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智的天方學：儒家語境下的伊斯蘭思想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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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智的天方學：儒家語境下的伊斯蘭思想》序 　

　　納瑟 著

　　王立秋 試譯

　　 據說，中國的一隻蝴蝶扇動翅膀，就能引起太平洋的一場風暴。確實，有時人們很難設想一些原因如何能夠引起出人意料的後果。這也是本書得以形成的過程。1993年我的老友和同事杜維明和我一起參加了一場在檀香山夏威夷大學東西中心舉行的會議。第一天晚上他給了我一份論文列印稿，說這就是薩繆爾·亨廷頓那篇不久之後將刊登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的題為《文明衝突論》的文本。他補充道，這篇論文同時也是一份行動計劃，我很可能會和他一樣為此而感到不安。那天晚上我讀了那份文稿，並且，誠如杜維明所言，為之而感到焦慮和不安。第二天我們決定做點什麼，以便至少在中國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之間創造一種更好的理解，（因為）亨廷頓正是視這些文明的封閉性為西方的大敵。

　　 幾天後我去馬來西亞，在含一些政治顯要人物在內的大量聽眾面前，我提到了文明衝突論的觀念——這當然是第一次在伊斯蘭世界裡出現——並就此發表了我的看法。考慮到這個伊斯蘭佔主流的國度內華裔人口的巨大數目，當時馬來西亞的副首相安瓦爾·易卜拉欣對在伊斯蘭和儒家之間舉行對話有著極大的興趣，地點就選在了吉隆坡，接著他指派馬來學者奧斯曼·巴加(Osman Bakar)來安排此事。作為我以前的學生，巴加向我徵求意見，我建議他特別要邀請村田幸子(Sachiko Murata)和威廉·齊提克(William Chittick)教授。1995年3月，會議終於舉行。不幸的是，我未能出席，但我知道此次會議使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馬來、中國、日本和西方學者第一次聚到了一起，共同討論伊斯蘭和中國思想與文明之間的聯繫。

　　 夏威夷會後，杜維明和我決定在哈佛舉辦一次會議。1994年4月，我們再次碰面討論促進儒家與伊斯蘭文明對話的諸種方式。我們分別邀請了四到五位學者與會，我叫上了村田幸子和齊提克。會議伊始，村田跟杜維明說到了下一次學術休假時和他一起閱讀新儒家文本的可能性，到時候她將成為哈佛世界宗教研究中心的成員之一。1994年秋，她與杜數次會面，此後，杜維明與村田一起出席了次年3月在吉隆坡舉行的伊斯蘭-儒家對話會議。會上，他們通過新加坡學者李焯然(Lee Cheuk Yin)一篇關於王岱輿的論文引介了用漢語表達的伊斯蘭思想。這也是他們第一次得知甚至還有這樣的文獻存在。於是，村田就把她在哈佛剩下的時間花在了哈佛燕京圖書館館藏的汗牛充棟的漢語伊斯蘭文本之上，同時與杜分享她的發現。對西方學術界來說，正是這一系列的事件，使他們發現這個全新的智識關聯。

　　 誠然，弗朗索瓦絲·奧班(Fran?oise Aubin)和其他一些學者在此領域的奠基之作已經指出用新儒家語言表述的伊斯蘭著作和（這種）當前在中國被稱作漢文有經人(Han Kitab，回儒)的智識傾向崛起的重要性。但用英語在哲學和形而上學上對這些作品（包括從波斯語到古漢語的翻譯）的具體內容開始研究和分析的任務，還有待杜和中村、齊提克的團隊來完成。1997年至1998年，村田獲得NEH學術獎金以從事王岱輿著作研究，同時她也成為哈佛-燕京學社的成員之一。在此期間，她在杜的指導下開始對王岱輿和劉智的著作進行仔細的研讀，同時得到齊提克在伊斯蘭語境下的觀念和技術性術語的準確翻譯上的幫助。與此同時，他們開始在齊提克長島的居所里舉辦一系列的年會，我也參加了這些會議。不幸的是，我對中國問題的知識極其有限，但我也以協助建立智識框架和進一步闡明相關伊斯蘭原文文獻的方式參與了這一系列活動。

　　 這次合作的第一個成果，是那本名為《蘇非之光的漢文折射》(Chinese Gleams of Sufi Light)傑作，該書含（村田）對兩個漢語文本的英譯和分析，齊提克對波斯文文本《阿布德·熱哈曼·賈米的<勒瓦一合>》(Abd al-Rahman Jami』s Lawa』ih，對《勒瓦一合》中譯的研究之一)，並做了深入的比照。這本書成為關於伊斯蘭和中國傳統在比較哲學、神秘主義和宗教研究上的標誌性著作。

　　 在工作期間，這個小組開始意識到他們所研究的只不過是冰山一角，回儒還有許多其他的重要文本有待深入研究。因此，他們把注意力轉向了十七世紀的回儒大師劉智於1704年完成的，更具廣泛和高度影響力的著作，《天方性理》(伊斯蘭的本性與原則)。本書就是數年來研讀和翻譯《天方性理》，並提供細節性的評註和對伊斯蘭資源進行引證的努力的結果。這部專著一個最有趣的地方，在於通過大量的圖標對形而上學和宇宙論的觀念作出了詳盡的闡釋。或許，作者對圖表的廣泛使用，正是要訴諸於中國文化的「視覺天賦」。無論如何，這些圖表讓我們想起了伊斯蘭作家，如精誠兄弟社(Ikhwan al-Safa)，伊本·阿拉比(Ibn『Arabi)和賽義德·海達爾·阿穆利(Sayyid Haydar Amuli)的哲學和形而上學著作。

