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蓉蓉 | 近代中國的「少年論述」與國家認同危機
作者簡介：朱蓉蓉，歷史學博士，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原文出處：《江海學刊》2012年第1期。
自鴉片戰爭後，中國的國門逐漸打開，歐風美雨飄搖而東，這個古老的東方大國開始經歷複雜而深刻的變化；同時，隨著一次次的軍事挫敗，民族危機也愈益深重。然而，國家命運的頹敗還不只是體現在器物上，早有學者論及，近代中國所遭遇的危局是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構成的全面性危機，唯有立足於整個社會進行全面動員才能紓解這種危難的局面。①在時人看來，要克服這種危機，挽救岌岌可危的國運，只有合舉國之力建構一個能立足於現代世界舞台的民族國家。因此，自從晚清救亡運動勃興以來，維新人士創造民族國家與打造現代國民的努力就一直不絕如縷。如梁啟超就曾試圖區分朝廷與國家的概念。在他看來，數千年來的中國只是「一家之私產」的「朝廷」，而不是現代意義上的作為「人民之公產」的「國家」。因為現代國家的特徵是「有土地，有人民，以居於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製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權，有服從，人人皆主權者，人人皆服從者。夫如是，斯謂之完全成立之國」。②
在時人看來，當時能擔負這一責任的，唯有那些朝氣蓬勃的青少年們。伴隨著現代政治學說的傳播，民族國家的意識自晚清以來逐漸為青年學子們所接受，最初以反滿革命為出發點，繼而轉向拯救民族危機與現代國家建設。關鍵的問題是，伴隨著整個清末民初政治體制的轉型，新成立的共和國要求塑造新型的國民，而民國建立後中國的一般國民之素質卻遠不盡如人意。青年群體作為一種新知的載體，處於社會中相對精英或未來精英的位置上，自然被賦予厚望。他們被認為在品德與學問上都具有極大可塑性，是民族之未來所在。這就是從晚清到民國以來，少年論述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本文即以「少年論述」這個術語來指陳這類論說的基本特質，筆者指陳的「少年」是一個涵義寬泛的辭彙，指的是在年齡、知識、道德等各方面均代表著未來和希望的群體。其時不僅「少年」已成為一個基本的論說符號，以「青年」、「兒童」、「學生」等以年齡段或身份為標誌的中心語彙也成為時代輿論的言說中心，而這套語彙一起表徵出一個時代的心理傾向。因此，時人圍繞青年、學生、兒童等群體展開的論說也將納入本文的討論範圍。
如果要進一步分析這種以拯救國族為主旨的「少年論述」話語逐漸興盛的因緣，不得不將其放在近代中國社會所經歷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語境中進行考察。大致說來，其包含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由於在急劇的社會變革過程中，中國讀書人的知識結構和思想觀念均發生了深刻的裂變，代際衝突初現端倪。其次，是科舉制度的廢除和新式學制的逐步確立。傳統社會裡士子童生們青絲堆雪，汲汲於以多年的古典學習以博取科舉功名。然而新式學校的大量建立，使得知識的傳播與接受途徑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熟典通經不再被認為是成功讀書人的象徵，西學新知成為新的知識典範，接受與傳播這些資源的主要就是新式學校的青年學生。再次，中國既有的王朝體制及作為其基本支撐的官僚士大夫人才系統，在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一籌莫展，無力回天，日益受到輿論的質疑。因此，一個沒落的老大帝國急切需要培養出新鮮的血液來加以拯救。正是這些因素的合力，導致近代中國「少年論述」的發生與流行。這種論述模式從晚清始發端，到民國後愈加興盛，構成了一次次以打造現代國民與國家為目標的思想、文化運動。不可忽視的是，這種言論的心理取向，與近代中國的國家認同危機緊緊糾結。
晚清時期的「少年論述」話語
