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啟治:從《古船》到《白鹿原》

　從《古船》到《白鹿原》

　　轉自《灕江》1997年1期

　　作者：何啟治

　　

　　一、說不盡的《古船》

　　《古船》是張煒用心寫成的第一部長篇小說。

　　山東籍青年作家張煒生於1956年11月7日。他於198O年從山東煙台師專中文系畢業，同年開始發表小說。短篇小說《聲音》、《一潭清水》先後獲1982年和1984年中國作協優秀短篇小說獎，《秋天的憤怒》獲中國作協優秀中篇小說獎。自《古船》於1986年發表後，陸續又有長篇小說《九月寓言》、《柏慧》、《家族》、《如花似玉的原野》、《蘑菇七種》、《瀛州思絮錄》等作品問世。

　　但在1986年之前我對張煒所知其實很少，認真看過的作品也只有他刊發於《當代》雜誌的短篇小說《紅麻》和中篇小說《秋天的憤怒》。和他有較多聯繫的是《當代》雜誌分工管山東地區的編輯王建國。

　　1986年五六月間，張煒帶著長篇小說《古船》的修改稿到北京，就住在人文社鄰居中國語言文字改革委員會簡樸的招待所里。建國陪我去看他。只見他身穿黑汗衫，理短髮，眼眶和臉龐都有點浮腫，慢聲細語地說話，還常常微蹙著雙眉，一臉疲憊而又難受的樣子。聽說他用心地寫了兩年《古船》，寫了改，改了再改，定稿時還不滿三十歲，而所寫故事的時間跨度卻有四十年，是從改革開放的8O年代回溯4O年代的膠東土改乃至"大躍進"、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這麼年輕的張煒能寫好他沒有經歷過的這一切嗎？我當時不由地產生這樣的疑問。張煒就娓娓地向我解釋。那內容，後來也成了他在《古船》作品討論會上發言的一部分。就是說，為了完成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他"構思、準備前後有四年，具體寫作、修改用了兩年時間"（見 1994年 1O月版《古船》第411頁）。談到這幾年的準備時，他說"我走遍了（蘆青）河兩岸所有城鎮，拜訪了所有的大的粉絲廠和作坊。我讀過了所能找到的所有關於那片土地的縣誌和歷史檔案資料，僅關於土改部分的，就約有幾百萬字。我還訪問過很多很多的當事人，當年巡迴法庭的官員，訪問過從前線下來的傷殘者、戰士、英雄和倖存者"（見1994年1O月版《古船》第41O頁）。

　　《古船》所描述的，果然是深沉厚重悲壯動人的故事，其中關於土改，更不乏驚心動魄的畫面。它所具有的悲劇美，令人迴腸盪氣，感慨良多。讀這樣的長篇小說，深深感受到歷史的呼喚。我們有值得自豪、驕傲的光榮歷史，也有悲慘、辛酸的民族苦難史，滴著血、流著淚的歷史。小說以其強烈的現實感、深厚的歷史感和未來意識給人以感染和啟迪，使我們面對複雜、艱難的時勢時，仍能看到希望。總之，我打心眼裡認為，這是一部真實感很強，塑造了一些內涵豐富、有典型意義的人物形象，具有開拓意義和史詩品格的大作品。

　　然而，我在讀稿後也有一些疑慮。主要是：其一，小說既寫了國民黨還鄉團的殘酷報復，也直接描繪了在土改中一些農民違反黨的政策，錯打錯殺的恐怖畫面。在這個重要問題上如何掌握分寸，我還沒有把握。其二，小說在藝術上尚欠圓熟，有的表現在語言文字上，有的表現在塑造人物上，如多次講隋抱樸學習《共產黨宣言》，總顯得有點牽強。

　　其時，我剛剛擔任《當代》雜誌的副主編兼編輯部主任，並負責終審稿件（第一次負責終審長篇小說）。主編秦兆陽由於年事已高和健康等原因一般只聽彙報不看稿件，另一位主編孟偉哉作為人文社新任社長正忙於社務，還有一位副主編朱盛昌則剛剛在1986年6月升任人文社副社長，也是忙於社務無暇旁顧。為慎重起見，我一再建議孟或朱參與終審。商議的結果只好請老朱抽空看《古船》直接寫到土改擴大化、錯打錯殺的第十七、十八章。老朱看後也認為一定要改。和張煒面商的結果，是由他加了土改工作隊王書記制止亂打亂殺堅決執行黨的土改政策的一個片斷（一千多字）。其中有這樣的文字："』巡迴人民法庭』當場要來趙炳和長脖吳的大會記錄看了……從訴苦的情況看，如果所訴均是事實，那麼批鬥對象當中至多有五人該是死刑。可是幾天來的大會上已經打殺了十餘人。法庭幹部大為震驚，在會上表示了堅決而明朗的態度：嚴重違反上級政策；不符合法律程序；這種亂打亂殺的失控局面必須有人負責……王書記讓人把他扶起來。他講話了，聲音微弱得快要聽不見，但那堅定的語氣卻是全鎮人都熟悉的：』……要打倒就把我打倒吧。我已經挨了一刀再打倒也容易。不過我在這兒一天，就不準亂打亂殺。誰藉機殺人，破壞土改，我就先把誰抓起來！你有冤你訴，你殺人，還要法庭幹什麼？這不是八路軍的政策！……』他說著搖晃了一下，旁邊立刻有人去扶他。會場上，一點聲音也沒有。"（見《古船》第267頁）

　　既然《古船》）關於土改中有亂打亂殺違反黨的土改政策的現象被認為是真實的，現在又加上了"巡迴人民法庭"和土改工作隊王書記堅決制止亂打亂殺、維護黨的土改政策的文字，其他問題就不必對作品和年輕的作者求全責備了。這樣取得了基本的共識，我們便決定在《當代》雜誌1986年第五期全文發表《古船》。

