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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於軾:幾種差距

……因此有人提出,現在貧富差別可能比改革開放前還小了。這個觀點我非常認同,就拿通訊來講,改革前只有局級幹部才能在家裡裝電話,現在差不多人人都用手機。那時候城裡人基本能吃飽穿暖,而很多農民卻挨餓受凍,淮河以北的窮人只有凍得受不了才不得不買鞋穿。今天挨餓受凍的人已經非常罕見了。即使是乞丐,也比30年前的農民吃得好、穿得暖。想想看,30年前是吃飽和挨餓的差距,今天則是吃什麼的差距;30年前是穿暖和受凍的差距,今天則是穿什麼的差距。哪個差距更大,不是很明顯嗎?

現在窮人富人享受上的最大差別恐怕是在住的方面,這方面的差距遠遠超過吃、穿、玩。改革前只有國家領導人才有別墅,部長級幹部住得也很擁擠,現在有上千萬個富翁住進了別墅,而更多的人卻居不得其所,這種差別所帶來的享受上的差別是最值得注意的。所以我們要通過廉租房或住房補貼的政策幫助那些最困難的人改善住房。

同時我們倒可以利用這種差別把富人的錢給窮人來用,雖然社會的財富總量沒有變化,但是社會的效用總量得以增加,這對全社會有很大的益處。這也是各國都提倡的鼓勵富人捐錢給低收入者。對富人來講他們所失甚微,而窮人所得極大,但我們國家現有的政策卻限制了民間慈善業的發展,而政府主導的慈善機制由於其不公開不透明難監督的操作使得許多富人對於善款的去向心存疑慮,從而限制了富人的捐贈積極性。

人們通常用基尼係數衡量社會的收入差距,我認為並不存在這條國際通用的紅線,比如有人說印度基尼係數比中國還要恐怖,但因為這個國家特殊的文化及宗教信仰的原因,貧富差距並沒有給這個國家帶來災難。香港跟大陸是一個文化一個歷史,它的基尼係數比大陸高得多,也並沒有造成很大的社會問題,所以貧富差距到什麼程度會造成什麼後果跟一個社會的文化、歷史,老百姓的傳統觀念都有關係,再加上我國城鄉二元經濟這些歷史造成的差距,就更不具備可比性。

人類發展有一個好的趨勢,財富的差別也許在增大,但人與人的差距特別是人格尊嚴上的差距卻在縮小。比爾·蓋茨交完稅還有好幾百億美元,是中國普通農民財產的一億倍吧,但讓農民給比爾·蓋茨倒杯咖啡,蓋茨也得說聲謝謝,總統也一樣要對服務員說謝謝,而當年的慈禧太后就絕對不會對李蓮英道謝。「文革」時,大家工資收入看上去比較平等,可地位卻很不平等,結果不但政治上極端不公平,經濟也到了崩潰的邊緣,如今雖然財富的差距懸殊,但仍有人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和聰明才智過上富裕的生活,這就算是社會的一種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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