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賢治：三十年寫作

林賢治：三十年寫作

中學時代，我開始做起詩人之夢。

由於一位剛剛被打成「右派」的老師的指引，剛入校門，就走進了「五四時代」。我讀詩，也讀小說和戲劇，而詩是最使我著迷的。我讀了郭沫若、冰心、馮至、艾青，接著又讀了惠特曼、普希金、拜倫和雪萊……這時，詩神悄然而至。

在枯燥的課堂里，練習寫詩給我帶來了想像的無邊的快樂。最先寫「繁星」「春水」式的小詩，後來有了主題，也有了些社會內容，模仿過艾青，還寫了小詩劇《狂飆三部曲》。計劃中寫屈原、荊軻和起義者陳勝吳廣，主題是遞進式的，結果只寫了《毀滅》和《壯士行》，《大澤鄉》沒有完成。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口號的年代，火紅的年代。三面紅旗遍布全國所有的鄉村和城鎮，獵獵飛揚之處，留下大片廢墟。我生長在鄉村，目睹那裡發生的一切，即使在學校的圍牆之內，也能感受到逼人的灼熱、貧困與荒涼。我把這些寫進日記本里，有詩，也有散文和雜文。高三時，班上一名團幹部發現了我寫作的秘密，一天帶領俄語老師，逼我把所寫的幾個冊子全部繳交出來。為此，我多出一門新功課，每周必須接受駐校工作組審訊般的盤問，恫嚇，說教，不間斷地寫作一種叫「思想彙報」的東西。這是特殊的寫作。後來知道，許多中國人都有過這種寫作。然而在當時，我，一個中學生，卻無力承受這種深淵般的恐怖。

從學校畢業返鄉，曾經有過一段心情輕鬆的時候。我制訂過一部長篇小說的大綱，雄心勃勃，試圖憑一支孤軍攻佔文學的某個高地。

然而，來不及站穩腳跟，「文化大革命」的惡浪就把我掀倒了。我成了「牛鬼蛇神」，接受批鬥，在校時被查繳的文字再度成為我的罪證。接著，父親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先後兩次遭到監押和批鬥，時間長達十三個月之久。那時，連同大姐作為「偷渡犯」在內，全家共有三個人被關押。驚恐、憂傷和苦痛充滿每一個日子，可以自慰的是，我從來未曾沮喪過。青春畢竟是一種力量。白天我照常勞動，夜晚，照常閱讀和寫作。

說來可笑，在境況如此不堪的時候，我仍然忠心耿耿，寄希望於「革命路線」的勝利。我寫過一首長詩《勝利酒》，就是歌頌革命造反派「大聯合」的。直至1972年，我的幻想才因為事實的教訓而告破滅。

不久，我做了鄉村醫生。而這時，文學期刊漸漸恢復過來，安逸中，又萌生了文學的幻想。我寫了讚美知青農場的詩，首次在《廣東文藝》雜誌發表，一種表現欲跟著急劇膨脹起來，隨後又寄出一篇拍馬的論文，和一首數千行的長詩《中國農村在前進》。用涅克拉索夫的話說，我是用我的豎琴彈出了「不正之音」。幸好在「文革」期間，發表作品需要函調作者的政治面目，我的詩文，都因為「政審」關係，在接到留用通知之後不久退稿了。如果不是為出版機關所拒絕，不知道自己還要在這條阿世取容的寫作道路上滑出多遠！

在這個時候，魯迅嚴峻而又溫愛地出現在我的面前。

對於這位大先生，至今之所以一直心存感激，就因為他，而且只有他，適時地拯救了我的靈魂，在我墮落時給了我以上升的希望和振拔的力量。我反覆閱讀他的文本，從中發掘我所需要的思想燃料，藉以照亮眼前茫昧的中國社會。幾年間，共寫下十餘篇地下論文，但是，由於筆涉「評法反儒」、「評《水滸》」運動，文中對神聖的東西多有褻瀆，而且瞿秋白也是被指為叛徒的，因此害怕被發現，特意找來一位木匠朋友為桌子製作了活動夾層，把寫滿的稿紙一頁頁藏匿起來。

除了《魯迅論〈水滸〉》在後來發表外，其餘文字都沒有發表。其實，寫作時就根本不曾想到發表。在這裡，我找回了本來意義上的寫作狀態。現在回過頭看，這些文字多少夾帶著當時的流行語彙的痕迹，但是對我個人來說，這段時間的「地下寫作」，卻是一場非常有益的思想訓練。

