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校園風景中的永恆

錢理群:校園風景中的永恆

中國有所北京大學。

北京大學有個未名湖。

未名湖畔有尊蔡元培校長的銅像。

——這都是中國風景中的永恆，校園風景中的永恆。

蔡元培先生的銅像是文革結束以後第一批北大學生自動發起建成的，是北大人用自己的心壘成的。

北大即將迎來自己的百周年校慶，北大人首先想起的，就是老校長。

於是，紐約校友集會鄭重通過決議，建議將先生暫居香港的陵墓遷回北大；也有校友建議將在北大紅樓的孑民紀念室定為國家文物重點保護。

這一切自然不會得到回應。就連北大在校師生將自己寫的紀念蔡先生的文章寄給某大報，也被退回，理由是宣傳蔡元培必須經過有關部門批准。

但民間的紀念是不用批准的。心的紀念是不受批准與否的限制的。

而這建立在民間的心的豐碑，才是真正不朽的。

蔡先生無愧於這樣的民間紀念。因為２０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重大轉折：從廟堂走向民間，走向自身，正是從蔡先生對北大的改造開始的。

在此之前，無論是１９世紀中葉以後的洋務運動，戊戌政變，還是本世紀的辛亥革命，都是企圖依靠國家的強權政治，或寄希望於政治強權人物，實行社會總動員與高度的組織化，以實現民族振興，趕上西方先進國家。在這樣的「國家主義」的思潮下，知識分子自願犧牲個體的精神自由，而把自己置於依附於國家（或個人）的強權政治的地位，也就依然走不出魯迅所說的充當官的幫忙、幫閑的傳統知識分子的老路。結果出現了袁世凱復辟——在中國，任何強權政治都必然導致封建性的復辟。

於是，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有了新的覺醒：陳獨秀率先發表《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怒斥當局「濫用國家威權，斂錢殺人」，指出「人民不知國家之目的而愛之，而為野心之君……所利用」，「愛國適以誤國」，同時提出救國之道即在啟發民眾之「自覺心」。蔡先生也這樣告誡國人：「當斷絕政治上之迷信」，「認定教育可以救世」。因此，當１９１６年１２月蔡先生於「大風雪中」來到北京，就任北大校長，登高一呼，很短的時間內，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周作人等一批影響一個世紀的民族精英聚集於北大，這正是意味著，知識分子目光由國家轉向民間，由強權政治家轉向自身，由依附權勢轉向依靠知識（科學、理性）的力量，通過思想啟蒙，喚起國人的自覺，自下而上地進行中國的思想文化、社會變革。而中國知識分子這一根本思路、選擇的大轉變是在蔡元培先生的旗幟下實現的。蔡先生所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其目的正是要為知識分子提供自由而廣闊的精神空間，將北大改造成獨立知識分子的自由集合體，是蔡先生主持的北京大學，建立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新範式：這是一批永遠處於邊緣地位（甚至體制外）的知識分子，不僅擺脫了官的幫忙、幫閑的傳統窠臼，而且也避免落入現代商業社會商的幫忙、幫閑與大眾的幫忙、幫閑的陷阱，獲得了真正的人格獨立與個體精神自由；他們永不停止對彼岸精神理想的追求，對精神（思想，文化，學術）的探索和創造，因此對此岸的現實存在總不滿足，永遠對現實持批判態度，永遠是「新的，改造運動的先鋒」——這是魯迅對「北大校格」的概括，蔡元培先生所培育的「北大精神」，所指的就是北大為中國知識分子所提供的這樣一種獨立的，自由的，批判的，創造的精神規範。這也是中國現代文化精神的結晶，不僅是北大，而且是整個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其意義與價值是無論怎樣估計，都不會過分的。

