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的故事：一篇文章讓你全面了解顧炎武(4)

第四節 讀書治學

　　顧炎武精力驚人，自少至老，無一刻離書。即使在離亂之中，「改容作商賈」（王蘧常《顧亭林詩集匯注·剪髮》），流轉北方，奔走旅途中，也從未中斷過自己的學術研究工作。據說，他在「混跡同庸販，甘心變姓名，寒依車下草，飢慘歷中羹」（王蘧常順亭林詩集匯注·旅中》）的情況下，完成了《唐韻正》這樣的著作。顧炎武不惟主張讀書，而且還提倡走出門戶，到實踐中去，反對內向的主觀學問，提倡外向的務實學問。注重實地考察，把治學與救世濟民結合起來，這是他治學的一大特色。他27歲就開始寫《肇域志》，記全國「郡縣沿革形勢」，但未成書。他的重要著作《天下郡國利病書》也早在家讀書時就積累材料，準備編寫，但是只有在他遍游北國，親歷各地，「往來曲折一二三萬里，所覽書義得萬餘卷，愛成《肇域志》；也只有他「遊覽天下山川風土」，才能發現過去為《大下郡國利病書》所收集的材料，「又多往代之言，地勢民風，與今不盡合」，因此能發現和糾正古人的許多錯誤。他作這兩部書的目的，是「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試圖通過這兩部書的纂輯，從中去探尋國貧民弱的根源所在，可見他的治學是和愛國救世聯繫在一起的。

　　《天下都國利病書》不僅包含了豐富的自然地理知識，更主要的是書中大量紀錄了明代的社會經濟狀況，以及明末清初的許多社會弊端，是一部典型的經世致用之作。他每到一處就進行實地調查，在山東遊歷了嶗山以後，在其所著《勞山圖忐序》中對嶗山的來歷作一番歷史的考察，「其山高大深階，旁薄二、三百里，以其僻在海隅，故人跡罕至，秦始皇登之，是必萬人除道，百官扈從，千人擁挽，而後上也。五穀不生，環山之外，土皆疏脊，海濱斥鹵，僅有魚蛤，亦須其時，秦皇登之，必一郡供張，數縣儲待，四民廢業，千里驛騷，而後上也，於是齊民苦之，而名之日勞山」，融自然、歷史考察和社會凋查於一爐，足他的歷史地理著作的特點。

　　在山東，顧炎武還在各地詳細地考察了當地的社會生活狀況。如在峰縣，當他看到這裡景象十分荒涼，就尋求有關典忘記載，追本溯源，探其歷史原因。經他考證，這裡原有水田萬頃，是魚米之鄉；並有冶鐵、制陶等手丁業，素稱富饒，只是到了明朝後期，政治腐敗，水利不修，河道堵塞，冶鐵制陶工業衰敗，才變得荒涼窮困起來。這種對社會生活的實地調查，對顧炎武的經世致用治學觀點無疑起了推動作用。

　　順治十五年（1658年）到順治十七年（1660年），顧炎武又從山東至河北，出山海關至遼西，並幾度至昌平謁十三陵。據記載，顧此行所到之地，「以二騾二馬，載書自隨」，邊走邊進行實地考察，過邊塞亭障，遇到老兵退卒，以及熟悉當地地形的居民，「詢其曲折」，向他們了解情況，「有與平日所聞不合，即發書對勘；或平原大野，則於鞍上默誦諸經註疏」（《清史稿》卷四八一），考察的結果，分別納入他的《肇域志》、《天下郡國利病書》。《日知錄》等大型專著之中。有時寫成專題小冊，如《昌平山水記》。《營平二州史事》、《京東考古錄》。《山東考古錄》等。

