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為何干預香港政制發展？

（本文發表於2014年9月12日《國際先驅導報》"天下GLOBE13"整版。標題與內文有所改動或刪節。現發表原文，僅供讀者參考。）

圍繞香港特區2017年特首普選問題，英國政界表現出了極大興趣。儘管全國人大外委會、外交部、國務院港澳辦已多次明確表示，強烈反對外國勢力干預中國內政、反對干擾香港政改，但英國政府仍堅持所謂「對香港負有責任」的態度，直接介入香港事務。問題是，在香港主權回歸後，英國政府為什麼仍緊抓香港不放？英國干預香港的政治意圖是什麼？中國又該如何判斷英國的「香港情結」對中英兩國關係產生的消極影響？

首先，英國對香港政治的高度介入，不能避開歷史問題。作為老牌西方國家，英國始終把堅守、維護和傳播西方傳統民主價值觀和殖民地意識形態視為己任。

在英國具有政治管制或輿論影響力的上層精英中，仍有不少人認為，由一黨領導、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不可能照搬西方「標準」民主國家以「尊重公民權利」為基本出發點的民主選舉方式，選舉產生代表廣泛民意的政府。

英國的民主思想根深蒂固有其原因。儘管英國並非是最早產生民主思想及建立民主議政的國家（「雅典民主」距今已有2500年歷史），但英國確實是在中世紀最先建立「徹底的民主制度」的國家：1265年英格蘭選舉產生第一屆民選國會；1688年「光榮革命」後，英格蘭和蘇格蘭同時成為「君主立憲國家」並於1707年宣布正式合併。儘管當時英國不能完全擺脫君主權利的影響，但英國國會從此按照憲政制度定期召開國會協商國事。數年後，「輝格黨」（「自由民主黨」前身）與「托利黨」（「保守黨」前身）相互競爭話事權的「兩黨制度」也逐步發展起來了。進入「維多利亞時代」後，出於保護上層精英集團利益、制定更嚴格的法律及稅收制度、開拓更廣闊的海外疆域等客觀需要，國會在內閣決策及立法許可權也得到增強，「君主」逐漸有名無實，而「憲政」下的國會、組成國會的民選議員完全掌控了國家。儘管英國民主制度與後發展的美國「自由民主制度」相比存在明顯弊端，如美國憲法至少提出了保障平等、自由和人權，但英國無法提供並保障較為寬鬆的公民選舉權，更無法確保普通公民的普遍權利。盡便如此，英國民主制度的建立奠定了西方民主發展的基石。

某種程度上說，英式民主議政制度保障了英國在歐洲發展歷史各個重要階段的領導地位，也影響了歐洲民主發展的進程。但在英倫本土實施的民主制度，不僅沒有及時有效擴展至英國海外殖民地，相反，英國殖民統治更為嚴格、更為苛刻。最簡單的例子就是，英海外領地的總督是由英女皇直接任命而非由當地公民普選出來的。甚至少數海外殖民地民權的改善，反而影響了英國本土民主改革。據記載，兩名被發配到澳大利亞去的罪犯夫婦，打了數年官司終於爭回屬於他們的郵包裹，而根據當年的英國法律規定，「犯人不能享有財產權」同樣適用於英國海外殖民地國家或地區。

其次，在前殖民地地區有選擇地推行民主進程，是英國發揮政治影響力的需要，也是體現英國捍衛所謂「普世民主價值觀」的現實需要。

十六至十八世紀，英國加快海外擴張。為了確保建立穩定的海外資源市場，必須構建相應的政治保障制度。在荒蠻、人口稀少的國家如澳大利亞和北美領地，英國通過有規模地實施移民計劃，把大英帝國的民主思想和制度逐漸帶入了這些國家。儘管過程充滿了血腥和暴力，但因人口、語言和殖民地教育優勢，特別是當地原著民族文明遠遠落後西方，在這些國家建立民主制度也相對快速和有效。

相反，西方在具數千年歷史文明和傳統東方文化的亞洲國家中推行西方民主價值觀，卻遇到了極大阻力。主要原因是，東方文明是成熟、悠久、系統的文明，在宗教信仰、傳統文化與社會價值觀方面與西方文明存在極大差異，有些甚至根本對立。這也正是為什麼英國在印度、中亞國家不僅難以建立民主制度，反而加速了東西方文明直接爆發衝突的根本原因。

