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庭堅與江西詩派

蘇軾繼歐陽修之後成為新的文壇領袖，他也同樣注意發現和提攜文學新人。在《答李昭玘書》中他曾說過，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知之」。這四人由於蘇軾推賞而知名於世、又因他們都曾任館職，故稱之為「蘇門四學士」。此外如蘇軾之弟蘇轍，與蘇氏兄弟並稱為「二蘇三孔」的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三兄弟，蘇軾的小同鄉、人稱「眉山先生」的唐庚，以及李廤、李之儀、陳師道，也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蘇軾的文學影響。在北宋後期，這些蘇門人物成了文學領域一支最大的力量。不過，蘇軾對文學從不專主一格，更不以齊一天下文風的宗師自居，所以這一群人並不構成宗旨鮮明的文學集團，而是各行其是，各有所長。

　　在蘇門人物中，黃庭堅的成就最高、影響最大。在敘及黃庭堅與江西詩派之前，我們先對其他一些人的詩歌作簡單的交待。

　　秦觀以詞著名，也寫詩。他的詩所反映的生活面較窄，氣格柔婉，對景物的觀察體驗很細膩，語言精緻流麗，所以前人常比之以詞。如《後山詩話》謂其「詩如詞」，《王直方詩話》稱其詩可「入小石調」。他有一首著名的絕句《春日》：

　　「一夕輕雷落萬絲，霽光浮瓦碧參差。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卧曉枝。」寫得很柔婉，元好問評之為「女郎詩」（《論詩三十首》）。另有些作品如《泗州東城晚望》，雖也是偏於柔美的，但境界稍為開闊些：

　　渺渺孤城白水環，舳艫人語夕霏間。林梢一抹青如畫，應是淮流轉處山。

　　孔平仲的詩風與蘇軾有些近似，不僅表現相同的人生態度，也學了蘇詩散文化的筆法和好發議論的習慣，追求一種廣闊高遠的境界，如《晚集城樓》：

　　高樓百尺修木尾，對面南山翠相倚。憑欄談笑青雲里，秋標摩空日色死。海風蕭蕭東萬里，吹襟洗鬢清如水。下視黃埃濁波起，車馬紛紜只螻蟻。

　　這是一首短篇的古體詩，景象開闊，想像奇異，韻腳和聲調又很特別，讀起來給人以奇矯的感覺。詩的中心，是從登高望遠引出浮世虛幻的哲理，表現一種超越的追求。但是作者缺乏蘇軾那種獨特的人生感受和妙趣橫生的才思，所以詩中的哲理議論顯得陳舊而且有些勉強。另如《睡起》後半部分「物不求余隨處足，事如能省即心清。山林朝市皆相似，何必崎嶇隱釣耕」云云，也是蘇軾式的隨緣自適的人生觀，但說得太抽象太普通。倒是有一首小詩《禾熟》，不著議論，卻頗含深意，又饒有情趣：

　　百里西風禾黍香，鳴泉落竇谷登場。老牛粗了耕耘債，嚙草坡頭卧夕陽。

　　張耒則較多地追溯到白居易、張籍，以平易樸素的語言寫了不少反映民間疾苦、針砭社會現實的詩篇，如《勞歌》、《八盜》、《田家》、《和晁應之憫農》等。他曾說：「文章之於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性情之至道也。」（《東山詞序》）這話好像有些道理，但某種程度上卻與他寫詩的粗率有關。張耒的那些政治詩，也主要是表達他的政治觀念而非深切的人生感受，所以他很少把這一類詩寫得富有形象特徵和富有感染力。比較有意思的是一首《有感》：