　　我在這一期《當代》的"編者的話"中，一開頭便說："新時期的文學呼喚史詩的誕生。許多優秀的當代作家都在作這樣的努力和追求--對生活作史詩式的表現和創作史詩式的作品。青年作家張煒……把他多年經營、精心創作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古船》奉獻給本刊的讀者，就是這種努力和追求的體現。《古船》以膠東地區處於城鄉交叉點的窪狸鎮為中心展開故事，在近四十年的歷史背景上，以濃重凝鍊的筆觸對我國城鄉社會面貌的變化和人民的生活情況作了全景式的描寫。我們希望，作者在塑造典型和完成史詩式作品方面所作的可貴的努力，能夠獲得讀者和文壇的歡迎和注意。"

　　當時《當代》雜誌的發行量還有二十多萬。《古船》在《當代》1986年第五期全文刊出後，立即引起讀者和文壇的強烈反響。1986年11月17日至19日，中共山東省委宣傳部聯合中國作協山東分會、山東省文學研究所、山東省文學創作室、《文學評論家》和《當代企業家》編輯部等五單位，在濟南召開了《古船》討論會。外地到濟南來參加討論會的，除了代表《當代》雜誌的我和王建國之外，還有《文藝報》、《上海文學》、中國作協上海分會的朋友，加上山東省的作家、評論家和文學研究工作者共五十餘人。12月27日，《當代》編輯部又邀請在京部分文學評論家、作家、編輯近四十人在人文社的東中街宿舍會議室開了一整天的《古船》座談會。

　　這天大雪紛飛，交通阻塞，與會者的踴躍令人感動。社長兼《當代》主編孟偉哉也親自到會向作者表示祝賀，向與會者表示歡迎和感謝。兩次討論會規模之大，爭論之激烈和深入的程度，均可謂盛況空前，以致不久之後，在有人準備編"《古船》評論集"（至今未能出版）時，很快便從當時散布在全國各地的文藝報刊上收集到近六十篇文章。

　　在討論中，絕大多數討論者對《古船》備加讚賞。有人認為《古船》是當代文學至今最好的長篇之一，可視為新時期長篇小說的壓卷之作。它給文學十年帶來了特殊的光彩，顯示了長篇小說創作的重要實績。

　　對《古船》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兩點：第一，作者運用了《共產黨宣言》作為隋抱朴性格突破的依據，卻沒有把握好《宣言》的基本主題：階級鬥爭。如何看待土改以來幾十年的政治、階級鬥爭的經驗教訓？"史詩"應對此作全面的總結，而《古船》並未達到，作品對土改這段歷史的主流並沒有足夠的表現。第二，小說對魯迅所說的中國脊樑式的人物沒有足夠的挖掘和表現。小說對趙家的描寫缺乏人物系列；李家沒有擺在這個重要位置上；而隋家的抱朴則是具有奧勃洛莫夫性格的人物，想得多，做得少……高大全式的人物是沒有的，但高大的人物是有的，中國脊樑式的人物是有的。像《古船》這樣的小說應該讓這樣頂天立地的人物佔有一定的位置（可參看《當代》1987年第二期"本刊記者"的報道）。

　　然而，這畢竟不是文學評論界評論意見的主流，在公開的文學評論中確實是一片叫好讚揚的聲音。張煒對批評意見也作了公開的辯解。他在1986年11月濟南的《古船》討論會的發言中說："有兩個同志提到了土改的描寫，說是雖然寫的是事實，但還是不應該寫到農民對剝削階級的過火行為。我想這種想法倒是可以理解。不過農民的過火行為黨也是反對的--黨都反對，你也應該表示反對。至於土改運動中』左』的政策，已在當時就批判了--當時批判了的，現在反而不能批判了嗎？最終問一句，我僅僅是在寫土改嗎？

　　"有一個同志甚至說可不能否定土改--誰否定了？我否定的只是黨和人民所一貫否定的東西，即否定極左和愚昧、否定流氓無產者的行徑。歌頌土改及土改政策，最好就是寫一寫在火熱鬥爭中黨的領導者的形象。王書記是土改的負責人，他怎麼樣？為什麼不提他在書中的態度、他的堅定性和犧牲精神呢？

　　"至於抽象的人性、人道主義……我還是想說，人道主義的確有真假之別。如果是抽象的，那麼是你抽象了，……你所認為應該運用的』階級分析』的方法，恰恰完全被你拋棄了。……我偏偏要拋棄這種抽象的東西，要寫一點有分析的、不盲目的、具體的東西。"《古船》 1994年1O月版第4O5、4O6頁）

　　我之所以不憚其煩地摘引作者的自白，是覺得這些話也許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古船》。

　　然而，對《古船》除了公開的批評文字，據說還有更嚴厲的、來自當時某些領導者的口頭而未見諸文字的批評（連電話記錄都沒有），以致當時的社長、主編雖然未看過作品，卻對我指示不要公開報道《古船》討論會。我認為這種違反慣例（一般都有幾千字的、主要反映肯定作品意見的報道文字）的做法會有損於《當代》的聲譽。爭取的結果，是同意發表討論會的意見，但必須突出批評性的意見，而且要把兩地四天討論會的意見壓縮到一千多字的篇幅。這就是發表在《當代》1987年第二期上的報道文字和當時文壇輿論對《古船》的讚揚很不相稱的原因。報道是我整理的，但確實是在主管領導干預下的違心之作。

　　不久，社長又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指示不要出版《古船》的單行本了。對此，我不得不據理力爭，強調要維護黨的文藝政策的嚴肅性和穩定性，我堅持自己對《古船》的基本評價，認為就是消極地說，也應該承認《古船》是有缺點的優秀作品，並以個人的名義向社長、主編寫了書面保證，願意為《古船》單行本的出版承擔責任。這樣，才勉強獲得同意，使《古船》一書得以在1987年8月正式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看來，社長本人也為《古船》單行本的出版做過解釋和爭取工作，否則此書是斷難出版的。

