定將雍正帝的統治內核定義為「獨裁」，認為在長期的潛邸生涯中，多次目睹太子廢立無常的宮斗戲，雍正帝養成了隱忍的獨裁人格。　　讓人有些意外的是，出現在硃批奏摺里的雍正帝，感情豐沛，文字濃烈，給人以隨時可以興發之感，但是言語的刻薄與冷嘲，卻又隨時可以翻雲覆雨。　　在宮崎看來，「專制君主制能夠在中國存續數千年，是因為它具有某種程度的靈活性，隨著時代的進步而進步。幸或不幸，歷代明君聖主不斷改良君主制的理想和實施，維繫著沉默大眾的信賴。雍正帝的獨裁政治正處於其頂峰。於是，信賴獨裁製的民眾被引上了若不是獨裁製國家便無法得到治理的方向。這對中國人民來說的確是可悲的結果。從這一點而言，不得不說雍正帝的政治實在是充滿善意的惡意政治。」

　　《雍正帝》　　（日）宮崎市定/著　　孫曉瑩/譯　　甲骨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6年11月　　雍正帝以其聰慧，可以說把君人南面之術發揮到了極致，使得皇權似乎擁有了無所不在的掌控力與靈活度。作為君主，他的確善盡了職分，試圖將子民的甘苦視為自己的甘苦，但是這一看似合理而精密的監督制度，卻導致了官員之間的互相猜忌與上下相隔，在看似溫情與細緻之中，蘊藏著皇權的深不可測與無情冷漠。　　高處不勝寒，雍正帝的繼承者儘管有所撥轉，但其實依然沿用了其既有的陳跡，在鑄就了「康乾盛世」的宏大格局之時，背後卻潛藏了無盡的社會危機。看似聖天子無所不在，士大夫的襟抱與氣度卻日益逼仄，整個社會在既有的軌道上滑行，所以才會有道光年間的巨變與慘途。　　專制的局限既已如此，然而習慣了專制之人，卻無法跳脫自己的皮膚，除了少數人偶爾願意在螺螄殼裡做做道場以外，除非強烈的外來衝突與激變，很難有整體突破的勇氣與機制。後來者龔自珍筆下的「萬馬齊喑究可哀」，所哀者正是積重難返的體制與久錮的人心。　　這一沉悶的空氣，在雍正帝的強力突圍之下，依然未能打破，如此精心締造的統治術，到頭來收效依然不甚明顯，這無形中提示我們，對於清代統治似乎不宜估計過高。　　歷史研究的大局觀與明快感　　宮崎此書推出以來，中日史學界不少後來者在宮崎的研究之後，就軍機處、耗羨歸公、社會動態、地方鄉紳等課題進行了更為細密的討論。宮崎的研究可謂將政治史研究上一筆帶過的雍正帝復活起來，由此帶動了雍正帝及其時代的縱深探索，但不得不說，這一過程至今依然在延續。　　作為日本歷史學家，宮崎市定的研究角度能夠跳出中國學者漢化模式的窠臼，將此前不那麼為人所注意的滿漢矛盾與信仰衝突一一揭出，不過也不得不指出，宮崎市定的研究其實也有其特殊用意。　　宮崎對歷史研究有一極具洞見的看法：「歷史研究的成果要公之於世，如何表達的問題與理解問題、評價問題密切相關。因為，對歷史事實理解的深淺、興趣側重、評價大小都直接影響表達的巧與拙。文章並非僅是印在紙上的墨跡，必須由不吐不快的語言構成。因此，沒有信心和熱情，筆下不可能產生像樣的記述。」　　宮崎市定留學巴黎之時，對於偵探小說極為著迷，尤其鍾愛喬治?西默農（1903-1989）的《麥格雷探案集》系列，無形中甚至影響了其歷史觀。雍正帝晦暗不明的形象，經由酷愛偵探小說的宮崎之手，得以撥開雲霧見青天，此事想來也是非常快慰。宮崎的回答是：「對於所有的問題，都應當像麥克雷偵探那樣，最明快地將把謎題解開。」　　如何快刀斬亂麻？除了史料的熟練，他更強調鮮活的歷史感。　　他甚至由西默農的小說引申出「首先把握住那個時代那個社會的大局，將現在所研究的問題置於其中加以定位，這樣的出發立場毋寧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個別與整體之間無法緊密貼合，那就一定是什麼地方的判斷出了問題了」這一看法，這也使得本書在隨著故事的推進而曲折環繞時，還能讓讀者能有比較清晰的脈絡。　　這一旨趣，使得人們能夠經由宮崎之眼，將雍正時代做了一個細緻的偵查，進而由皇帝的個體言論，摸索出當時中國人奴性的演變與深化，這實在是一個觸目驚心的過程。　　此前京都學派給予一般中國讀者的印象，似乎都是以考證精密著稱，甚至有時還顯得有些瑣碎，不過內藤湖南與宮崎市定的著作，卻給人以大氣磅礴之感。其中一些觀察或許有著日本人特有的局限甚至傲慢，但其廣博的學術視野與精準的歷史洞察，卻是不少後來者所匱乏的，這其中也包括國中不少歷史從業者。　　真正的歷史傑作，是可以超越時代的，她往往既有精密的考據，也會有令人驚艷的分析，可以不斷在回眸與反芻之餘，讓人回味無窮。宮崎此書的不少結論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推進，似乎都值得予以修正，但是真正親近這部名作，依然會被作者清晰的敘述所撩撥而心動，而宮崎冷峻的歷史分析，又讓人對當時中國的民族性感到些微的絕望。　　這一令人為難的歷史記憶，有時或許正潛藏於無數後來者的內心或肌理，能否剔除以及又將如何剔除，似乎值得不斷回望與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