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1 姓氏略考-趙姓-帝王國君-⑸
0001 姓氏略考-趙姓-帝王國君-⑸
2010-03-16 17:17:44| 分類: 第01冊_0001~010 |字型大小 訂閱
趙 佶:(公元1072~1125年),開封人(今河南開封)。宋朝第八個皇帝,北宋第八代皇帝,宋徽宗,在位時間從公元1101~1125年為期二十六年,終年五十四歲。
趙佶是宋神宗第十一子,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即帝位,歷來被視為荒淫腐朽皇帝的典型。
宋徽宗時代,北宋王朝已走過它輝煌燦爛的歷程,處於黨爭異常激烈的嚴峻時期,國勢日薄西山。宋徽宗僥倖獲得皇位後,大刀闊斧地整頓朝綱,意欲調和變法派與反變法派之間的矛盾。其後,以繼承其父宋神宗的政策為由,重用以蔡京為首的六賊,大興「黨獄」,變亂法度。他窮奢極欲,大肆搜刮江南奇花異石,用船運往都城開封,稱「花石綱」。宋徽宗好大喜功,遣使約金攻遼,以取燕京,致使內憂外患接踵而至。在宋靖康之難中為金人俘虜北去,轉瞬之間由皇帝淪為階下囚。青樓天子:風流君王的紈絝生活
宋元符三年農曆1月,年僅二十五歲的宋哲宗駕崩,沒留下子嗣。顯然,皇帝只能從宋哲宗的兄弟中選擇。宋神宗共有14子,當時在世的有包括端王趙佶在內的五人。趙佶雖為宋神宗之子,卻非嫡出,按照宗法制度,他並無資格繼承皇位。
宋哲宗去世當天,向太后垂簾,哭著對執政大臣們說:「國家不幸,宋哲宗皇帝無子,天下事須早定。」宰相章惇當即提出,按照嫡庶禮法,當立宋哲宗同母弟簡王趙似。不料向太后不同意。章惇只好改口說,若論長幼,那麼當立年長的申王趙佖為帝。這兩個建議都排除了端王趙佶。然而,向太后看中的恰恰是趙佶。趙佶並非向太后所生,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向太后堅持立趙佶為帝,目前學術界尚無定論,可能與趙佶在向太后心目中良好的印象有關。趙佶每天都到向太后住處請安,稱得上是又聰明又孝順的孩子,因此向太后偏愛他。宋哲宗病重期間,向太后對誰繼承皇位,早已胸有成竹,故她並不接受章惇的意見。她語氣堅決地說:「老身無子,所有的皇子都是宋神宗的庶子,不應再有區別,簡王排行十三,不可排在諸兄之前,而申王眼有疾病,不便為君,所以還是立端王為好!」表面上看,向太后辦事公平,但在這些冠冕堂皇的言辭背後,顯然是在偏袒趙佶,為其繼承皇位找到合情合理的借口。章惇是反對端王即位的,他認為「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這是將攻擊的矛頭直接轉向了趙佶的人品,而向太后卻不以為然。雙方為此僵持不下,互不相讓。關鍵時刻,知樞密院曾布首先附和太后之議,尚書左丞蔡卞、中書門下侍郎許將也相繼表示贊同。章惇勢單力薄,不再爭辯。趙佶就這樣被向太后、曾布、蔡卞等人推上了皇帝寶座,他就是宋徽宗。
趙佶生於宋元豐五年(公元1082年)農曆10月10日,自幼養尊處優,逐漸養成了輕佻浪蕩的性格。據說在他降生之前,其父宋神宗曾到秘書省觀看收藏的南唐後主李煜的畫像,「見其人物儼雅,再三嘆訝」,隨後就生下了宋徽宗,「生時夢李主來謁,所以文採風流,過李主百倍」。這種李煜托生的傳說固然不足為信,但在趙佶身上,的確有李煜的影子。宋徽宗自幼愛好筆墨、丹青、騎馬、射箭、蹴鞠,對奇花異石、飛禽走獸有著濃厚的興趣,尤其在書法繪畫方面,更是表現出非凡的天賦。
隨著年齡的增長,趙佶迷戀聲色犬馬,遊戲踢球更是他的拿手好戲。趙佶身邊有一名叫春蘭的侍女,花容月貌,又精通文墨,是向太后特意送給他的,後來逐漸變成了他的玩物。但趙佶並不滿足,他以親王之尊,經常微服游幸青樓歌館,尋花問柳,凡是京城中有名的妓女,幾乎都與他有染,有時他還將喜歡的妓女喬裝打扮帶入王府中,長期據為己有。與此同時,趙佶結交了一批與他臭味相投的朋友。他的摯友王詵,娶宋英宗之女魏國大長公主,封為駙馬都尉。但王詵為人放蕩,行為極不檢點。雖然公主溫柔賢淑,盡心侍奉公婆,而王詵卻偏偏寵愛小妾,她們竟然多次頂撞公主。宋神宗為此曾兩次將王詵貶官,但他卻不思悔改,甚至在公主生病時,當著公主的面與小妾尋歡作樂。品行如此惡劣之人,卻是趙佶的坐上賓。他們經常一起光顧京城內有名的妓館——擷芳樓。王詵藏有名畫《蜀葵圖》,但只有其中半幅,他時常在趙佶面前提及此事,遺憾之情,溢於言表。趙佶便記於心,派人四處尋訪,終於找到另外半幅畫,就把王詵手中的那半幅也要了過去。王詵以為酷愛書畫的趙佶要收藏這幅畫,哪知趙佶卻將兩半幅畫裱成一幅完整的畫送給了他,於此可知二人之間的關係之深。
