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南北長城地帶史前聚落形態的初步研究

燕山南北長城地帶史前聚落形態的初步研究

董-新林  劉晉祥

燕山南北長城地帶主要指其北麓的內蒙古東南部、遼寧西部和南麓的以京津唐為重心的河北北部地區。這裡是探討中華民族文化起源、文明和國家起源的重要地區之一，一直為國內外學者所矚目。隨著考古學資料的積累和研究的不斷深入，燕山地區聚落形態的研究具備了一定的條件。

本文的史前時代是指這一地區新石器時代、銅石並用時代。新石器時代分三期，早期:公元前10000年-前7000年；中期:公元前7000年-前5000年；晚期:公元前5000年-前3500年。銅石並用時代分二期，早期:公元前3500年-前2600年；晚期公元前2600年-前2000年①。為了更好地闡明本文的觀點，我們也涉及早期青銅時代即夏家店下層文化②的部分內容。

（一）

本文探討的燕山南北長城地帶在北緯38度-43度左右，東經115度-122度之間。以燕山為自然地理界限，其南為暖溫帶半濕潤落葉闊葉林地帶，其北屬於中溫帶濕潤區向半乾旱森林草原區的過渡地帶，溫度和降水量自南而北呈遞減趨勢。這一地區氣侯季節性變化較大，表現出溫帶大陸性季風氣侯的特徵。冬夏溫差大，年平均氣溫一般在8-14℃左右，降雨比較集中，年降水量350-640毫米左右③。通過對新石器時代中期的興隆窪文化胡桃楸植物果核等的鑒定分析可知，興隆窪文化時期，這裡曾廣有性喜土質肥沃、氣侯濕潤的落葉闊葉喬木生長，自然植被可能為溫帶森林④，氣候由涼濕逐漸轉為溫濕。趙寶溝文化和紅山文化的環境特徵為暖濕，銅石並用時代晚期轉為溫濕，到了早期青銅時代則出現了涼乾的氣候環境⑤，敖漢大甸子夏家店下層文化墓地的花粉分析證明當時的植被覆蓋率達17%。這一地區以燕山為界，南北分布諸多重要的水系、河流。北部有遼河水系的西拉木倫河、老哈河、教來河，大凌河水系的牤牛河、大凌河和小凌河等；南部有灤河水系、海河水系的永定河、拒馬河等。這些大河及其支流的兩岸都有平緩的台地，十分有利於人類生存。

（二）

燕山南北長城地帶考古學文化源遠流長。在距今40-50萬年前，北京猿人就已經生活在燕山南麓。喀左鴿子洞遺址⑥、凌源西八間房⑦、陽原虎頭梁⑧等舊石器時代遺址的發現，表明這一地區早在上萬年以前就已經形成了以小石器為顯著特徵的文化傳統。新石器早期的遺存尚未得到確認，但從新石器中期始這一地區就已出現了較為成熟的聚落形態的情況看，該地區肯定會有更早的原始聚落。

新石器時代中期，興隆窪文化佔據整個燕山南北的廣大地域，其大體分布於西起洵河，東至醫巫閭山，北抵烏爾吉木倫河，南迄渤海岸。依據碳十四測定年代數據可知，其主要存在於公元前7千紀末-前6千紀末左右。考古學者對敖漢興隆窪⑨、林西白音長汗⑩、阜新查海和遷西東寨、遷安安新莊等一系列聚落遺址進行了科學發掘，為研究提供了便利條件。

