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崎嶇坎坷,回到北大紅樓--葉向忠的苦難經歷和他晚年放不下的一樁心事 - 五柳村文粹 -...

06-01

   〖《紅岩兒女》編者按〗葉向忠，正如他的名字一樣，確實是一片忠心向著共產黨的洋溢著生命活力的綠葉。抗日戰爭開始不久，他的家鄉，王屋山下的濟源縣就淪陷了。他當時只有十幾歲，隨著一個流亡中學到了河南西部，曾約了兩個同學想要到延安去，千里迢迢跑到大西北也未能如願。他姐夫焦敏之在延安抗大教書，姐姐也在延安，當時還能通信，寄給他一些延安出版的雜誌。學校據此認定他是「共產黨員」，就把他開除了。他考進當時在豫西南的開封高中，參加了中共地下組織領導的社會科學讀書社，當了一屆社長，不久就成為一名真的共產黨員。讀書社和它聯繫的進步社團成員近三百人，「紅」了學校的半邊天，招致校內外反動封建勢力加緊迫害。他到重慶紅岩找黨，還是要去延安。黨組織告訴他，大後方正需要你這樣的學運骨幹，與其到延安再派回來，還不如直接到大學去。他就和一些高中同學考進西南聯大，以原先的社會科學讀書社的同學為基礎，組織實學社，抗戰勝利後複員到北平，進入北大，這個以「實」字為社風的進步社團，實實在在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實實在在地為愛國民主運動服務，不事張揚，不務虛名。不作驚人語，不拋頭露面，實實在在地積蓄了迎接解放的力量，團結了一批認真讀書、熱心追求真理的知識分子。在北平和平解放的過程中，他擔任北大黨總支副書記，帶領地下黨員和實學社社員，為保護北大和市內許多單位的財產文物不受損失，做了大量工作。解放後，任北大黨委書記。儘管他非常留戀大學裡熟悉的環境和氣氛，黨組織調他到北京市委統戰部去的時候，他立即走上新的崗位，並且力求熟習新的工作所需要掌握的理論、政策、業務知識，一頭扎了進去。
   這樣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革命的知識分子，到了1957年那場風暴中，沒有任何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和行動，卻被打成「右派」，開除出黨，下放勞動。1978年胡耀邦任中組部長的時候，他給中組部寫信申訴，1979年初，二十多年前錯劃「右派」的問題得以糾正。
   在「反右派」風暴來臨之前，他沒有「鳴放」；在批判「右派言論」的時候，他還奉命參加了《北京日報》的寫作小組。後來到了黨員整風的時候，他主動地老實地檢查了自己參加為中央起草一個文件的工作過程中涉及的一個具體事項的可能不甚恰當的提法。自己不檢查，別人也不會把這當成一回事；自己一檢查，在當時風聲鶴唳的大氣候中，就被一些要在運動中發揮積極性的人們人抓住不放，穿鑿附會，無限上綱，再搜尋一些他平時說過的話，捕風捉影，斷句取義，都說成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自己越是要證明自己沒有這樣的思想，越是招來更大的壓力。同情他的大有人在，可是，在「反右派」大風暴的威勢下，誰也無法為他說理。他終於被扣上了「右派」帽子。從此，沉冤二十多年。
   這就是40年代青年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骨幹分子、曾任北京大學地下黨組織負責人和解放後北京大學第一任黨委書記的葉向忠，在50年代中期突然被推進深淵的經歷。

突如其來五雷轟頂

1957年春天，中共中央打算在秋季開一次中央全會，討論統戰工作，責成中央統戰部起草幾個文件。中央統戰部為此組織了三個小組，其中一個是起草關於改造資產階級工作的文件的，由李維漢領導，許滌新主持。當時在北京市委統戰部負責工商處工作的葉向忠奉命參加這個小組。小組的九個人住在北京西郊萬壽庄，討論了一個多月，從理論到實際，議論了關於資產階級改造工作的各方面的問題。

在討論會上，雖然常常有熱烈的爭辯，但方向是一致的，都擁護黨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只是在工作如何做好的具體問題上有所爭論。在根本性的問題上，葉向忠與大多數人的意見是一致的。其中一個問題是：全面公私合營以後企業內部關係如何，當時大家一致認為，公私雙方共事仍是階級關係性質，應當在黨的領導下發揮資本家的積極作用，使他們在工作中有職有權有責，以企業為基地，更好地對他們進行改造。葉向忠自然也是這樣看法。