趙佶對王詵如此大方,王詵自然投桃報李。有一次,趙佶在皇宮遇到王詵,恰巧因為忘帶篦子,便向王詵借篦子梳頭。王詵把篦子遞給他。趙佶見王詵的篦子做得極為精美,愛不釋手,直誇篦子新奇可愛。王詵不失時機地說:「近日我做了兩副篦子,有一副尚未用過,過會兒我派人給你送過去。」當晚,王詵便差府中小吏高俅去給趙佶送篦子。高俅到趙佶府中時,正逢趙佶在蹴鞠,就在旁邊觀看等候。趙佶善踢蹴鞠,而高俅早年便是街頭踢蹴鞠的行家,精於此技。見到趙佶踢得好時,高俅大聲喝彩。趙佶便招呼高俅對踢。高俅使出渾身解數,陪趙佶踢球。趙佶玩得非常盡興,便吩咐僕人向王詵傳話,說要將篦子和送篦子的小吏一同留下。高俅日益受到趙佶的寵幸。後來,有些僕人跟趙佶討賞,他居然說:「你們有他那樣的腳嗎?」趙佶之放浪形骸可見一斑。
當上皇帝以後,宋徽宗稟性難移,無心於政務,繼續過著糜爛生活。宋徽宗十七歲成婚,娶德州刺史王藻之女,即位後,冊王氏為皇后。王皇后相貌平平,生性儉約,不會取悅宋徽宗,雖為正宮,但並不得寵。此時,宋徽宗寵幸的是鄭、王二貴妃,二人本是向太后宮中的押班(內侍官名),生得眉清目秀,又善言辭。宋徽宗為藩王時,每到慈德宮請安,向太后總是命鄭、王二人陪侍。二人小心謹慎,又善於奉承,頗得宋徽宗好感,時間一長,向太后有所覺察,及宋徽宗即位,便把二人賜給他。宋徽宗如願以償,甚為歡喜。據記載,鄭氏「自入宮,好觀書,章奏能自制,帝愛其才」。顯而易見,鄭氏不僅姿色出眾,而且還能幫助宋徽宗處理奏章。因此,宋徽宗更偏愛鄭氏。宋徽宗多次賜給鄭氏情詞艷曲,後來傳出宮禁,廣為流傳。王皇后去世,宋徽宗於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冊封鄭氏為皇后。
除了鄭、王二氏之外,受寵愛的還有二劉貴妃、喬貴妃、韋貴妃等人。劉貴妃,出身寒微,卻花容月貌,入宮即得到趙佶寵幸,由才人連升七級而至貴妃。然而,好景不長,升貴妃後不久即去世。劉貴妃曾親手在庭院中種植了幾株芭蕉,當時她說:「等這些芭蕉長大,恐怕我也看不著了。」在旁的侍從聞聽此言,慌忙上奏宋徽宗,宋徽宗起初很不在意。誰知過了兩天,劉貴妃病重,等宋徽宗前去探視時,劉貴妃已撒手而去。宋徽宗悲痛不已,特加四字謚號「明達懿文」,將其生平事迹編成詩文,令樂府譜曲奏唱。
正當宋徽宗為此傷感時,內侍楊戩在宋徽宗面前誇耀另一劉氏有傾國傾城之貌,不亞於王昭君,宋徽宗將其召入宮中。劉氏本是酒家之女,出身卑賤,但長得光艷風流。宋徽宗一見,魂不守舍,瞬間便將喪妃之痛遺忘殆盡。宋徽宗對劉氏大加寵愛,與她形影不離,若離了她,竟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劉氏天資穎悟,善於逢迎宋徽宗。還極善塗飾,每制一衣,款式新穎,裝扮起來勝似天仙。不但宋徽宗喜歡,就連京城內外也競相仿效。在宋徽宗看來,劉氏回眸一笑,六宮粉黛盡無顏色。道士林靈素見劉氏如此得寵,便曲意奉承,稱劉氏為「九華玉真安妃」,繪其像供奉於神霄帝君之左。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劉氏漸漸風韻不再,生性輕佻浮浪的宋徽宗欲再覓新歡。
儘管後宮粉黛三千,佳麗如雲,但宋徽宗對她們刻意造作之態感到索然無味,便微服出宮,尋找刺激。
李師師,汴京人,本姓王,工匠之女,四歲喪父,遂入娼籍李家,後來成了名噪一時的京城名妓。她色藝雙全,慷慨有俠名,號稱「飛將軍」。李師師既名冠汴京,宋徽宗自然不會放過她。自政和以後,宋徽宗經常乘坐小轎子,帶領數名侍從,微服出宮,到李師師家過夜。為了尋歡作樂,宋徽宗專門設立行幸局專門負責出行事宜。荒唐的是,行幸局的官員還幫助宋徽宗撒謊,如當日不上朝,就說宋徽宗有排檔(宮中宴飲);次日未歸,就傳旨稱有瘡痍(染病)。天子不惜九五之尊,游幸於青樓妓館,並非光彩之事,所以宋徽宗總是小心翼翼,生怕被他人發現;其實多數朝臣對比都心知肚明,但卻不敢過問,致使宋徽宗更加放蕩。秘書省正字曹輔曾經挺身而出,上疏規諫宋徽宗應愛惜龍體,以免貽笑後人。宋徽宗聽後,勃然大怒,立即命王黼等人處理此事。這些人自然領會宋徽宗的意思,以曹輔誣衊天子之罪論處,宋徽宗當即將曹輔發配郴州。
章惇其人在宋史上名聲並不好,但他對宋徽宗的評價可以說是識人之語。宋徽宗即位後果真以他的實際行動為章惇的話作了最好的註腳。章惇能預測到後果,卻無法制止輕佻的端王當皇帝,這未免不是大宋王朝的不幸。
蔡京、童貫等人在把國內搞得混亂無比之時,又極力慫恿宋徽宗收復燕雲十六州。自宋朝建立後,收復燕雲地區第一直是自宋太祖以來歷代帝王的夢想。宋徽宗好大喜功,更想完成祖宗未竟之業,以建立「不朽功勛」。
早在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農曆9月,宋徽宗派童貫出使遼國以窺探虛實,返程途經燕京時,結識了燕人馬植。此人品行惡劣,但他聲稱有滅遼的良策,深得童貫器重。童貫將他帶回,改其姓名為李良嗣。在童貫的舉薦下,李良嗣向宋徽宗全面介紹了遼國危機和金國的崛起,建議宋金聯合滅遼。在李良嗣看來,遼國肯定會滅亡,宋朝應該抓住這千載難逢的良機,出兵收復中原王朝以前喪失的疆土。宋徽宗大喜,當即賜李良嗣國姓趙,授以官職。宋徽宗不僅花天酒地,而且好大喜功,虛榮心極強。如果僥倖滅遼,列祖列宗夢寐以求的燕雲之地不就可以收復了嗎?這樣,他就是彪炳千秋的一代明君了。從此,宋朝開始了聯金滅遼、光復燕雲之舉。
