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公正的法官為什麼受到「圍攻」？

    「司法獨立」是現代西方社會普遍採用的一項分權制度，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的傳統社會就沒有「司法獨立」的觀念。中國最早的大法官皋陶曾對大禹說過一句話：「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敦哉！」這句話的意思，我的理解是，皋陶認為，法律與法官的司法權來自上天的賦予，而不是世俗的權力王所授予。這便是司法獨立的法理淵源，從這裡衍生出獨立於世俗權力王的司法權威。所以當有一個叫做桃應的人詢問孟子：「舜為天子，皋陶為法官，舜的父親瞽瞍殺人，應怎麼處理？」孟子毫不猶豫就說：「皋陶當然是將瞽瞍抓來治罪。」桃應又問：「舜不可以干預嗎？」孟子說：「舜怎麼干預？皋陶的司法權是獨立的。」

    後世君權大熾，但仍未能阻止一部分法官對於獨立審判權的追求。張釋之，漢朝名臣，受文帝賞識，拜為廷尉，即首席大法官。一日，文帝出行，經過長安城北的中渭橋時，有一個人突然從橋下跑出來，導致拉皇輿的馬受驚，文帝也差點受了傷。於是皇帝命令侍衛將那人擒住，交給張釋之審訊。經訊問，原來那人是長安縣的鄉下人，因為聽到開路禁行的喝道聲，便躲到橋下，過了許久，以為皇帝的乘輿車騎已過，便跑了出來，誰知就衝撞了皇輿(在當時，這叫做「犯蹕」)。

    張釋之向文帝報告了案情，然後提出處罰意見：「依大漢朝的法律，一人犯蹕，當課罰金。」文帝聽後大怒，說：「此人驚了我的馬，幸虧這馬兒馴良，要是換了別的馬，說不定就將我摔傷了。廷尉你竟然只判處他罰金？」張釋之告訴文帝：「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律如此規定，當依法執行。陛下如欲加重懲罰，則法不信於民也。那人犯蹕之時，陛下你若將他殺了也就罷了，但現在已交到我廷尉這裡，廷尉，自當公正執法，若有偏差，則天下的法官都會任意輕重，那老百姓豈不是要手足無措？望陛下明察。」文帝思之良久，說道「廷尉當是也。」承認張釋之是正確的。

    顯然，法官張釋之所秉持的司法理念是，一項法律確定下來之後，天子當與天下人共同遵守；一個案子進入司法程序後，應由法官依法裁決，皇帝也不可干預。張釋之那句擲地有聲的宣言———「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也多次為後世的司法官所引述，用來對抗君主徇私枉法的意圖。

    如果故事就這樣結束，還不足以體現我們的先賢追求司法獨立與司法公正的那股認真勁兒，我也大可不必專門寫一篇文章來講述一個簡單的故事。這個故事最有價值的地方在於它後面引發的討論。

    張釋之當廷尉，一直秉公執法，「時無冤人，綿歷千祀，至今歸美」，他對「犯蹕案」的審判，也不可謂不公正，但後世的學者、法官提起這個案例時，還是對張釋之很不滿意，因為張釋之不僅說了那句「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還說了一句「那人犯蹕之時，陛下你若將他殺了也就罷了(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他們認為，作為負責司法的廷尉，實在不應該說出這種違背法理的昏話。

    宋代的洪邁說，這一句「上使誅之則已」，無異是「啟人主徑殺人之端」。唐代的杜佑也認為，張釋之所言，就算是「一時權對之詞，且以解(文帝)驚蹕之忿」，也伏埋下無窮後患，因為「王者至尊無畏忌，生殺在乎口，禍福及乎人」，如果皇帝「淫刑濫罰，引釋之之言為據」，則將「貽萬姓有崩角之憂」，使老百姓生活在暴虐統治的恐懼中。因此，杜佑提出，班固著《漢書》之時，應當將「方其時，帝使誅之則已」此話刪去不載，以免誤導後世帝王。

