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道述議之一（志道篇）

議：一個人不應該沒有信仰，否則，精神沒有歸宿，心靈無所歸依，人生不明方向；一個國家民族也不應該沒有信仰，否則，自尊自信難以樹立，人心難以凝聚。個人的信仰固然可以任由個人選擇，但是，一個國家民族卻不能沒有一種主體的信仰。我們民族的成員可以信仰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等，但是，中華民族的信仰不能是外來的任何宗教。中華民族不中華民族的信仰應該是什麼？首先應該是中華民族代代相傳到現在，又要傳到中華民族未來的道統，這個道統的依據在「六經」之中，由歷代聖人君子傳承弘揚，這個信仰，我們如果給它一個名稱，那就是「儒教」。這個問題正是我們的當務之急。信仰能夠成為信仰，前提在於信，有信然後能仰。盲目的信、不分是非善惡的信，謂之迷信。知聖王大道之高，然後油然而生敬仰。立志於仁，則能信我華夏經典所載的聖王大道，能敬仰聖王，如此才能「畏聖人之言」，如此才能「仁以為己任」。誠敬地相信我們的「六經」所載之道，敬仰集中華文化之大成的聖王孔子，中華民族的信仰才能建立起來。如今，我們一說到信仰，就會不自覺地認為僅指「宗教信仰」，絕大多數人不把以「六經」為載體、以「祭天尊聖敬祖」為形式的儒教作為信仰，其結果是導致了中華民族幾乎失去了自己的信仰。「從世界範圍來講，參加世界宗教同盟的九大宗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錫克教、耆那教、佛教、道教、印度教、巴哈伊教，其中教徒人數最多的是基督教，伊斯蘭教徒居第二，而分布範圍則是巴哈伊教屬第二。事實並不像人們所預料的那樣，科學越發展，宗教信仰會越淡薄，而是正相反，宗教徒的人數現在仍是上升趨勢。有兩個數字能充分說明這一點：據1980年《大英百科全書》統計，當時世界上宗教徒約26億人，占當年全世界總人口43億的3/5。而到1990年，據《大不列顛統計年鑒》統計，全世界宗教徒人數為41億，占當年全世界人口52億的4/5弱一點，比1980年增加了4/5左右。伊斯蘭教已佔到非洲總人口的43%，亞洲人口的20%。」（蔡德貴《當代新興巴哈伊教研究》，第20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這是一個相當嚴峻的事實，儒教不復興，這個問題無法解決。立志，是要樹立起一個人的責任感，對道義的責任，對個體人生的責任，對國家民族的責任，對人類的責任。一個沒有責任感的人，不可能是一個可靠的人；一個沒有責任感的群體，一個沒有責任感的國家民族，一個沒有責任感的時代，都不可能可靠。立志於仁，則必然能有責任感。對儒教聖王之道的信仰，是出於人的本性而敬畏天道、祭祀祖先、尊重聖人，因此，儒教不是向天地、鬼神、聖人祈求什麼的「宗教」，也不是以利害、得失、生死威脅人的「宗教」，更不是虛構出一個天堂、鬼神來麻醉、愚弄人的「宗教」。儒教是以天道、人性、聖人、祖先來教化人的真正的宗教。述：初生嬰兒，無病，則四肢百骸俱全，後天不損之，即為健全之人。赤子之心，本自仁義禮智俱全，後天不蔽，即為全德之人。故本善之性，人生已備。亞聖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論語·公孫丑上》）議：儒教的信仰不是建立在盲目的相信基礎之上的，而是建立在符合人性人情的基礎之上的，正如馬一浮先生所說：「學者須知六藝（即六經）本是吾人性分內所具的事，不是聖人旋安排出來。吾人性量本來廣大，性德不恩來具足，故六藝之道即是此性德中自然流出的，性外無道也。從來說性德者，舉一全該則曰仁；開而為二則為仁、知，為仁、義；開而為三則為知、仁、勇；開而為四則為仁、義、禮、知；開而為五則加信而為五常；開而為六則並知、仁、聖、義、中、和而為六德。就其真實無妄言之則曰至誠，就其理之至極言之則曰至善。故一德可備萬行，萬行不離一德。」（方克立、李錦全《新儒家學案》，第684頁）所以，君子之道從明心見性開始。啟蒙讀物中的《三字經》首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大學》首是「明明德」，《中庸》首句為「天命之謂性」。如今，多年的反傳統思潮，使人們對「性本善」基本上持懷疑剃度，因此而使建立在「性本善」基礎之上的聖王之道也在國人心中動搖甚至失去了地位。《現代漢語詞典》把「人性」解釋為「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感情和理性」，（第1065頁）「感情」和理想都不是「本性」，而都是後天的、人為的。在人們談到「人性」時，又習慣成自然地把「人性」誤解為「本能」、「人慾」，這樣，就必然導致「人性惡」的觀點。這種觀點的改變，當然與荀子之說有關，但與西方學說的侵入和引入有更大的關係。程子說：「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第198頁）所謂「大本」是什麼？是最根本的，是中國文化、華夏道統的最重要的根基。若不能撥亂反正、正本清源，使「性本善」得到人們的廣泛認可，儒教的信仰難以建立。述：惻隱之心，仁之本也。譬如植樹，其根基穩定，則樹木自然成長。故曰「本立而道生」。（《論語·學而》）所謂道生，非從無到有，而是仁心顯現，明德誠明。