對宋徽宗這種投機取巧的愚蠢做法,朝廷內外許多有見識的大臣都不以為然,只有童貫、王黼、蔡攸等一幫奸臣異想天開,竭力支持。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春天,宋徽宗派遣馬政等人自登州渡海至金,策劃滅遼之事。隨後金也派使者到宋,研究攻遼之事,雙方展開了秘密外交。在幾經往返之後,雙方就共同出兵攻遼基本達成一致:金國攻取遼國的中京大定府,北宋負責攻取遼國的燕京析津府和西京大同府。滅了遼國後,燕雲之地歸宋,宋把過去每年給遼國的歲幣如數轉給金國,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宋金「海上之盟」。
其後不久,宋徽宗得知遼國已經獲悉宋金盟約之事,非常後悔,擔心遭到遼的報復,便下令扣留金國使者,遲遲不履行協議出兵攻遼,為後來金國毀約敗盟留下了把柄。在此期間,金軍以摧枯拉朽之勢接連攻下遼國的中京、西京,遼末帝天祚帝也逃入山中,遼國的敗亡已成定局。在這種形勢下,宋徽宗才匆忙命童貫帶領十五萬大軍以巡邊為名向燕京進發,打算坐收漁翁之利。但這批人馬一到燕京便遭到遼國大將耶律大石所部的襲擊,大敗而歸。
宋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農曆6月,遼燕王耶律淳死,宋徽宗見有機可乘,再命童貫、蔡攸出兵。此時,遼國涿州知州郭藥師相繼歸降宋朝,打開了通向燕京之路。雖然宋軍第一度攻入燕京城,與遼軍展開肉搏戰,但因後援未至,被迫撤退。宋徽宗親自部署的第二次攻燕之役又以慘敗告終。
北宋朝廷的腐敗和軍事上的弱點給金人以可乘之機。宋宣和五年春,金宋太祖對宋徽宗派來的使者態度強硬傲慢,並責問趙良嗣,當初宋金兩國聯合攻遼,為什麼「到燕京城下,並不見(宋軍)一人一騎」。談到土地問題時,金宋太祖背棄前約,堅持只將當初議定的後晉石敬瑭割給遼國的燕京地區歸宋,不同意將營州、平州、灤州還給宋朝,他辯稱此三地是後唐劉仁恭獻給契丹的,並非後晉割讓。金人態度強硬,宋方毫無辦法。
幾經交涉,金國最終才答應將後晉割給遼國的燕京及其附近六州之地歸還宋朝,條件是宋朝除每年把給遼的歲幣如數轉給金外,另添每年一百萬貫的「代稅錢」。所謂「代稅錢」是指金人規定的由宋朝繳納燕京地區的租稅,實際上是一種賠款。宋宣和五年(公元1123)農曆4月,宋徽宗派童貫、蔡攸代表朝廷前去接收燕京地區。金兵撤退時,將燕京一帶的人口、金帛一併掠走,留下幾座空城送給了宋朝。童貫、蔡攸等人接收燕京後還朝,上了一道阿諛奉承的奏章,稱燕京地區的百姓簞食壺漿夾道歡迎王師,焚香以頌聖德。宋徽宗聞之大喜,即令班師。
收復燕雲後,宋徽宗分外得意,自以為建立了不世之功,宣布大赦天下,命王安中作「復燕雲碑」樹立在延壽寺中以紀念這一功業,並對參與此次戰爭的一幫寵臣加官晉爵。朝廷上下都沉浸於勝利喜悅之中,殊不知末日即將降臨。
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金兵在俘虜了遼國天祚帝後,分兵兩路南下進攻汴京。趙佶嚇得慌忙傳位於宋欽宗,讓兒子出來收拾殘局,自稱「太上皇」,帶著蔡京、蔡攸父子南逃。後來宋欽宗為穩住皇位,將宋徽宗接回京城。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坐了二十五年皇位的宋徽宗趙佶和兒子宋欽宗一同被金人俘虜北去,被封為「昏德公」。趙佶受盡屈辱折磨,最後逝世於五國城。南宋紹興十二年(公元1142年)農曆8月,宋徽宗的梓宮(棺材)從金國運回臨安。
宋徽宗在北行途中,曾見杏花,悲從中來,賦《宴山亭》:「裁剪冰綃,輕疊數重,淡著燕脂勻注。新樣靚妝,艷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愁苦,問院落凄涼,幾番春暮?憑寄離恨重重,者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裡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新來不做。」
這首詞曾被王國維稱為「血書」,相思極苦,哀情哽咽,令人不忍卒讀。這使人很容易聯想到南唐後主李煜。宋徽宗和李煜在藝術上都頗有成就,擅長書法、繪畫、詩詞,在政治上都是昏聵之君、亡國之君,連最後結局也大致一樣,李煜被宋太宗毒逝世於開封,宋徽宗在囚禁中病逝五國城。宋徽宗與李後主兩人的個性、經歷,可謂相似至極,也令後人生出無限感慨。
宋徽宗雖說在政治上昏庸無能,但在文學藝術方面,卻是中國古代帝王中最才華橫溢的皇帝,他廣泛涉獵琴棋書畫、詩詞歌賦,在書畫方面的造詣更是無與倫比的。