　　但在1987年"清除資產階級精神污染"的背景下，已於同年一月調離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崗位，改任中宣部文藝局局長的孟偉哉在當年的涿縣（河北）組稿會的發言中，在他列舉的精神污染在文藝界的八大表現的第二項中，批評有的作品"以人道主義觀照革命歷史"，還是不指名地批評了《古船》。

　　在我看來，當對一部作品的處理有不同的意見，特別是來自領導的意見時，對自己經手處理的重要稿件能夠排除私心雜念，採取實事求是、敢於負責的態度，應該是一個編輯良好的職業道德最重要、最集中的表現。

　　後來有好幾年，關干《古船》的爭論似乎漸漸平息。這部長篇小說1987年初版只印了一萬六千五百冊，直到1994年10月才在作者一再要求下再印了三萬冊。1994年底，由於一位發了財的作家在經濟上的支持，我們人民文學出版社得以和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聯合主辦優秀長篇小說"人民文學獎"的評獎活動，其評獎範圍為1986-1994年九年間以人民文學出版社名義出版的長篇小說（含長篇紀實文學）。評委會由人文社當代文學的資深編輯和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的代表共同組成，但其中的秦兆陽等人因健康等原因沒有參加評獎討論活動。我們在北京市郊集中了可能與會的十七位評委，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討論評議。評委會主任之一、人文社前總編輯屠岸在發言中認為，新時期我社出版的長篇小說中《古船》是藝術成就最高的四部作品之一。大家經過反覆研討後，於 1994年10月13日以無記名投票方式評出"人民文學獎"的獲獎作品。《古船》被認為是對現實的觀察和對歷史的反思、總結都相當凝重和深厚的優秀作品，被參加無記名投票的全體評委一致通過為炎黃杯"人民文學獎"的獲獎作品（同時獲獎的還有長篇小說《活動變人形》、《南渡記》、《第二個太陽》和《地球的紅飄帶》等十三部）。

　　後來，聽說在第四屆"茅盾文學獎"的專家工作班子也是以無記名投票方式產生的，為評委會提供參考的候選作品名單中也有《古船》。至此，對《古船》的評價似乎已經有了公正的定論。然而，意想不到的是，直到1996年底，上級主管領導機關又要求人文社全面系統地彙報《古船》從組稿、發表、出書到評獎的全部情況，似乎對《古船》的爭論還沒有最後划上句號。

　　呵，《古船》，《古船》，你在中國文壇上至此也總該有自己適當的位置了吧。

　　二、《大國之魂》與關注文學新人

　　199O年7月，當時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當代》雜誌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編朱盛昌因病全休，我接替了老朱來主持刊物的日常編務（後由出版社領導給予"常務副主編"名義）。這時候，我面對的第一部比較複雜的書稿便是四川青年作家鄧賢的長篇紀實文學作品《大國之魂》。

　　鄧賢，1953年6月生於成都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原籍武漢。1971年初中尚未畢業即響應號召上山下鄉，到雲南生產建設兵團（後改為國營農場）種甘蔗七年，經受艱難生活的磨鍊。1978年考入雲南大學中文系，畢業後留校任教，1988年調四川教育學院中文系任教至今。

　　從1982年開始，鄧賢一邊教書一邊寫《昆明虎案》之類的通俗作品，未成大器。但鄧賢並不甘心。早在1972年，即松山大血戰二十八年之後，這個中國遠征軍（青年軍）的後代就徒步來到松山憑弔舊戰場，然後去騰衝，去畹町，去密支那，去父輩遠征鏖戰過的滇緬戰區遺址，去尋找關於他的命運，他的家庭乃至民族命運的謎底。

　　1988年春，《當代》編輯洪清波去雲南組稿巧遇鄧賢，得悉鄧賢矢志不渝地要把1941-1944年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的這段戰史寫成百萬字的長篇小說。清波熱情地向鄧賢組稿，但他和周昌義等在冷靜地權衡了鄧賢的主客觀條件後，就實事求是地勸他揚長避短，下決心把寫百萬字長篇小說的打算改為濃縮到三十萬字的寫真人真事的紀實文學作品。

　　鄧賢從善如流，果然在翌年年底交出初槁。1990年春，在有關領導原則上肯定這部稿件的前提下，又由《當代》編輯周昌義和人文社當代文學綜合編輯室負責人高賢均去成都和作者面談修改意見。此時，作者數易其稿，已經使盡解數且又精疲力竭，而編輯部內部又有不同意見，有的領導者對稿件的把握還有一些保留和疑慮，以致作品甚至有可能在遷延不決中擱淺的危險。