眾所周知，在類似論述言論的傳播者中，晚清學界巨子梁啟超是最具聲望的。20世紀初，曾在上層官紳精英中大肆鼓吹變法圖強的梁啟超，轉而寄希望於青年學生，他認為唯有這個新知識群體才能擔負起救國之天職，社會各界均「相與矯首企踵，且祝且禱，曰：庶幾學生乎！庶幾學生乎！」他強調當時的學生界責任重大，備受國人期待，「夫以前後一二年之間，而諸君之被推崇受期望也，忽達於此高度之點，是一國最高最重之天職，忽落於諸君頭上之明證也」③。他在《少年中國說》一文中更是將這種期望表達得淋漓盡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④這種論述一經形成就一直延續下去，其影響既深且遠，成為清末、民國甚至今日的一種流行話語。梁啟超在積極對新國族主體進行呼召的同時，也設定了一個負面的「他者」——保守頑固的「老朽者流」。他將全國人分為截然對立的兩個群體：「其一老朽者流，死守故壘，為過渡之大敵……其二青年者流，大張旗鼓，為過渡之先鋒。」⑤
與此同時，青年學生界也在積極進行自我動員。例如清末湖北留日學生所創辦的《湖北學生界》，就曾立足於自身的學生身份進行過多次言論動員，這自然也可被看做是少年論述的一種延伸。在1903年的一篇論說中，作者即這樣規劃新學生的地位和作用：「學生生於二十世紀之競爭中心點中國者，胡為乎？將曰：鼓鑄國民之資格，生存黃帝之子孫，以與搏搏大地之強族爭雄長權也。」為了剷除國民一盤散沙的毛病，必須以學生為基礎進行社會的重新組織，「以團結四百兆同胞以成一大團體為目的，以團結各學堂學生成一小團體為起點。公益所在，不惜毀碎單數之私益，以擁護調劑之，將來學生勢力之膨脹，必將以吾鄂中學生為中心點矣」。學生的地位被論者提高到不可或缺的地步：「蓋學生如造國家之機器，無學生則國家不能成立。諸君亦何幸而負學生之名望也。諸君諸君，可以豪矣！」⑥在該刊另一篇名為《學生之競爭》的論說里，留日學生李書城則將學生列為一個獨立的群體，他認為「學生介於上等社會、下等社會之間，為過渡最不可少之人」。上等社會已崩潰，下等社會也愚昧而無愛國心，唯有學生能擔當起救國之重任。⑦
留日浙江學生創辦的《浙江潮》也發文秉持同樣的看法：「學生之能自拔於奴界，共同一致而成一學生社會，為中國將來之主人翁，前途殆不遠矣！」⑧不僅留學生如此，國內的學生界也有著同樣的意識。南洋公學學生在思想激進的教習吳稚暉等人影響下，「思想日以浚，意氣日以壯」，並且堅信「學生社會一日不立，則新黨一日不能結，中國一日無望」，因此發起成立公會。⑨
當時以青年界、學生界為社會動員對象的言論比比皆是，具備新知與年齡雙重優勢的青年被提升到優於其他所有社會階層且代表未來希望的地位，「學生社會果何以有希冀於中國之前途也，蓋學生者，實能於方今各社會中獨樹一幟，有吸取新思想之資地，有翕受新感情之腦筋，有擔任新中國之學問。社會主義倒歐風、傾亞雨而來，旁皇而無所著，而直接承受之力不得不以學生為之嫁。倘海內外之所謂學生者人人自厲(勵)，相與聯合，日以磨礪，將來新中國主人翁之資格毫無放矢，果何得謂中國不可為也。邇來國家存亡之問題，當局者皆熟視而無睹，而一經發起於學生，風馳而電掣，幾披靡全國，學生社會之影響亦大可觀矣！」⑩
不僅青少年備受關注，更有人認為改造行動應從弱冠童子做起。在晚清的革命派刊物《國民日日報》上，有《箴奴隸》文表達了兒童如白紙，教之於跪拜即為奴隸的觀點，其意在指出改造兒童為改造中國人奴隸習性的根本方法。其中有言曰：「於兒童學語之初，即告以奴隸之口號；扶立之頃，即授以奴隸之跪拜；借口佩觿佩鰈之訓，而贈以奴隸之徽章，不曰金玉滿堂，則曰三元及第。而童子者，乃奉此口號、跪拜、徽章，牢印於腦膜而不能去。未幾而入塾矣，先受其冬烘之教科，次受其豚笠之桎梏，時而撲責，時而唾罵，務使無一毫之廉恥，無一毫之感情，無一毫之競爭心，而後合此麻木不仁天然奴隸之格。」(11)
這種新的動員論述體現的是對一種新的歷史主體的呼召，對國族未來重建勢力的打造。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時代傾向並不僅僅是停留在言論上，從晚清到民初，從清末的拒俄運動、拒美運動，再到民初的辛亥革命等各種政治運動，處處可見青年學生們的身影。「學生社會」確實隨著時代潮流而發展壯大，青年學生也作為一種頗具潛力的行動力量登上了歷史的舞台。(12)言論與行動之間的互動，微妙地影響著歷史的發展方向。