宋徽宗天資聰明,從小就對書畫情有獨鍾,到十六、七歲時,已經成為知名度極高的藝術家。即位前,宋徽宗經常和駙馬都尉王詵、宗室趙大年(趙令穰)以及黃庭堅、吳元瑜等人交往。這些人都是當時頗有成就的書畫高手,對宋徽宗藝術修養產生了重要影響。史稱宋徽宗「能書擅畫,名重當朝」,評價之高,不難想見。
宋徽宗即位後,多方收集歷代名書佳畫,臨摹不輟,技藝大進,成為當之無愧的畫壇巨匠。其繪畫注重寫生,以精緻、逼真著稱,其觀察生活細緻入微,尤精於花鳥。宋人鄧椿在《畫繼》中稱讚他的畫「冠絕古今之美」,這種看法還是客觀公允的。
現存宋徽宗的畫比較多,其代表作有兩幅:一是《芙蓉錦雞圖》,絹本,描寫了花枝和禽鳥的動態,芙蓉把錦雞壓得很低,錦雞卻在注視著翻飛的蝴蝶,三種景象連在一起,構成了興緻盎然的整體效果。故宮博物院曾製作了十件模擬精品,每件價格高達人民幣五十餘萬元;二是《寫生珍禽圖》,它是已知宋徽宗的作品中沒有任何爭議的精品,是宋徽宗創作成熟時期的作品。作品本身的藝術、文物和收藏價值非常高,這幅畫於2002年被人以兩千五百餘萬人民幣拍走。
宋徽宗不僅擅長繪畫,書法也有很高的造詣。其書法在學薛稷、薛曜、褚遂良的基礎上,兼容並蓄,自成一家,稱「瘦金體」。其筆勢瘦硬挺拔,字體修長勻稱,尤精於楷書、草書,狂草也別具一格,意趣天成,自然洒脫,如疾風驟雨,似驚濤駭浪,較楷書更為出色。「瘦金體」與李煜的「金錯刀」交相輝映,堪稱中國書法史上耀眼的雙璧。宋徽宗流傳至今的瘦金體書法作品比較多,代表作有:草書《千字文》,作於宋政和二年,時趙佶四十一歲。其筆勢奔放流暢,跌宕起伏,一氣呵成,頗為壯觀,絲毫不亞於唐朝草書書聖張旭與懷素,是不可多得的珍品。《紈扇七言詩》,上寫有「掠水燕翎寒自轉,墮泥花片濕相重」十四個字,其筆法婉轉秀麗,連貫如龍蛇,也是一份珍貴的歷史文物。
宋徽宗不僅創作了大量的書畫精品,還積極推動北宋文化藝術的發展。其中值得稱道的就是對翰林書畫院的重視。宋初以來,供職於書畫院之人與其他部門相比地位頗低,就連服飾也與其他部門同等官員不同。宋徽宗不僅建立、健全畫院的各項規章制度,還相應地提高了畫院的政治地位。宋崇寧三年(公元1104年),宋徽宗下令設立了專門培養繪畫人才的畫學,後併入翰林書畫院。畫學專業分道佛、人物、山水、鳥獸、花竹、屋木等科目,教授《說文解字》、《爾雅》、《方言》、《釋名》等課程。畫院也有嚴格的考試,每次都由宋徽宗以古人詩句親自命題,諸如「竹鎖橋邊賣酒家」、「踏花歸去馬蹄香」、「嫩綠枝頭紅一點」,等等,精巧別緻,頗具魅力和想像空間。
宋徽宗還經常親臨畫院指導。據《畫繼》記載,宋宣和年間,宋徽宗建成龍德宮,特命畫院里的高手實地畫龍德宮的牆壁和屏風。畫完後,宋徽宗前去檢查,唯獨一幅「斜枝月季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問這是誰的作品,隨從告訴他是新進畫院的一少年所作。宋徽宗聽了很高興,不但賞賜紅衣料給這位少年,還連連稱好,其他人都莫名其妙,遂向宋徽宗請教。宋徽宗指出月季很少有人能畫好,因為隨著四季、早晚的變化,花蕊、花葉完全不同。這幅畫中,月季是春天中午時候開放的,花蕊、花葉一點不差,故厚賞之。在旁的畫家聽了宋徽宗對這幅畫鞭辟入裡的分析解剖與極具鑒賞力的評判,莫不嘆服。還有一次,宮中宋宣和殿前的荔枝樹結了果,宋徽宗特來觀賞,恰好見一孔雀飛到樹下,宋徽宗龍顏大悅,立即召畫家描繪。畫家們從不同的角度刻畫,精彩紛呈,其中有幾幅畫的是孔雀正在登上藤墩,宋徽宗觀後說:「畫得不對。」大家面面相覷,不知所以。幾天過後,宋徽宗再次把畫家們召來詢問,但他們仍然不知所以,宋徽宗說:「孔雀升高先抬左腿!」這時畫家們才猛然醒悟,這從一個側面也反映出宋徽宗觀察生活之細膩。
由於宋徽宗的不懈努力,畫院和畫學取得了巨大成績,一方面培養了諸如張希顏、孟應之、趙宣等一大批優秀的畫家;另一方面開創了北宋繪畫的新境界,成為中國繪畫史上的里程碑。學術界有「北宋繪畫,實為中國最完美繪畫」的美譽,這與宋徽宗酷愛並重視藝術而造就良好的文化氛圍有直接關係。
宋徽宗在位期間,不僅禮遇畫院,還廣泛收集古代金石書畫,珍視藏書。宋徽宗生活在詩詞書畫全盛、名家輩出的北宋時代。他自幼即酷好詩詞書畫,在初習詩詞書畫時,便與名家交往,切磋技藝。宋蔡絛《鐵圍山叢談》說:「宋徽宗初與王晉卿(詵)、宗室大年(趙令穰)往來。二人者,皆善文辭,妙圖畫。而大年又善黃庭堅書,故佑陵作庭堅書體。後自成一法。時亦就『端邸』(即端王府)內知客吳元瑜弄丹青。元瑜者,畫學崔白,書學薛稷,而青出於藍者也。」王詵、趙令穰等擅長山水,又富於收藏,王詵的府園還是詩畫家聚會的中心,吳元瑜是著名花鳥畫家崔白的弟子。趙佶年輕時與這些名家往來,耳濡目染,受到很多啟發。即帝位後,又為他提供了更為優越的藝術環境。首先,內府收藏的大量書畫名跡開闊了趙佶的眼界。北宋藝學十分昌盛,內府收藏名跡浩如煙海。加之宋徽宗嗜畫如命,刻意搜求,更使秘府所藏,勝於先朝。史籍《鐵圍山叢談》中曾稱:內府所藏古代名跡,要算曹弗興作品第一,曹髦次之,謝雉第三;其餘方數到顧愷之、陸探微和張僧繇。至於唐朝作品,那就多得不稀罕了。