1972年至1973年間，我受土耳其詩人希克梅特和希臘詩人巴爾尼斯詩風的影響，寫過一首未完成的長詩，記錄「文革」期間個人精神偶像坍毀的過程。

做編輯是從詩歌開始的。先編《花城》，後編《青年詩壇》，從中接觸民刊《今天》，接觸大量的大學生詩歌，感受其中的朝氣；加以閱讀西方的現代詩，覺得無論在理論和創作方面都有必要作出反省和改變。在理論上，我是基本上認同當時在詩壇遭到圍攻的所謂「三個崛起」的觀點的，可是不識時務，把相關的想法形諸文字，以公開信的形式，發表在1983年第5期《青年詩壇》上。意想不到的是，隨即引發廣東詩歌界一群老詩人的點名批判，挾「清除精神污染」之勢，頗具殺傷力。為此，出版社把我的詩集《駱駝和星》從印刷車間調回重審，刪去詩兩首，另外兩首被砍掉尾巴，謝冕先生寫的序言也被斃掉了。隨後，《青年詩壇》停刊。

作為紀念之作，我寫了《貝多芬》、《沉船》、《海之夢》。

1992年，詩集《夢想或憂傷》出版。至八十年代結束，我已不再寫詩，揮手告別親愛的繆斯了。

寫作魯迅的傳記原是「清污」之後慰自己的寂寥的，計劃寫成薄薄的小冊子，結果寫了八十萬字。

傳記採用最新史料，吸收了學術界的一些新見。一、訂正了部分史實，像流行的關於魯迅加入同盟會，魯迅給陝北紅軍致賀信等，我以為純屬子虛烏有，所以全書不著一字。二、書中對左翼文壇複雜的人際關係做了初步的清理，對郭沫若、田漢、夏衍、茅盾、鄒韜奮、周揚等人明確表示了批評性意見。值得指出的是，在《譯文》問題上，魯迅對茅盾是不滿的，這種看法一直延至兩個口號之爭，以致左聯解散前後一段時間。這些問題，因為為賢者諱，在其他傳記或者文學史中是被掩蓋了的。三、在一些理論問題上有所澄清，比如「兩個口號」之爭，學界一直把它看做內部不同意見的一般爭論，甚至是一場無謂的混戰；我則以為是政治原則和文藝原則的根本性分歧。由於馮雪峰的關係，魯迅在字面上雖然同意作出某種妥協，但是實際上是反對使用源於共產國際的「國防文學」口號的，這與反對解散左聯的意見前後一致，體現了魯迅對國家權力、民眾、革命等問題的一貫思想。又如，魯迅對待「自由人」和「第三種人」的態度，其間是有著微妙變化的，從傳記中可以看出魯迅從事理論批評的原則性和分寸感。四、「文革」結束後，茅盾撰文反對「神化」魯迅，實際上隱含著對魯迅偉大一面的解構。隨後，即有新傳出版，擴大表現魯迅的「病態」人格。毋庸諱言，魯迅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然而，他的豐富性也正好表現在這裡。魯迅的偉大是平凡的偉大，但不可以因為強調他的矛盾性、平凡性而否定他的一貫性和非凡性。五、在敘述、描寫和議論中極力保持一種均衡，即風格的和諧，追求事實、思想和詩意的融合。為加強人物形象的真實性，書中嘗試使用內心分析的方法，個別段落借鑒意識流小說的手法，都是此前的魯迅傳記所不曾使用的。關於魯迅，從前過多地強調外部的社會環境，而忽視內部的精神狀態，包括他的孤獨、苦悶、寂寞等等。外部環境又往往被等同於政治事件的疊加，而忽視周圍知識社會的狀況，精神氛圍，人際關係，種種分裂與衝突。我特別看重分裂———統一性的瓦解，像留日學生的分裂，《新青年》的分裂，左聯的分裂，兄弟和眾多朋友的分裂，從不斷的分裂中觀察和表現魯迅的特異性的生成。我把魯迅當成一個偉大的矛盾統一體來處理，當成一個衝突的「場」來處理，也當成中國問題的一面「鏡子」來處理。我以為，我在傳記中是作了一些新的嘗試的。

為寫作《人間魯迅》時所觸發，曾一度萌起寫胡風傳的心思，試圖借一個人的命運史折射知識分子與權力社會的關係，為此搜集過一點史料。恰逢舒蕪《回歸四五》後序發表，又看到個別反擊的文字，覺得有必要把胡風集團案當做「事件」而非「案件」，置於一個時代、體制的大背景下作全面反思，便寫了一篇五萬字的長文《胡風集團案：20世紀中國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寄由謝泳先生在《黃河》雜誌發表。

