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經濟學家

經濟學家Mark Blaug的自傳

作者： 阮一峰

日期： 2010年10月 7日

　　台灣清華大學的賴建誠教授，在網站上貼出了一篇譯文。

　　我覺得很好看，轉貼在下面。

　　原文比較長，我刪去了純學術的部分，只留下了生動的小故事，以及一些很有啟發的思想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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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經濟學家（精簡版）

作者：Mark Blaug

高景仲 譯

賴建誠 校

　　Mark Blaug，1927年生於荷蘭，1955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然後一直從事經濟思想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1982年加入英國籍。

【正文】

一、馬克思主義

　　1944年，我17歲，在紐約讀高中，選修了一門商業課程。

　　學期的最後一周，有一場講座，主題是解釋如果地租沒有限制地增長，就會造成貧窮、戰爭、以及其它現代文明的弊病。這正是亨利?詹姆斯的著作《進步與貧窮》（Progress and Poverty，1879）中的觀點。

　　這個講座引發了我的興趣，但並未讓我完全信服。不久後，我成為紐約大學的一年級新生，結交了幾個左翼同學。他們先介紹我看列寧與斯大林的小冊子，之後是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大部頭。我深深被這些文章折服，幾個月內就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一心虔誠地追隨馬克思。

　　為什麼我那麼快地就被馬克思主義吸引？

　　首先，馬克思主義者的文章中，閃耀著那種掌握絕對真理的氛圍，特別是列寧與斯大林以激烈、不容置疑的語調，對付敵營的知識分子。其次，馬克思主義有百科全書式的觸角，讓我感覺這是社會的普世科學。最新的選舉結果、法國大革命、古希臘王朝、文藝復興時期的油畫風潮、貝多芬的藝術傾向、《浮世德》的主題等等，都有可能用馬克思主義解釋。我年輕時喜歡高談闊論，馬克思主義就像為我量身定做，使我可以大言不慚地，對所有題材發表意見。

　　馬克思主義主張"經濟決定論"，也就是說，經濟利益與經濟力量，是社會發展與政治鬥爭的根本原因。進一步推論，所有社會問題最終都可歸結為經濟問題，因此經濟學就成了社會科學之母。所以，我很快決定選擇經濟學作為自己的專業。

　　對我來說，馬克思主義最引人入勝之處，在於它有一整套概念、工具、專有名詞、術語，比如"物質基礎"與"上層建築"、"生產模式"與"生產關係"、"矛盾鬥爭"與"對立統一"等等。一旦掌握了這套技術性語言，就可以創造出一個自我論述的文化體系。在這個文化體系中，不誇張地說，只有馬克思主義者能了解你。這讓我第一次了解到，知識界自我哺育的學術文化。

二、再見，共產主義

　　我並不只是思想上對馬克思主義感興趣，而且還加入了美國共產黨，出席政治會議、參與政黨示威。但是這個時期很短暫，因為我天生不服從權威，所以很快就被逐出共產黨。

　　事情是這樣的，1945年二戰接近尾聲，為了讓美軍永久駐在德國，羅斯福總統提出一個建議案，得到了美國共產黨主席白勞德（Earl Browder）的支持。斯大林反對羅斯福的這個提案，白勞德的命運頓時急轉直下，他的主席職位被革除，並被逐出共產黨，瞬間成為"不受歡迎人物"。幾個同情他的大學生，徵集簽名支持白勞德，經過一番考慮後我簽署了。結果，我馬上就被叫去出席黨內的審查會議，由於在會上我沒有表示悔意，就被開除黨籍。從那時起，許多黨內友人與舊識，不僅不跟我講話，甚至在街上相遇也裝作不認識，很難相信黨內同志翻臉的速度如此迅速。對當時的我來說，這是對左翼政治現實的痛苦覺醒。