宋徽宗擁有如此珍貴的藝術遺產,朝夕展玩,並一一親手臨摹,轉益多師,眼界既廣,他的創作水平也日漸提高。其次,與名家的交往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趙佶的藝術審美觀。趙佶即位以後,經常召見大書畫家、大鑒賞家米芾,探討書法藝術。《錢氏私志》云:「徽皇聞米芾有字學,一日於瑤林殿張絹圖方廣二丈許,設瑪瑙硯、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王鎮紙、水滴,召米書之。上映簾觀賞,令梁守道相伴,賜酒果。米反系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雲,龍蛇飛動,聞上在簾下,回顧抗聲曰:『奇絕陛下!』上大喜,即以御筵筆硯之屬賜之。尋除書學博士。」再次,趙佶嗜好藝術極為篤誠,固因其自性所好,然周圍臣僚之善加逢迎,推波助瀾,則使其沉涵益深。即位不久,趙佶即授意朱勔搜羅劫奪江南各地的奇花異石、珍禽美獸,用船載往京城汴梁,時稱「花石綱」,擾民不淺。又在汴梁萬壽山建築「艮岳」,將花石鳥獸充實其中。鄧椿《畫繼》載:「動物則赤烏、白鵲、天鹿、文禽之屬,擾于禁御;植物則檜芝、珠蓮、金柑、駢竹、瓜花,連理並蒂,不可勝紀。」宋徽宗日日觀花察鳥,並以極大的興趣,將它們一一圖之丹青。據載,趙佶曾繪御苑中各種珍禽異獸和奇花稀果及「玉芝況秀於宮闈,甘露宵零於紫篁」等所謂祥瑞,按所畫題材以十五種為一冊,曰《宣和睿覽冊》,後來大量增加,累至千冊。並且各命輔臣,題跋於後。明朝孫責題宋徽宗《花雀圖》云:「雙禽棲隱宮中樹,花石綱中第幾枝?卻意內家閑貌得,龍煤香沁酒酣時。」確是道出了趙佶當時的實際情況。
仔細觀察,使趙佶較好地掌握了動物的行止習慣和植物的生長規律;大量的寫生,令趙佶大大提高了表現對象的能力。總之,由於北宋時期文學藝術昌盛的優良環境之熏染,前代留存下來的豐富的藝術遺產的借鑒,加之趙佶本人對藝術的傾心,終於使他成為一位詩詞書畫並精,山水、人物、花鳥、雜畫兼善,具有全面藝術修養的「皇帝藝術家」。趙佶的詩詞,前期多為柔麗綺靡的玩好之作,詩如《題團扇仕女》:「濃黛消香澹兩娥,花蔭試步學凌波。專房自得傾城色,不怕涼風到扇羅。」詞如《探春今》:「記去年對著東風,曾許不負鶯花願。」直至被擄,趙佶經過重大的變亂之後,詞具變格,尤見功力。傳說北行途中作詞百餘首,其中《燕山亭?北行見杏花》一首標誌著他在詩詞藝術方面的高度成熟。近人輯有《宋徽宗詞》。宋徽宗的詞,步趨周邦彥的後塵。周邦彥詞的特點是:「無一點市井氣,下字運意,皆有法度」,「長調尤善鋪敘,富艷精工」,「撫寫物態,曲盡其妙」。顯然,不僅是詩詞,趙佶的書畫審美趣味中也透露出周詞的氣息。趙佶對詩詞的喜好,使其繪畫「得詩人之清麗」,而「離畫工之度數」。北宋皇帝能書者首推趙佶。趙佶的書法,初習黃庭堅,後又學褚遂良和薛稷、薛曜兄弟,並雜糅各家,取眾人所長且獨出己意,最終創造出別具一格的「瘦金書」體。宋朝書法以韻趣見長,趙佶的瘦金書即體現出類同的時代審美趣味,所謂「天骨遒美,逸趣靄然」;又具有強烈的個性色彩,所謂「如屈鐵斷金」。這種書體,在前人的書法作品中,未曾出現過。褚遂良的瘦筆,只是小部分相同,大部分則不一樣。與唐朝薛曜的字相比,可以說是最接近的。也許趙佶是從薛曜的《石淙詩》變格而來的,但他的創造顯然比薛曜成熟得多。這是一種非常成熟的書體,趙佶已把它的藝術個性發揮得淋漓盡致。這種瘦挺爽利、側鋒如蘭竹的書體,是需要極高的書法功力和涵養以及神閑氣定的心境來完成的。當然也不是別人易於仿造的。後代習其書者甚多,然得其骨髓者寥若晨星。金章宗曾仿宋徽宗瘦金書題寫明昌內府中從大宋朝廷搶劫而來的書畫名跡,如傳為趙佶所摹的《張萱虢國夫人游春圖》等,筆勢纖弱,形質俱差。可以說,趙佶的「瘦金書」,是書法史上的一項獨創,正如《書史會要》推崇的那樣:「筆法追勁,意度天成,非可以陳跡求也。」僅憑這一方面的成就,趙佶足可列於歷史上書家之林。
北宋畫壇,不論是郭熙的山水,還是武宗元的人物,或是崔白、易元吉的花鳥,都是通過高度寫實的繪畫技巧,追求筆墨變化的極致,並通過對形體的刻畫,來捕捉自然的「真意」。但是,到了北宋後期,這已不是唯一的創作理念。以蘇軾、米芾為中心的北宋文人提出他們繪畫創作的核心觀念:詩畫合一。這個觀念認為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畫家和觀者雙方都不可能只在單一的本位中去尋求藝術的真諦。蘇軾又說:「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這種觀念,使北宋末年的繪畫走向一個注重畫外情韻的表現途徑。宣和畫院待詔韓拙在《山水純全集》里,在舊的高遠、平遠、深遠上提出了新的「三遠」:闊遠、迷遠、幽遠,旨在情韻的孕造而非空間的布置。宋徽宗皇帝亦受到文人思想的感染,在畫院中推行改革,設立畫學,以詩題取士,要求院中畫家在形象中傳達詩的內蘊。北宋末年尤其是宋徽宗朝的繪畫發展的另一個新傾向便是復古。