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飛之死的原因

岳飛之死的原因             　　  元明之際陶九成寫詩感慨岳飛事件：「萬里長城真自壞，中興武業遂雲休」。（《輟耕録》卷三）       南宋朝廷為何要自壞長城？       一、南宋朝廷收兵權的需要       １.宋朝重文抑武的基本國策。       眾所周知，重文抑武是宋朝的基本國策。北宋初年，為從根本上解決唐末五代將悍兵驕、藩鎮割據的問題，從各方面強化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強化集權的重要措施之一是重文抑武，倡行文治，重用文臣；壓抑武將，收奪兵權。重文抑武成為兩宋三百年厲行不衰的一個基本國策。       但是，南宋初年，小朝廷剛剛建立，處在風雨飄搖的困境之中，女真人對南宋政權和宋高宗窮追猛打，高宗君臣一直逃到大海上，不斷向金人乞和，金人仍不肯放過，必欲滅亡南宋、生擒高宗不可，金人根本不把高宗當做談判對手。南高宗求和不得，不得已，暫時放鬆了對武將的防範和壓制，給武將一定的權力和地位，讓他們為朝廷效命。但是，這不過是權宜之計，「艱難之時，陛下欲得其心，姑與之無間。」（汪藻《浮溪集》卷1「行在越州條具時政疏」）一個「姑」字，道出其中奧秘。武將兵權問題始終被視為心腹之患，一旦有可能便要解決這個問題。後來事實表明，高宗在對金政策上一貫消極妥協，正是為了儘快地騰出手來，收奪武將的兵權，恢復北宋以文制武的政治傳統。       原先沒有乞和的可能,建炎四年,秦檜從金國回，帶回金人議和的想法，宋高宗聽說有了可能，高興得睡不著覺。但當時雙方議和的條件有差距，金人要「南人歸南，北人歸北」，這一點高宗做不到，「朕安歸？」未成。（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57：上乃召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綦崇禮入對，出檜所獻二策，大略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如斯而已。上謂崇禮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       紹興十一年，宋高宗再次得知金國議和的可能，金人的條件是殺岳飛，他當然毫不猶豫了。以殺岳飛換取對金議和，他是不會有什麼猶豫的，甚至可說是正中下懷的。（自兀朮復取河南，飛深入不已，兀朮以書抵（秦）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而後可和。」於是，檜與俊謀，置飛於死地矣。）（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錄》別集下卷八，《岳飛信國武穆王》。《金佗續編》卷二十一《百氏昭忠録》卷五，略同。）       ２.南宋初年武將地位的提高       剛才說到，宋高宗即位的頭幾年，南宋小朝廷風雨飄搖，存亡之際，不得不給武將一定的權力和地位，讓他們為朝廷效命。在這種情況下，北宋以來一直受壓抑、受歧視的武將，在南宋初年出現了一個權力增大、地位上升的時期。以致於當時出現了「今正右武之時」的議論。武將地位提高的表現：       ①武將有了對軍隊的固定指揮權。北宋時期是「兵不識將、將不知兵」，兵將兩分離；這個時期，將領可以固定地控制所統領的軍隊，甚至被稱作「某家軍」。（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156炎興下帙：「眾軍相呼，必曰某姓某家之兵」）如，岳飛的軍隊稱岳家軍，韓世忠的軍隊稱韓家軍，劉光世的軍隊稱劉家軍，等。由於將領與軍隊的隸屬關係固定，朝廷對於軍隊實際上是不能輕易「移易廢置」的。而且，武將也可以和文官一樣，有便宜行事之權，不經事先奏准而對某些事情可隨機處理。與北宋那種「將從中御」，武將處處受制於文人的軍事體制有很大不同。       ②自行招兵權。武將可以自行招兵，擴充自己的實力。在戰時條件下，軍隊的獨立性很大，士兵的招補、實力的擴充往往都由將領自行決定，朝廷對諸將的兵員實數根本不清楚，就像胡寅在建炎年間上奏批評的那樣，諸將之兵「逃而不以告，敗而不以告，死而不以告，補而不以告」，朝廷不知道軍籍數量。這與北宋時「一兵之籍」，「皆人主自為之」的情況又有很大不同。（「今煮海榷酤之入，遇軍屯所至，則奄而有之，闤闠什一之利，半為軍人所取。至於衣糧，則日仰於大農，器械則必取於武庫，賞設則盡資於縣官，此何理也？