興隆窪聚落位於內蒙古敖漢旗東部寶國吐鄉，地處大凌河支流牤牛河上游的一處低丘陵台地上。興隆窪聚落主體居住遺址至少有3萬多平方米，一條直徑約160-183米的圍溝將聚落分為內外兩部分。據初步考察，圍溝內部和外部的聚落分屬早晚兩個不同的階段。圍溝內部聚落為主體，約有2萬多平方米，共有11排房址，為方形半地穴式單體建築，每排約有10餘間不等，呈東南―西北向按等高線排列，共有100餘間房屋。房址面積一般為40-70平方米。最大的房址達140多平方米，位於聚落中部，建築比較講究，出土遺物豐富，應是聚落內居民舉行各種儀式的重要公共活動場所。從聚落布局看，房屋間不見打破關係，而且大房址居中，顯然是經過縝密規劃，統一營建的。聚落圍溝殘寬1米、殘深0.6米，推測圍溝可能有雙重作用，除了作為地域性的界定外，同時有著初步的防禦功能，因為挖溝取土堆成牆是順理成章的。圍溝外部的房屋相對較少，分布密集，室內面積小，多在20-50平方米左右，雖不及圍溝內房屋分布整齊，但仍顯出一定的排列規律。在房屋的北部有分布密集的灰坑群，其形制、排列規整，當為室外儲藏窖穴。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居室葬構成了興隆窪聚落的一個特點，個別墓葬中出土有玉環等玉器，是我國目前發現時代最早的玉器。從規模形制和出土物看，房屋的功能和性質是不同的，已有了一定的等級分化。在聚落的西部有跡象表明可能存在墓地。

白音長汗聚落位於內蒙古林西縣南端雙井店的岸階地上。遺址現存面積10餘萬平方米。聚落分為南北兩個相鄰的居住區，各自修築著簡易的聚落圍溝，兩條圍溝之間最近距離相隔僅10餘米。在北居住區共發現29座房址，大體呈4排平行分布，每排約為7間左右。南居住區尚未發掘，依據鑽探情況可知，其規模同北區大同小異。需要指出的是，在北區第二排（由坡上向坡下計）南側第2座房址（89LB-A-F19）內發現了石雕人像。人像位於室中心,距灶40厘米,出土時面對灶址和門道。此人像或許與祭祀有關，該房址很可能具有較為特殊的原始宗教性質。

上述兩個興隆窪文化的聚落遺址構成了這一地區兩種不同的聚落形態，即以興隆窪聚落為代表的單體聚落和以白音長汗為代表的雙體聚落，以前者為主。

新石器時代時期，興隆窪文化的主要繼承者趙寶溝文化控制著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的絕大多數地區，而上宅文化則佔據洵河流域;富河文化佔據西拉木倫河以北的地區；紅山文化也出現在西拉木倫河流域以南。

敖漢趙寶溝聚落佔據了趙寶溝村西北的北大地和東南部平緩的坡地，面積達9萬平方米。現已探明的房址有89座，主要為長方形半地穴式單體建築。聚落遺址偏東南部有一個自然低谷，將趙寶溝聚落分為西北和東南兩部分，即第一區（晚段）和第二區（早段）。第二區聚落（早段）現僅存6座房址，余者皆被後代沖溝破壞。依據殘存房址的排列可知，房屋是沿著等高線的坡度呈西北——東南向排列。其東部有一處石頭堆遺迹（JS1），建築規模較大，可能是一處祭祀遺迹。第一區聚落（晚段）共發現82座房址，沿著等高線的坡度呈東北——西南向成排分布，均不見打破關係。現大致認有7排，每排發現的房屋數目不等，少者7座，多者有17座，估計當時每排應有10餘座，整個聚落不會少於百餘座房址。從形制規模看，趙寶溝聚落房屋可分為大、中、小三類。大型房屋面積達百平方米，平面為凸字形半地穴建築，居住面呈階梯狀，遺物較多，估計其為聚落內舉行各種儀式的公共活動場所。中型房屋面積一般為30-80平方米，形制同大房址。建築和出土遺物都比較講究，應為聚落內頭人和地位較高者居住之所。小型房屋面積一般不足30平方米，建築簡單，為居住面呈平地狀的半地穴建築，顯然是一般族人的生活居住所。我們根據對房屋內遺物種類和陶器紋飾的分析，認為趙寶溝聚落有著複雜的內部結構，主要是由兩個系統不同的血親集團通過婚姻關係構成的等級分明的社會組織。在聚落內部已經存在著明顯的社會分化和等級差別。製作精美的石耜和石斧以及粗細有別的石磨盤、磨棒的大量使用，標誌著其農業已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就陶器上繁雜而神秘的擬象動物形紋和抽象幾何形紋而言，可以說趙寶溝文化有著發達的制陶業，而且可能已經有一批制陶的匠人脫離了農業，專門充當天、人之間的中介人，於是產生了尊貴的宗教人物。小善德溝聚落的大房子出土了7件大石器，其中1件石耜長達40厘米，同時還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玉器，尊形器較多，或許這座大房子就是該聚落的宗教祭祀場所。