民國時期的「少年論述」話語不僅晚清如此，進入民國以後，類似的論述策略並未稍息，而是進一步發展，甚至達到高峰。例如民初報人黃遠生等於1912年創辦的以批評時政為宗旨的政論周刊，也是以「少年中國」命名的。他自述其目的在於去除「所謂穩健云云者之意識」，以發乎良心之言論，「一新政治或社會之空氣」。此處黃氏等人正是要以「少年」象徵之精神打破「成人」代表的因循守舊之社會習氣。(13)「五四」以後，在全國的知識青年中更是出現了不少以「少年」、「青年」等命名的社團與期刊。其中最著名的是1919年7月在北京成立的「少年中國學會」，學會創辦者在解釋組織斯會因緣時說：「蓋以國中一切黨系皆不足有為，過去人物又使人絕望，本會同人因欲集合全國青年，為中國創造新生命，為東亞辟一新紀元」，他們聲稱自己所希望創造的「非十九世紀十八世紀之少年中國，亦非二十一世紀二十二世紀之少年中國，實為適合於二十世紀思潮之少年中國」。可以看出，在他們這裡，少年與進取相連，價值取向鮮明。這些雄心勃勃的青年人明確指出「要之吾人所欲建造之『少年中國』，為進步的，非保守的；為創造的，非因襲的；在並世國家中為少年的，而非老大的也」(14)。
除此之外，當時還有不少中等學校學生所成立的社團與出版的刊物也以此意命名。當中著名的如河南省立二中學生曹靖華、蔣光赤等人成立的「青年學會」，北京高師附中夏康農、趙世炎等人成立的「少年學會」等，這些團體以發展個性、研究學問、批評社會為宗旨，以「養成健全少年」或「養成青年的真精神」(15)為目的。那時還有不少以討論解決青年問題為中心的「青年問題討論會」之類的組織，在知識青年中很流行。因為，在大家看來，青年的問題就是國家的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威脅到整個民族的未來，因此也只有他們的問題才值得認真探討。(16)
我們從當時幾位在校學生的代表性言論中也可以看到，在那個時代里，青年學生們勇於自擔責任，往往表達出一種非我其誰的豪邁氣概。
時在山東一中念書的劉巍就毫無保留地陳述了自己的看法：「看一看我們中國社會上最急需的人物，而在現代能有篝火之希望者，不是一般青年么？論到青年的本體，對於社會，對於國家，實有不可不負荷的重責，實有不可不當盡的義務；這是因為他自身的各方面，都比較其他成年人，老年人，另具著一種發揚光大的前進的使命」。(17)山東省立六中的崔萬秋在熱切地號召青年們起來打破偶像時，首要的就是警醒那些還跟著老前輩、老化石走的青年們：「老前輩的思想嵌入偶像中間了，然而竟還有許多青年崇拜他們，把自己的思想，印入一些『東方文化是國粹，西方文化要破產』及『非儒家的人生觀皆是走不通的』、『共和不如專制』、『革命就是搗亂』的偶像！唉！這種無意識的崇拜，造成了多少頭腦混沌的奴隸式的青年！」在他看來，「傳統，習俗，沒有不是思想的桎梏」(18)。廣東高師的褐參化則一再提醒同輩「不可如成年人之固執，老年人之暮氣」，與此同時，他還極力呼籲要鍛造一種「大青年主義」，青年的獨特性是顯然易見的，他們應避免步成年人的後塵，「青年的人生觀，即是青年的，又是人生的。我們切勿走成人的路，尤其不可走非人生的路。凡多所顧慮，心為形役，天真消失，精神過熟的，就是『成人之路』」(19)。有意味的是，與青年相對的「成人之路」在此已成為一種負面的指稱。
而在某些人看來，最為關鍵的問題是青年人不僅年齡與心態上優於年長者，他們具備的可塑性與接受的新鮮智識，在一個崇新重少的社會中，使得他們在知識甚至道德上都具有相對的優越性。時年24歲的商務編譯所國文編輯唐敬杲，就在青年與老年之間划下了鮮明的鴻溝：「青年們啊！我們那些在現在社會上鬼混的老前輩，學問豐富的，腦力充足的，未嘗沒有；但是我覺得，他們大概被社會所惡化了；他們的思想成為固定的化石了，他們的性靈被權力金錢所汩沒了，他們的腦筋嵌入偶像中間了，他們在習俗、傳統面前樹了降旗了，他們的奴性是養定的了；我覺得思想上的貢獻在他們身上，沒有多大的希望了。於是乎我不能不轉過身來，向著我們的青年界，要把這個神聖而光榮的大使命，責望於我們還沒有被社會所惡化，純潔，勇敢，英奇卓拔的青年。」(20)
