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不願背「投降派」黑鍋，崇禎皇帝的命就苦在這！
大明王朝的亡國之君朱由檢，一向被人描述為有「骨氣」，「寧死不屈」，不像宋朝、清朝的皇帝，日子混不下去時，割地求和，苟且偷安。
事實真是這樣嗎？崇禎帝朱由檢真接死於李自成的農民軍攻下北京，農民軍為什麼能戰勝官軍，直接抄了朝廷的老窩呢？換言之，崇禎帝為什麼不把李自成的農民軍給滅掉呢？其實，崇禎帝有數次將李自成趕盡殺絕的機會。但是，每當李自成等被官軍逼到絕路時，如同事先約好了似的，後金的大軍總是出手，讓明軍難以招架，崇禎帝不得不抽出平定內憂的手，緊急去按外患問題。按下葫蘆浮起瓢，最後一個問題都沒有解決。
腹背受敵，兩個拳頭打架，為什麼不穩住一個，先解決一個呢？不是沒有，而是沒成。
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後金崛起，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起兵，開始進攻大明。明朝的態度是，「大彰撻伐，以振國威」，「務朝殄滅，以奠封疆」。誰鬧揍誰，不給會哭的孩子奶喝，絕不談議和之事，萬曆帝的態度，證明了他並不昏庸。
此時的後金統治者，並無鯨吞遼東之意圖，更未有問鼎中原的宏願。即便到了皇太極時期，他一生也沒有奪取大明江山的明確目標，他與袁崇煥的往來書信不下十封，談的也是議和。但他們攻城略地，搶劫財物，還自己跟自己吹牛皮倒是真的。努爾哈赤最大的志向，是希望明朝承認他的存在，封其為王，為此他曾數次派遣喇嘛攜書給明遼東官員「言和」。「和」不成就打，雙方這一打就是八年，努爾哈赤處處得手，想議和的一方，積極性也沒了。
天啟六年（1626年）正月，袁崇煥於寧遠重創努爾哈赤。這次勝利對雙方都太重要了：明朝要戰勝後金，實在不容易；後金要吞掉明朝，也不想的那麼簡單。於是，雙方開始了第一次和談。
與侵略者坐在一起談買賣，政治風險等級極高。宋金和談，高宗成了投降派，秦檜由此遺臭萬年。大明朝誰出來干這樁事？大名鼎鼎的袁崇煥！
袁崇煥（1584—1630），字元素，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進士，任邵武知縣。天啟二年，因御史侯恂的賞識而任職兵部，又因孫承宗的器重而鎮守寧遠。
和談與勸架是兩回事，不是講通道理大家消消氣事情就過去了。和談的關鍵是談條件，並且要雙贏：出錢的一方，要感到掏出銀子的價值，必須遠遠大於不花銀子的結果；收錢的一方，要感到得到一紙「合同」的利潤，遠比拚命更划算。為了改變對方的預期收益，雙方都要讓對方知道自己拳頭的厲害。
天啟六年的和談，時機對明朝相對有利，因為剛剛打敗了後金，努爾哈赤沒有被當場擊斃，回去之後也醫治無效。這年九月，當死訊傳至寧遠後，袁崇煥派鎮南木銼（李喇嘛）等三十四人的龐大隊伍，前往後金弔唁努爾哈赤，祝賀皇太極繼位。皇太極自然也客氣起來，「欲兩國通好」。最後的核心問題當然是「價碼」：前提是大金國皇帝，改稱金國汗。見面禮，是明朝先送給後金金十萬兩、銀百萬兩、緞百萬疋、青藍布千方疋。然後雙方關係正常化，以後每年後金給東珠十顆、貂皮一千張、人蔘一千斤，明會金一萬兩、銀十萬兩、緞十萬疋、青藍布三十萬疋。明方還價，見面禮砍掉一半，其他的既然國際貿易，就不算具體的細賬了。
這筆交易倘若達成，什麼李自成、張獻忠恐怕早就被逮捕，或早已死不見屍。明軍雖已腐敗，但收拾一群鬧事的老百姓，實力還是沒問題的。
利潤從來都是誘人的，為了哄抬「價格」，五月份皇太極率軍至遼西攻掠，進攻錦州、寧遠。為了壓價，袁崇煥也早有準備，談判桌之外明朝佔了上風，取得「寧錦大捷」。這一敗一勝，竟把雙方的「生意」攪黃了：天啟皇帝太高興，和談的事涼到了一邊。但相關官員加官進爵，作為和談一號主角的袁崇煥，官只升了一級，獎金只拿了三十兩銀子。袁崇煥極為惱怒，辭職不幹了。皇太極更是傻了眼：拿著「賬單」，找不著簽字的了。