　　 在伊斯蘭思想和他文明智識傳統互動的框架下來看這部著作是很有趣的。西方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事實上仍是世界上的主要文明，而伊斯蘭思想與其智識層面的交流，在現代之前就已經開始。中世紀伊斯蘭思想和西方的互動已得到了深入廣泛的研究，眾所周知，當時的思想運動只是單向的。阿拉伯文本被譯為希伯來和拉丁語，並導致了拉丁經院哲學的興起。穆斯林，在實踐上卻對拉丁文本毫無興趣，不受其影響。

　　 伊斯蘭與印度和佛教思想的互動也廣為人知，儘管沒有得到與伊斯蘭哲學、神學和基督教經院哲學之間的關聯同等程度的研究。但印度的穆斯林仍然用波斯語和阿拉伯語而不是梵語。因此，也就有了用阿拉伯語和波斯語對印度神學、瑜伽教學和一般意義上的宗教哲學的翻譯，以及用梵語及其他為印度人所使用的方言對伊斯蘭思想的翻譯。波斯語本身就遍及印度並為許多印度梵學家所知，一些印度語言，如信德語、旁遮普語、古吉拉特語和孟加拉語也成為伊斯蘭的語言。而且，一門重要的伊斯蘭語，烏爾都語，也正生於印度且遍及印度。無論如何，指出這點是饒有趣味的：與中國的情況相反，印度的伊斯蘭學者並不使用梵語——而梵語在印度很大程度上與漢語在中國是一致的——來向其他穆斯林傳教，或用梵語來向印度人闡釋伊斯蘭思想。

　　 中國的情況截然不同。在我們所知不多的伊斯蘭思想與其他文明傳統的互動中，數世紀來，穆斯林社群使用的只是阿拉伯語和波斯語，而後，從十七世紀開始，中國學者決定把伊斯蘭的教學語言拓展到古漢語，並在新儒家的哲學和倫理話語中論述伊斯蘭。這一努力，優先考慮的並不是非穆斯林的漢人，而是伊斯蘭社群本身。因此，在中國那裡，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獨特的境遇，與我們在西方和印度那裡觀察到的情況截然相反。

　　 因此本書，不必說，從比較哲學和宗教學的總體視野，以及伊斯蘭智識傳統甚至中國智識史的角度來看，都是極其重要的，即使伊斯蘭世界的其餘部分，以及非穆斯林的漢人對回儒的發展所知甚少。然而，在歷史的興趣之外，這一努力以及其他類似的著述同時也有其內在的形而上學和哲學價值上的旨趣，對理解回儒大師穿越宗教和文明的前線並在兩種完全不同的智識世界中通過訴諸於對統一——正是統一構建了哲學持久的根基——的強調來創造和諧也是極其重要的。將來有一天在細節上對他們的努力以及相關的印度、涉入與伊斯蘭思想互動的西方學者及思想者的奴隸進行比較，是非常有趣的。

　　 合作撰寫編輯本書及《蘇非之光的漢文折射》一書的三位學者，對這些任務來說，都有所專長。在中國思想尤其是新儒家方面，在美國，杜維明絕對是權威之一，如果不是唯一權威的話。威廉·齊提克對經典阿拉伯和波斯語蘇菲文獻——這裡討論的漢文文本，大多基於這些文獻——的熟練掌握，就我所知，這個國家無出其右。至於村田幸子，她把這兩個方面完美地結合在一起，作為熟知中國並在伊朗研習多年的日本學者，她對伊斯蘭思想也有著深入的理解。她那本獨特而廣泛流傳的《伊斯蘭之道》(Tao of Islam)，正是她作為遠東和伊斯蘭世界橋樑的見證。理所當然，她也是這部傑作主筆人。

　　 我與村田和齊提克有著親密的聯繫，因為他們都曾在我任教的德黑蘭大學度過了學生歲月；而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馬德拉斯一次關於東西哲學的會議上初遇杜維明之後，我們就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無疑，正是命運之手把這三位不同背景的傑出學者聚到了一起。他們發展出親密的智識關聯和個人友誼，正是這種關聯和友誼，才使這部重要的著作，以及前面提到的《蘇非之光的漢文折射》成為可能。讓我們希望他們的合作繼續探索哲學、神學和宗教思想這塊未知的大陸，伊斯蘭與中國的傳統正是再次相遇並創造出傑出的著作，這些著作的重要性，現已遠遠地超出了中國的邊界，在世界範圍內得到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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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自村田幸子 威廉·C.齊提克 杜維明：《劉智的天方學：儒家語境下的伊斯蘭思想》，哈佛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Sachiko Murata, William C. Chittick and Tu Weiming, THE SAGE LEARNING OF LIU ZHI Islamic Thought in Confucian Term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