日月生光輝，只因日有光熱且無私照射，只因月本無私而不吞沒日之輝。苟不知仁心備具於我心，則無由以得君子之道。議：社會需要君子，君子固然需要「學而時習之」，但是，至於「人不知而不慍」則只能是心性的修養，這種心性修養不是由外而來，而是由本來具備的「明德」、「本性」顯現出來。人總是要生活在充滿誘惑與威脅的現實社會之中，後天的習染常常使人的本性被遮蔽，因此，學習君子之道，必須「復性」。朱子說：「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是，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四書章句集注》，第1頁）本性既明，使之顯現出來而不受遮蔽，不受外物影響，然後合於君子之道。《鹽鐵論·散不足》說：「孔子讀史記，喟然而嘆，傷正德之廢，君臣之危也。」千古以來，中外為君為臣者，因貪得患失而害己害人，乃至禍國殃民者大有人在，其中有多少人是當初就為了名利而做官的？很多朝代的滅亡，都是因為其君臣貪圖享樂而不顧國計民生而最終失去民心，其中有多少人是有意要讓自己滅亡的？那麼，貪官污吏的產生、亡國昏君的形成，究竟是什麼原因呢？最根本的是有私心，又在慾望、名利或生死面前動心。《孟子·公孫丑上》中曾經議論過，有因豪氣而不動心的，有因無懼而不動心的，二者都屬於「勇」；孟子說：「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孔子說：「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論語·憲問》）因此，志於仁者，無惡；志於仁而又明心性，則其勇乃是自然顯現，然後能「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論語·里仁》）有這樣的君子從政，才能在慾望、名利、生死面前不動心，從而避免成為貪官污吏、亡國昏君；有這樣的君子從政，才能是使國泰民安、長治久安。述：堯授舜者，「允執厥中」，允執厥中者，守中而不易也。舜授禹者，「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書·大禹謨》）人心至精則合道，道心一貫則通人；人心與道心，只是一心。孔子授子思子者，中庸而已。中者，不偏於陰陽，不倚於陰陽。喜怒哀樂未發則無偏，發而不為喜怒哀樂所左右則不倚。如此則能「知命」，「知命」則能「人不知而不慍」。議：教育的重要性是人所周知的，但是，究竟怎樣才符合教育的正道呢？《中庸》中已經說得非常清楚：「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我們最近百餘年來的教育，幾乎完全效法西方的做法，幾乎完全放棄了我們正統的教育宗旨、內容和方法，如今已經引起了很多有識之士的反思。早在宋朝，朱子已經說了這種「教育」的弊端：「俗儒記誦之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眾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沉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第3頁）近年大倡「素質教育」，卻不知真正的素質教育就是「返本復性」的教育，結果其效果微乎其微。為什麼說「素質教育」就是要「返本復性」？《周易·賁》的《彖傳》總說：「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人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王韓注，68頁）如今極為盛行的「文化」一詞的源頭就在這裡。「天文」是天道的自然顯現，「人文」是人性的自然顯現。天人本來合一而不分，天人本來相通，所以，「人文」通於「天文」，「文」由內顯，而非外加。人性顯明於外則為「文明」，自己能「文明」而後使他人之「文」能「明」，也就是「化成天下」的過程，也就是「教化」的過程。《中庸》中說：「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四書集注，33頁）所謂「以人治人」，亦即以自己的人性而通他人的本性。《賁》卦上九爻辭是「白賁，無咎」，王弼解釋說：「處飾之終，飾終反素，故任其質素，不勞文飾，而無咎也。」「賁」的意思就是「修飾」，但是，「繪事後素」是有素而後修飾，「修飾」的最高境界又是復歸於素。因此，所謂「素質教育」就應當是使人「復歸於素」。《辭源》解釋「素質」為「 白色質地」、「猶本質」，《現代漢語詞典》中也仍然解釋為「指事物本來的性質」。明白了「白賁，無咎」，也就能明白「白色質地」；明白了「本質」就是原本具備心性，也就應該知道人「本來的性質」。如今的所謂「素質教育」被比較普遍地理解為「讓學生在德、智、體、美、勞等方面全面發展」，雖然其中有「德」，但是，卻普遍地以「灌輸」的方式進行「德」的教育，而不是把「明德」作為人心本來具備的本性，這樣的「德育」課程效果本來就不會好，更何況在德育課之外有更多的課程是在鼓勵學生追求外在的名利和事功！如果不能使「素質教育」回到「返本復性」的正道上來，那麼，「素質教育」只能是名不副實的。要「返本復性」，就要使「四書」、「六經」回到學校的正式科目之中，而且要作為最主要的科目。