在這樣的前提下，有一次會上，討論全面實行公私合營後，原來的《公私合營企業條例》要不要修改的時候，葉向忠提出，如果修改，可否考慮不必明文規定私方接受公方領導。因為，他覺得，合營以後企業的領導權實際上是在公股代表手中，黨、青年團、工會的組織都在發揮作用，公方領導不明文規定，沒多大關係，而在實際工作中，在企業里並不是大事小事都需要由公方代表決定，不做明文規定可能更有利於使資本家有職有權有責，更好地發揮他們的積極性。這個意見，不過是在研究工作過程中對具體做法的一種設想，並非在公共場合發表考慮成熟的主張，本來也說不上是什麼原則性的錯誤。只是可能會引起某種誤解。

在萬壽庄的文件起草工作結束以後，「反右派」運動已經過了「鳴放」階段，進入批判階段。葉向忠回到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里又派他到北京日報社參加范瑾負責的批判右派的寫作小組。他在報社又工作了一個多月，再回到市委統戰部的時候，北京市委的「反右派」運動已經告一段落，轉入黨員普遍整風的階段。在整風會上，他作思想檢查的時候，以嚴格要求自己的精神，檢查了自己在萬壽庄的文件起草小組上提出的在修改《公私合營企業條例》的時候可以不必明文規定私方接受公方領導的意見，說自己認識到這是自己的一個錯誤。

在去萬壽庄之前，在「鳴放」剛開始的時候，有一天早上，葉向忠到辦公室，聽到有人說，某同志準備寫一篇文章，批判儲安平對國務院總理副總理12人清一色都是共產黨員的意見。葉向忠在旁邊當即接上了一句：「這個問題，恐怕還不好駁吧？」他自1951年從北京大學黨委書記的位置上調到北京市委統戰部工作以後，經常受到統戰理論和政策的教育，腦子裡形成一個明確的觀念：政府各部門的領導班子里都要安排若干民主人士，才合乎黨的統戰政策。原先政務院就有幾個副總理是民主人士，現在國務院副總理也應該有幾個民主人士才好。當時，他並沒有看到儲安平發表的「黨天下」的說法，他只是認為對國務院清一色有不同意見不好批駁，更沒有反對黨的領導的意思。後來在北京日報社寫作小組分析儲安平的言論的時候，他對「黨天下」的說法也是反對的。

在黨員整風會上，他也主動檢查了這個問題，說明在「鳴放」開始的時候自己沒有注意看右派分子攻擊黨的言論，說明自己政治覺悟不高，對國務院副總理不安排黨外人士的認識也不清楚，但在自己思想上絕無反對黨的領導、不要黨的領導的想法。

他在黨員整風會上主動檢查的這兩個「問題」，立即被抓住不放，引伸，曲解，拔高，說是「反對社會主義改造」，「反對黨的領導」，依照歷來政治運動的慣例，被認為檢查得「不深刻」，還要「深挖思想根源」。顯然，不檢查出來「反黨的思想根源」，是決不可能「過關」的。可是，自己當然明白，即使挖到老根上，也找不出來有一點點「反黨」的思想苗頭。怎麼辦？他就把自己的筆記本、寫過的東西，一股腦兒交給了黨組織，希望仔細審查判斷。

在這中間，搞運動的人又發掘出來他的一個「問題」：1956年，他曾作為市委統戰部工商處的一個負責人，主辦過北京市資本家講習班，每期三千多人，三四個月，辦了四期。每一期，除了請國務院和北京市有關單位的一些負責人作報告以外，葉向忠也講兩三次課，主要根據中央領導人的有關講話，結合資本家的一些思想情況，講解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政策。定他為「右派」的時候，從他的講課材料中挑出來一句話，說他對資本家講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說這也是否定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他說，他確實對資本家講過這樣的話，是講到無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可以互相影響的時候說的。他講了：無產階級的成員，如果不很好地改造思想，也會受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資產階級的成員，如果認真接受改造，也能夠受到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正如毛主席所說的：按照對立統一這個辯證法的根本規律，對立面是鬥爭的，又是統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聯繫的，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的。因此，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來通俗地說明資產階級思想和無產階級思想可以互相影響，又有什麼錯誤呢？

事實上，對於葉向忠主持的資本家講習班，曾經做過兩次全面的總結，上級都是完全肯定的。第一次總結曾由中央統戰部在黨內通報，並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第二個總結曾在《北京日報》上發表。都是作為成功的經驗表揚和推廣的。北京市委統戰部對葉向忠在講習班的工作，從來也沒有提出過什麼問題。為什麼一到「反右派」，忽然從中找出來一句並沒有錯誤的話，就把一個有功勞的人變成罪人了呢？