崇禎元年，明朝國內的日子開始難過起來，主要問題是災荒加重，造反的太多，迫切需要寬鬆的國際環境。退休在家的袁崇煥，又被崇禎皇帝請到了京城。
崇禎帝給袁崇煥交待工作的地點，不是他的正規辦公室，而是紫禁城裡的平台，參加的工作會商的也只有幾個人。這一天，是崇禎元年（1628年）七月十四日。面談之後，袁崇煥最終給了崇禎一顆定心丸：「計五年，全遼可復。」
崇禎帝與袁崇煥都很高興，也都很有把握。但許譽卿覺得不太可能，因為他是兵科給事中，情況太熟：後金的事拖了十幾年，皇帝都拖死了三個，怎麼可能那麼容易？
袁崇煥告訴他：「聊慰上意！」
逗皇帝玩？不可能。膽子再大，也不能拿自己的腦袋和盍家性命開玩笑。袁崇煥是不能跟許譽卿聊得太多，因為有五年的機動時間，袁崇煥認為自己能把遼東的事情擺平。
但是，袁崇煥從平台召對到最終被拿下，既未狠揍皇太極，也未收復寸土，唯一真抓實幹做的一件事，就是殺了毛文龍。
毛文龍是各方都不喜歡的人。他是遼東的東江總兵，東江的幾個海島，在當明就是明朝伸進後金與朝鮮之間的一個楔子。朝鮮是明朝的附屬國時，經常向明朝告毛將軍的狀，因為他時常借東西不還。後金從明廷手裡搶走朝鮮後，恨毛將軍的又多了個皇太極，因為他不好甩開膀子與明軍干。袁崇煥到任後，毛文龍又不斷「討薪」，要袁崇煥解決欠餉問題。
毛文龍的實力不是很強，但戰略威脅太大，被人從背後插一刀的感覺，誰都受不了。袁崇煥的軍事素養很高，戰略、戰術都不是外行，居然把毛文龍給殺了。袁崇煥要殺毛文龍，直接原因是他不服從調動，並且無法正面溝通。但不經審判，當場把一個總兵給殺了，袁崇煥當時也沒有受到任何追責——這與他有尚方寶劍，擁有先斬後奏的特權沒有關係。按照明制，尚方寶劍只能殺總兵以下的將官，這個袁崇煥清楚，毛文龍也清楚。袁崇煥殺毛文龍時，用的是「聖諭」——崇禎皇帝要殺毛文龍，所以袁崇煥心安理得，毛文龍無話可說。
究竟什麼原因，崇禎與袁崇煥為什麼要殺毛文龍？礙事。毛文龍的人頭，很能證明明廷和談的誠意，此時的袁崇煥，與皇太極談出了成果。後金方面有些誠意，皇太極與袁崇煥的往事書信中，主動去掉了自己的天聰年號，只寫己巳年（崇禎二年，1629年）。這年四月，皇太極致書袁崇煥，要求明朝鑄給「金國汗之印」，袁崇煥沒有回復。皇太極再催，依舊泥牛入海——這麼大的事，袁崇煥應該是作不了主的。
袁崇煥不答應，可能是認為皇太極開價過高。為了證明這個價碼屬於「優惠價」，皇太極要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作出說明。這年十月，後金軍繞過寧遠、山海關，由大安口毀長城攻入內地，佔領遵化、灤州、永平、遷安四城，進而圍困北京。袁崇煥嚇壞了，趕緊去追，在北京城外追上了後金軍隊。皇太極沒有攻下北京，但後果太嚴重：袁崇煥進城去跟崇禎帝解釋，只是這一去，他再也沒有出來。
袁崇煥於次年被崇禎帝下令凌遲處死，一百多年後，清廷宣布：崇禎中了咱的「離間計」！其實，清朝《滿文老檔》中關於袁崇煥與後金秘密往來的記載詳實，後金「離間」明朝的證據並無多少說服力，而且明朝錦衣衛的偵察水平一直不低，騙人不是一件容易事。崇禎帝要殺袁崇煥，「叛國」、「投敵」的指責，只在逮捕袁崇煥時的聖旨：「謀叛欺君，結奸蠹國。斬帥以踐虜約，市米以資盜糧。既用束酋，陽導入犯，復散援師，明擬長驅，及戎馬在效，頓兵觀望，暗藏夷使，堅請入城，意欲何為？致廟社震驚，生靈塗炭，神人共忿，重辟何辭！」
——《國榷》中的這段記載，在八個月後對袁崇煥的正式判決與定性時，《崇禎長編》中有了重大更改：「諭以袁崇煥付託不效，專恃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款則斬帥，縱敵長驅，頓兵不戰，援兵四集，盡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潛攜喇嘛，堅請入城，種種罪惡。命刑部會官磔示，依律家屬十六以上處斬，十五歲以下給功臣家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產兄弟於二千里外，余俱釋不問。」