只有這樣，才能使華夏文化真正復興起來，才能培養出眾多能夠「允執厥中」、擔當大任的君子。若不能明心見性、修心養性，不可能做到「允執厥中」。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繫辭上傳》）偏陰偏陽者皆非道，陰陽交錯、陰陽運行，萬物生息於其中。繼道承道者則善，悟道成道者為性。性者，天生既具之心，人生必備之心，生生不息之心。見仁而不見智，見智而不見仁，皆無以明君子之道也。議：西風東侵，大道裂變，智術爭奇，仁義幾將喪盡。大道本來就是既仁且智的，具體的人與物會偏於仁或偏於智也是必然現象，但是，人不同於物，人應該通過修養盡量避免或減少偏頗。「百姓日用而不知」，不是不想讓百姓知，而是無法讓百姓盡知。在仁智方面，君子不應該見仁而不見智，見智而不見仁，而且應該以仁率智、仁智慧合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之謂器。」但是，百餘年來，人類被西方風氣所牽連，競於器而忽於道，可謂見智而不見仁，甚至見物利而不見心性，既已悖於君子之道，更不必說聖人之道了。如今的社會，「奇技淫巧」泛濫，給人類帶來了眾多的奢侈享樂，因而也受到了絕大多數人的讚美與歌頌，卻忘記了「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欲不可縱」的古訓。就在人類大肆享樂的同時，天上、地下、海洋遭受著肆意掠奪與污染，動植物在迅速地滅絕著，人類自己也已經為「奇技淫巧」所奴役，然而，人類卻還是不知道減緩速度，更無法停下腳步。孔子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論語·雍也》）確實，充分發揮智慧的作用能使人類得到極大的快樂和享受，但是，卻在將人類自己推上一條不歸路。不顧子孫後代如何生存，不顧動植物如何生存，這還能說有「仁心」嗎？有資料說，人類誕生以來特別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大大加速了生物的滅絕。最近一二百年來生物滅絕的速度達到空前，並且是同時發生在動物界和植物界。科學家們推斷，地球正面臨第六次生物大滅絕。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員、中國瀕危物種科學委員會常務副主任蔣志剛博士也認為，從自然保護生物學的角度來說，自工業革命開始，地球就已經進入了第六次物種大滅絕時期。據統計，全世界每天有75個物種滅絕，每小時有3個物種滅絕。西方有人說「上帝死了，人也死了」，其實，在人類失去了道義之後，人類自己也將蛻變為禽獸，難道不是這樣嗎？述：「志於道」者，發乎本心，合於本性，此其始也。修明明德，恆進不懈，此其中也。自始至終，以期至善，此其終也。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中庸》）所謂百姓日用者，時時處處皆不可背道而馳也，道心須於日用之中歷練，亦只在日用之中顯現。亞聖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論語·盡心上》）君子者，不媚君上，不媚下民，窮而不濫，志在終生不違道。議：如今的世界，幾乎全盤接受了西方的觀念，把一切都從「價值」的角度去衡量，所謂「人生觀」被稱為「人生價值」，即使是「道德仁義」也要從「價值」上去衡量，其實質便是一切從利益出發，也就是「義利」顛倒。因為這種觀念的長久而深刻的影響，人類變得非常自私，社會變得非常冷漠；人們對歷史與現實的評價，變成了「成者王侯敗者賊」、「弱肉強食」。孟子說：「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孟子·梁惠王上》）人們為了奪得利益，便會「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且不說虛偽欺詐，更有戰爭與殺戮。在這種情況產生之後，由於人們的本性就痛恨虛偽欺詐、戰爭殺戮，因此，要設立嚴密而眾多的法律，培養眾多的律師、法官。然而，法律可以制裁犯罪者，卻無法制裁違背禮義而未至於犯罪、雖然犯罪卻查不到證據的人。在此情況下，人與人之間、家庭與家庭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人與天地萬物之間，無不是從利益出發，追求「價值最大化」、「利潤最大化」。懷疑和反對中國文化的人，常常把中國文化的原則誤認為只是一種無法實現的理想，是空同的說教，其問題出在哪裡？出在用西方習慣性的思維方式和評判標準來看中國文化。譬如，常常有人說，要使天下人都成為君子都不可能，要使天下人都成為聖人更不可能。這種說法是根本不理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根本不理解「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也不理解「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的區別。（《大學》）不知道「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的道理。（《中庸》）人怕「遇人不淑」，治國平天下同樣怕「用人不當」。