　　雖然從1945年起，我就不是共產黨員了，但卻要用至少七、八年的時間，才徹底擺脫了馬克思主義對我的影響。1945--1952年間，我頭也不回地與共產主義漸行漸遠。

　　經濟學念得越多，我就越不相信馬克思經濟學。馬克思的經濟預測，絕大部份都錯得離譜。他的勞動價值論，以及剩餘價值理論，至少在當代西方國家已經很少有經濟學家相信了。但是，還是有一部分經濟學家，相信馬克思的一個主要觀點：資本主義的基礎是對勞動力的剝削。他們認為，資本主義是不正義的，因為"工人一無所有，資本家不用工作，只靠剝削工人生存。"換言之，他們問的是：我們都要工作維生，而少數人可以不勞而獲，這樣公平嗎？（當然，唯一的答案就是非常不公平）。但他們不問：如果沒有不平均且不公平的財富分配，資本主義還會創造出前所未有的經濟成長嗎？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同意，資本主義並非教化人心的體系，它是粗暴、殘忍、道德淪喪的，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它可以創造出經濟成長。

三、麥卡錫主義

　　1950年，我已經從紐約市立大學皇后學院畢業，在哥倫比亞大學念博士一年級。當時皇后學院經濟系主任Arthur Gay因車禍喪生，系裡找人接他的課。我曾是他的助教，因此他們問我是否試一試。於是，突然之間我發現自己有無數的課程要教授，個體經濟學、消費經濟學，以及從沒讀過的營銷學。我還記得第一次上課前，緊張到前一晚把內容全背下來。

　　正當我開始上課之時，麥卡錫參議員主持的"非美委員會"來到市立大學，調查校內的共產主義分子。他們要求三位知名教授回答："你現在或曾經是共產黨員嗎？"三位教授都拒絕與委員會合作。儘管三人都是終身教授，但還是迅速被解僱。

　　其中一位是皇后學院的勞動經濟學教授Vera Shlakman，她是我的老師，也是當時的同事。她的政治態度左傾，這個我是知道的，但是我上過她的課，知道她小心地保持中立，極力避免向學生灌輸意識形態。幾個學生髮動簽署請願書，要求校長讓Vera Shlakman復職。根據學院章程，請願書至少要有一位院內教師簽署。學生找遍經濟系四十名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助教，沒有人願意簽署。走投無路之際，他們找到我。出於我對Vera Shlakman教授的尊崇，也因為無法接受自己變得怯懦，我簽了名。二十四小時內，我就收到了Thatcher院長（奇怪的是，四十年後竟然還記得他的姓名）的字條，告訴我若不立即主動辭職，將會被免職，並列入未來招聘的黑名單。

　　接下來一兩天，我考慮過發動大規模抗爭，並發表強硬的個人聲明。但是最終，我還是靜靜地遞出辭呈。

　　年輕時，我曾天真地相信，知識分子會捍衛自由，對抗當權者。但是經過這次事件，我失去了對知識分子與學者的所有尊敬。只要有足夠的壓力，他們會向麥卡錫、希特勒、斯大林、薩達姆、或者任何背後有強權支持的人低頭。

　　辭職之後，我陷入絕境，沒有了皇后學院的授課薪水，很難維持生活。就在這個時候，我突然接到一通電話，告知我已經得到"社會科學研究會"（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獎學金，讓我到國外撰寫博士論文。顯然，有人暗中對麥卡錫主義的受害者伸出援手。

四、職業經濟學家

　　於是，我來到了倫敦，生命中最美好的兩年從此開始。我選擇《李嘉圖學派在十九世紀經濟觀點的變遷》作為博士論文題目，最後取得的豐碩成果超乎想像。我也從此發現，學術研究是自己真正的強項。我在大英博物館附近找了個房間，過著中世紀僧侶的生活，一周七天，每天閱讀、寫作長達十八個小時。

　　1954年夏天，我回到美國，參加耶魯大學助理教授的面試。日後成為我上司的William Fellner是面試主持人，我覺得有必要解釋，辭去皇后學院教職的原因。他打斷我，說："我們是一所私立大學，不在意幾年前公立大學發生的事。"這印證了弗里德曼的論點：一個自由的就業市場，比一個被國有機構壟斷的體系，更能確保個人自由。

　　進入耶魯大學任教還不到一年，我就被要求接替William Fellner的經濟思想史課程，理由很簡單，系裡沒有其他老師願意接。於是我意識到，二十七歲的我，正在一所頂尖學校，教一門研究生必修課。這讓我非常緊張，以至於過度準備，在幾年內累積了數千頁筆記，這些筆記後來成為我唯一知名的書《經濟理論的回顧》（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1962）。

　　可是，我的學生都是典型的美國研究生，只想學現代經濟學的工具與方法，完全不在乎經濟史和思想史這類學術性的課程。我告訴他們，思想史在學術上的重要性無可匹敵。如果我不知道某個思想的來龍去脈，我怎麼可能真正了解這個思想？