此後，他聽從市委領導人的勸說，又儘力做了多次思想檢查。這些全都無濟於事，到末了，還是根據他自己在整風中的思想檢查，抓住幾句似是而非的片言隻語，加以牽強附會，上綱上線，把他硬是定為「右派分子」。

更為荒唐的是，定案的根據之一，竟然是在「反右派」運動中的「態度問題」：一是「向群眾提出辯論」；二是「不承認自己是右派」。其實，是在他多次檢查以後，批鬥他的人們仍不罷休的情況下，當時的黨支部負責人之一在會上提出：「你不同意大家的意見，可以辯論。」他在「上綱」上不去，又沒有什麼「反黨思想」可以「交代」的困境中，才提出希望黨組織審查自己的全部工作，並表示同意進行辯論。其實，在當時，哪能容許辯論?!直到1979年他請求黨組織甄別1957年的定案問題的時候，還說：「今天看來，在運動中提及辯論也還是應當吸取的教訓。」教訓就是，這不只毫無作用，而且只能起反作用，加重自己的「罪過」。

打入另冊二十多年

1958年起，他和許多「右派分子」一起被下放到北京郊區「勞動改造」。此後每年都有被認為「改造較好」的摘掉了「右派帽子」，他在勞動中和各方面的表現決不比別人差，卻延續了五年也沒有能夠「摘帽」。根本原因，就在於他自己在這期間每次的的思想檢查和定案的結論仍然相距太遠，也就是說，還沒有「低頭認罪」。

直到1963年初，在廖沫沙擔任北京市委統戰部長期間，才由海淀區委組織部通知葉向忠，宣布摘掉他的「右派帽子」。在這以前，「摘帽」的前提是「低頭認罪，徹底檢查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並在群眾大會上做檢查。而他這次「摘帽」，既沒有要他作什麼檢查，也沒有開群眾大會。據說，這是最後一批「摘帽」，這一次不摘，就要長期留著了。

「摘帽」以後幹什麼？先是把這位從來只接觸過社會科學的知識分子放到海淀區溫泉公社澱粉廠當副廠長。他認真對待，研究起來澱粉生產的關鍵問題。他發現，主要問題是酸鹼度難以掌握，完全靠老師傅的感覺測定，有時候老師傅也拿不準。他跑到輕工業學院請教，答覆是：我們這裡沒有澱粉系。他又跑到清河粉絲廠參觀學習，原來這個廠也是依靠老工人的感覺、經驗。他妻子的哥哥是學化工的，家裡有些化工方面的書，他翻閱了一些，看不大懂。在這個廠一年，時光白白流走了。

1964年，把他調到北京市教育局教材編審處，參加高中語文課本編輯組。這個編輯組共有八人，七人都是大學中文系畢業，其中五人是長期在高中教課的老教師。只有葉向忠一人不是學中文的。剛到這個組，研究問題時候插不上嘴。但他對工作還是很認真，研究一篇課文的時候，盡量多看一些參考資料，加以對比分析，也能發現和提出一些意見。經過一年努力，也就能夠和其它同事一起工作了。和一位編輯合作，編成一本半工半讀語文課本。可是，剛剛付印，「文化大革命」就爆發了。一年多的辛苦，又白費了。

「文革」開始不久，他又因為有翻案思想而被「群眾專政」，失去自由。當時被「專政」的人很多，被集中到一個個「牛棚」里看管。如果被認為檢查的好，可以解除「專政」，恢復相對的自由。過了幾年，「專政對象」絕大部分被釋放了，只剩下他和少數幾個人。原因，還是他沒有低頭認罪，沒有檢查翻案思想。他始終認為對他的定案是錯誤的，但並不想在那個大混亂期間提出這個問題，因為他根本不相信當時當權的那些人。他也不願意為了解除「專政」而違心地檢查自己的翻案思想，因為這不僅是實事求是的問題，而且是一個共產黨員的氣節問題。1969年下半年，軍宣隊來了，他才寫了一份關於1957年給自己定案的一些思想問題的材料，請求重新調查了解。軍宣隊負責人找他談話，說已經做了一些調查，有些問題現在調查不清，1963年已經摘帽，這次也不算翻案，不再做結論，事情已經完了，今後努力工作吧。於是，宣布解除對他的「專政」。