蔡先生的理想是「教育指導社會，而非追逐社會也」。他首先通過對北大的改造，創造了新的北大精神，提出了新的世界觀，新的社會與文化理想，建立了新的道德倫理，又支持師生創辦《新青年》、《新潮》雜誌，通過現代傳播媒體，影響整個社會，形成社會文化新思潮，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新文化運動。而以北京大學為中心的五四愛國學生運動則進一步把由思想文化領域開始的變革推向全國的政治、社會的變革。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愛國學生運動又反過來極大地提高了北京大學的社會聲譽與影響。正是蔡先生領導與支持的一校（北京大學）二刊（《新青年》、《新潮》）一時成為時代思想、文化、學術，以至社會、政治的中心。這是本世紀唯一的一次：民間的知識分子通過自己獨立發動的思想文化運動與政治運動，憑藉知識自身的力量，成為時代的主導，影響了中國社會的變革與歷史的進程。影響所及，直到今天（世紀末）北大儘管已不再成為時代、社會的中心（這是必然的），但在國人心目中，仍然是一方「精神的聖地」。

北大教授所發動的新文化運動，與學生髮動的學生運動，固然有各自的領袖人物，如新文化運動中的陳獨秀、胡適，五四學生運動中的羅家倫、傅斯年等；但作為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卻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北大蔡先生主持下的短暫幾年間，之所以能夠保持相對的獨立性，成為獨立知識分子的自由集合體，除了當時的北洋中央政府相對軟弱無力這一客觀條件外，蔡先生個人的人格力量，威望，影響，是起了相當大的作用的。 

蔡先生既是前清翰林，又是革命元老，既是國民政府首任??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論學問與道德人格，於「舊」於「新」，兩方面都達到了極致，臻於完美而無可挑剔——他寫得一手連復古派也望塵莫及的古奧的「怪八股」，又深諳西方哲學、美學、教育學、心理學；他至仁至義至孝，被世人視為「真儒」、「真君子」，又深得「自由，平等，博愛」的法蘭西思想的真諦；他性格儒雅平和而剛毅有決斷，既如春風化雨又內含奇氣，「是真虎乃有風」。在中國的新舊交替的歷史轉近時期，正是需要蔡先生這樣的「承先啟後」的人物，他的能夠同時為新舊兩派所接受的特殊地位，使得他在歷史轉折的開端時期空前尖銳的新與舊兩派的鬥爭中，發揮著獨特的、他人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正像許多研究者所談到的，他對北大師生中的新派（特別是新派中的領袖陳獨秀）支持、保護，使得他們在北大「聚攏起來，而且使其各得發抒，這畢竟是蔡先生獨有的偉大。從而近二三十年的中國的新機運就不能不說蔡先生實開之了」（梁漱溟：《紀念蔡元培先生》）。這裡，還要指出另一面，既是蔡先生在大力支持新派的同時，對新派的某些難免的過激方面，也有所制約，在這個意義上，他也保護了處在被猛烈攻擊中的舊派，他的「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本身即含有讓新、舊兩派在自由競爭中發展，從而保持思想文化發展中的「生態平衡」的意思。這使我想起了４０年代朱自清先生逝世後，沈從文的一個評論。他說，在大學裡的每一個有成就的教授都是偏至的，即把他自己的學術選擇推向極端，這才能形成並充分發揮自己的學術個性，而不能搞折衷，一折衷就平庸了；但作為系主任或校長，就必須寬容，折衷，這才能讓同一個系（學校）里不同個性、不同學派都得到發展的機會，同時又相互制約，達到學術平衡、健全的發展。這樣的「個體上的偏至、任性自由與整體上的平衡、制約」，正是一種理想的學術境界。以此觀點看蔡先生當年在北大所起的作用，他不僅支持、保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愛國學生運動，而且也有力地促成了運動的健全的發展。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沒有蔡元培，沒有蔡校長領導下的北京大學，就沒有五四新文化運動、學生運動，沒有以後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的巨大變革」。——蔡先生正是以這樣的形象，這樣的作用與地位，融入中國現代思想文化教育史、北京大學校史之中，並化作「永恆」的。