趙寶溝聚落房屋與房屋之間，房屋群與房屋群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繫，即相對固定的內部結構。我們依據考古類型學和分類學的方法，通過分析認識到：（一）聚落由若干組房屋群有機地構成；（二）每組房屋群大體分為三個層次：1、一級或二級房屋居中；2、三級房屋分居兩側；3、四級房屋居最外側。值得注意的是，三級房屋中，「己」字形和「F」形幾何形紋陶器各自單獨存在，不共存，形成了分類系統；在一、二級房屋中「己」字形和「F」形兩類幾何形紋陶器共存，而四級房屋中則不見這二類紋飾。可見，在趙寶溝聚落中，「己」字形「F」形兩類幾何形紋圖案的標識作用最為突出。民族學和考古學資料證實，在原始社會中，一個社會集團只有靠血親關係組織和維繫，才是比較穩定的。在以地緣為單位的社會形態中，不同的血緣集團要通過姻親關係來構成更為複雜的社會組織。趙寶溝聚落或許反映的就是這種情況。「己」或「F」形圖案可能分別代表著不同的血親集團，整個聚落通過姻親方式組合成更高級的社會組織。這種二元結構類似氏族的概念。

目前，趙寶溝文化在燕山北麓發現較多，而且多屬於三、四期。據文物普查資料獲知，在敖漢旗現已發現了60餘處趙寶溝文化的遺址。各遺址規模大小不一，出土遺物精美程度也有差別，自然聚落間肯定存在著等級的差別。在敖漢境內，僅有3處遺址發現了擬象動物形紋尊形器，即趙寶溝、南台地和小山。其中前二者分布在教來河的兩條支流左近，而小山分布在大凌河支流牤牛河流域。這三個聚落都可能具有較為特殊的性質。就趙寶溝聚落而言，其面積較大，達9萬平方米，出土有最具代表性的「鹿」形動物形紋，大房屋近百平方米，在聚落的東部有專門的祭祀遺迹，很可能已不同於周圍的中小型聚落,而具有「中心聚落」的性質。這樣,中心聚落附帶周圍中小型聚落就構成了較大規模的聚落群。

在西拉木倫河以北巴林左旗富河文化的富河聚落共發掘37座房址，也是按等高線的方向成排布局，構成了凝聚型單向開放式格局。

（三）

紅山文化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已經出現，但其作為歷史舞台的主角佔據整個燕山地區當是趙寶溝文化結束以後的事了。作為銅石並用時代早期的紅山文化可分為兩段。前段為西水泉類型，以敖漢西台聚落為代表；後段為牛河梁類型，以牛河梁祭禮中心為代表。