　　群兒鞭笞學官府，翁憐痴兒傍笑侮。翁出坐曹鞭復呵，賢於群兒能幾何？兒曹相鞭以為戲，翁怒鞭人血滿地。等為戲劇誰後先？我笑謂翁兒更賢。

　　從群兒相鞭為戲引伸到官吏把鞭人出血視為兒戲，角度新穎，諷刺也算得上辛辣。但進一步說，「群兒鞭笞學官府」這一為作者注意到的生活現象，其實本身可以透視出非常深刻的社會問題，只是由於作者急於轉到傳統的政治批評主題上，而把這一現象僅僅作為兒童的天真遊戲看待了。所以說，即使在這首寫得較有特色的詩中，仍然可以看出觀念化的寫作態度對詩歌的破壞。

　　在蘇門詩人中，黃庭堅的情況與上述諸人不同。他雖說是「蘇門四學士」之一，卻又與蘇軾並稱「蘇黃」，成為宋詩史上一位開宗立派、影響深遠的大家。

　　黃庭堅（1045—1105）字魯直，自號山谷道人，又號涪翁，分寧（今江西修水）人。他的父親黃庶是一位學習杜甫詩風的詩人，舅父李常是藏書家，也擅長寫詩，他的第一個妻子的父親孫覺和第二個妻子的父親謝師厚也都是詩人，這種環境造就他很高的文化素養與藝術素養。他於英宗治平年間中進士，做過一些地方小官和北京（今河北大名）國子監教授。他的詩受到蘇軾的賞識，政治觀點也與蘇軾相近，仕途生涯因而與新舊黨之爭糾結在一起。哲宗初年高太后執政廢新法時，他被召入京，曾參與修史及貢舉方面的工作；哲宗親政驅逐舊黨時，他也被貶斥為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哲宗去世後他曾一度起複，但很快又被貶到遠在今廣西境內的宜州，後來死在那裡。有《山谷集》。

　　黃庭堅與蘇軾彼此推重，相知甚深，但在文學觀方面，他卻不贊同蘇軾那種相對縱恣的表現，而常常宣揚「溫柔敦厚」的詩學觀念。他曾自述文學創作的歷程並教導外甥洪駒父：

　　老夫紹聖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舊所作讀之，皆可笑。紹聖以後始知作文章，但以老病惰懶，不能下筆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

　　（《答洪駒父書》）

　　在《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後》中他又專門談到：「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於廷，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為也。」

　　他還批評因詩中「發為訕謗侵陵」，而導致「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的人，認為這是「失詩之旨」的。從表面上看，這只是些迂腐陳舊的談論，實際上卻有其深刻的時代背景和內心苦楚。北宋是一個思想統治開始嚴厲的時代，早在熙寧年間，蘇軾就因有在詩文中譏諷朝廷的嫌疑被捕受審，險些喪命，而黃庭堅也牽連在內，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場有名的文字獄。到了紹聖年間，黃庭堅在新舊黨之爭中再度以所謂修《神宗實錄》多誣的罪名被貶，所以他不能不在文字方面謹慎小心。前列《答洪駒父書》專門提出以「紹聖」為界，就是關連到政治背景的。而且即便如此，黃庭堅晚年還是因一篇《承天院塔記》被人告發涉嫌誹謗，而流放宜州。所以說，主張「溫柔敦厚」的文學觀，在黃庭堅來說，很大程度上帶有為了避禍而自我抑制的因素。

　　這種態度使得黃庭堅詩較少涉及社會政治問題，也較少就個人所蒙受的不公正待遇發出直接的抗爭，在抒發內心痛苦的時候，他常常只是就自身來寫，而不涉及對立的一面。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內心的憤慨不平被完全消解了，它還是以各種間接的、曲折的方式表現出來。黃庭堅的《次韻黃斌老所畫橫竹》有「酒澆胸次不能平，吐出蒼竹歲崢嶸」二句，他自己的詩歌，也往往透過那種奇峭的風格，來表現情緒的躍動。清代方東樹《昭昧詹言》謂黃詩「於音節尤別創一種兀傲奇崛之響，其神氣即隨此以見」，也清楚地看到他的詩歌語言形式與抒情需要的關係。