具體表現為:除了製作許多前代名跡的摹本外,在自由創作中也直接回溯到晉、唐模式。從現存的畫跡看來,趙佶的繪畫具有十分濃郁的時代特徵。趙佶於花鳥畫尤為注意。《宣和畫譜》記錄了他收藏的花鳥畫二千七百八十六件,佔全部藏品的百分之四十四。可見其偏愛之深。《畫繼》記載趙佶曾寫《筠庄縱鶴圖》,「或戲上林,或飲太液,翔鳳躍龍之形,擎露舞風之態,引吭唳天,以極其思,刷羽清泉,以致其潔,並立而不爭,獨行而不倚,閑暇之格,清迥之姿,寓於縑素之上,各極其妙。」這種讚譽趙佶花鳥畫精緻、生動傳神的文字記載俯拾皆是。流傳至今題為趙佶的大量精美的花鳥畫作,則證實了這種記載的真實性。趙佶的花鳥畫,以極其嚴謹的創作態度,既從形象上充分掌握了對象的生長規律,且以特有的筆調活靈活現地傳達出對象的精神特質,達到了高度成熟的藝術化境。中國傳統花鳥畫向分徐(熙)、黃(筌)兩派,兩派各有長短。黃派長於用色而短於用筆,徐派長於用筆而短於用色。以技術的標準論,徐不及黃的精工艷麗;憑藝術的標準言,黃不及徐的氣韻瀟酒。用筆和設色作為中國傳統花鳥畫技法中兩大極為重要的元素,缺一不可。各走極端,易生偏向。北宋前期黃派畫風一統畫院,經過一百年的輾轉摹擬而顯得毫無生氣之時,崔白、易元吉奮起改革復興徐熙畫法,黃派暫居下風,但並未退出花鳥畫壇,因而使花鳥畫得以蓬勃發展。至北宋晚期,徐、黃兩派實際上處於並行發展的勢態。憑趙佶深厚的藝術修養,他對徐、黃兩派的技法特點的認識是清醒的。因此,趙佶的花鳥畫是學習吳元瑜而上繼崔白,也就是兼有徐熙一派之長。當然他也並非只學一家,而是「妙體眾形,兼備六法」的。如文獻記載那樣,時而承繼徐熙落墨寫生的遺法,時而「專徐熙黃荃父子之美」。顯然,就創作技法而言,宋徽宗既學吳元瑜、崔白也就是徐熙系統的用筆,又喜黃荃、黃居宷的用色,并力求使兩者達到渾化一體的境界。徐熙野逸,黃家富貴。徐、黃兩派又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審美趣味。趙佶作為當朝皇帝,又是極力享受榮華富貴、縱情奢侈的人,對於精工富麗的黃派風格,有他根深蒂固的愛好。同時,他又處在文人畫蔚然興起之後,必定受到時代風氣的熏染。他的周圍又聚集著一群雅好文人生活方式的貴官宗室如王詵、趙令穰等,又與文人畫的倡導者之一米芾關係頗為密切。米芾崇尚「平淡天真,不裝巧趣」的美學觀,趙佶自然深受影響。尤其是他本人全面而又精深的文化藝術修養更使其審美情趣中透射出濃郁的文人氣質。因此,趙佶既崇尚黃派的富貴,又喜好徐派的野逸,其審美趣味也是糅和了徐、黃兩家的。
歷來論及宋徽宗的藝術成就,都以他的花鳥畫為最高。趙佶藝術的獨創性和對後代的影響力,也主要體現在他的花鳥畫中。這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物象意念安排的獨特性。經營位置為畫家的總要,所以畫面布置因題材內容繁簡不同也有許多不同的方法。其中有一般的方法,這是人人皆能學習而得的;也有特殊的方法,這需要作者獨出心裁,巧妙安排。趙佶花鳥畫的構圖,時有匠心獨運之作。如《鸜鵒圖》軸,畫幅下面靠左以水墨寫鸜鵒兩隻,奮翅相爭糾結在一起,一反一正,羽毛狼藉。上面一隻處於優勢,用利爪抓住對方的胸腹,張嘴怒視;但是下面的一隻並不示弱,依然奮勇掙扎,進行反擊,回首猛啄它的右足。上面靠左一大片空白,僅飄動著幾根羽毛,令人想到這兩隻酣戰的鸜鵒,是從高處一直斗下來,並顯得空間的廣闊,畫面右下斜出一松枝向右上伸展,上棲另一鸜鵒,作噪鳴狀,撲翼俯看下面兩隻正在爭鬥的同伴,不知是喝彩還是勸架,又似乎想飛下來參加決鬥。焦急的情狀,描繪得維妙維肖,鸜鵒的心理感情,也刻畫得細緻入微。槎枒的松枝和瘦硬鋒銳的松針,與糾結在一團的濃墨的鸜鵒相對比,更增強了畫面的動感。雖然畫中所擷取的都是自然寫實的物象,但由於物象意念安排得巧妙和獨特,從而暗示出超出有限時空意象的無限理想化的藝術世界。這是宋徽宗時期花鳥畫的特有風格,並由此開啟了南宋劉、李、馬、夏在山水畫構圖方面的改革先聲。第二,寫實技法的獨特性。有一位研究中國美術史的外國專家曾把趙佶花鳥畫的寫實技巧稱為「魔術般的寫實主義」,因為它給人以「魔術般的誘惑力」。北宋的繪畫理論中以氣韻為高的說法已不少見,但在趙佶時代,嚴格要求形神並舉。「有氣韻而無形似,則質勝於文;有形似而無氣韻,則華而不實。形似以物趣勝,神似以天趣勝,最理想的境界是由形似達到神似。所謂寫生的逼真,不但要有正確的形體,還必須富有活潑的精神。趙佶在創作實踐中,一直是力求由形似達到神似的。傳說趙佶畫翎毛多以生漆點睛,隱然豆許,高出紙素,幾欲活動。這正是為了由形似達到神似所作的技術性嘗試。如《御鷹圖》,論其藝術描繪,雙勾謹細,毛羽洒然,形體生動而自然。尤其是鷹眼的神姿,英氣勃發,顯示著一種威猛之氣。而藝術的格調,卻是清新文雅,絕去粗獷率野的情味。儘管雙勾是歷來的表現形式,而這種新穎的畫風,是形神兼備的高妙寫生,已從樸實真誠之趣,變而為精微靈動,與崔白、吳元瑜等顯示了一定的距離了。