不僅這些新青年們自視甚高，向來自居為社會模範的精英士人們也日益將希望寄托在這個不斷發展壯大的讀書人階層中的新生代群體身上。尤其是到了「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的批判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與此同時，他們對社會新生力量的企盼也進一步增強。代表未來的青年人的生命與國家民族的命運聯結為一體，代表過去的成年人存在的唯一價值即是犧牲於青年人的事業。正如李大釗所說，青年應當「取世界一切白首之歷史，一火而摧毀之」，從而「新造民族之生命」，「吾族青年所當信誓旦旦，以昭示於世者，不在齦齦辯證白首中國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國之再生。吾族今後之能否立足於世界，不在白首中國之苟延殘喘，而在青春中國之投胎復活」。(21)這樣一種以塑造即將擔當家國重任的青年形象為主題的論說，基本上已成為那時新文化知識分子的共識。陳獨秀在《青年雜誌》創刊號中亦發出振聾發聵的呼聲：「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於砟，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青年之於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陳氏在激情昂揚的話語論述中，建構了一對形成鮮明比照的形象，即新鮮活潑的「青年」與陳腐朽敗的「老年」，後者理所當然要被前者所取代，因為「社會遵新陳代謝之道則隆盛，陳腐朽敗之分子充塞社會則社會亡」，但是不幸的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向來崇長尊老的社會裡，所謂的「青年」也已都被「老年」同化了，「吾見夫青年其年齡，而老年其身體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齡或身體，而老年其腦神經者十之九焉」。我們看到，在這裡「老年」甚至被當做動詞使用，其與腐朽、僵化、墮落等負面形象之間的關係是一目了然的。在這樣一種清晰的社會進化論思維支配下，打造一批能擔負重建國家使命的「新青年」自然就是當務之急。因此他緊接著就鄭重地向擬想中的「青年」們提出了六種後來廣為人知的期待：「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新舊價值的對立也象徵著新舊群體的疏離與分裂。陳獨秀所寄予厚望的也正是代表著「新」的這一群體：「予所欲涕泣陳詞者，惟屬望於新鮮活潑之青年，有以自覺而奮鬥耳！」(22)胡適等人也認為「社會上許多事被一班成年的或老年的人弄壞了」(23)。國家主義派的曾琦甚至認為「三十歲以上之人，殆皆染有專制時代之餘毒，不足語真正之共和，欲期共和之實現，不能不有望於未來之青年，三十歲以下之人物矣」(24)。
到了1923年，在一片「到民間去」、「勞工神聖」的口號聲中，時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陳獨秀，卻仍然在團中央機關刊物《中國青年》創刊號上反覆強調青年學生地位的重要：「死的中國社會，自戊戌變法以來，除了少數知識階級的青年外，都是一班只知道吃飯穿衣生兒子的行屍走肉。現在這班行屍走肉，比較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時，更要沉睡過去，在社會上奔走呼號的，不過是少數青年學生，這班青年學生愈為一班行屍走肉所厭惡，他們的責任愈加重大呵！」(25)文學研究社社長郭沫若也在1928年的一篇文字里敘述道：「人類社會根本改造的步驟之一，應當是人的改造。人的改造應該從兒童的感情教育、美的教育著手。」(26)直到20世紀30年代，這種從時代的客觀環境與青年學生的主觀特性出發進行的針對性動員也未消歇：「現時代的青年學生，在客觀環境方面，是脫不了資本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壓迫之不幸命運，同時，在主觀的心理方面，一則具有較人純潔和清晰的思想，一則具有較人充盈和熱烈的感情。」在作者看來，消極的外部環境恰是青年奮起承擔責任的起點，「學生在思想上，對舊時代的罪惡，有了純潔而清晰的認識；在感情上，對破壞和創造的事業，有了強旺而熱烈的衝動：這在主觀方面，便具有了革命的可能性。同時，在社會上，學生遭受了種種問題的圍困和壓迫，更無異在客觀方面說明了他自身的革命的必要性」。(27)
不僅如此，隨著民族危機的日益深重，本處於無憂無慮階段的兒童也日益被建構及塑造成為象徵國族命運的重要符號。魯迅即曾明確提出：「兒童的情形，就是將來的命運。」(28)在一份以兒童為預設讀者對象的刊物中，周瘦鵑也發出熱情洋溢的號召：