但每回面對校園裡蔡元培先生的銅像，我總要想起「高處不勝寒」這句古詩，在我的感覺中，蔡先生是孤獨的。

校慶期間由北大校友、師生創作、演出的話劇《蔡元培》里，有一句台詞：「人人都尊崇我蔡元培，可又有誰真正與我同道啊！」有人認為這會貶低蔡先生的形象，把他寫消沉了。其實「孤獨」幾乎是所有先驅者的共同命運；如實反映這類思想超前造成的不被理解的精神痛苦，以及如何從這樣的痛苦中掙扎出來，堅定不移地走自己選定的道路，這才是內在地（而不是表面地）寫出了蔡先生的精神與人格力量。

且不說別的，單是人們談論最多的蔡先生「兼容並包」的思想，要真正被理解就很不容易。曾有人指責這是「搞調和」，其實蔡先生有自己的鮮明立場：他總是站在受壓抑、無權勢的弱者這一邊，五四時期主張變革的「新派」（包括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正處於不被承認的地位，因此，蔡先生的「兼容並包」首先要保護的正是新思潮的生存權與發展權，是為中國的思想、文化、政治的改革開闢道路的，並非一味的折衷、調和。但蔡先生同時反對不加分析地對舊文化、守舊派文人採取一律否定的極端態度。他心中也有一條明確的線：當舊派試圖藉助政治、軍事強權的力量來消滅學術上的異己（新派），如林琴南那樣打上門來，他是要不顧個人安危，堅決抗擊的；但如果僅僅是在課堂上堅持自己選定的保守性的學術立場，如辜鴻銘、黃侃、劉師培等，他也是要堅決保護他們的學術自由權利的。這是與陳獨秀等「必不容反對者討論之餘地，絕不容他人匡正」的極端立場是有區別的。這樣，蔡先生要貫徹他的「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既要為新思想、新文化開路，又要保留舊的傳統文化」，就必然要受到「絕不允許對方存在」的新、舊兩派的巨大壓力，並不被同時代人所理解。直到今天（世紀末）人們才終於了解，蔡先生所反對的是將新、舊對立絕對化，「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二元對立思維，他主張的是學術上的不同派別（包括新派與舊派）在自由競爭中的多元發展。這就是說，二元對立的獨斷論一天不破除，蔡先生的「兼容並包」的思想就不會被理解與接受。事實上也正是如此，８０年代末以來，如何看待蔡先生的「兼容並包」思想，具體說，在今天的北京大學，還需不需要貫徹「兼容並包」的方針，在中國的思想、文化、教育界與北京大學內部一直是存在著爭論的。有的人只承認蔡先生的「兼容並包」思想「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甚至只限制在保護馬克思主義的早期傳播這一點上，而認為「兼容並包」今天已失去了意義，再要堅持，就會成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保護傘」。這種看似嚇人的「過時論」背後，正是隱藏著一個專制主義的獨斷論的陰影，這是誰都看得清楚的。

就是對蔡先生所開創的北大精神、北大傳統也存在著不同的理解。這本是正常的，人們總是按照自己的立場、角度，去認識歷史，闡釋傳統的。出現分歧，不同意見之間展開論辯，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在我看來，關於北大精神、傳統的某些說法就頗值得一議。例如，有人說「北大的傳統就是革命的傳統」，作為一個抽象的命題，這並不錯；但一具體化，一落實，就有了問題。魯迅早就提醒我們：政治家與文學家（也就是魯迅說的「真的知識分子」）對於「革命」的理解（與態度）是不一樣的：政治家在革命前，他自己也受到壓迫時，是不滿現狀的，他與文學家（知識分子）一樣，都要求革命，魯迅因此稱之為「政治革命家」；但革命成功，掌握了權力的政治家就要「維持現狀」，就要把「革命」二字去掉了，而真正的文學家（知識分子）卻是永遠也不滿足於現狀的，他還要革命，這就與政治家的權力發生衝突，魯迅稱之為「文藝與政治的歧途」。因此，當有人以「革命傳統」作為「北大傳統」時，就應該提出這樣的問題：是政治家提倡的一時的「革命」。還是真的知識分子（也即獨立的知識分子）所要求的永遠的「革命」？魯迅把北大「校格」定為永遠是「新的，改造運動的先鋒」，所指的顯然是後者，而不是前者，這是必須辨明的。還有人說，北大的傳統就是「愛國主義的傳統」，這種說法是有根據的：五四學生運動所提出的「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其愛國主義的立場是十分鮮明的。但這裡同樣也存在一個必須辨明的問題：要提倡什麼樣的「愛國主義」？在有的人的觀念（解釋）中，「愛國主義」就是「國家（至上）主義」，要求人民（包括知識分子）無條件的為所謂「國家利益」（實際是國家執政者的利益）犧牲一切；而如前文所說，這樣的打著「愛國主義」旗號的「國家主義」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們所要批判與否定的，鼓吹這樣的「愛國主義」恰恰是對五四精神（也是北大精神）的根本背離。還是魯迅說得好：「滿口愛國於實際做奴才並無妨礙」，真正的愛國者、愛蔡先生開創的北大傳統者對此必須有所警惕。