自古制兵，有事則付之將帥，無事則歸之天子，光武中興，可謂馬上取之之時矣，猶且不假將帥以久權，鄧禹取三輔，總數十萬眾，一旦無功，奪之如探囊中物。今總兵者，以兵為家，厚自培植，若不復肯舍者。曹操曰，若欲孤釋兵，則不可也。無乃類此乎？自建炎以來，易置宰執......今諸軍近者四五年，遠者八九年，未嘗開落死損折傷之數，豈皆不死乎？抑隨死隨補乎？逃而不以告，敗而不以告，死而不以告，補而不以告，不可也。以補者之姓名充死者之姓名，以死者之妻子為補者之妻子，不可也。不然，軍籍何自而無缺乎？」胡寅《斐然集》卷十《轉對札子》。葉適《水心集》卷四《奏議》：「國家因唐五代之極弊，收斂藩鎮，權歸於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為之也。」）       ③諸將掌握了一定財權，他們從事各種商業贏利活動，分享國家的利權。軍隊經商，北宋已有之，但規模不大，且「予奪操縱，惟君所命」，而南宋則是「煮海榷酤之入，遇軍屯所至，則奄而有之，闤闠什一之利，半為軍人所取。」 （《斐然集》卷十《轉對札子》）軍隊「居於市則有回易之庫，居於水則有回易之舟，所至擅榷酤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五十六，炎興下帙）如岳飛軍在襄陽等處有酒庫、公使庫、博易庫等多所，每年收入一百五十餘萬貫，可供全軍三個月的開支；韓世忠，軍中產利每年在百萬以上。不僅是經營範圍和規模都遠遠超過北宋，而且這些收入又都是由諸將直接掌握，朝廷不能干預。       ④參議政事權。此種情況在高宗初年尤為突出，當時高宗政權不穩，為了取得武將的擁戴與保護，對他們格外籠絡，凡有大事，往往召宰執大臣會同武將集議。文臣對於武將參議政事，最看不慣，有很多議論。紹興元年，汪藻上了一次有名的奏章——《奏疏行在越州條具時政》（《浮溪集》卷一），通稱《馭將三說》（示之以法，馭之以權，別之以分），其中說，「廟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為天子建立政事、以號令四方者，今諸將率驟謁徑前，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於必得而後已，朝廷豈不懼卑哉？」不久又有人上疏，論「諸將造政事堂，與大臣狎昵，紊亂朝綱」（張守《毘陵集》卷十三《志銘》）武將能與宰相等大臣同坐政事堂，一起商議國家政事，這在北宋也是難以想像的事。       南宋初年的武將，不僅是地位提高，而且出現了某些將領的驕橫跋扈。       一些將領擁兵自重，尾大不掉，為了保存實力而拒絕對金作戰。在這方面，張俊、劉光世是典型。如，建炎四年金兵圍攻楚州，高宗下令張俊率兵解圍，張俊認為金兵太強，拒不出戰。高宗只得改派劉光世出兵，但連下五次手令，劉光世還是按兵不動，結果是坐視楚州失陷。後來，高宗命劉光世移屯揚州，劉光世不願離開家小到前線去，仍然拒不奉詔。高宗也無可奈何。       最極端的例子是苗、劉之變。苗傅、劉正彥都是御營軍的統制官，兩人對王淵不滿，於是在建炎三年春發動兵變，殺了王淵與一批宦官，逼高宗退位，讓位給高宗三歲的幼子。事變很快被平定，但竟然出現這種武將為泄私憤而廢立皇帝的事情，可謂是跋扈至極。       ３.宋初年的文武矛盾       在北宋以來重文輕武風尚熏陶下成長起來的文人，一直十分歧視、壓制武人，而到了南宋初年，情況發生了逆轉，武將不僅敢與文臣分庭抗禮，而且常侮慢文人。用當時人的話來說，文臣是「羸驅弊輿，惴惴然於長戟犬馬之中，卒伍賤人，皆得以惡聲噍呵之，不敢正色忤視，少拂其勢。」（《斐然集》卷十六《上皇帝萬言書》）說的雖然有些誇大，但也並非無根之談。韓世忠就常常當面稱文人為「子曰」，甚至呼「萌兒」，譏諷文人是只會背孔子的蠢材，高宗知道這事後，也只能對世忠付之一笑。（韓世忠輕薄儒士，常目之為「子曰」。主上聞之，因登對問曰：「聞卿呼文士為子曰，是否？」世忠應曰：「臣今已改。」上喜，以為其能崇儒。乃曰：「今呼為萌兒矣。」上為之一笑。庄綽《雞肋編》卷下）       武將在權力、地位和態度上的變化，引起了高宗和整個文臣集團的強烈不滿與恐慌。從建炎年間直到紹興議和，十多年間，朝野上下一片收奪兵權、恢復抑武傳統的呼聲。紹興元年，汪藻的「馭將三說」傳出來後，武人也很氣忿，有的將領讓門人撰文反駁，說今日誤國者皆文臣，說：北宋以來「執政、侍從以下，持節則喪節，守城則棄城，建議者執講和之論，奉使者持割地之說。提兵勤王則潰散，防河拒險則逃遁，自金人深入中原，蹂踐京東西、淮南之地，為王臣而棄地、棄民、誤國、敗事者，皆文臣也。間有竭節死難、當橫潰之沖者，皆武臣也。又其甚者，張邦昌為偽楚，劉豫為偽齊，非文臣誰敢當之？」史稱「自此，文武二途，若冰炭之不合矣。」文武矛盾達到極點。