　　我所面對的主要疑難問題是什麼呢？

　　其一，是否存在題材重複的問題。

　　在199O年間，已有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緬甸，中日大角逐》等作品問世。乍一看來，似乎真是有題材重複即所謂題材撞車的問題。這可是編輯之大忌。後來面世的同類作品往往半途夭折；勉強推出來，也成明日黃花，很難引人矚目了。那麼，《大國之魂》是否存在這一危險呢？我不得不作一點調查比較。於是，找到《崑崙》雜誌，看它們發的《緬甸，中日大角逐》的重要片斷《兵敗野人山》，發現此作比較側重文學描寫，在表現角度上卻略嫌線條單一。而《大國之魂》則不然。它從中國遠征軍在滇緬印戰區的潰敗寫到勝利大反攻，向讀者展示了二戰中的重要戰史，資料翔實，豐富多彩。它還成功地刻畫了史迪威、蔣介石、宋美齡、孫立人、杜聿明等眾多人物，恢弘博大，綽約多姿。就作品的立意而言，它著意於通過戰爭的現象透視中日英美等大國的民族之魂，無論對中國軍隊，中華民族的優劣，或西方盟友和日寇侵略者的長短，都作了嚴肅冷峻的剖析和充滿激情而又真實準確的表現，角度獨特，發人深省--特別值得肯定的，是作品深度和力度的體現。它還超越個人的好惡之上，超越我們通常對人事的道德評判準則，嚴格地尊重客觀歷史，從而揭示了種種鮮為人知的歷史事實：諸如1944年元旦剛過，美國白宮竟下達了除掉蔣介石的指令；第一次在我國戰爭歷史文學中披露了日本軍隊中的隨軍慰安婦問題，揭示了日本民族內在的生命意識和精神氣質；又據實告訴讀者，日本侵略軍中最殘暴、戰鬥力最強的第五十六師團官兵，竟全是由日本本州造船廠的工人所組成，號稱"本州兵團"……凡此，都使《大國之魂》在同類題材作品中成為新穎獨特、獨樹一幟的、有分量、有魁力的具有獨立存在價值的優秀作品。

　　其二，有沒有刻意美化美國的問題。 在我看來，這主要是個有沒有科學的歷史觀的問題。羅斯福當總統時的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的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大貢獻是不容懷疑的歷史事實。《大國之魂》在這一點上是忠實於歷史的，對羅斯福總統和史迪威將軍等人的刻畫描繪，也比較公允全面，並無以偏概全、一葉蔽日之病。我們在199O年中美關係處於緊張狀態的時候，只有拋棄短視的功利之心，才能真正冷靜地、理智地正視歷史，從而以應有的膽識和勇氣，為真正維護和發展中美兩國民族和人民之間的偉大友誼作出應有的貢獻。

　　其三，也有人提出，《大國之魂》有沒有美化蔣介石、忽略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偉大貢獻或有體於我黨對有關歷史和人物（如戴安瀾將軍）的評價之嫌？

　　我想，如果我們不帶偏見地、冷靜地面對這一段歷史，就會明白滇緬印戰場既是二次世界大戰的局部，也是整個中國抗日戰爭的局部，就中方而言，在這個戰場上與敵人周旋較量的確實是蔣介石、國民黨及其軍隊；何況，當時作為"委員長"的蔣介石也是國共兩黨認可的、名義上的全國抗日的統帥。因而，只要我們像歷史的原貌那樣描述這一段歷史和有關的歷史人物，既不溢美偽飾，也不人為地醜化貶抑，就不存在上述問題。《大國之魂》實際上就是這樣做的，它既肯定了蔣介石抗日的歷史作用，又揭示了他的民族利己主義、自私和剛愎自用、指揮失誤等等，就是對為國捐軀的戴安瀾將軍的描繪，從根本上看也沒有歪曲他作為民族英雄的本色，只是使他作為活生生的人顯得更本真、更可信罷了。

　　然而，作品幾經修改，確實仍然存在枝蔓過多，文字蕪雜之類的缺陷。在排除了上述幾個問題的疑慮之後，這也是一個編輯不能馬虎放過的問題，何況要先在《當代》雜誌刊發，也必須適應刊物篇幅實在緊張這個實際問題。

　　針對作品的現狀，我提出：可由發稿責任編輯動手，除了對原稿文字作必要的規範性加工之外，還要去掉一些枝蔓，特別是全部刪去作者家世（其父是當年中國遠征軍的運輸兵，其母是蔣緯國的妻侄女）的有關部分，從而可以在三十一萬字中選用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在《當代》刊發。此事由洪清波等具體執行，其結果是以近二十萬字的篇幅在《當代》1990年第六期上發表了《大國之魂》最精粹、也是相對完整的部分。後來香港、台灣出版《大國之魂》時，所用的便是更加緊湊凝鍊的《當代》版。

　　《大國之魂》在《當代》刊發並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單行本（1991年1O月）後，在海內外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可謂一鳴驚人。文壇公認《大國之魂》是當時三部同類題材作品中的佼佼者。該書先後獲得新聞出版署頒發的首屆直屬出版社優秀編輯一等獎，團中央、文化部、廣電部、新聞出版署等主辦的首屆中國青年優秀圖書獎和人民文學出版社與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聯合頒發的炎黃杯"人民文學獎"（1986-1994年）。

　　鄧賢隨後又有《中國知青夢》等紀實長篇力作問世，他本人由此從地區性的作者一躍成為四川最有影響的、備受海內外矚目的青年作家之一。

　　由此可見，一個編輯對一部書稿作出取捨的正確判斷固然很重要（此事難易的程度也往往視具體情況而有很大差別），但對一個作家的創作路子提出正確的建議，對一部複雜的、還不是很成熟的作品進行具體的刪改加工，使之更上一層樓，應該說就體現了更高檔次的編輯水平。一家有影響的刊物和出版社的編輯，應該為達到這種高水平而努力。這樣，在發現和推出佳作，特別是在發現並推出文學新人的佳作時，才能有效地使一部作品、一個青年作家一鳴驚人，一舉成功。

　　一個尚未進入文壇的新作者，除了靠自己的努力，是特別需要有眼光、有膽識的編輯的發現和扶持的。在關鍵的時刻，你及時地給他以支持，他就可能邁入文壇並日臻成熟，否則，也許文壇上就再也沒有這個人了。就這個意義上說，稱編輯為"伯樂"並不為過。而在這方面，一個有影響的刊物和出版社的編輯，理所當然地有更大的責任，也有更優越的條件。