「鴉片戰爭」後，英國以武力迫使清朝政府在1841—1898年間簽署三個不平等條約，香港從此淪為英殖民地。直至1997年7月1日主權回歸前，英國政府在香港行使宗主國權力超過百多年。普遍認為，港英時期，香港的法治與廉政制度、立法與行政制度和公務員制度是相對比較成功的，這保障了香港社會與經濟的穩定發展，也成就了香港列入「亞洲四小龍」。香港的成功，自然讓英國不願放棄對香港的全面管制權。從1983年7月開始至1984年1月，中英前後八輪有關香港前途問題談判最棘手的問題，就是英國雖同意向中國歸還主權，但不肯放棄對香港的「治權」。在中方的堅決堅持下，英方最終同意「主權與治權」全面歸還中國。雙方終於在1984年正式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由此歷時13年的「過渡時期」開始。

需指出的是，在「過渡期」之前及期間，英國為了確保回歸後對香港仍有政治影響力，推行了許多不負責任的「政制改革」，搶建回歸前的政治格局，以便為日後在港繼續推動英式民主政制訂立規矩。港英政府先後推行的政改包括：1980年和1981年分別發表《香港地方行政的模式》綠皮書和《香港地方行政》白皮書，首次提出了「設立區議會並實行區議會選舉」地方議政方案；1984年底，港英政府發表了《代議政制白皮書——代議政治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確定在政府層面的立法局進行選舉，逐漸直接過渡到「直接選舉」；1988年2月，港英政府又發表了《代議政制今後的發展》白皮書，規定自1991年新的一屆立法會將採取「分區直選」的方法選舉產生10名議員，代替當時存在的按地區劃分的選舉團進行間接選舉的制度，開啟了港英政府自1843年成立以來的首次直接選舉；1992年彭定康擔任總督後，在其首份《施政報告》中急忙推出了兩個「政改構想」：一是要取消行政、立法兩局議員重疊兼任，將行政與立法分開；二是在1995年的立法會選舉和以後的區議會選舉中，降低合資格選民的投票年齡，擴大直接選舉的範圍。同時建議1995年最後一屆立法會選舉時，大幅增加直選議席和新增9個近乎普選的功能組別。此舉遭中國直斥為「三違反＂，即違反《中英聯合聲明》、違反《基本法》和違反中英兩國達成的過渡期政改安排共識。由於兩個政改方案及彭定康的建議未與中方協商，而中方認為諾執行方案將擾亂香港政制漸進穩定發展，為香港97年回歸製造新的混亂而遭到了中方的堅決反對。在中英雙方經歷17輪磋商未果的情況下，彭定康仍強推其政改方案，結果造成香港過渡期的政制框架難與《基本法》中規定的特區政制制度與未來發展方向相銜接。基於此，中國政府被迫另起爐灶，按照《基本法》的法律規定，對香港特區政府的組成重新安排。1996年12月底選舉產生了香港臨時立法會，宣布回歸前最後一屆立法會議員不能全數過渡到特區成立後的第一屆立法會（即「搭直通車」）。臨時立法會隨即成為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區成立後的首屆立法會，開始了新的政制架構的運轉。

這場鬥爭絕不僅僅是成功阻止了英國主導政改，其更深刻的意義是，英國極力試圖在香港推行西方民主的預謀未能得逞。實質上，英國提速政改，就是試圖在港延續殖民統治後余政治影響力，把香港的政制與民主發展納入英國設計好的跑道，以便在香港建立完全有別於內地的所謂「民主制度」社會，與內地搞對抗，最終導致「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原則難以落實。僅從這點來看，英國政府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政治意圖確實有案可循。

第三，英國保守的政治觀念及過分顧及「傳統榮耀」，是部分英國政治精英決意干涉別國內政的主因；而香港部分深受英國殖民地教育影響的「英式精英」，是造成香港動蕩的動力。

在不同時期及背景下，英國政界干涉香港事務的人並不相同。例如，為反對北京為2017年特首普選定調，去年9月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就在香港《明報》和《南華早報》發表長文，表示英國隨時願對香港政改「提供必要的協助」，暴露了少數政客頑固秉持所謂「民主使命」。再如，彭定康在今年9月3日英國《金融時報》的文章中大談英國對香港承擔的所謂「道義責任」，以及英國的「榮譽感」問題，既反映出「末代港督」彭定康對中國事務的無奈，也折射出西方對敏感政治議題執迷介入的意志。這既是西方政治，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傳統。