又如《金英秋禽圖》中的一雙喜鵲,筆畫細緻,描繪對象無微不至。以俊放的筆來表達細緻的寫生,真可謂神妙之至。花的嫵媚,葉的飄逸,枝的挺勁,草的綽約,石的玲瓏,以及鳥獸的飛鳴跳躍,草蟲的飛翔蠕動,無一不賴其魔術般的寫實技巧款款傳出,而了無遺憾。正如張丑題趙佶的《梅花鸜鵒圖》詩:「梅花鸜鵒宣和筆,十指春風成色絲;五百奇蹤懸掛處,暗香疏羽共紛披。」所謂「奇蹤」和「色絲」都是形容絕妙之意。這種寫生傳統是中國畫最可寶貴的傳統。其實,蘇軾論證繪畫不在於形似而在於神似的含義,不是不要形似而單講神似,而是要求在形似的基礎上抒寫出對象的內在精神。譬如他在《書黃荃畫雀》中寫道:「黃荃畫飛雀,頸足皆展。或曰:『飛鳥縮頸則展足,縮足則展頸,無兩展者。』驗之信然。乃知觀物不審者,雖畫師且不能,況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務學而好問也。」在這裡,蘇軾特彆強調細緻入微地觀察生活,研究對象,這與趙佶之鑽研「孔雀升高,必舉左」,態度上又似乎是相近的。第三,詩、書、畫、印結合的獨特性。趙佶的繪畫尤其是花鳥畫作品上,經常有御制詩題、款識、籤押、印章。詩題一般題在屬於精工富麗一路的畫作上,如《芙蓉錦雞圖》軸,左下角秋菊一叢,稍上斜偃芙蓉一株,花鳥錦雞依枝,回首仰望右上角翩翩戲飛的雙蝶,順著錦雞的目光,導向右邊空白處的詩題:「秋勁拒霜盛,峨冠錦羽雞;已知全五德,安逸勝鬼管。」全圖開合有序,詩發畫未盡之意,畫因詩更顯圓滿。這首詩題,實際上已巧妙地成了畫面構圖的一部分,從中可以見出趙佶對詩畫合一的大膽嘗試和顯著成就。畫上的題字和簽名一般都是用他特有的「瘦金體」,秀勁的字體和工麗的畫面,相映成趣。尤其是簽名,喜作花押,據說是「天下一人」的略筆,也有認為是「天水」之意。蓋章多用葫蘆形印,或「政和」、「宣和」等小璽。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押印於書畫的款識上,始於宋朝蘇軾、米芾、趙佶、趙子團等人。元明以後,詩、書、畫、印相結合已成為中國畫的傳統特徵,但在北宋,卻還處於草創時期,趙佶是善開風氣之先的。顯而易見,趙佶的花鳥畫是當得起後人的倍加讚美的,但是,與這些譽美之詞相悖的,是對他的花鳥畫的懷疑甚至否定。元朝湯垕在《畫鑒》中說:「《宣和睿覽集》累至數百及千餘冊。度其萬機之餘,安得暇至於此?要是當時畫院中人,仿效其作,特題印之耳。」意思是說,因為趙佶花鳥畫數量眾多,作為皇帝他是沒那麼多時間作畫的,所以作出以上推測。明朝董其昌進一步認為「宣和主人寫生花鳥時出殿上捉刀,雖著瘦金書小璽,真贗相錯,十不一真」。這種妄意的推斷,缺少依據,從畫史研究的角度來說,可以說是不負責任的。近代亦有人根據劉益、富燮兩人曾在政和、宣和年間「供御畫」,推測趙佶所有的作品,都是這兩人的代筆。趙佶的畫跡真贗相雜,這是事實,但因此而否定其繪畫創作,這是極不科學的研究態度。
據史料記載,宋徽宗趙佶經常舉行書畫賞賜活動,這些賞賜給官僚臣下的大量作品中有畫院畫家的手筆,這本來就是十分自然,無可厚非的。作為皇帝畫家趙佶,自然不可能用全部的精力去從事創作,來供給他必需的用途。翰林圖畫院原屬宮廷服役機構,畫院畫家有義務畫這些應制的作品,所謂「供御畫」的作用正在於此。宋徽宗在上面題印,只是表示他對官僚臣下的恩賜之意罷了。在歷代畫家中,因應酬關係,而出於代筆的也不少。如《宣和畫譜》所記:「吳元瑜晚年,多取他畫或弟子所摹寫,冒以印章,謬為己筆。」可以肯定,這些「他畫」或弟子摹作,在相當程度上保存了吳元瑜的繪畫樣式。同樣,即使現存宋徽宗畫跡中有畫院中人手筆,這些作品也是根據宋徽宗首肯的模式去創作的,從中仍舊可以見出宋徽宗的繪畫風格和審美趣味,而絕不能因此否定他的藝術創作。美術史家徐邦達在《宋徽宗趙佶親筆與代筆畫的考辨》一文中,將傳世的宋徽宗畫跡分為粗拙簡樸與精工細麗兩種,認為後者只能代表宋徽宗的鑒賞標準,應是畫院中人代筆,而簡樸生拙的才是趙佶親筆。徐邦達關於代筆問題的研究顯然比前人深入具體了許多。但是,從繪畫史研究的角度來看,一個畫家的畫風往往不止一種,有主要的畫風,也有次要的畫風。兩種畫風有時幾乎對立,讓人難以相信是出於一人之手。畫寫生的人有時也畫寫意,畫青綠的人有時也喜歡水墨。早年用功的作品與老年成熟的作品也必然大有差別。作畫人若一生只畫一種風格的畫,那是畫工,不是畫家。對趙佶畫筆真贗的考辨見仁見智都是屬於情理之中的。但是,每一位優秀的畫家,總有一種藝術化的人格精神把他所有不同體貌、不同風格的作品融為一體,聲息相應。謝稚柳在《宋徽宗趙佶全集?序》中對趙佶各種風格的花鳥畫跡的考辨則是較為詳審精到的。首先,謝稚柳根據趙佶各個時期不同風貌的畫筆中前後統一的筆勢特徵,將《竹禽圖》、《柳鴉蘆雁圖》、《御鷹圖》、《金英秋禽圖》、《枇杷山鳥圖》、《四禽圖》、《寫生珍禽圖》、《祥龍石圖》、《瑞鶴圖》、《杏花鸚鵡圖》等定為趙佶真筆。認為這些畫以其精微靈動的寫生和清新文雅的格調錶現出趙佶畫筆特有的性格和情意,與畫院畫家在表現形式方面的刻意追隨是判然有別的。