　　康熙元年（662年）冬天，顧炎武開始了西北之行，遊歷了山西。河南、陝西等省的許多地方。除親自考察了太行。中條。太華等名山以及黃河。汾水、涇水。渭水等大川的自然狀況以外，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對西北農業、手工業、鹽鐵、租賦、幣制等社會經濟的考察方面。據顧炎武自述，從45歲到63歲這段時間，「頻年足跡所至，無三月之淹。友人贈以二馬二騾裝馱書卷……一年之中，半宿旅店」（《亭林文集·與潘次耕》）。他這段時間的著作大多成書於旅途中，治學的條件是相當艱苦的。他在以金石義字記）序》中對此有過很生動的描述：「比二十年間，周遊大下，所至名山。巨鎮。詞廟、伽藍之跡，無不尋求。登危峰，探窈壑，們落石，履荒律，代頹垣，番朽壤，其可讀者，必手自抄錄，得一文為前人所未見者，輒喜而不寐。」（《亭林文集》卷二）他曾告訴他的外甥徐元文說：「必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山臨水；必有濟世安民之識，而後叮以考古論今。」他考古研史，考察歷代田賦、稅役、郡縣、錢法、港運、水利、兵制、科舉等利弊沿革，都貫穿著經世致用的精神。斂華就實是他為學的最大特點。

　　拜師訪友，研討學問，是他治學的又一特色。他說：「獨學無友，則孤陋而難成。」（《亭林文集·與人書一》）在長期的遊歷生活中，顧炎武廣交朋友，共同探討學術，曾作《廣師》篇云：「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讀書為己，探項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堅苦力學，無師L而成，吾不如李中乳險阻備嘗，下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群書之府，吾不如吳志伊；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未錫色好學不倦，篤於朋友，若不如王山史；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引自《清史稿》卷四八一）同這些學者的交遊，開闊了他的學術視野，使他在經學、史學、文字音韻等方面都得益許多。

　　值得一提的是，遊歷山東時，在濟南他結識了平生最重要的朋友張爾峻。張爾岐精通三禮，著有《儀禮鄭注句讀》、《周易說略》等書，顧炎武對他甚為推崇，視為自己的經學老師，在其代表作《日和錄》的「喪禮」和「停喪」二條中，就採納了張爾岐的說法。張去世，他寫詩哀悼，「從此山東問三禮，康成家法競誰傳？」正因為顧炎武虛懷商榷，不自滿假，所以他才能取長補短，學問日臻精湛，思想日趨成熟。完善。他和關中三友的交往，不僅以氣節相砥礪，而且他們聚在一起爭論哲學問題，切磋學問。關中三友之一的李顆，字中孚，陝西周至人，學者稱「二曲先生」，他們相投合處是二人都堅持明遺民立場，不管如何威脅利誘，決不屈服，但他們的哲學思想體系相抵觸，李中孚是陸王體系，顧炎武是程朱體系，顧主格物，通過格物達到致知，重點在於「博學於文」；李主致良知，光求於內，再及於外，重點在「悟」，對此他們有爭論，但並不影響友誼。李因篤，號天生，陝西富平人，與顧的關係最密切，顧對他的評價非常高，以東漢大學者視之。李治古音韻，顧的《音學五書師不斷插入「李因篤曰」，對他的意見是很看重的。關中三友的另一個人則是王弘撰，號山史，陝西華陰人，他和顧炎武一樣標榜朱於學派，但他對王學也不是一味排斥，認為王陽明「致良知」三字「真得聖學真脈」，「有功於吾道不小」，這種態度對顧炎武不能不有所影響。王山史對金。石。書、畫很有研究，精於鑒賞，富於收藏，顧炎《金石文字記》一書中經常插入「吾友王山史曰」字樣。由上簡略敘述可知，與當時一些著名學者的交往，對顧炎武成為一個全面的綜合性的學者大有幫助。

　　顧炎武治學態度嚴肅認真，對此當時人莫不交口稱道。好友王山史在《山志·顧亭林》一文中說，顧炎武「四方出遊，必以圖書自隨，手所抄錄，皆作蠅頭行楷，萬字如一」，當他看到我們有時宴飲終日，總是皺起眉頭，等客人走了以後，告誡說「可惜一日虛度矣」，他就是這樣對自己嚴格要求和勤於治學。清代著名學者阮元看到《肇域志》的原稿以後，寫道：「亭林生長離亂，奔走戎馬，閱書數萬卷，手不停錄，看此部書稿，密行細書，沒有一筆草書，對炎武這種治學精神，實在令人嘆服。」的確如此，顧炎武在國破家亡之後，孤身一人，遠離家鄉，在旅途中。在馬背上讀書治學，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卻寫出了學術價值極高的不朽之作多種，實在讓人欽佩。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