這裡還包含著一個更加實質性的問題：不僅對國家有「真愛國」與「假愛國」之分，對於北大，對於蔡先生這樣的先驅者也有「真愛（尊重）」、「假愛（尊重）」之別。如果口頭上喊得震天響：「擁戴」呀，「繼承」呀，「發揚」呀，甚至「捍衛」呀，但實際所做卻根本違背了先驅者的理想與北大精神的實質，那麼，所有的表面文章都不過是「假借大義，竊取美名」的自欺欺人的「表演」。由是，我們必須正視這樣的事實：一方面，我們奉蔡先生為中國現代教育之父，現代科學之父，另一方面，蔡先生的許多重要思想在本世紀從來沒有被重視過，更不用說實行了。我在一篇文章里曾經提到，蔡先生的教育思想本有一個完整的體系：他一方面強調「軍國民主義」（據蔡先生解釋，相當於「體育」）、「實利主義」（相當於「智育」）、「道德主義」（相當於「德育」）教育，認為這是現象世界的，服從於國家政治需要的教育；但他同時強調超越於現實國家政治的，超越於現象世界的「實體世界」的形而上的「世界觀教育」，以及作為現象世界與實體世界橋樑的「美育」教育，以便建立具有終極關懷、終極價值意義的理想（信仰，信念），陶冶情操，養成個體精神自由、獨立的理想人格，最大限度地喚起人的內在的想像力與創造精神。在蔡先生看來，這兩個方面的教育都缺一不可，而又以世界觀教育為教育的最終目標。但在世紀初的１９１２年召開的全國臨時教育會議上，作為教育總長的蔡先生提出了他的「五育並舉」的教育方針，「世界觀教育」當即被否決，「美育」開始也只同意列入「中小學、師範教育教則」，後經力爭，才勉強列入民國教育宗旨之中，但也從未被真正重視。這就是說，蔡先生的教育思想從一開始就被攔腰斬斷，本世紀實際實行的德育、智育、體育，以及被狹窄??具，而忽視了對「人」的精神、靈魂的塑造，「人」的根本理想（信仰、信念）、人格、情操的冶鑄，「人」的潛在智慧、能力、創造力的開掘與發揮。今天的教育，包括北京大學的教育所存在的許多問題，從根本上說，就是這個教育的前提——教育的基本觀念：什麼是教育，教育的目的、宗旨，出了問題，而這又是與一個世紀以來對蔡元培先生教育思想的冷漠，閹割與背離是直接相關的。——人們根本不去仔細研究與思考蔡先生（以及中國其他現代教育的先驅）他們的教育思想的真正價值，而是簡單地戴上「資產階級教育思想」的帽子，而不容置疑地加以否定，拒絕繼承，正是這樣的「左」的思維邏輯使我們吃了大虧，這慘重的教訓是不應忘記的。

因此，越是臨近北大百周年校慶，我越是不敢走近校園那神聖的一角；作為今日之北大的一個成員，面對蔡校長，面對這一百年的校史，我只感到羞愧與悲涼……

此刻，蔡先生在想什麼呢？

他只是靜靜地坐在那裡，什麼也不說……

哦，在校園風景中的永恆！

１９９８年４月２０日寫畢於燕北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