    因為錯說一句話，張釋之就這樣成了「箭垛子」，歷代反駁他的人很多，也駁得很在理，其中尤以明代理學家丘浚說得最為深刻。丘浚在編撰《大學衍義補》時，借用「楊氏曰」的口吻，說道：「既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則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司，以法論之，安得越法而擅誅乎？」意思是說，張釋之既然明白「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那麼凡是觸犯法律的人，都必須一概交給法司依法裁斷，豈可容許天子「越法而擅誅」？換言之，天子是沒有權力越過司法程序、「使誅之則已」的。顯然，丘浚的理解更加接近「司法獨立」的精神。杜佑尚認為「王者至尊無畏忌，生殺在乎口」，丘浚已經不承認天子擁有「至尊無畏忌，生殺在乎口」的特權。

    那麼如果皇帝非要「越法而擅誅」呢？以丘浚對司法原則的理解，他會說，不必考慮皇上的意見，依照法理來裁判即可。我這麼說，當然是有依據的。丘浚講述過一個典故：唐代太宗朝，一度出現「刑網日密」的趨勢，法官斷案，寧可「失入」，也不「失出」，寧枉毋縱。唐太宗問大理寺卿(首席大法官)劉德威：「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劉德威答道：「個中原故在主上，不在君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陛下倘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唐太宗覺得他說得有道理，「從之，由是斷獄平允」。但丘浚卻對劉德威的見解很不以為然。他說，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這不是司法之道。「為刑官者，執一定之成法，因所犯而定其罪，豈容視上人寬急而為之輕重哉？」司法官的準繩是法理、天理，而不是君主的愛惡，「刑獄之事，實關於天。典刑者，惟一循天理之公」。

    還有另一位大儒———宋代的陸九淵，也對張釋之提出了深刻的批評。他從一個很刁鑽的角度發出詰問：假設漢朝的法律規定「犯蹕者殺無赦」，那廷尉是不是也應該堅定地按照法條辦案，將那個倒霉而無辜的鄉下人殺掉呢？

    陸九淵的答案當然是不可殺。因此，陸九淵說，張釋之不應該只是以「今法如是」來塞皇帝的嘴，更應當向皇帝闡明「不可殺」的法理所在。這個法理，陸九淵追溯到《尚書》記載的一項古老的司法原則：「乃有大罪，非終，乃為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這段話，需要逐字翻譯一下：非終，指偶犯；眚災，指因過失造成災害；適爾，指偶爾；道極厥辜，指坦白自己的罪行。整句話的意思是說，如果有人犯了大罪，但屬偶犯、出於過失而非故意，而且坦白了自己的罪行，那麼他就不可被判死刑。

    根據這項古老的司法原則，陸九淵認為，「犯蹕案」中的那個鄉下人，只是偶爾的過失，不存在犯罪故意，即使他使漢文帝受了傷，也應該從輕發落，何況文帝並未受傷。如果當時的法律條文違背了這樣的司法原則，張釋之也應提請皇上修訂法律，使法條合乎正義。但張釋之不能闡述清楚法理，「以去文帝之惑」，而只知道說「今法如是」，這個廷尉當得可不合格，難怪後世出現了「任法之弊」。

    陸九淵非凡的見解，拓寬了歷代對張釋之「犯蹕案」的批評維度，也拓深了先賢對司法原理的認識深度———法官，不僅要據法決斷，也當依照古老而永恆的法理審查法條。這些法理存在於古老的法典中，由飽學的儒家給予發現、闡述。顯然，皇帝應當接受這些先於他存在的法理；以皇帝名義制訂出來的法條，也要符合永恆法理，如此方為「善法」。說到這裡，您也許會發現，這樣的法官，已經相當接近普通法系下的大法官了。

    圍繞張釋之「犯蹕案」所展開的批評，雖然發生在不同時段，卻似乎在歷史深處相互響應，讓我覺得，彷彿有一群飽學而莊嚴的法官，聚在一起檢討某一個有缺陷的判例，並再三確認了他們對於司法原則的理解：法官司法的準則，唯法，唯法理，而不是君主的意志與權力。

    今人以為中國古代的君主「言出法隨，賞戮由心」，又以為古人沒有「司法獨立」的精神，傳統文化是構建現代司法制度的無形障礙，殊不知這都是深深的誤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