兒童，是未來的代表者，所以我們對於未來的一切希望，也就整個兒屬於兒童們的身上。我們是漸漸地老了，不中用了，眼瞧著這內憂外患相煎相迫的祖國，除了搖頭太息外，誰也想不出一個挽救的方法來。所希望者，只得希望我們的富有朝氣的兒童們，將來都能把救國救民的一副重擔，挑在他們的肩頭，仗著大刀闊斧，殺出一條生路來，使我們這可憐的祖國，終於有否極泰來的一天。可愛的兒童們啊，你們是我們絕望中的一絲希望，黑暗中的一線光明！我們目前雖然淪陷在地獄之中，卻期待你們快快長大起來，拯救我們。你們是祖國的未來的主人翁，你們的責任是何等的重大！(29)
不論是要兒童培養德行還是努力讀書，這些規訓話語都指向了更高一層的目標，那就是拯救國家。在該刊物的另一篇文章中，一位成人作者便希望通過呼籲兒童培養強健體格，注意個人清潔衛生，以此來改變有關中國人的孱弱身體形象：
小朋友！要知道，現代的戰爭，是慘苦艱難的民族戰爭，全賴身體堅強。能作艱苦的奮鬥，才能出去作戰，而我們的老大中國，雖有數千年的文化，可是民族的體格，衰弱到極點，所以西人稱我們東亞病夫國……要雪國家的恥辱，建設新的中國，若非有堅強的體魄不可，蓋強國必須強種，強種必須從幼時做起，從今以後，要鍛煉鐵般的體魄，才能雪恥。小朋友！牢記著這話。(30)可以看出，這種對「理想一代」的規訓話語已經滲透到生活的各個方面。於此亦可見類似「少年論述」的影響力仍然是無遠弗屆的。
基於如上史實，我們可以作如此判斷，在民國時期的整個歷程中，這種以國族重建為中心的主體想像是貫穿始終的。如「兒童」、「少年」、「青年」、「學生」等語彙，不論是作為政治或社會實體還是象徵符號，都成為懷抱革新社會、振興國家志願之時人反覆論及的對象。
「少年論述」話語與近代國家認同危機我們在梳理「少年論述」的同時，不能不將之與近代中國的國家認同危機及其轉型聯繫起來思考，因為這樣或會加深我們對複雜歷史進程的理解。「認同」是當代社會文化研究中的常用概念。國家認同就是處於國家決策範圍內的人們的態度取向。民族國家的認同包含兩個互相依賴的層面，其中一個層面呈現了人們認同行為的強弱，它可以用合法性尺度加以度量。另一個層面則是人們認同的實質內容，也就是國家本身，而國家又是通過兩種途徑，即它的行為和它所主張的精神基質來界定自己的。(31)我國台灣學者江宜樺曾將國家認同區分為三個逐漸遞進的層次：首先是族群認同，其次是文化認同，最後是制度認同。從客觀的血緣紐帶與族裔身份認同，到主觀地建構起一種基於特定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而產生的對於某一政治共同體的主動歸屬感，這是一種層次上的向前推進。(32)近代中國的國族認同處於一個急劇轉型的時期，民眾忠誠對象從王朝轉向現代民族國家。在傳統社會裡，「中國」是一個包容性很強的文化概念，而以儒家理論為主建構起來的政治秩序，也是一套力圖容納一切的普世秩序。在這個秩序中，「中國」這個概念必須容納東亞這片大地上許多族群的文化。漢代的五帝系列將各族收納在一個可以串聯的譜系，而以黃帝為統攝許多族群的祖先，就是一例。這種以文化或血緣為基礎建構起來的認同譜系，與18世紀以來從西歐發端的現代國家形式——民族國家，是完全相異的。以此為標的再造中華遂成為許多讀書人之夢想和努力方向。
我們知道，晚清以來，以梁啟超為濫觴，開啟了讀書人論證中國不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之先河。梁啟超在1899年時即提出：「中國自古一統，環列皆小蠻夷，無有文物，無有政體，不成其為國，吾民亦不以平等國視之。故吾國數千年來，常處於獨立之勢。吾民之稱禹域也，謂之為天下，而不謂之為國。」這主要是由於在數千年的歷史進程中，中國人一直「同處於一小天下之中，未嘗與平等之國相遇。蓋視吾國之外，無他國焉」(33)。在這種幾乎與其他發達文明隔絕的背景下，遂造成了自古以來中國人國家觀念的匱乏。因為「國家」之名乃「立之以應他群者也」，若是「世界而僅有一國，則國家之名不能成立」。特殊的歷史地理環境使國人「視其國如天下」，國家思想不發達，乃至於「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34)清末另一位很有影響的讀書人楊度也認同梁氏的觀點並將之發揚光大，他認為在歷史上「中國之國家，為東方唯一之國家；中國之名稱，不能求一國名與之對待」，這種情況造成的結果就是「中國數千年歷史上，無國際之名詞。而中國之人民，亦惟有世界觀念，而無國家觀念。此無他，以為中國以外，無所謂世界；中國以外，亦無所謂國家」。(35)