「付託不效，專恃欺隱」，為崇禎帝擔負秘密使命的袁崇煥，國家需要賣，又沒賣上價，還造成嚴重後果，這才是崇禎帝惱怒的真正原因。
秦檜替宋高宗背黑鍋，精神損失物質補，高宗給了他一個丞相。袁崇煥替崇禎帝背「黑鍋」，最終被剁成一堆肉醬。雖然對袁崇煥家屬的處理「皇恩浩蕩」，但畢竟還是吃力不討好。袁崇煥死後，這種不明不白的事，很長時間再無官員肯幹了，儘管後來皇太極又多次向明朝表示，「如天朝許款情願休兵」，甚至找大凌河戰役中被俘的監軍兵備道張春，讓其為後金上表明朝請求議和，但明廷既沒出現秦檜，也沒出現袁崇煥。
可當秦檜的，其實還有一個人：兵部尚書熊明遇。崇禎五年（1632年）六月，他授意宣府巡撫沈棨、總兵董繼舒，在張家口與後金官員「刑白馬烏牛誓告天地」，達成局部和解協議。但是，嘗試失敗了，崇禎帝心中始終有個「堯舜」的結，只要不是山窮水盡，他都不肯做有失面子的事。崇禎十一年，閣臣、兵部尚書楊嗣昌，也是與崇禎關係密切的重臣，又授意遼東巡撫方一藻嘗試議和。楊嗣昌長期主導國內的平叛工作，深知同時開闢國際、國內兩個戰場的不可為，竭力主張與清議和，但崇禎皇帝予以「切責」，談好的條款無人簽字。
崇禎十五年（1642年），松錦之戰敗局已定，崇禎帝緊急召見了兵部尚書陳新甲，讓其見機行事，重啟議和。陳新甲委派兵部職方郎中馬紹愉攜帶崇禎皇帝敕書，前往瀋陽。國內的局勢，已迫使崇禎帝將更大的精力轉移到與清的議和上。據《明史》、《清太宗實錄》，議和期間崇禎帝「以議和委新甲，手詔往返者數十」。五月，馬紹愉率領的上百人議和使團，在瀋陽與清方談判。此時明清之間的實力對比已大非往昔，境內「盜賊蜂起」、中原勢如瓦解的局面也為清方洞悉，這正是勒索的大好時機。清方本欲讓明朝「納貢稱臣」，經過艱難的談判，最後達成以「兩國」相稱，「以寧遠雙樹堡中間土嶺為貴國（明）界，以塔山為我國（清）界，以連山為適中之地，兩國俱於此互市。」
互市，當然是清國的「人蔘千斤、貂皮千張」，換明朝的「金萬兩、銀百萬兩。」代價當然大，但與明朝的江山以及無法承受的軍費相比，也算是毛毛雨了。
得到密報的陳新甲，崇禎對這個結果顯然比較得意。一旦清軍的威脅解除，最有戰鬥力的明軍騰出手來，農民軍將面臨滅頂之災。
因為高興，陳新甲估計酒喝得太多，馬紹愉從邊關發回議和條件的密函，被他隨手扔在了桌子上。不巧的手下人做事太負責，誤以為桌子上的密函是份《塘報》，需要交給各省駐京辦事處傳抄。
崇禎帝進行的議各行為，是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僅有幾個人知曉這一核心機密，更沒有在一定範圍內形成共識，更缺少必要的思想準備與組織準備，基本的輿論氛圍都沒有。歷史上，主持議和者無不背惡名，陳新甲的議和，自然又被斥為「頓忘國賊」、「損威辱國」。
面對群臣嘩然，陳新甲一點也不緊張，因為他底氣十足。在一些場合，陳新甲更是自詡其功，吹噓自己辦了一件皇帝想辦而終於辦成了的事。崇禎皇帝的底細，暴露給了群臣。缺乏擔當與謀略，讓崇禎皇帝憤怒之極，把議和說成是陳新甲擅作主張。關在監獄中的陳新甲這才意識到，自己確實犯了個低級錯誤，攬過責任，上書乞宥，崇禎根本不買賬，要立殺陳新甲，以平息輿論。
輿論壓力好解決，軍事壓力怎麼辦？大學士周延儒、陳演覺得應該給陳新甲留條後路，這也是給大明朝在留後路啊！真的徹底堵死議和之路，明、清之間還會有第二次機會嗎？
但是，九月二十二日，陳新甲仍舊被斬於市。陳新甲死了，他帶走了明朝的秘密，也帶走了明朝生存的機會。戰不能勝，敗不能和，崇禎皇帝飄搖不定的心思，讓他離死亡起來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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