西台聚落是目前紅山文化中為數不多經過科學發掘的聚落遺址之一。聚落整體呈凸字形，挖在基岩上的兩條圍溝將聚落分別圍成緊鄰的兩個長方形單位，東南者較大（周長約600餘米），東南邊有出入聚落的通道。西台聚落的圍溝現殘寬2米、最深達2.25米，顯然具有了更強的防禦功能。內部房屋也是長方形半地穴式建築，但布局不明。這種聚落形制結構當與興隆窪文化白音長汗聚落遺址有一定的淵源，其防禦設施的加強或許表明社會重大變革的出現。銅石並用時代早期後段，還沒有科學發掘過典型的居住聚落遺址，但在遼寧凌源牛河梁發現了一處規模很大的宗教中心。牛河梁位於努魯兒虎山東麓丘陵地帶。其東北部有一個多室和一個單室兩組建築物構成的半地穴建築址。多室在北，為主體建築，單室在南，為附屬建築，間隔2.05米，約在同一中軸線上，方向北偏東20度。多室建築址（編號為牛IJ1B）南北總長18.4米、東西殘存最寬處約6.9米，結構較複雜，包含一個主室和幾個相連的側室、前後室。單室建築址（編號牛IJ1A）橫長6米、最寬2.65米。主體建築中出土了豆形器蓋等陶質祭器和體現了其建築水平的彩繪牆面殘塊。特別是中段各向左右分出的側室中集中出土女性泥塑像和豬首龍身或猛禽爪等泥塑動物形象，均近於或大於真實個體，顯然是一處祭祀中心，即所謂「女神廟」。整個廟講究對稱，規模宏大，主次分明。女神廟居中心最顯著的位置，遙對「豬山」，北靠一丘頂平台，平台邊緣砌有石牆，南北長達175米、東西寬為159米，或許是祭祀時的重要活動場所。女神廟南面約1000米左右的小山頭上分布著諸多積石冢，其中出土了較多的豬龍形玉飾、箍形器、勾雲形飾、環、璧等玉器，佔地總面積約2平方公里，應是祭祀中心的一部分。在距牛河梁50公里的喀左東山嘴，還存在一處紅山文化的大型祭壇建築基址，其在建築石材加工、砌築技術上十分講究，整體布局由中心、兩翼和前後兩端組成，按南北軸線對稱分布，中心和兩翼主次分明，南圓北方，頗具特色。祭壇遺址中出土了一些諸如精美雙龍首玉璜、綠松石鵠鳥、小型陶塑孕婦人像、大型陶塑人物坐像（約相當於真人的二分之一）和專門用於祭祀的無底筒形器等。若將東山嘴的「壇」與牛河梁的「廟」、「冢」聯繫起來考慮，在方圓百里內，存在這樣兩處規模宏大的祭祀中心，一方面表明紅山文化的社會一統化程度已經很高，另一方面也說明這裡可能是整個紅山文化舉行祭祀儀式等的公共活動中心。這樣規模宏大的宗教中心的存在，說明紅山文化已經達到較高的社會發展階段，遼河文明的曙光展現在世人面前。

考古資料表明，經過了趙寶溝文化時期的多文化割據局面後，紅山文化迅速崛起，佔據了燕山南北的廣大地區，向西已經到了張家口地區。紅山文化遺址一般分布比較密集，僅敖漢旗就發現了502處，大約每16平方公里有一處紅山文化的遺址。這些聚落遺址在敖漢旗自南向北逐漸增大。面積較小者為4-5千平方米，較大者為3-10萬平方米，最大者達2-3平方公里。聚落遺址多以河流為紐帶，以大聚落為中心，周圍有若干小聚落共同構成一個聚落群。聚落多分布在地勢平緩開闊，靠近水源的向陽坡地或台地上。其地勢比現代村莊高出10-20米，而比趙寶溝聚落要低。紅山文化時期，自然條件比較優越，特別是與中原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發生「碰撞」後，紅山文化在趙寶溝文化原有的耜耕農業和原始手工業的基礎上迅速提高，耜耕農業比較發達，制陶有進一步的發展，一般在聚落遺址較高的地方發現有窯址，有的兩三個聚落共用一個窯址區，專門的玉器加工製造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敖漢董家營子聚落中發現了較多有切割痕的碎玉廢料，可能是一處專門製造玉器的場所。在崇尚祭祀中，可能已經產生了專職的神權階層，可見階級分化和社會分工已十分明顯。特別是後段紅山文化社會發展水平之高，中華民族國家起源已見端倪。