到了清末民初，志士仁人試圖以民族國家替代王朝共同體。章太炎等人提出以黃帝紀元代替清室年號，以之作為國家正朔，乃至於五族共和理論的倡行、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提出，都是在力圖尋求建構一個包容各種族群、文化的多元國族共同體。著名學者張灝曾指出梁啟超的思想代表著世紀之交儒家經世致用的理想與現代新思想價值之間的一個重要過渡紐帶。天下大同的理想逐漸被拋棄，國家被承認為最高群體，同時國家的道德目標已轉變成為集體成就和增強活力的政治目標。(36)近代中國人思想意識中最明顯的一個變化即是「從天下到國家」，與之相應的就是在政治身份意識上的從「臣民」到「國民」的轉變，目前學界對這種變化趨勢已經有不少的探討反思。如美國著名的中國思想史學者列文森就曾指出，近代中國思想的歷程中最重要的一條線索就是將「天下」縮變為「國家」的過程。(37)伴隨著國家認同之變化而同時轉型的，是個體的身份認同；中國國民的政治忠誠對象從傳統王朝逐步轉向現代國家。然而，新成立的民國在政治、外交、社會等各個方面均混亂不堪，民族危機不僅未獲舒解，反而進一步惡化，令國人大失所望。美國著名學者白魯恂亦曾在研究中指出，東方的後發現代化國家在西方衝擊下其自我形象遭到嚴重的侵蝕。轉型時代的讀書人們處於新的經驗與舊有傳統的認同危機壓迫之下，一些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們開始苦苦尋求新的認同對象。建構一個嶄新的「少年中國」以徹底擺脫國家的恥辱和危機處境，遂成為一種可能的途徑。
因此，這種將青年、少年、兒童等與「國家」、「國民」等概念相聯繫的論述，反映了當時社會公眾對青少年的集體政治想像。在近代中國的整個歷史時段，由於內憂外患交相侵逼，政治精英及知識階層都不約而同地認為，為救亡圖存、振興中華，必須寄希望於未來，故只有將這些國之寄託的年輕人「塑造」成能夠擔負國難與復興民族的「未來國民」，才能夠力挽中國於傾頹，實現建立一個富強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夢想。
這種一浪高過一浪的對「少年」(包括青年、兒童、學生)與「國家」之間對應關係的想像，其實正好切合了晚清以降的時代需要。眾所周知，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便內憂外患不止，面對越來越深重的國族危機，讀書人在籌劃對上層政治體制進行改革以因應世變的同時，也注意到要對下層社會的普羅大眾進行全面改造。當時的知識分子認為，中國之所以衰頹如斯，正是因為千年來愚昧、無知及保守的國民劣根性在作祟，這種劣根性一日不除，國人就永遠只是僅僅懂得匍匐跪拜的奴隸或臣民，而不可能成為獻身於國家富強的現代國民。然而，在「從臣民到國民」的轉變過程中，大部分的國人都已積習頗深，無法根治了。因此，知識分子們唯有將目光轉向那些入世尚淺、保持純真狀態的青少年們，因為他們就正如一張白紙，只要放在現代教育及知識體系中不斷熏染浸漬，必能成為一個在道德和知識雙方面均合乎要求的現代國民。這種打造現代公民的急切衝動，與知識分子的政治認同從封建王朝轉向民族國家的趨勢是密不可分的，這種國家認同危機及其轉型和「少年論述」話語之間的深度纏繞，正是近代中國歷史進程中的一個無法忽視的節點，值得我們後來人再三思索。
注釋：①參見鄒讜《中國二十世紀政治與西方政治學》，《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頁。
②④梁啟超：《少年中國說》，《清議報》1900年2月10日。
③梁啟超：《敬告留學生諸君》，《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21頁。
⑤梁啟超：《過渡時代論》，《清議報》1901年6月8日。
⑥《敬告同鄉學生》，《湖北學生界》第5期，1903年5月。
⑦李書城：《學生之競爭》，《湖北學生界》第2期，1903年2月。
⑧《杭州美國浸禮會蕙蘭書院學生退校始末記》，《浙江潮》第4期，1903年4月。
⑨轉引自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頁。
⑩《江南水師學堂之鬼蜮》，《蘇報》1903年6月20日。
(11)佚名：《箴奴隸》，《國民日日報》1903年6月8日。