　　經濟學和其它學科的偉大理論一樣，都是路徑依賴（path-dependent）的。也就是說，要解釋為什麼會產生這些偉大的思想，就必須先理解過去的文獻。換句話說，沒有經濟思想史，新的經濟理論怎麼可能從天而降。除非你願意無條件地接受新經濟理論，否則你一旦想評論它，就必須問它是從哪來的，而這個問題只有思想史才能回答。

五、回到英國

　　1962年，我拿到研究資助，從美國到巴黎一年，繼續十九世紀的棉業研究。那年年底是耶魯大學升等的年限。在美國的大學擔任助理教授六年後，學校必須提升你為終身職副教授，否則就是讓你離開。耶魯大學不讓我升等的原因，是他們不需要專攻經濟思想史的資深教授，因此我覺得有必要另尋出路。

　　現在想到1954年回美國這件事，就讓我感到灰心。即使在美國生活了二十年，我始終認為自己是歐洲人。對我來說，美國人太粗線條、太市儈。面對那些粗鄙的美國人，我還有一些身為歐洲人的文化優越感。正如約翰?穆勒所言，在美國"男人全心搶錢，女人全心餵飽男人"，或者如王爾德所描述，美國"這個國家，從野蠻直接跳到墮落，缺少中間的文明階段。"最後，我決定搬回英國。

　　我申請了幾所英國大學的教職，但是1962年的學術就業市場沒什麼擴張，我很快就了解到，可能再過一年都找不到工作。這時，我幸運地碰到倫敦大學教育學院（University of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院長Lionel Elvin，他告訴我教育經濟學在英國是個新領域，他們有個名額一直找不到合適的人。我從沒聽過"教育經濟學"，但是勇敢地寫信給Lionel Elvin，坦承是教育經濟學的新手，但想知道教育學院能否以一或兩年為期聘用我。院方同意了，出乎雙方意料的是，這兩年的聘期結果變成了23年！我提這些事，只是要強調意外在人生扮演的角色。

　　倫敦大學教育學院，屬於教師進修學院，學生大多是老師。我的授課時數不多，行政工作負擔也輕，首度可以全心投入寫作與研究。雖然沒有經濟學家可以對話，但倫敦政經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LSE）就在同一條街上，因此也不以為苦。不久後我就到倫敦政經學院兼課，我的時間就平分在這兩個學院。

六、聯合國顧問

　　在教育學院任教這些年，我花了許多休假時間，在亞洲與非洲擔任聯合國各種組織的教育顧問，為第三世界國家提供諮詢。這些組織包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國際勞工組織、世界銀行。

　　開始時，我滿腔熱血，想幫助第三世界的貧窮人民。但隨著時間消逝，我愈發覺得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援助，害處大於益處。聯合國的援助代表團，不過是一出超級大戲。那些第三世界國家的部長與政客，利用我這樣的經濟學家，去得到想要的援助，同時中飽私囊。目睹太多貪污與政治表演之後，終於讓我對"聯合國顧問"的角色感到厭倦了。

　　那些國家想要進行現代化，豪言"創業家精神"，但是卻不接受"徹底的個人主義"。令人啼笑皆非的是，70年代幾乎每一份我幫忙撰寫的經濟顧問報告，都是由獨裁者統治的國家委託的。這些獨裁者在報告發表時，或發表不久之後就被推翻了，接下來掌權的人常常把前任視為敵人。經濟學家對外國政府的經濟政策具有影響力，這個觀念早就不再成立了。

七、經濟學方法論

　　最後，我想談談對經濟學的一些看法。

　　1950年後，經濟學變得愈來愈數學化。也就是說，經濟學只關心分析的數學基礎，而不惜犧牲經濟分析的現實相關性。

　　數學理論能幫助我們增加多少對經濟的了解？一點也沒有幫助。沒有數學家會認為，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在數學上有什麼貢獻，但是它可以幫助數學家獲得經濟系的教職。當代經濟學理論，充斥著無結果的數學形式主義（sterile formalism)。

　　我深信，經濟學必須關注現實世界的問題。

　　來源：http://www.ruanyifeng.com/blog/2010/10/not_only_an_economist.html

　　分享：紐約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