　　三、永遠的《白鹿原》

　　海外輿論指出，"去年大陸文壇有兩部轟動的長篇小說，出版之後一時洛陽紙貴，迅速暢銷南北，成為出版界的奇蹟。"（《交流》1994年第十四期）這造成"洛陽紙貴"、"成為出版界的奇蹟"的長篇小說之一，就是陳忠實所著長篇小說《白鹿原》（載《當代》1992年第六期和1993年第一期，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單行本）。實際上，我們當初只把《白鹿原》看做很嚴肅的文學作品，並沒有把它當做暢銷書，所以初版只印了一萬四千八百五十冊，稿費也只按千字幾十元付酬。到盜印本蜂起，我們才手忙腳亂地加印；為維護作者的權益，也才主動重訂合同，按最高標準的10％版稅付酬。《白鹿原》迄今累計印數為五十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冊（含精裝兩千冊），盜版書肯定超過正版書，實際總印數無疑已有一百多萬冊。

　　說明"洛陽紙貴"的一個小例子是：人文社前總編輯屠岸曾應音樂家瞿希賢的要求為他尋找《白鹿原》的下半部。原來，瞿的女兒在法國學美術，一批海外讀者在《當代》1992年第六期看到《白鹿原》的上半部後，便迫不及待地尋找下半部，可見海內外讀者反響之強烈。

　　《白鹿原》是一本什麼樣的小說，居然有這麼大的魅力呢？

　　這是一部描寫陝西渭河平原五十年變遷的雄奇史詩，一軸中國農村斑調多彩、觸卧涼心的長幅畫卷。約五十萬字的長篇小說，從清末民初寫到1949年中國大陸解放，跨越了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兩個歷史階段。在這半個世紀中，國共兩黨從聯手進行反封建鬥爭到兄弟牆，分裂爭鬥，再到聯合抗日和抗日戰爭勝利後長達三四年的人民解放戰爭……這中間的艱難曲折、殘酷慘烈，真有寫不完的故事。而陳忠實就把這大動蕩、大變革的時代生活濃縮地化為渭河平原上白鹿原這個村鎮里一個家族兩代子孫的矛盾糾葛和恩恩怨怨；巧取風水地，惡施美人計，孝子為匪，親翁殺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血雨腥風，劍拔弩張，翻雲覆雨，王旗變幻……家仇國恨交錯纏結，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陣痛中顫慄。在作者精心結構的歷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驚心動魄、振聾發聵的人生話劇。

　　在這場歷史性的大廝殺中，其主要人物大多是悲劇性的：共產黨的堅強戰士白靈被自己人活埋，紅三十六軍被叛徒告密而全軍覆沒，本質上真心擁護共產黨的黑娃在解放後被錯殺，革命的領導人鹿兆鵬不知所終……；為推翻滿清封建王朝搞民主革命的國民黨很快走向反面，在反共中自毀江山，結果田福賢解放後被鎮壓，鹿子霖被嚇傻；以小說主人公白嘉軒為代表的封建村族派在解放後的新社會中已經無所作為--白嘉軒所代表的階級早就該退出歷史舞台，但他的許多道德觀念、哲學理想卻無疑還有某種價值。此外，白嘉軒視如家人的老長工鹿三瘋瘋癲癲，白嘉軒視為禍水爛貨的田小娥則死於鹿三的梭鏢下。

　　由此可見，《白鹿原》的整個藝術基調顯然是凝重、悲壯的，讀來讓人深深慨嘆人生的變幻莫測，歷史的滄桑無情。因此，讀者看這樣的小說時，其審美感覺無疑是又感動又沉重的。但作為一個編輯，我曾經向我的同事說過，我讀《白鹿原》時還有一種"興奮感"和"幸福感"。這種興奮和幸福感當然指的是當時的專業評價和職業感覺即一個文學編輯在閱讀美文華章、在獲得一部顯然會在當代文學史上佔據重要地位的宏篇巨著時的心情。這種對一部大作品發自心底的讚賞（儘管難免會有具體的修改意見或批評），會使有膽識、有經驗和責任感的編輯情不自禁地向自己的領導拍胸脯保證：如果對這樣的書稿在基本評價和判斷上有失誤，那就真是昏了頭，瞎了眼，因而敢於承擔自己應負的責任--如果受到簡單化的干預、責難和種種壓力，也能坦然面對，不但敢為作品辯護，與這樣的作品共榮辱，與其作者共進退，必要時也可以毫不猶豫地向領導立下"軍令狀"。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我作為《白鹿原》書稿的終審人，在1993年1月18日簽署了這樣的審讀意見："這是一部顯示作者走向成熟的現實主義巨著。作品恢弘的規模，嚴謹的結構，深邃的思想，真實的力量和精細的人物刻畫（白嘉軒等人可視為典型），使它在當代小說林中成為大氣（磅礴）的作品，有永久藝術魁力的作品。應作重點書處理。"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當了近四十年的編輯，這樣的職業狀態確實少見--大約只有在1986年為張煒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古船》承擔終審責任時，有過與此相似的感覺和情況。

　　陳忠實，1942年6月22日生於西安市東郊灞橋區西蔣村，1962年畢業於西安市三十四中學。此後曾擔任過農村中小學教師，從事過基層文化工作。他於1965年初開始發表文學作品，197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82年為陝西省作協的專業作家。196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為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現為中共陝西省委後補委員，陝西省作家協會主席。

　　忠實年輕時便很崇拜柳青，在文學創作特別是語言運用上也刻意學習柳青，後來竟有"小柳青"之稱。但到了8O年代中期，在完成了《初夏》、《藍袍先生》等九部中篇小說、八十多篇短篇小說和五十多篇報告文學作品之後，他不但對以前的創作感到不滿，而且也認識到"長大了的孩子還牽著大人的手走路是不可思議的"，因而自覺地要擺脫柳青的影響，以求真正的創新並形成自己獨立的藝術個性。