　　當然，黃庭堅的詩歌藝術風格的形成，不僅僅是個人抒情的需要，也有在詩歌的發展過程中作出新的創造的考慮。宋詩到黃庭堅時，已有許多新的發展。但在前輩和同代的著名詩人中，像梅堯臣、歐陽修的或是平淡流貫或是極端散文化的風格，實際上黃庭堅是不喜歡的；蘇軾的詩以才氣為勝、不主一格，又非一般人所能模仿。而且以前各家，沒有人在詩歌的形式和語言技巧方面提出一套可供效行的方法。黃庭堅一直苦心研詩，對杜甫尤為推崇。通過汲取杜詩在藝術表現方面的一些長處，並在自己的立場上總結前人的得失，逐漸形成了他的詩歌風格。而且，他還提出了一整套的「詩法」，使得許多詩人翕然相從。

　　首先，黃庭堅主張以豐富的書本知識作為寫詩的基礎，他認為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處」（《答洪駒父書》），又說「詞意高勝，要從學問中來爾」（《論作詩文》），並認為王觀復的詩「未能從容」的主要原因是「讀書未破萬卷」（《跋書柳子厚詩》）。多讀書的目的，是積累古人的「佳句善字」，以備檢用。對此他提出了著名的「點鐵成金」與「奪胎換骨」論。

　　這大致有兩方面的涵意：一是指借用前人詩文中的詞語、典故，加以陶冶點化，化陳為新，使之在自己的詩中起到精妙的修辭作用；二是指師承前人的構思與意境，使之煥然一新，成為自己的構思與意境。

　　對於上述理論的理解，必須和黃庭堅所強調的在語言上去陳反俗的理論結合起來看。就是說，他雖然重視運用書本材料，卻強烈反對襲用前人的陳辭濫調。所以，過去詩歌中習見的語彙、意象，在黃庭堅詩里反而是少見的。他用典，喜歡從一些冷僻的書籍中引用；如果是人們熟悉的，他則盡量用得出人意料。譬如《弈棋呈任公漸》中「湘東一目誠甘死，天下中分尚可持」二句，前句是用《南史》所載湘東王蕭繹盲一目而對此尤為忌諱的故事，說棋盤上有一塊棋僅一眼，死而心甘；後句轉折，用《史記》中劉邦、項羽以鴻溝為界相持不下的故事，說雖死了一塊棋，大局尚未定勝負，猶可支撐爭戰，都用得很新穎妥切。再有《次韻劉景文登鄴王台見思》「公詩如美色，未嫁已傾城」二句，把出於李延年《李夫人歌》的「傾國傾城」這樣無人不曉的成語，用得極有新鮮感。

　　黃庭堅的上述主張和實踐，進一步推進了宋詩偏重知性、「以才學為詩」的傾向。它帶來一些明顯的弊病，如多用典故和古語，多用奇字，容易使詩意晦澀；所用「奪胎換骨」、「點石成金」，弄得不好，也很可能對前人的模擬乃至剽竊。但它也有一些長處，不僅運用典故、古語可以擴大語言的涵量，而且，包括典故、古語和一般辭彙在內的力避陳俗、翻奇出新的運用方法，也造成了閱讀上的新奇感和興奮感。總之，要看如何恰當地處理。

　　以上所涉及的，主要是語彙或語言材料方面的問題。除此之外，黃庭堅對詩的句法和結構，也有很深的講究。在句法方面，黃庭堅喜歡多用拗句，這是從杜甫那裡學來的，但杜甫還只是偶一為之，黃庭堅則用得很普遍，形成他的特色。

　　所謂「拗句」，主要在格律詩體中把一句或一聯的平仄加以改變，與此同時，也把詩句的語序組織加以改變，使音節和文氣不順暢，這樣就有意造成一種不平衡不和諧的效果，猶如書法中生硬屈折的線條，給人的奇峭倔強的感覺。如「故人相見自青眼，新貴即今多黑頭」（《次韻蓋郎中率郭郎中休官》），「自」字應平而仄，「多」字應仄而平；「舞陽去葉才百里，賤子與公皆少年」（《次韻裴仲謀同年》），「百」字應平而仄，「皆」字應仄而平，這一類句式在黃詩中經常出現。