文章對胡風案發生前後的文學傳統、時代環境、人事關係、個人及組織行為進行了梳理，據此對同知識分子生存密切相關的一些帶普遍意義的理論問題作出探討。其中，將精神損害與政治迫害並舉，首次提出以「悲劇」代替「冤案」，引入被害人學理論，突出自由權利、責任和賠償問題。本文以很大篇幅敘述並論及政治體制、意識形態對文學的影響，但也沒有忽略個人的偶然性因素；同時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分析「精神氣候」對一代作家的影響，指出思想個性及人格建設的重要性，實際上歸結為知識分子的角色認知問題。

本文發表後，全國有多家刊物轉載，並由香港上海書店出版單行本。

1999年，應邵燕祥先生之邀合編一散文選本，編成後，邵先生囑作序，下筆竟不能遏止，達13萬言，結果因篇幅太大做不成序文，遂起名為《五十年：散文與自由的一種觀察》，在《書屋》雜誌單獨發表，後收入《自製的海圖》一書，2000年由大象出版社出版。

《觀察》一文以樹木為喻，分「根」「干」「枝葉」及「其他」不同部分。「根」說的是體制問題，包括作協制度、出版制度、獎勵制度，還有一個意識形態及霸權話語問題。文中特別指出，意識形態與「有活力的組織」相結合所產生的改造功能是巨大的。「干」是當代文學史的分期描述。「枝葉」為作家論，對1949年後五十年間的二十餘位有代表性的作家進行了分析。其中，對劉白羽、楊朔、秦牧、王蒙、余秋雨、賈平凹等人物作否定性批評，並對葦岸、筱敏、一平、劉亮程等新人相對持高度評價，結論是帶顛覆性的。「其他」是有關散文理論的闡發，也可看做以上的作家論的根據。在這裡，我自立了文學批評的準則，將作品質量的判斷標準簡化為：自由感、個人性與悲劇性；並且進一步指出：自由感帶有統領性質，是它把後兩者綜合起來，構成和諧的審美形式。作品的價值，即取決於其中的綜合分析指數。以此為基礎，作品可劃分為三個梯級：一般性作品；獨創性作品，或稱優秀作品；偉大作品或經典性作品。

作為精神性產品，自由是文學的生命。對自由精神的輕忽，從實質上說等於取消了文學創作與批評。因此，文章最後強調指出：「文學史就是自由史，自由精神的蒙難史和解放史。」

2003年前後，寫成文學史專著《中國新詩五十年》，計30萬字。本書同樣以自由精神立論，貫穿五十年新詩發展的歷史。導論為詩歌理論，確立詩歌的特質，對詩人和作品的層級劃分作一般性的論述。第一章「效應史」為中國新詩發生頭三十年歷史，回顧傳統的形成，作為後五十年的一個參照，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當代詩人所遺棄、繼承與創新的軌跡。書中對不同階段的詩歌現象、詩人群體及個人，結合文本進行分析；其間隨機穿插外國詩人及作品，目的在於建立參照系統，帶有比較文學性質。書中對郭沫若、賀敬之、郭小川等人的作品作出與其他文學史反差較大的評價；對昌耀、王寅、周倫佑等為文學史所忽略的詩人，則給予充分的肯定；對北島，對海子，也隨著詩人的演變和作品類別的不同而有褒貶。文學史是歷史發展的一部分，我認為，兩者大致是趨於一致的，但也有不平衡的時候；事實證明，進步主義是沒有根據的。全書各章，尤其最後一章，清楚地表述了這個觀點。

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結撰，基本上是在文學批評所建立的秩序之上進行的。由於長期以來缺乏一種正常的、健康的批評風氣，批評家普遍缺乏一種自由精神與獨立意識，不是過多地接受意識形態的操縱，就是樂於販賣各種形式主義文論，更不必說參與商業炒作與行幫主義的影響。因此，有必要打破這一現存秩序，在文本分析的基礎上，重新測繪中國當代文學地圖。

2008年，與肖建國先生共同主編《中國作家的精神還鄉史》（多卷本），以文證史，通過不同時代的文本展示中國作家近百年來的精神變遷。我在導言中強調指出，精神的存在，決定了文學的形態、結構和品質。文中特別論述了文學氣質和語言問題。沿著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道路，全文分析了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對幾代作家的影響，描述了精神性在中國文學中長期匱缺的現象，指出學習西方文學中的人文精神的必要性，提出「精神還鄉」的要求，即：返回人的存在上來，重振五四時代的「人的文學」的精神。