　　小說《白鹿原》的藝術構思即在這種背景下完成於1987年。作者又在西安平原的三個縣作了較深入的人文調查，同時做了其他文學、史學和藝術上的準備，才在1988年4月動筆。這時，陳忠實已認識到："所有悲劇的發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這個民族從衰敗走向復興複壯過程中的必然"。而他的創作，只"不過是竭盡截止到1987年時的全部藝術體驗和藝術能力來展示……關於這個民族生存、歷史和人的這種生命體驗。"（關於《（白鹿原）的答問》，載《小說評論》 1993年第三期）這樣，長篇小說《白鹿原》終於在1989年1月完成初稿，又經過反覆琢磨、修改，在1992年1月完成H稿，並於同年3月改定。從構思到定稿歷時近五年。

　　1992年2月，我收到陳忠實的來信。忠實在信里談到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白鹿原》的創作情況，他說他很看重這部作品，也很看重《當代》雜誌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態度，在我們表態之前，他不想把小說交給別的雜誌社和出版社，希望我們儘快派人去看稿。由於稿件的具體狀況原先處於保密狀態，我們在看到稿件之前當然不好說什麼；但此前我們已經有過青年編輯簡單表態而丟掉了路遙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的教訓。因此，和另一些負責人商量後，我們決定派《當代》的洪清波和當代文學一編室的負責人高賢均一道去看稿，並提醒他們不能輕易地表態，不能輕易地否定這部長篇。豈料，他們把稿子帶著上路，還在火車上就看開了，還沒有看完就拍案叫好了。回到出版社，便按三級審稿制由好幾個同志流水作業地快看。

　　其時，我由於文學觀念和判斷稿件上的歧見，主要是為了要刊發張煒的長篇小說《九月寓言》已經見罪於《當代》主編，雖仍有"常務副主編"的虛名卻已沒有實際的決策權。好在面對《白鹿原》，所有參與看稿的同仁的總體認識都是一致的，一些具體的意見分歧也就在討論、溝通中得到統一了。這樣，從1992年4月到6月，《當代》雜誌的洪清波、常振家和我先後完成了對這部五十萬字的長篇小說的審稿，另一位副主編朱盛昌也在8月上旬簽署了同意在《當代》雜誌刊載此稿的意見。同時，人文社當代文學編輯室也完成了對《白鹿原》的審讀程序，並於1992年底正式發稿、在1993年6月出版了《白鹿原》的單行本（1992年9月我已改任人民文學出版社主管當代文學一、二編輯室的副總編輯，出版《白鹿原》單行本是由我簽署終審意見發稿的）。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面對《白鹿原》這樣一本厚重而有魅力的大書，我和我的同事們都感到十分驚喜。

　　我想，《白鹿原》的魅力首先在於它那撲面而來的真實。

　　有論者認為，迄今為上的中國文學的真實觀有三種，即：站在階級、政黨的立場上熱情漚歌革命及其後所取得的歷史性勝利；站在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上反思和批評政黨所犯殃及國家和民眾的極左的錯誤；以及"除了站在政黨和人民的立場之外，還站在人類共同的立場上，從全人類文明史的高度，或回顧或鳥瞰中國現當代的歷史"。從這後者出發，就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出現了"第三種真實的文學藝術作品"，例如《白鹿原》、《大國之魂》、《秋菊打官司》等等（參看洪水：《第三種真實》，載《當代作家評論》1993年第四期）。

　　這種三類分法是否準確、科學，尚可進一步討論，但《白鹿原》所體現的、以比較實事求是的革命觀和歷史觀來觀照人生和歷史，卻無疑是正確的。作者正是站在實事求是的立場上，才有那樣的大智大勇，才能對小說所要反映的時代生活作深刻的反思。小說因而也才會有非常驚人的真實感，它所表現的推翻滿清王朝的國民革命，它寫國共兩黨又合作又爭鬥不休的歷史，才能做到冷靜、準確、可信。國共兩黨在民主革命的初期，都擁有眾多的熱血青年，民族精英，但國共兩黨在初期的造反革命活動中又都難免有幼稚、簡單的一面，十分複雜的原因會造成雙方都在革命過程中做了許多蠢事、錯事。人為地為這灰暗的一面塗上亮色，終究難以面對時光的洗禮，而準確、形象地描繪出這一切，卻無損於歷史的輝煌。我在看到《白鹿原》第十六章寫白靈、鹿兆海以擲銅元的正反定各自的入黨對象，其後又在實踐中互變為對方所在黨的黨員時，實在不敢貿然取笑他們的幼稚，而只能深深地感慨人生的變幻莫測和歷史的滄桑無情。同樣，白靈之被活埋，黑娃之被錯殺，三十六軍之覆滅，……在革命過程中的諸多悲慘事件面前，我們也不敢輕率地取笑革命黨人的愚蠢和荒唐。毋寧說，這一切殘酷的廝殺和催人淚下的犧牲，在根本上都是歷史的必然，"都是我們這個民族從衰敗走向復興複壯過程的必然"，因此，當忠實坦然地告訴我，他在《白鹿原》中表現國共兩黨又聯合又鬥爭的複雜歷史時，雖不迴避我黨的種種失誤，但"所選擇的畢竟是共產黨"時，當他說他只是提出忠告："我們再不能容許把白靈這樣的好同志活埋了"時，我是理解的，是由衷地認同的。

　　生活無比豐富，也十分複雜，任何偉大的作品都不可能窮盡生活的豐富性和複雜性。但《白鹿原》在揭示生活的豐富性和複雜性方面的貢獻是突破性的，是成功的，它的藝術形象體現了最本質的生活真實，因而也就具有了生活本身的豐富和魁力。這是生活的力量，也是真正的現實主義巨著必然具有的力量。