　　《苕溪漁隱叢話》引《禁臠》云：「魯直換字對句法，……於當下平字處以仄字易之，欲其氣挺然不群。」還有像「心猶未死杯中物，春不能朱鏡里顏」（《次韻柳通叟寄王文通》），平仄雖然合規矩，但「一——三——三」的音步節奏也是很奇兀的。而在全詩的結構上，黃庭堅也多有奇變，有時跳躍，有時反折，很少一路連綿銜接而成的。以往宋詩多有平易流暢、意脈連貫的特點，而黃庭堅有意走一條與之相背的道路。綜合各個方面的因素，黃庭堅的詩以講究法度、刻意求深求異的寫作方法，和生新瘦硬的風格為主要特點，給宋詩帶來了一種新的變化。下面是他的《寄黃幾復》：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傳書謝不能。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蘄三折肱。想得讀書頭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

　　一二句表面看來很平常，實際暗用了《左傳》僖公四年「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的典故，和衡山回雁峰雁不南飛的故事。三、四句不僅和一、二句之間有跳脫，而且二句之間也有跳脫，只是意義並不含糊。這二句完全用習見的辭彙構成，但組成對句以後卻很新鮮；句中不用動詞系連，純粹以名詞性意象對映，在一寒一暖的景象中寫出往年相聚的快樂和別後的孤單。五、六句再轉寫黃幾復的處境，先用《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家徒四壁立」的典故寫他的貧寒，再反用《左傳》定公十三年「三折肱，知為良醫」的成語，感嘆他久沉下僚。這兩句的聲律都是「拗」的，尤其前句二平五仄，給人以逼促之感。最後再借想像描繪一幅凄涼圖景，並暗用了李賀《南園》「文章何處哭秋風」的詩意，表現自己的不平。

　　黃庭堅詩的一些基本特點，在這首詩中可以看出來。

　　黃庭堅詩的主要弊病，就是常常有語言過分艱奧、句法和章法過分生硬的情況，這不僅在理解上造成困難，而且在審美感受上也帶來一種壓抑和扭曲的感覺。所以蘇軾一面稱讚他的詩「格韻高絕」，一面又說這種詩讀多了會令人「發風動氣」（《東坡題跋》）。這雖帶著玩笑的意味，卻是說得很準確的。因為在黃庭堅的許多詩中，情緒的流動受到過多的阻遏。不過，他也有些詩是寫得比較明白流暢的，如《雨中登岳陽樓望君山二首》之一：

　　投荒萬死鬢毛斑，生出瞿塘灧澦關。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陽樓上對君山。

　　詩中表現了他的倔強性格，還有他的苦澀和沉痛，既保持著勁峭的風格，卻並不晦澀。又如《題王居士所藏王友畫桃杏花二首》之一：

　　凌雲一笑見桃花，三十年來始到家。從此春風春雨後，亂隨流水到天涯。

　　借了靈雲志勤禪師見桃花而悟禪旨的禪偈（《景德傳燈錄》卷十一），寫下自己對人生的感受。詩在淺易的辭句中包蘊著理趣，這顯然是受了禪宗的影響。

　　從黃庭堅詩歌的總體情況來看，早期之作雖然在抒寫人生感憤方面比較抑制，但那種特殊的聲調、句法，還是能讓人感受到被強行抑制的情緒在暗中起伏涌動，詩的形式成了特殊的抒情手段。到了晚年，他的許多詩寫得隨意了些，更有「老熟」的感覺，但感情的強度卻進一步削弱了。如《病起荊州亭即事》十首之一：

　　翰墨場上老伏波，菩提坊里病維摩。近人積水無鷗鷺，惟見歸牛浮鼻過。

　　善於用典和喜用僻典如故（末句系從唐代很不出名的陳詠的詩句化出），心情也似乎有些無奈，但意境呈現為瀟然淡遠，雖久歷災厄、猶在困境，卻絕無激動的成分。這種詩有時受到很高的評價，但詩味終究覺得太淡薄。