眾所周知，香港回歸前，英國議會中反對將香港主權移交中國的人數很多，回歸後對 「一國兩制」及香港前途仍抱懷疑及擔憂的人也不少。十多年過後，當他們看到香港穩定發展的實際情況，部分人改變了看法。最明顯的是前首相托尼．布萊爾和約翰．梅傑。兩人曾多次公開表示「一國兩制」在香港落實是具有成效的。前外交大臣黑格在今年7月向國會提交的《香港半年報告書》中也說，向普選過渡對香港的繁榮穩定最為有利。當陳方安生、李柱銘7月中前往英國議會外交事務委員會「告洋狀」時，11名委員只有6人參加聽證會。不少議員對陳、李兩人的指控提出質疑，表明英國會議員並非都願意干預香港內政。究其原因，保持「政治正確」其實也是西方官場上的重要原則。在西方，即便存在少數思維極端偏激的政客，但多數人仍善於把握適乎情理的事實與普遍認同的價值觀，否則政治生命難於維繫。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04年2月，英國保守黨資深女議員安．溫特頓因在晚宴上開了句玩笑，侮辱慘死的非法勞工而丟掉了黨內職務。

當有英國政客推波助瀾時，沖在前線搖旗吶喊的香港人可分四類：一是港英時期殖民地教育體系培養出來的「英式精英；二是痛恨內地社會制度的極端民粹主義者；三是不了解「一國兩制」或對香港前途深感困擾的青年學生；四是少數對中共缺乏信心但並不反對國家的學者、商人和立法會議員。由「英式精英」和部分「民粹主義」分子組成的反對力量，其最大特點就是反對中共、反對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反對香港特區政府、反對中央或特區政府為推動香港發展採取的所有政策措施。

最後，儘管英國少數勢力干預中國及香港內政仍會持續，但不會也不可能因此導致雙邊關係徹底決裂。

在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有關香港2017年特首普選問題等政改方案後，英國議會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不顧中國反對，堅持對中方是否違反《中英聯合聲明》有關規定展開調查（10月中向議會提交調查報告），還計劃派遣調查小組赴港收集「證據」。該委員會主席奧塔維也準備12月來港，親自聽取各種意見。中英矛盾似乎在加劇。

坦率地說，英國人並非真的關注誰能在2017年當選香港特首。英國關心的只是西方民主價值觀及其民主議政制度能否在港紮根。正像某西方報章描述的那樣，如果英國及外國勢力策動香港「顏色革命」成功，「意味著原子核輻射的能量難以阻止，它對中國將產生難以估量的影響」。為了「民主的核輻射」，美、英反華勢力早在六年前就開始布局了。2008年《現代國際關係》曾發表一篇題為《美國介入香港「一國兩制」的現狀與趨勢》文章，揭露美國如何支持香港反對派，利用「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向香港「人權監察」發放活動經費。數年前「維基解密」公開了近千份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機密文件。其中，2006年3月31日發給美國國務院的電文顯示，李柱銘、黎智英和陳日君在梵提岡朝聖期間結為政治同盟，並開始不斷與美領事館官員會面討論香港政治話題，包括政改、政黨及特首等。港媒也曾揭露，美國CIA和英國軍情六處的間諜在香港秘密活動，用「黑金」向「泛民主派」提供援助。今年再有港報揭露黎智英向多位「泛民主派」人士資助過千萬港幣。

毫無疑問，西方勢力擾亂香港的圖謀仍會持續但最終不能得逞。這除了中國政府早已牢牢把握香港的政制發展大方向外，經濟因素是關鍵。英美等國與香港和中國更為緊密的經貿商業關係，不可能讓少數政客的政治企圖得逞。以英國來說，目前英國在港有超過千家大小公司，港英雙邊貿易額超過140億美元。中國與英國的雙邊貿易額2013年超過700億美元，今年6月李克強總理訪英時提出了「到2015年雙邊貿易額爭取達到1000億美元」的目標。因此，英國政府在處理與中國（包括香港）關係時，經濟利益將是關鍵考量因素而非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