銅石並用時代晚期，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的考古學文化聚落形態尚不太明確。燕北的小河沿文化或許有部分因素屬此段；燕南此段的聚落形態不詳。然而，不容忽視的是，在燕山南北地區這一階段有了十分重要的變化。這一地區富有傳統、綿延數千年的「之」字形紋突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繩紋系統；但東北地區的代表性器物——筒形罐仍然存在，卻也是最後的存在了。燕北的小河沿文化的主體是一種外來文化，開始了這一地區考古學文化交替取代式延續發展的新階段。

小河沿文化目前經過大規模發掘的遺址只有大南溝墓地。該墓地墓葬分布井然有序，男女不同性別的墓葬隨葬品種類和數量有所不同，表明其社會組織的複雜性。從墓葬習俗上看，其文化發展水平在紅山文化的基礎上有所提高。

（四）

青銅時代早期，佔據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的是夏家店下層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再次一統燕山南北地區的紅山文化原主要分布區，並有所擴大。夏家店下層文化開始了這一地區以「鬲」為主要特徵的文化傳統，結束了以筒形罐為特徵的歷史。從聚落形態上看，夏家店下層文化聚落普遍出現了「城」，特別是燕山以北地區，主要可以分為高山型和高台型兩類。城址均依據地勢而建，沿河流分布，形狀多樣，有長方形、方形、圓形、橢圓形和不規則形等。高山型多為石城，集中分布在燕山北麓，從承德的灤河上游，經赤峰的英金河、老哈河和朝陽的大凌河到敖漢、奈曼的教來河，乃至阜新的牤牛河流域兩岸的低山丘陵台地之上。高台型有土城，也有石城，一般建在群山環繞的開闊高台地上，通常有很厚的地層堆積，往往四周有山城。

從陰河流域的西山根高山型石城聚落看，其遺迹也是大體順等高線方向成排分布的單體建築。高山型石城「往往不是四周都建城牆，在陡峭岩壁邊或臨溝壑的一面，一般都未發現城牆的痕迹，只是在緩坡和較為平坦的地方才建造城牆，這種牆因地形的變化而曲直不一。這些利用地形的險峻，並建築城牆的城址，其目的自然是為了防禦外來的攻擊」。赤峰西道高台型遺址面積達10萬平方米以上，在遺址的西南部發現一處10000平方米的土台，土台之上有成排的房址，均為地面建築，有的用土坯砌成重牆。其中F4的地面塗有紅色顏料，正對門的房中砌有石台，似與祭祀有關，宗都色彩十分濃厚。土台下面東、北部也有夏家店下層文化房址，這些房址則為半地穴式建築，相對比較簡陋。該聚落中，從房屋建築和文化內涵等情況看，高台上下的房址有著明顯的層次區別，其居民自然也就存在等級差異，高台上居民地位更為尊貴些。西道聚落很可能出現了一般意義上的城鄉分化，或可說西道聚落具有了城市的性質。

在陰河和英金河兩岸，夏家店下層文化高山型聚落遺址沿河分布，排列有序，自西而東綿延達70餘公里。這些聚落可以分為三組：西組最為密集，在尹家店至三座店之間發現20處聚落；中組較稀疏，在初頭朗至當鋪地之間發現了12處；東組僅在王家店至水地之間發現5處。其西、中組較鄰近，相距約5公里，均屬陰河流域；而中組與英金河流域的東組之間則相隔25公里之遙。從規模上看，聚落可分為三類：大型聚落僅1處，面積在10萬平方米左右；中型有5處，面積在2-4萬平方米之間；余者皆為小型聚落，面積不足2萬平方米。西組聚落群層次分明，大型聚落——池家營子石城居址中，兩座中型聚落分居兩翼，一個在西側的尹家店，一個在東端的三座店附近，小型聚落分別附居於兩座中型聚落附近。這樣，在西組聚落群中就形成了以中型石城址為核心的東西兩個小聚落群，而這兩部分顯然又被大型石城址聯為一體，從而構成了一個較大的聚落群。中組不見大型聚落，有兩座中型聚落，一座在新店以西，一座在該組最東面到當鋪地東南。中型石城址附近都有一些小型聚落，形成小聚落群。從總體上看，中組聚落群數量少，不見大型石城址，而且距西組很近，因此，西組和中組很可能共同構成了一個更大的聚落群，池家營子石城址是整個聚落群的中心。東組聚落數量很少，距離中組較遠，可另當別論。