他和幾個人被下放到延慶山區大庄科村。這裡耕地很少，而山上果木很多。杏、山裡紅、核桃、栗子都不少。當地農民只是到果實成熟的時候去收一收，平時不加管理，而把主要精力放在閘溝墊地，爭取多打糧食。費力很大，收益很少，遠不如經營果木。可是，老鄉們說：我們先得填飽肚子啊！只能先抓糧食。這裡山上核桃樹很多，可是掛果後就發生黑霉病，不熟就落了。他們建議打農藥防治病害，有的小隊採納了。他們還建議搞點試驗田，有些小隊也採納了。他們也參加一些工作。可是，他們這些人對農業都不熟悉，農業生產周期又長，在當時的體制和政策下農民也沒有積極性，他們在那裡起不了什麼作用，反而增加農民負擔。不久，就又被調回北京。

回城以後，他被分配到145中擔任高中語文教師。他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況說：「儘管我上的中學大學都是著名的學校，老師也大都是名師，但是我在學校里主要精力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從事愛國民主運動，對學校的課程只是應付考試，沒有好好學。而且在『文革』中我被抄了家。一切書籍都沒有了。剛到145中的時候，只從我外甥那裡借到一本舊《辭源》，是我唯一的一本參考書。那裡的老師們對我期望很高，認為我是北大畢業，又是從教材編審處來的，教學中有些難點，都來找我尋求解答。我感到有些為難，就請他們把問題先告訴我，然後我去研究，研究之後再相互商量。在145中七年，我備課主要在首都圖書館。『文革』期間，學生不認真學習，課堂秩序很難維持，學校對於教學方法也不怎麼管，我就按照我的想法來教課。講論說文結合邏輯，講現代文結合現代語文知識，講古代文結合古代漢語知識。七年里，寫了一本邏輯學講義，一本現代語文知識講義，幾本古代漢語知識筆記，幾十篇課文講稿，總共教了八個班高中畢業生。只有最後一屆畢業生有機會參加高考。由於各科教師、學生共同努力，有幾個學生考上了北大、清華、南開、浙大等著名大學。其中在北大中文系畢業的薛涌曾來看我，談到他在大學學的現代漢語課與在中學學的差不多。」

這七年總算沒有白過。他曾給為取得大專學歷而上函授大學的三位年輕教師輔導古代漢語課，還舉辦過示範講課，受到讚賞。有人說：「葉老師是老師的老師。」

在困頓的年月里，不論在哪裡，不論做什麼，他總是以對人民負責的態度，以敬業的精神，盡自己的所能去干。事實證明了他對人民的忠誠，證明了他的人生價值，也證明了二十多年前對他的處分是多麼荒唐。

1978年6月，在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時候，他聽到「文革」以前的冤假錯案也可以複查糾正的消息，立即寫了請求組織甄別1957年對他的定案問題的申請報告。1979年1月間，北京市委統戰部黨支部通知他：1957年被錯誤地定為「右派」的問題，已經糾正。他的夙願，是從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但是，他一貫服從組織分配，奉命到北京市政協擔任副秘書長，直到1988年退居二線，1994年離休。

在這十五年間，他聯繫各方面的專家學者幫助北京市的政協委員學習改革開放的理論和政策，籌建北京市社會主義學院，主持徵集和出版北京文史資料，包括北平地下黨鬥爭史等等，還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史》的編寫工作。他希望政協在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在這方面作了研究，寫了專論。他特別注意研究了周恩來在統戰工作中的民主協商思想、求同存異思想，研究了蔡元培在北大創辦時期兼容並包的思想，分別寫了專論。此外還寫了許多有關統戰工作和馬克思主義的論文。如：《為什麼說知識分子是依靠力量，非黨知識分子幹部又是統戰對象》、《馬克思主義的最高命題是人的全面發展》、《陳獨秀在崎嶇坎坷途中對信念的堅定與執著》等等。

為五四紀念館奔走呼號

葉向忠在他的晚年，特別懷念老北大的紅樓和紅樓北面的民主廣場。「文革」期間和以後，紅樓長期由國家文物局佔用，民主廣場里則蓋了許多房子，作為文化部、文聯、作協、《求是》（原《紅旗》）雜誌社等單位的辦公用房。北京大學老校友們回想當年在這裡的學習生活和參加愛國民主運動的朝氣蓬勃的歲月，追思在這裡接受的五四運動的啟蒙精神，都希望能夠恢復紅樓和民主廣場的原貌，在那裡建立五四運動紀念館。