十年間，還曾斷續寫過一些短論，如《左右說丁玲》、《巴金的道路》、《蕭紅和她的弱勢文學》等，有些書評或序文大概也可以算作「作家論」一類。我力圖表明：一，中國作家是不應當、也不可能脫離政治的；二，道德立場是衡量一個作家好壞大小的重要依據；三，對於文學來說，作家的生命氣質，包括精神品質是決定性的。

「五四」八十周年前夕，《北京文學》雜誌約寫紀念性文學，寫了《五四之死》，發表於1999年第五期。是年年底，全文改題為《五四之魂》，再由周實先生在《書屋》雜誌上分兩期刊出。

「死」是一個隱喻，其實就是魯迅說的「五四失精神」的「失」字。我在文章中高度評價五四新文化運動，禮讚現代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勇於破壞偶像、反叛傳統、重估一切價值，爭取自由民主和個性解放的變革精神。文章按歷史發展的線索，描述了一代人的文化理想和英雄主義精神在時代嬗變中漸次喪失的過程。魯迅較早劃定精神喪失的時限，而我則沿著這個思路一直延至「文革」以後，乃達於上世紀末。

我的另一篇文章《娜拉：出走或歸來》，文體不一，旨歸相同。這裡有權力社會的問題，也有知識社會的問題；有政治性事件的外在衝擊，也有價值觀念自身的衝突，有各種主義之爭。本文對現代史上重大的文化事件、論戰及其代表性人物，坦率表明個人的批判意見；比如對以胡適為首的中國式的自由主義者的看法，對「全盤西化」論的看法，對《觀察》時代的儲安平的看法，對顧準的民主思想的看法，對五四與「文革」類比的看法，都有與學術界九十年代的主流觀點不一致或相反對的地方。五四精神的流變史，即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史、奮鬥史、逃亡史。最後，仍然回到「知識分子與精神」問題，期待五四精神的復歸。

《五四之死》有香港版，大陸版仍名為《五四之魂》，各自附加了多篇關於知識分子的文章入內，都是複合本而非純粹的單行本。

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我還曾寫過一篇幾萬字的閱讀札記，題為《關於知識分子的札記》。因是《隨筆》雜誌約稿，原擬分期連載的，故內容基本上分為相對獨立的幾部分，依次就知識分子的產生、類別、一般性質及異化等等作較為抽象的演繹。

我向來關注知識分子與權力及大眾社會的三角關係，而更加看重前者；由於權力的吸附性太強，知識者的附著性也就更為突出。我認同的是，既被稱為知識分子，獨立性、流浪性、邊緣性、批判性、革命性，都是這一社會角色所固有的。與此相反，任何依附權勢，追逐時尚，附和庸眾，企圖進入主流及中心，或是逃避現實，漠視社會，乃至喪失正義感，都構成為對知識分子自身的背叛。《札記》以失敗的宿命結束，反映了我對中國知識分子演變的悲觀主義看法。

二十年來，在寫作長文的間隙，還斷斷續續寫過一些短文，描畫知識分子的肖像，主要是西方知識分子，如別林斯基、涅克拉索夫、索爾仁尼琴、米沃什、凱爾泰斯、薩特、薇依、奧威爾、薩義德等等；也寫過中國的一些知識者和文化人，如陳寅恪、張中曉、顧准、李慎之、董樂山等，算是給《札記》補充了具體的案例。

《人間魯迅》問世之後，還曾出版過兩部關於魯迅的書：《魯迅的最後十年》和《一個人的愛與死》。

後者是論文和隨筆的結集。其實，細究起來，我從來未曾寫過那類結構縝密作風謹嚴的論文，所有不分行的文字，都可以歸於隨筆的。像《守夜者札記》、《一個人的愛與死》自不必說，《魯迅的反抗哲學及其運命》也都是帶有片斷的思考性質。文章通過哲學和文學兩個視角看待魯迅的「人學」，其中以西方的存在主義哲學及表現主義文學做比較，發掘魯迅的哲學和文學中的生命內涵，揭示其「絕望的反抗」的富於辯證色彩的個人特點。集子中還有一篇題作《五四、魯迅與胡適》，是致李慎之先生的公開信，就相關論域的觀點進行駁詰；他的觀點，我以為，在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學術界是帶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魯迅的最後十年》是為紀念魯迅誕辰120周年而作，仍由謝泳先生在《黃河》刊出，隨後在通往七八家出版社的途中輾轉，2003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三年後，改由東方出版中心再版，並有韓文譯本。