高台型聚落也存在著大、中、小三類。在赤峰半支箭河流域，有一處相當於大型的聚落——城子聚落遺址；其東北約10公里處有中型聚落——西道聚落遺址，其面積達10萬平方米以上；其河南岸的山坡東西排列著一定數量的小型聚落遺址。以西道和諸多小型城址組成的聚落群大體與陰河流域的中組相當，而以城子為中心，連同其他中小型城址組成的聚落群與陰河流域的西組大體相當，顯然有著不同的層次。從半支箭河流域的諸多聚落群看，城子聚落群居中心地位，而西道聚落群則處於從屬地位。擴而言之，半支箭河的高台型聚落群明顯比陰河流域的高山型聚落群的城址面積要大，或許也存在一定的等級差異。兩個聚落群相距不過20公里，從更為廣泛的意義上講，半支箭河流域聚落群可能又是陰河和英金河流域諸多聚落的更為重要的權力中心，後者可能是前者的外圍防禦性屏障。夏家店下層文化大體已經形成了層層疊築，比較成熟、複雜的文明社會。

夏家店下層文化「城市」的出現，表明整個社會的城鄉分化已經明顯。這時期，社會經濟發展迅速，農業相當發達，社會分工進一步明確，專業制陶業、玉石加工業等更為專業化，青銅製品已經存在，有跡象表明應該已有大型容器。夏家店下層文化陶器的彩繪技法為同時期其他文化所不能比擬。這些以「鳥」、「饕餮」等為代表的圖案對商王朝輝煌的青銅器藝術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以彩繪陶器為禮器，是夏家店下層文化的普遍現象，並通過墓葬的形式逐漸形成了一種禮制。宗教祭祀活動在夏家店下層文化中仍是十分重要的社會內容，特別是錦縣水手營子青銅連柄戈和敖漢大甸子木柄銅戈的發現，似乎暗示了王權的存在。中原夏王朝典型禮器——鬲、爵出現在大甸子高等級的墓葬中，讓我們看到了社會發展水平大體相當的兩個「王國」的高級往來。

（五）

通過以上介紹可以看出：由於自然條件、地理環境、獲取食物的空間和方式以及人們的審美觀念、思維方式的特點，使得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的聚落形態變化既有承繼性，又有階段性，頗具特色。

燕山南北長城地帶聚落內的房屋主要為成排布局的單體建築，不同於安徽蒙城尉遲寺聚落遺址的成排布局的聯體建築。最遲從新石器時代中期始，這一地區就已經有了成熟的聚落形態，即以大房子為中心，依據地勢統一規劃，按照等高線的坡度，單體房屋成排營建布局，有些聚落有圍溝界定主體聚落，構成凝聚型單向開放式的格局，有別於陝西臨潼姜寨聚落凝聚型向心式的格局。從聚落模式看，新石器中期就形成了以興隆窪聚落為代表的單體圓形聚落和以白音長汗聚落為代表的雙生圓形聚落，其中單體聚落是這一地區的主體。銅石並用時代早期前段發現了長方形聚落，聚落形態出現多樣化趨勢。