現實中固然聖人寥寥而君子不多，但是，能倡導聖賢君子之道，則天下總會有越來越多堅守道義、不媚上下、苟且求容的君子，即使聖人未能出現，只要能使君子得其位，必然能「畏聖人之言」，必然能「仁民愛物」。君子得其位，是糾正「義利顛倒」的最佳乃至唯一良方。述：道之名目多矣，或曰太極，或曰太一，或名之曰道，或字之曰大。須知有名副其實者，亦有名不副實者。若不明道在於心，則不知本；若不明道在天地萬物，則不知末；若不明道在百姓日用，則不知榦。本末枝榦缺其一，則不成其為全木。道貫始中終，道統天地人。議：孔子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論語·為政》）「異端」是什麼意思？是抓住一端，而不及其餘。戰國諸子為什麼只是「諸子之學」而不完全符合「聖人之道」？因為不得「聖人之道」的全部，因為未能「一以貫之」，因為未能分辨本末、終始。「聖人之道」載於「六經」，不得「六經」之全而且「一以貫之」，所以不得「聖人之道」的全部。「聖人之道」有「內聖之道」與「外王之道」，若只重「內聖」而忽視「外王」，或者只重「外王」而忽視「內聖」，都不能說完全。「聖人之道」若要強分為幾部分，可以說包括「道德禮樂政刑」，專講其中某幾個部分而不能將六者貫通為一，便不能說是「一以貫之」。「聖人之道」有本末、終始之別，未知「正己」而求「正人」是本末倒置，未知「上達」而只知「下學」是終始不辨。「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聖人之道」以道御器而不鄙器、不棄器，致力於器而不知有道，或致力於學道而不知用之於器，亦屬異端。為何楊墨之說、佛氏之論被稱為「異端」？主要原因在於，楊朱只講「為我」而忽視「為人」，墨翟重視「兼相愛、交相利」而不重視「推己及人」。《孟子·滕文公下》中說：「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因為「為我」則無人肯做君主去擔當天下責任，「兼愛」則父子無別、親疏不辨。「無君」、「無父」，則成為像禽獸一樣的世界，而不再是有禮義的人類社會。兩者各執一端而不及另一端，此即是「攻乎異端」；又因「各執一端」而自以為是，從而導致相互攻訐。至於佛氏之說，且不說其義理如何，單從內外、本末來說，中國人就不應該主次顛倒。述：道分而行於天地人，天地人之道合即為道。知其分行則可應用，知其本合方可言經權。雖雲天地人道合一，然而，天地之道皆由人道效法而能合一。如何效法天地之道？至聖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禮記·孔子閑居》）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議：通經學道，其目的是為了致用。孔子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此是說讀《詩經》的話，我們用來說讀「六經」，也完全一樣。程子說：「窮經將所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蠱也。」（《四書章句集注》第143頁）邵雍說：「學以人事為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記問之學，未足以為事業。凡人為學，失於自主張太過。學在不止，故王通云：『沒身而已。』」（《皇極經世書·卷十四·觀物外篇下》）大道之體只有一個，大道之用卻至少有三：天道、地道、人道。至於人道之用，更是紛繁複雜，不可執一而論，但是，貴在「一貫」。「六經」統攝於道，中今中外一切學術統攝於「六經」。馬一浮先生說：「學者當知六藝之教固是中國至高特殊之文化，唯其可以推行於全人類，放之四海而皆準，所以至高；唯其為現在人類中尚有多數未能了解，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特殊。故今日欲弘六藝之道，並不是狹義的保存國粹，單獨的發揮自己民族精神，而止（只）是要使此種文化普遍的及於全人類，革新全人類習氣上之流失，而復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方是成己成物，盡己之性盡人之性，方是聖人之盛德大業。若於此信不及，則是於六藝之道猶未能有所入，於此至高特殊的文化尚未能真正認識也。」（《現代新儒家學案》，第687頁）中國文化不是站在人類之外去觀察研究天地萬物，而是站在人類的角度，「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以此而「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周易王韓注》，第210、204頁）因此，聖賢君子之道，不是為了以人勝天、以己勝人，而是為了效法天地之道、順應天地之道而使大道通行於天下，達到真正的和諧。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禮記·禮運》）這也就是「為萬世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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