1996年11月間，他執筆為北京大學校友會起草了給黨中央的一封信，說明北大校友對現在五四大街的原北京大學紅樓懷有崇敬的深情，希望中央批准將它開闢為五四紀念館，並以此為基地，廣泛收集五四以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歷次青年學生運動的文物史料，加以系統的整理，作為對青年和民眾進行繼承和發揚五四運動的傳統的生動教材。中央交有關部門反覆研究，各方一致同意北京大學校友會的建議，認為這對研究和宣傳中國青年運動史、開展革命傳統和愛國主義教育，確有積極意義。但是仍在那裡辦公的各個單位，短時期內建成新的辦公用房十分困難，只能先做些準備，以後再有步驟地籌建五四紀念館。

後來他們又向有關領導人建議成立五四紀念館籌建組，卻沒有被採納，原因不明。1999年五四運動八十周年，他們再建議中央批示有關單位積極籌辦，中辦轉給文化部和國家文物局，仍無下文。一二九時期的北大黨支部書記劉導生聽到北大校友會建議開闢紅樓為五四紀念館的消息，非常激動地說：很贊成這個意見，現在國家文物局還在紅樓辦公，把紅樓糟蹋了！後來，文化部和文物局決定促使佔用單位逐步遷出，但卻將籌備建立的紀念館名稱改為「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後又改成「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自行成立了籌備處。

北大廣大校友對此表示很不理解。2002年1月初，北京大學黨委根據廣大校友的意見，再次給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寫了一份報告，強調指出「應將紅樓闢為五四紀念館而不是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理由：

1．「五四」運動是一個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軍閥賣國政府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學生運動，並逐漸擴大為全國範圍的偉大的政治運動和革命運動，歷來成為全國青年紀念的重要節日；而新文化運動開始於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的《青年》雜誌（翌年改為《新青年》）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它在「五四」運動中有了重要發展，因而也是「五四」運動的重要內容之一（見《中國大百科全書》）。

2．1917年陳獨秀到北大任文科學長，將《新青年》編輯部遷到北京北池子箭桿衚衕9號，並不是「紅樓」。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旗幟的《新青年》與「紅樓」沒有直接的關係。

3新文化運動的概念要界定。新文化是新經濟和新政治的反映。從科學性和歷史性來嚴格推敲，「五四」前的新文化運動是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反對封建主義舊文化的鬥爭，而「五四」運動體現了中國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發展到一個新階段。不講「五四」，單提新文化，難以使後人有一個正確的歷史界定c

4．如果把「五四」運動局限和隸屬於新文化運動，從名稱上即排除「五四」愛國青年運動的重要內容，顯然是很不全面的。通常說「發揚『五四』運動的革命傳統」，不能理解為只是發揚新文化運動的傳統。「五四」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開端，具有劃時代意義，其影響範圍很大而且深遠，我們可以說「五四」運動包括新文化運動，而不能說新文化運動包括「五四」運動。因而，將「紅樓」命名為「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不能體現五四運動的深度、廣度和全部重大的歷史意義。

同時，北大校友會寫了一份建議籌建五四紀念館的情況向老校友劉導生彙報，他當即轉給團中央一位書記，希望團中央支持這件事情。原意是由團中央和北大黨委聯合向中央報告會比北大黨委單獨報告好一些。得到迴音，也說這是一件大好事。可是，不知道為什麼，當北大黨委再與團中央聯繫的時候，等了好多天卻再也沒有得到反應。北大方面只好單獨向中央作了報告。

北大黨委的這個報告送出後，也如石沉大海，一直沒有得到迴音。

不久，2002年4月間，紅樓前的大門邊，赫然掛出了「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的大牌子，就這樣向社會開放了。五四紀念館呢？就這樣被代替了嗎？

從1997年1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籌建五四紀念館，到我們寫作此文的時候，2007年2月1日，十年過去了。不僅佔據著民主廣場的文化部等單位都沒有搬走，就連2000年國家文物局承諾要從紅樓逐步遷出的該局所屬各單位，七年了還沒有動。國家主管文物保護的最高領導機關，居然能夠堂而皇之地自己長期佔用國家重要文物場所。人們不禁要問：其間有什麼蹊蹺？