（藻書既傳，諸將皆忿，有令門下作論以詆文臣者，其略曰：「今日誤國者皆文臣，自蔡京壞亂紀綱，王黼收復燕雲之後，執政、侍從以下，持節則喪節，守城則棄城，建議者執講和之論，奉使者持割地之說。提兵勤王則潰散，防河拒險則逃遁，自金人深入中原，蹂踐京東西、淮南之地，為王臣而棄地、棄民、誤國、敗事者，皆文臣也。間有竭節死難、當橫潰之沖者，皆武臣也。又其甚者，張邦昌為偽楚，劉豫為偽齊，非文臣誰敢當之！」自此，文武二途，若冰炭之不合矣。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四十二）       汪藻的《馭將三說》實際上奠定了南宋統治集團日後收兵權、殺岳飛、對金議和這一整套內外政策的基礎。       《馭將三說》中有一點值得我們特別重視：汪藻提醒高宗說，現在兵將雖驕，但「幸今諸將皆齷齪常才，固不足深忌，萬一有如韓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當時岳飛還沒有嶄露頭角，幾年以後，他就迅速成長為當時最具雄才大略的將領，中興四大將中，唯獨岳飛慘遭殺身之禍，汪藻的這段話，不失為理解岳飛死因的重要線索。       二、高宗的個人隱衷         明人文徵明的詞早就揭示過這一點。     （明）文徵明詞《滿江紅?題杭州岳廟》       拂拭殘碑，敕飛字依稀堪讀。慨當初，依飛何重，後來何酷！       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憐事去言難贖。最無辜，堪恨更堪憐，風波獄。       豈不惜，中原蹙，豈不念，徽欽辱。但徽欽既返，此身何屬？       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彼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       為何殺岳飛？文明徵的詞有道理，的確有高宗的個人動機，「但徽欽既返，此身何屬？」 簡要看看高宗的身世。       高宗趙構，是徽宗第九子，人稱「九哥」，封康王，傳說中「泥馬渡康王」的康王。排行老九，在正常情況下本來沒有當皇帝的可能；加上宋朝廷為防「內亂」，抑制皇子宗室，九哥只能在宮廷里研習琴棋書畫，熱衷於聲色犬馬，與政治有著相當的距離。北宋末年靖康之變，父親、兄長（即徽、欽二帝）都被金人擄往北方，趙構突然有了當皇帝的可能，也果然登上了皇帝寶座，他對於徽欽二帝的心態，自然會相當複雜。       在當時，二帝被俘，不僅意味著一個趙家政權的垮台，而是升華為一個民族恥辱的標記。因此，「迎回二聖」的口號，成了當時抗金鬥爭的重要目標，也是激勵抗金鬥爭的一面旗幟。高宗表面上不得不打出這面旗幟，但內心卻是極其害怕、極不情願的。後來徽宗死在金國，高宗他怕欽宗回來，威脅自己的帝位。這類事例後代也有，明代的「奪門之變」就是如此。       金人深知高宗的心理，不輕易放回欽宗，利用欽宗這張牌來打政治仗，作為萬一軍事上失利的護身符。紹興七年秋，金人曾幾次放風要把欽宗及其子扶上皇位，以此逼高宗按金人的條件議和。高宗深知欽宗是正統，萬一複位，比自己有號召力，「其禮無有弟與兄爭」。他對此很擔心，為了防止出現這種局面，就只能順從金人，按照金人的條件議和。 「殺岳飛」，便是金人提出的議和條件之一。         三、專制制度扼殺人才       專制制度容不得人，尤其容不得岳飛那樣耿直、剛正而又有實力、得人心的人。南宋朝廷收兵權、殺武將，為何屠刀未砍向真正跋扈的劉光世之流，或是其他大將，而是落到了岳飛頭上？這裡面有岳飛個人的原因。那就是他「握重兵，昧保身之術」。岳飛雄才大略，淡於私利，深得人心，最容易引起猜忌。在伴君如伴虎的專制時代，他不懂得怎樣保全自己，最終惹來殺身之禍。

　　比如說，「迎二聖」是宋高宗的表面文章，立皇儲是高宗的心頭之痛，岳飛偏偏不理會這些，而是從國家利益出發，力主迎二聖，立皇儲。高宗為此十分惱怒，曾厲聲教訓岳飛，說他領兵在外，「此事非卿所預」，不該干預朝政。（「握重兵於外，此事非卿所當預」。《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09）       他當時統帥的軍隊差不多佔了全國軍隊的四分之一，而且，是各路大軍中戰績最為輝煌的。他還在要求增添兵力，想要一舉北伐，收復失地，對此，高宗的回答是「寧與減地分，不可添兵」，擔心「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寧與減地分，不可添兵……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18）       圍繞著和與戰，岳飛與高宗、秦檜發生了，甚至發生直接衝突。