　　當時有很多詩人追隨黃庭堅或受到他的影響。其中一類是他的外甥，如洪朋、洪芻和徐俯，他們都親受黃庭堅的指點；還有一類是黃庭堅的學生和朋友，如陳師道、韓駒、潘大臨等；再有一類是受黃庭堅影響而同他沒有什麼直接聯繫的，如謝逸、謝遳、饒節等。大體上他們的詩歌風格及理論主張都與黃庭堅相似，一時在詩壇上造成相當大的聲勢。這些人物中，以陳師道最為著名。

　　陳師道（1053—1101）名無己，又字履常，號後山，彭城（今江蘇徐州）人，曾任徐州教授等職，因追隨蘇軾、黃庭堅而被罷免，貧病困頓而死。有《後山居士文集》。他對黃庭堅非常欽佩，自言「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

　　仆之詩，豫章之詩也」（《答秦覯書》）。他也極力主張學習杜甫，但所關注的並不是杜甫的胸懷意氣，而是杜詩的立格、命意、用字。他寫詩非常刻苦，黃庭堅詩中曾稱他為「閉門覓句陳無己」（《病起荊江亭即事》），宋人筆記中也記載他常把寫成的詩貼在牆壁上反覆吟哦竄改。因此，他的詩往往錘鍊得很幽深，語意的減縮又太多，不容易讀懂。下面這首《春懷示鄰里》，已經是比較明白的：

　　斷牆著雨蝸成字，老屋無僧燕作家。剩欲出門追語笑，卻嫌歸鬢著塵沙。風翻蛛網開三面，雷動蜂窠趁兩衙。屢失南鄰春事約，只今容有未開花。

　　詩的五、六兩句運用典故寫實景，而暗寓深意，寫得很曲折。

　　「風翻」句是用《呂氏春秋·異用》中商湯故事，譏刺當時法網苛嚴，尚可理解，「雷動」句典出陸佃《埤雅·釋蟲》，喻意卻不易推究。不過，總的來說，詩意還算能明白，在嚴謹深刻的語言中，把貧寒窘迫的文人那種既羞澀尷尬又不甘寂寞的心理與情狀寫得十分細膩。

　　另外，韓駒也是上述一群詩人中比較有名的一個。他曾受到蘇軾的賞識，後來又結識了黃庭堅。韓駒的詩學見解與黃庭堅很相近，也講究使事用典，並對寫成的詩反覆修改，只是他的技巧比其他人更圓熟些，用古人的故事，語言比較自然貼切，較少「生吞活剝」的痕迹。所以，他對呂本中把自己列入江西詩派很有些不滿。對於韓駒詩琢磨精巧的特點，有人讚賞，也有人批評，像張邦基就說他的名句「倦鵲繞枝翻凍影，征鴻摩月墮孤音」（《和李上舍冬日書事》）失於「太工」（《墨庄漫錄》）。

　　北宋末年，呂本中作《江西詩社宗派圖》，自黃庭堅以下，列陳師道等二十五人「以為法嗣」，於是文壇上有了「江西詩派」這個名稱（其實這些人中有一半以上不是江西人，稱「江西詩派」主要是因黃庭堅的關係）。這一詩人群體具有前代所沒有的較為嚴格的宗派色彩，因為他們不僅在詩學觀點和寫作風格上大體一致，而且多數成員確實相互聯繫切磋，併產生了重大影響。到元代，方回在《瀛奎律髓》中又提出所謂「一祖三宗」之說，即把杜甫算作這一派的祖師，而把黃庭堅、陳師道和在南宋仍有許多活動的陳與義算作三大宗師。

　　這是很牽強的說法。這一派真正的祖師還是黃庭堅，陳師道難以和他並列，而陳與義與江西詩派並不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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