本書將魯迅的人格思想，一生的精華，凝聚於上海最後十年，從中選取原材料，鍥入西方的思想觀念，以建構一個二三十年代的現代中國的形象；透過魯迅的著作，就不同的界面做出描述與分析。魯迅所處的時代是革命蛻變的時代，專制的時代，極端的時代。國民黨「一黨專政」是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本。對知識分子來說，構成其最逼近的處境是言論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所受到的威脅。其中，既寫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政權之間的互動，也寫了左翼知識分子內部爭奪話語權的鬥爭。從廷臣、「諍友」、幫忙和幫閑，到反抗者、異議者、「匪類」，顯現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統一和分化的情形。除了文學領域以外，全書還涉及政黨、憲制、國家、社會正義、自由、民主、法律、人權、主權等等問題。實際上，它並非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魯迅傳，就內容而論，已經大大遊離於傳主之外。出版後，有評論說它是一部「思想評論」，我以為倒是比較確當的。

在完成《人間魯迅》之後，除了保存《魯迅全集》和幾位朋友贈閱的研究著作之外，所有相關的圖書資料都被我分送他人了。原想未來的寫作再也不會回到魯迅這裡來，事實證明，我始終繞不開這位巨人。就算寫傳記《漂泊者蕭紅》，從動機說，確是出於對輕視蕭紅的存在（無論在她生前或死後）而自以為高貴者的激憤，在意識的深處仍然同魯迅有關，因為蕭紅深受魯迅影響，作為「弱勢文學」的代表，是屬於同一個精神譜系的。

自寫作《胡風集團案》開始，斷續寫作有關文化批評、包括文學批評在內的文字已有十多年時光，從中逐漸形成一個基本的傾向，就在於觀察和分析自由在人類文明進程中的境遇。我是自由的一元論者。我以為，自由是始基性的、核心的、靈魂的概念，人權、民主、科學、革命則是次一級的概念，還有派生的更多更次一級的。我特別關注人類的極端處境，歷史上處於專制主義、極權主義統治下的困境，關注知識、思想、知識分子在權力社會中的反應及演變。在構成社會的多個層級中，知識分子與權力的衝突是最敏感、最直接、最尖銳激烈的。古有「民不堪命」的說法，實際上，其中自覺最不堪的還是知識分子。唯知識分子有這種自覺意識，啟蒙也藉此而產生。人類歷史上所有的革命運動，幾乎無一不是由知識分子或知識分子出身的政治活動家參與或發動的。因此，不妨說，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是衡量一個國家的政治文明的最顯明的標誌。

熱愛自由是人類的天性，而我們所在的是「必然王國」。自由的言說一定有無上的快樂，但在曲折的表達中，也不能說完全沒有樂趣。魯迅在《華蓋集·題記》中就極其出色地描寫過這種樂趣，這是另一種快意，一種克服語言魔障之外的快意。然而無論如何，時至今日，終於有了告別理論回歸創作的意願。此即所謂「鳥倦飛而知還」歟？

我自知承擔不起「知識分子」的角色，所以曾經對此饒舌者，恰好因為自己是一個旁觀者罷了。我是一個缺乏關懷且內心荏弱的人。八年前，在《時代與文學的肖像》一書的自序中，我坦白說：

世間的文字大約有三種：一是獨語的，二是對話的，三是宣講的。……在三種話語形態中，我最喜歡是獨語，房間里的聲音。……房間與廣場雖然相距甚遠，但仍然不免向窗外探頭探腦者，實在並非因為著意傾聽所謂的「風聲雨聲」，說得簡單點，有時竟僅僅為了打聽一下遠處的響動之所由來而已。

……但願有一天，讓廣場眾聲喧嘩，讓人們自由訴語去，我則全然返身於獨語的世界……

三十年來，寫過幾篇自敘性質的散文，多是鄉土的獨語。然而太少，念及故園，心裡不免覺得沉重而又空落，總是夢想著在鄉間過上一段日子，寫一部鄉村傳，一部關於淪陷、守望與流亡的詩篇，一部悲愴交響樂。

少時讀左輔《浪淘沙》，至今還能記誦，詞云：「水軟櫓聲柔，草綠芳洲，碧桃幾樹隱紅樓。者是春山魂一片，招入孤舟。/鄉夢不曾休，惹甚閑愁？忠州過了又涪州，擲與巴江流到海，切莫回頭！」當年氣盛，心隨流水，猶有奔流到海不復回的豪情；如今不見了芳洲，而鄉夢依舊，頻頻回首，已經變作一種反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