(12)關於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之間的互動關係，桑兵教授曾做過詳細的論述，他為我們展現了既承載新知且又具備行動勇氣的青少年學生們，對近代社會發展造成巨大影響的複雜情形。參見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13)《〈少年中國〉之自白》，《少年中國》周刊第4期，1912年12月12日。
(14)張允侯等編：《五四時期的社團》(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220頁。
(15)參見張允侯等編《五四時期的社團》(三)，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69～110頁。
(16)本刊同人：《發刊旨趣》，天津青年問題討論會編《青聲》(不定期刊)第2號，1923年7月24日。
(17)劉巍：《中國青年在現代應有的精神》，《學生雜誌》11卷3號，1924年3月。
(18)崔萬秋：《青年思想之改造》，《學生雜誌》11卷6號，1923年6月。
(19)褟參化：《一個簡單直接地青年的人生觀》，《學生雜誌》11卷3號，1924年3月。
(20)唐敬杲：《自由思想與青年》，《學生雜誌》9卷2號，1922年2月。
(21)李大釗：《青春》，《新青年》2卷1號，1916年9月。
(22)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誌》1卷1號，1915年9月。
(23)胡適、蔣夢麟：《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新教育》2卷5期，1920年5月。
(24)曾琦：《國體與青年》，陳正茂等編《曾琦先生文集(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史料叢刊第16輯，1993年。
(25)實庵：《青年應當怎樣做》，《中國青年》第1期，1923年10月20日。
(26)郭沫若：《兒童文學的管見》，《童話評論》，上海新文化書社1928年版，第194頁。
(27)陳以德：《現代學生的責任》，《現代學生》1卷3期，1930年12月。
(28)魯迅：《上海的兒童》，《申報月刊》2卷9號，1933年9月。
(29)周瘦鵑：《〈兒童周刊〉發刊詞》，《申報》1933年12月10日。
(30)嚴懋德：《鍛煉如鐵般的體魄，才能雪恥》，《申報》1937年1月31日。
(31)姚大力：《變化中的國家認同》，載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編《近代中國的國家形象與國家認同》(《近代中國研究集刊》第1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頁。
(32)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5～24頁。
(33)梁啟超：《愛國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66頁。
(34)梁啟超：《新民說》，《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7頁。
(35)楊度：《金鐵主義說》(1907年)，載劉晴波主編《楊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4頁。
(36)參見張灝《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頁。
(37)Joseph R.Levenson,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vol.1,Berkeley &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p.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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