　　回顧《古船》、《白鹿原》等作品面世後爭議不息的狀況，其中除去人為的因素，我們不能不承認這爭論是和對現實主義真實性在認識上的歧異大有關係。堅持傳統觀念的人難免會把只許寫土改、革命鬥爭的正義性才能體現現實主義反映生活的本質真實，當做不可動搖的原則。與此不同的是，承認生活的豐富性和複雜性，從而主張現實主義的真實性應該體現在作品寫出人物和生活的豐富性和多義性。有了這樣的認識就會拋棄"一個階級一個典型"的觀念，就會接受《古船》和《白鹿原》。

　　其次，《白鹿原》的巨大魅力來源於它所塑造的許多豐滿而鮮活的，乃至堪稱為典型的藝術形象。在小說以時間為經，以事件為緯的結構框架中，它始終以人物為敘述的中心，通過人物命運的變遷來展示民族歷史的演變。

　　白嘉軒，是作者著意刻畫的藝術典型，是作者寄託著某種理想觀念的農村族長形象。作為封建族長，他所代表的階級註定要走向失敗，但作為一個人格力量強大的人物，他在精神上又是卓然獨立的。小說第十六章寫他被黑娃指使的土匪同夥打斷了腰，但仍不失威儀，一把奪過鹿三手裡的牛鞭在夕陽中扶犁耕地，活脫脫展示了一幅形象有力、充滿悲壯意味的別具人生蒼涼之感的"夕照圖"。作為代表傳統仁義道德的、既講原則又能身體力行的倔強正直的族長形象，白嘉軒是典型的，也是成功的。但在白嘉軒人格精神的悲劇結局裡，也表達了作者對傳統文化精神肯定與否定參半，讚賞與批判共存的歷史主義態度。

　　黑娃（鹿兆謙）與白嘉軒同是《白鹿原》中的悲劇人物，其命運的起伏波瀾卻顯得更多變而豐富一些。其人生的角色也迭經變更，由長工而農協主任，而習旅警衛，而土匪二把手，而縣保安團營長，最後被錯殺在人民政府副縣長的崗位上。大起大落升降浮沉的黑娃不但是推動《白鹿原》故事情節變化發展的關鍵人物，而且其悲劇性格和命運的變遷也體現著相當鮮明的時代特色，包含著相當豐富的社會內容和思想內涵。由黑娃這個剛烈不屈的靈魂，很容易使人聯想到《靜靜的頓河》中那個一會兒在白軍、一會兒投紅軍，而最終厭煩地把槍扔到頓河急流中去的葛里高利。

　　黑娃的戀人田小娥，表面看似淫蕩，實際上也是一個複雜而豐富的女性形象。她真心愛黑娃，被鹿子霖霸佔後人性並未混滅，最後死於鹿三的梭縹下，仍然化為一群灰白色的飛娥盤桓不去，真是一個美麗而痛苦的精靈。

　　此外，老一輩人中作為與白嘉軒相對應的人物的族長鹿子霖，"聖人"似的朱先生，神奇的老中醫冷先生，長工鹿三，以及第二代年輕人中的白靈、鹿兆鵬、鹿兆海、白孝文等等，都是一些真實可信的、令人難忘的藝術形象。在一部五十萬字的長篇小說中，塑造出如此多樣血肉豐滿、內涵深刻的藝術形象，有力地顯示了作者察人觀世的冷峻深沉和描摹人物的藝術功力，確實難能可貴。

　　第三，我認為《白鹿原》的魁力還來源於它比較完美地體現了雅俗共賞的藝術追求。

　　作為以敘事為主要表現手段的長篇小說，《白鹿原》在敘述的過程中，描摹人物注意性格化，記述事件講究情節化，敘述情節力求故事化。而這一切都服從和服務於小說的可讀性。有關的歷史感，豐厚的文化意蘊和深刻的哲理性大都能融化在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之中，再加上結構上的精巧嚴謹、疏密有致和文學語言運用上的雅俗適度，就使作品以其高度的藝術功而取得了雅俗共賞的審美閱讀效果。

　　由此可見，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應該具有娛樂消遣、審美價值、認識價值和教化作用等多種功能。一個有經驗的、有責任感的編輯，在面對《白鹿原》這樣傑出的現實主義巨著時，在讚美、興奮之餘，固然不會求全責備，以"白壁無暇"的標準來要求它，但也不會對它可能存在的、或可能引起爭議的問題置之不顧。我和我的同事們在審讀書稿的過程中，曾經注意到如下幾個可能引起爭議的問題：

　　其一，是對小說情節涉及的中國現代革命史上幾次重大事件的評價和提法。《白鹿原》曾經不明指地寫到"渭華暴動"。（十六章第276頁："三天後的一個夜晚，中國北方最大的一次共產黨領導的軍事暴動發生了。"）後來又在二十二章寫到"紅三十六軍"（實為二十六軍）盲動進攻西安，軍政委（"姜政委"）叛變，還有"南有瑞金北有茂欽"（第388頁）等語，而且寫得相當詳盡實在--雖然作者已有意小說化，如軍長劉志丹化為"廖軍長"，盡量和紀實材料拉開了一點距離。鑒於小說《劉志丹》曾一度蒙冤後來又平反的歷史教訓，我們對此採取了慎重的態度，除自己查閱有關歷史資料外，還特地詢問過作者。忠實很自信地說，小說所寫事件都有史實為據。他說，他曾到茂欽等地去瞻仰調查過，西安也每年都有紀念渭華暴動的活動。既然作者已對查有實據的史料作了小說化的處理，如改動人物姓名，部隊番號，人物關係，拉開了與生活原型的距離，這樣既尊重歷史，又作了適當的藝術處理，在小說創作中應該是允許的，便未作改動。