他曾當面指斥秦檜，身為宰相，謀國不臧。秦檜十分惱火。（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檜銜之。《宋史》卷365《岳飛傳》）紹興七年春，高宗本已允諾讓岳飛指揮除韓世忠和張俊以外的各路軍隊，大舉北伐，但很快又收回了成命。奧秘即在不容許岳飛立蓋世之功，挾震主之威。岳飛報國心切，憤慨辭職，不經高宗批准，擅自去廬山，為亡母守孝。高宗幾次讓他下山，他都不理。這種舉動，是不符古代臣規的，引起皇帝很深的疑忌。       對武將的猜忌和防範，是宋朝政治的一大特點，只要武將功大、官高、權重，就意味著對皇權構成威脅。眾多將領間，高宗最不放心的是岳飛。岳飛要求增兵，提議建儲等等，都觸犯了高宗的深忌。在具體研究宋史時，文武之別是不可不注意的，同樣是提議建皇儲，文臣算是忠心，武將便是別有用心。       不僅如此，岳飛個人的一些優秀品質，也會使皇帝疑神疑鬼。       比如說，在同時代的文臣武將中，岳飛算是相當清廉。他家田產的年收入遠低於韓世忠、劉光世等人，只是張俊的一個零頭。他不貪財，不好色，不追求物質享受，有人送給他有名的美女做姬妾，他說：現在不是大將享樂的時候，給退了回去。凡有朝廷賞賜，他一概分給部下，自己不取分毫。       他律已很嚴，治軍很嚴。他酒量不小，年輕時經常豪飲。有一次高宗勸他不要喝酒，對他說：「等你收復了失地，打到河朔時才可以再喝。」從此以後，岳飛滴酒不沾。岳家軍有一個口號，叫做「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打擄」，實際已經成為嚴明的軍紀。因此，岳家軍深受民眾愛戴。「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出自一位極其驕狂的金兵統帥之口，可見岳飛的部隊的確很了不起。       一個重兵在握的武將，意志堅強而沒有物慾，不同流俗，在專制君主看來，這不是很可怕嗎？       戰國末年，秦國大將王翦的故事很意味深長。秦王用傾國之兵攻打楚國，派大將王剪挂帥，臨出兵前，王翦向秦王要求賞賜眾多的上等田宅，說是趁著大王還用得著，得為子孫早做打算。秦王大笑。後來，在出征的路上，王翦一連派出五撥信使回來，一再請求封賞田園。王翦對身邊人說是秦王把舉國交給自己肯定不放心，這樣做是有意使秦王知道自己胸無大志，只愛小便宜，這樣秦王就放心了。正像棋經上說的：棄小不就，必有圖大之心。偏偏岳飛在小節上無可挑剔，還說：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不好色，不好酒，不置家產，不怕死，不貪財，那你圖的是什麼？趙構對此不能理解，反而加深猜忌。甚至連岳飛留意翰墨，禮賢下士，也會使高宗更不放心。岳飛曾一再真誠表示要功成身退，準備在廬山東林寺看經念佛，安度余年，宋高宗是根本不信的。（《宋史》卷365《岳飛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43：飛知書，善待士，且濟人之貧。用兵秋毫無犯，民皆安堵，不知有軍，至今號為賢將。）                                          《宋史》評論說，象韓信、彭越這樣的將領，古往今來並不少見；但若象岳飛這樣文武全才、仁智皆備的大將，則很罕見。的確如此。（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為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 《宋史》卷365《岳飛傳》）       元人趙孟頫《岳鄂王墓》（《松雪齋集》卷4）：       鄂王墳上草離離  秋日荒涼石獸危        南渡君臣輕社稷  中原父老望旌旗        英雄已死嗟何及  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  水光山色不勝悲       岳飛之死給後人留下無盡的感慨和思考。如果岳飛功勞不那麼大，才幹不那麼高，像劉光世、張俊那樣庸碌無為，則朝廷尚可以有幾分放心；或者假如岳飛性格不那麼剛直，為人不那麼坦率，對朝廷事務不聞不問，朝廷亦至少不會如此快地啟動殺機。可偏偏岳飛具備一些令君主不喜、不快與不安的優秀品質。在專制時代，這些品質集中到一位手握重兵的大將身上，自然足以構成被殺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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