北大校友們沒有因此死心，他們還要繼續努力，再向中央請願，寄希望於2009年五四運動九十周年以前能將籌建五四紀念館的願望落實，爭取2019年五四運動一百周年的時候建成他們心目中的五四紀念館。這不僅僅是北大校友的希望，也是廣大的受到五四精神哺育和鼓舞的人們的希望。2007年春節期間，在北大校友聯誼會上，三百多名校友簽名，建議北大申請收回紅樓、孑民堂（蔡元培紀念堂）及其附近北大老校區，籌辦五四紀念館、五四研究會。葉向忠在會上發言，呼籲充分認識五四運動的重大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儘快恢復我國第一所國立大學北大原校址、五四運動發源地和司令部的原貌，以此為陳地，大力宣揚繼承五四傳統，發揚五四的民主科學精神，以促進我國全面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他說：這是一件千秋事業，五四傳統五四精神需要代代相傳，願我們這一代北大人共同努力！，

葉向忠有感於五四運動的主帥陳獨秀的生平遭遇，研究了有關材料，寫了《陳獨秀在崎嶇坎坷途中對信念的堅定與執著》。文中以翔實的資料說明，陳獨秀在大革命中的罪名，是斯大林為了掩蓋自己的錯誤，推脫自己的責任，強加給陳獨秀的。敘述了陳獨秀在南京監獄中「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的胸懷，出獄前後既不向國民黨作檢討，也向共產黨宣稱「無過可悔」，堅持自己的理想和原則，決不被別人牽著鼻子走的錚錚鐵骨，以及康生污衊他是日本特務的時候，周恩來、徐特立對他的勸慰和他的感動。特別關注到，陳獨秀晚年深入剖析蘇聯政治制度內部，提出關於民主的最後見解，觸及產生斯大林專制獨裁的深層根源，強調了民主政治建設的極端重要性，指出沒有民主監督的政權必然要淪為獨裁專制，必然要背離社會主義原則，告誡人們不要簡單地否定資產階級民主。

這應該也是葉向忠在經歷了多年坎坷之後，他自己晚年的思想境界，從中也可以感知他懷念北大紅樓和民主廣場，一心要在那裡建立五四紀念館的內心動力。他為北大紅樓和民主廣場寫了這樣的讚辭：

她是春雷，喚起人民強烈的愛國意識。

她是種子，孕育了民主與科學的精神。

她是豐碑，凝聚著中華民族蓬勃的力量。

她是號角，奏出浩氣長存的時代壯歌。

遠望北大紅樓，注目民主廣場，

我們讚揚不朽的五四精神。

回顧歷史，展望未來，

我們走向明日的輝煌、

〖《紅岩兒女》編者的話〗葉向忠被無端打成「右派」之後，既不許他自己申辯，對他有全面了解的上級也不能出來保護。最高領導人發動的運動，威力就在這裡。最高指示就是尚方寶劍。運動依靠的就是「積極分子」的「專政」，「積極分子」說啥就是啥，而且「戰果」越大越好，誰也不能稍有忤逆。大量的冤案就是這樣造成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民主」，其具體含義就是如此。除了一整套專政機器以外，更具殺傷力的就是所謂「群眾專政」。每次政治運動都是這樣，「文化大革命」則是其發展到極端的一種表現。根本原因，是沒有維護人權的起碼的民主法治。

走過二十多年苦難的歷程之後，葉向忠不能不懷念五四運動的發源地，母校北大的紅樓，還有紅樓北面的民主廣場。他作為北大校友會的副會長，和許多校友一起計議，建議中央批准，由有關單位合作，把紅樓，連同民主廣場在內，開闢和建設成為五四紀念館，作為向青年和民眾進行五四傳統的民主與科學精神的一個教育基地。回到紅樓和民主廣場，當然不只是懷舊，而是要繼續走向當年理想中的尚未達到的目標，奮力前進。

好事多磨。再三努力爭取，過了五年多，結果卻是在那裡掛出來一個「北京新文化紀念館」的牌子。正如北大黨委的報告中說明的，「五四」和「新文化」兩者的內涵大不相同。為何排斥「五四」，實在令人費解。人們不禁回想，1939年曾舉國一致把5月4日定為中國青年節，而1942年國民黨當局卻蠻橫地擅自取消了這個規定，爾後把5月4日改稱「文化節」，貶低這個光輝的日子的含義。相隔將近六十年的這兩件事情，何其相似乃爾！

葉向忠上世紀40年代在西南聯大和北京大學組織實學社和參加愛滾民主運動的經歷，見《紅岩兒女》第二部《從漩流到洪流》第37章《北平和平解放中的紅岩兒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