　　其二，我們也注意到小說中關於白嘉軒與鹿三這種地主與長工的和諧、甚至親如家人的關係的描寫。我們就此諮詢過幾位陝西籍的作家和學者。據說關中傳統文化中，確實具有倡導鼓勵這種和諧關係的成分。既然白嘉軒是關中文化身體力行的半自覺的代表（自覺的代表是朱先生），是作者某種道德理想的化身，這樣來描繪他和鹿三的關係也就不足為奇了。當然，我們也考慮到，《白鹿原》所表現的地主和農民的關係也是多種多樣的，鹿子霖的奸險、淫邪，岳維山、田福賢反攻倒算時的兇殘，土豪劣紳對農民的橫徵暴斂……讀來令人髮指。白嘉軒對長工和鄉人講仁義，也和他的個人品質有關，是個性使然。成熟的讀者，當不致把白嘉軒與鹿三的和諧關係理解成為地主與農民普遍的階級關係。何況，一個階級一種典型的主張早已被證明是違背科學的理論了。

　　其三，是如何掌握小說創作中兩性關係描寫的尺度和分寸感的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作者自己表示，他"在傳統的性封閉和西方性解放中間無法迴避"，因而定下了"用一種理性的健全心理來解釋和敘述作品人物的性格形態，性文化心理和性心理結構"，以及"把握住一個分寸，即不以性作為誘餌誘惑讀者"這兩條準則（陳忠實：《關於<白鹿原>的答問》，載《小說評論》1993年第三期）。

　　我們認為，小說中的性描寫是對傳統文化所壓抑的生命力的張揚和展示，是人物性格刻畫和命運描寫所需要的。當然，考慮到我們的國情和讀者層面的複雜性，掌握一定的分寸也是必要的。這樣，在徵得作者同意的前提下，經過適當的刪節或作淡化、虛寫處理之後，雖然不敢說絕無偏頗，但大體上可以說是符合作者所定的準則和藝術創作規律的，因而不但是允許的，也是必要的。例如，田小娥被郭舉人強迫泡棗那一段，既揭示了傳統性文化的一角，又表現了小娥的反抗性格；白嘉軒之討七房女人，既說明傳統文化中"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觀念影響力的深厚，又突出了白嘉軒為傳宗接代而百折不撓的頑強個性；而白孝文和小娥之間相當奇特、曲折的兩性關係的描寫，既反映了白嘉軒嚴格的傳統家教，也構成了白、鹿兩家爭鬥中的重要情節，還揭示了鹿子霖的陰險卑劣和小娥人性未泯的一面。我想，如同《靜靜的頓河》中不能沒有阿克西尼亞這個豐富而複雜的女性形象一樣，《白鹿原》中的田小娥也是絕不可少的人物--陳忠實筆下這個人物的豐富性和複雜性，使我們實在不能簡單地以"壞女人"視之。我們從《白鹿原》以田小娥為核心人物所展開的兩性關係描寫中，確實可以看到許多意蘊深刻的精彩篇章。

　　《白鹿原》自然並非白壁無暇。正如有的論者所言，它有弱筆，卻沒有明顯的敗筆。從整體上、從根本上說，《白鹿原》是一部厚實、凝重、豐富而有魁力的力作，則是肯定的。你可以非議它局部的失誤，卻無法抹煞它整體的輝煌；你可以不一定承認它是宏偉的史詩式的作品，但只要不帶偏見，你就不得不看到這是既有歷史深度和新鮮感，又有可讀性，既有突破舊觀念的認識價值，又有雅俗共賞的審美價值的現實主義長篇巨著。

　　張楔說："《白鹿原》給了我多年來未曾有過的閱讀快感和享受。"有"初讀《靜靜的頓河》、《戰爭與和平》、《紅樓夢》時那種感覺"（見1993年7月16日《白鹿原》北京討論會紀要）。范曾讀《白鹿原》後即賦七律一首："白鹿靈辭渭水陂，荒原陌上隳宗祠。旌旗五色鳧成隼，史倒千秋智變痴。仰首青天人去後，鎮身危塔蛾飛時。奇書一卷非春夢，浩嘆翻為酒漏煨卮"並附言："陳忠實先生所著白鹿原，一代奇書也。方之歐西，雖巴爾扎克、斯坦達爾，未肯輕讓。甲戌秋余於巴黎讀之，感極悲生，不能自已，夜半披衣吟成七律一首，所謂天涯知己斯足證矣。"（據范曾贈《白鹿原》作者手跡）

　　海外評論者梁亮指出："由作品的深度與小說的技巧來看，《白鹿原》肯定是大陸當代最好的小說之一，比之那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並不遜色。"（《從<白鹿原>和<廢都>看大陸文學》，載《交流》1994年第十四期）

　　不必再引了，僅此數例可見海內外讀者對《白鹿原》評價之高和反響之熱烈。

　　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民族，是可悲的；有了堪稱為"大書"的優秀作品，而不知呵護、讚賞和熱愛的民族，也同樣是可悲的。我們有的人為什麼比較願意、比較容易歡呼、讚歎外國的優秀作品（例如《靜靜的頓河》）為皇皇巨著，卻不敢或不願理直氣壯地肯定《白鹿原》是堪與優秀的世界文學作品媲美的、厚重而有魁力的大書呢？！

　　幸而，想非難甚至壓制《白鹿原》的畢竟是很少數人。

　　幸而，人民文學出版社由一批資深編輯組成的評委會通過討論和無記名投票，還能一致同意授予《白鹿原》以炎黃杯"人民文學獎"（1986-1994年）。1997年12月，第四屆茅盾文學獎評選揭曉，《白鹿原》（修訂本）終於名列其中，獲此殊榮，更是讓人感到欣慰。

　　《白鹿原》一出世，評論界歡呼，新聞界驚嘆，讀者爭相購閱，一時"洛陽紙貴"--這是我們這個民族和國家走向進步和成熟的表現。

　　呵，《白鹿原》，永遠的《白鹿原》，具有驚人魁力的《白鹿原》，你是中國當代文學不朽的詩篇，你是千萬讀者心中永恆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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