從社會發展階段看，燕山南北地區可以分為三個大文化階段：興隆窪文化、紅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層文化。這三個階段是燕山南北地區大一統的時期。在每兩個階段之間各有一相對文化割據的時期，即以趙寶溝文化和小河沿文化為代表。新石器時代中期，興隆窪文化的聚落面積約在3-10萬平方米不等，數量較少，還少見成組的聚落群，聚落間的等級差別不大。但是，這時期社會經濟已經不只是單純的漁獵和採集經濟，已出現了原始耜耕農業，並有專門的宗教活動場所（白音長汗89F19），表明興隆窪文化應屬於較高層次和發展階段的原始公社氏族部落。興隆窪文化較強的文化一統性奠定了這一地區的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新石時代晚期，趙寶溝文化的聚落面積大多達9萬多平方米，數量增多，仍不見較大規模成組的聚落群，但聚落間的等級差別已明顯。社會經濟中農業基本佔據了主導地位，耜耕農業較為發達，社會分化較為明顯。在趙寶溝聚落的東部已有了專用的祭祀性建築，表明已經有真正意義上的宗教的存在。在敖漢旗發現的60餘處趙寶溝文化的遺址中，只有3處有擬象動物形紋的尊形器，這三處聚落初步具有中心地地位了。而趙寶溝聚落祭祀遺迹的存在，表明其地位可能更為重要。到了銅石並用時代早期，紅山文化的聚落數量急劇增加，形成了等級不同的聚落群，農業經濟更為發達，社會分化明顯。其與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文化碰撞，出現了一系列的新文化因素，諸如玉雕豬龍、龍鱗紋彩陶、陶塑女神象等。特別是廟、壇、冢宗教中心的發現，表明紅山文化肯定存在了更為高級的中心聚落，而且社會組織和社會結構都發生了變化，「已達到了產生基於公社又凌駕於公社之上的高一級的組織形式」，具有了「古國」的性質了。到了青銅時代早期，夏家店下層文化已形成了等級分明的聚落群，出現了一般意義上的城市，城、郊分野已經存在。這一時期，社會分化明顯，形成了尊卑有別的禮制。諸多因素表明，夏家店下層文化應當形成了與中原夏王朝程度相當的「王國」，並與夏王國南北對峙，各居一方。

由此可見，燕山南北長城地帶聚落形態的演變與黃河中下游地區基本同步，但有其自身的特點和文化傳統。這一地區的史前聚落一直為凝聚型單向開放式格局，在銅石並用時代，聚落模式和規模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而這一時期正是中華文明和國家起源的重要階段。這一地區從古文化、到古國、再到方國（王國），稍後進而納入秦帝國版圖的發展歷程十分清楚，是探索文明和國家起源模式的重要地區。可以說，在從野蠻向文明轉變的漫長歷史過程中，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的史前考古學文化對中華文明誕生曾起過不容忽視的作用。

注  釋：

①嚴文明《中國新石器時代聚落形態的考察》，《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楊虎《遼西地區新石器~銅石並用時代考古文化序列與分期》，《文物》1994年第5期。

②李伯謙《論夏家店下層文化》，《紀念北大考古專業三十周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③《中國自然地理》編寫組《中國自然地理》（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

④孔昭宸等《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距今8000~2400年間環境考古學的初步研究》，《環境考古研究》第一輯，科學出版社，1991年。

⑤史培軍等《內蒙古農牧交錯地帶環境考古研究——內蒙古考古文化分布與自然環境及其演變關係分析》，《內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第1、2期。

⑥《遼寧鴿子洞舊石器遺址發掘報告》，《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75年第13卷第2期。

⑦《凌源西八間房舊石器時代文化地點》，《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73年第11卷第2期。

⑧《虎頭梁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的發現》，《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77年第15卷第4期。

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內蒙古敖漢旗興隆窪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5年第10期。

⑩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內蒙古林西縣白音長汗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3年第7期。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阜新查海新石器時代遺址試掘簡報》，《遼海文物學刊》，1988年第1期。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遼寧阜新縣查海遺址1987~1990年三次發掘》，《文物》1994年第11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遷西縣東寨遺址發掘簡報》，《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同⑩郭治中《論白音長汗發現的女神像及其崇拜性質》，《青果集——吉林大學考古專業成立二十周年考古論文集》，知識出版社，1993年。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9年第8期。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內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溝門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64年第1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敖漢趙寶溝——新石器時代聚落》，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

劉晉祥《翁牛特旗小善德溝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1989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劉晉祥、董新林《淺論趙寶溝文化的農業經濟》，《考古》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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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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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董新林，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2007年起任漢唐考古研究室副主任。

劉晉祥，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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