其次,以筆勢特徵為主,「那停在芙蓉上的錦雞與並棲在梅枝上的白頭鳥,我們看不出與上列趙佶親筆的筆情墨意,其中含蘊著共同之處,這些只能說是追隨趙佶的格調,是無可逃遁的。」謝稚柳還根據《南宋館閣續錄》把《芙蓉錦雞圖》和《臘梅山禽圖》定為御題畫,「是『三舍』學生的創作,或是每月考試的作品,被趙佶入選了,才在畫上為之題字」。謝稚柳論證考鑒,比前人似更接近事實的真相。趙佶各種風格的花鳥畫跡中雖有贗跡,但他在花鳥畫領域中的創造性成就卻是不容否定的。總而言之,「宋徽宗皇帝天縱將聖,藝極於神」,詩詞書畫各方面都達到了一定的藝術高度,尤其是繪畫方面,無論山水、花鳥、人物,都能「寓物賦形,隨意以得,筆驅造化,發於毫端,萬物各得全其生理」。正如勞倫斯·西克曼在《中國的藝術和建築》一書中所說:「帝位為宋徽宗的繪畫活動創造了條件,但宋徽宗的畫並不是因其帝位,而是因其畫作本身的藝術魅力而流傳後世的。」這是一句十分客觀的公道話。可以說,宋徽宗趙佶是歷史上唯一真正擁有較高的藝術涵養和繪畫才能,並真正稱得上畫家的皇帝。歷代帝王中雅好鑒藏書畫並參與創作的比比皆是,但沒有人像宋徽宗趙佶那樣將個人對藝術的嗜好如此廣泛而深入地擴大到全社會的文化生活中,並造成一種社會文化現象,使北宋文化在宋徽宗時代平添一種高華的氣質,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宋徽宗利用統治的權力為推進宋朝文化發展所作的貢獻,首先體現在他對宮廷畫院進行的一系列改革和建設上。歷代統治者利用繪畫為政治服務,遂有宮廷畫院之專門機構的創製。五代十國時的南唐和西蜀已正式設立畫院,至宋初則沿襲舊制,並加以擴大,建立了規模完備的翰林圖畫院,一度稱圖畫局,與天文、書藝、醫官合稱「翰林四局」,由太監管轄,屬於宮廷服役機構。設供奉、待詔、祗候、藝學、畫學正及學生等職銜。皇帝常命畫院畫紈扇進獻,選擇最優秀的人去畫宮殿寺院的壁畫。宋朝畫院發展至趙佶時代達到最盛期。不僅規模宏大,名手眾多;同時在建制上更趨合理和完善。北宋畫能在中國美術史上留下光輝的一頁,與趙佶的積極提倡息息相關。據畫史記載,唐朝宮廷畫家的地位是極低的。自西蜀、南唐至北宋,由於畫院的設立,畫家的物質生活有了保障,地位也較前代有所提高。但畫院的官職,與其它部門的官職相比,待遇仍然是比較差的。升級也有限,連服飾也與其它同等的文官不同。這對於發揮畫家的積極性、繁榮畫院創作是十分不利的。歷代帝王僅僅將畫院看作一種服役機構,趙佶則是從藝術發展的角度去建設畫院的。他首先提高畫家的待遇。政和、宣和年間(公元1111~1125年)趙佶取消舊制,允許書畫兩院的人員和其它文官一樣佩帶魚袋(一種代表身分、等級的金質或銀質的魚形裝飾),並且有區別地對待畫家和工匠。鄧椿《畫繼》載:「本朝舊制,凡以藝進者,雖服緋紫,不得佩魚;政、宣間,獨許書畫院出職人佩魚,此異數也。又,諸待詔每立班,則書院為首,畫院次之,如琴院、棋、玉、百工皆在下。又,畫院聽諸生習學,凡系籍者,每有過犯,止許罰直;其罪重者,亦聽奏裁。又,他局工匠,日支錢謂之食錢,惟兩局則謂之俸直,勘旁支給,不以眾工待也。」由於種種優厚的待遇,一般畫家都以進入畫院為榮。北宋畫院畫家的來源,除前代留下及院畫家引薦外,絕大多數通過考試錄取。由於宋徽宗趙佶對繪畫藝術的深厚造詣,他必然以自己的審美標準去衡量應詔而來的畫家。初建五嶽觀,大集天下名手,應詔者數百人,所畫的圖畫,大多令趙佶不滿意。他決定按照自己的審美理想親自培養御用畫家。宋崇寧三年(公元1104年)在國子監增設畫學,使圖畫院成為科舉制的一部分。又設「博士」銜,作為監考官。如宋迪的侄子來子房,當時就是以博士入選的。畫院的直接領導者是宋徽宗自己,所以,在考試、課程設置和教學過程中,充分體現出趙佶的藝術旨意,他在畫學建制上提出了許多創造性的實施方案。據《螢窗叢說》、《繪事微言》、《畫繼》等的記載,畫院的考試採用古人詩句為題,來考驗學生們對詩與畫結合的所謂「詩情畫意」的理解能力。評畫的標準是:「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高簡為工。」如試「竹鎖橋邊賣酒家」,一般畫工多向酒家兩字下功夫;惟李唐僅於橋邊竹外,掛一酒幡,上寫一「酒」字,含蓄地表達出「鎖」之意。又如試「踏花歸去馬蹄香」,許多人都注意描寫歸馬、落花,追求表面現象;有一位聰明的畫家,卻只畫幾隻蝴蝶,在馬蹄後面飛逐,便巧妙地暗示出抽象的花香。這種富有意境和情趣的試題,要求應試者注重主題思想的刻畫,具有深刻的想像力和表現力,發揮獨創的精神,這樣才能考中魁選。故鄧椿說,當時應試的人,多有不合而去者。無疑這些落第的,多是屬於墨守成規缺乏獨立思考的畫工了。正如《螢窗叢談》所說:「夫以畫學取人,取其意思超拔者為上。」這種超拔的創意,也就是不仿前人,寫形傅色傳情狀態自然生動,筆韻高簡,是作者的觀察能力、思想感情、技巧修養的綜合表現,是平庸和傑出的分界點,也是繪畫創作中的重要因素之一。趙佶把它作為取捨的標準,頗具識見。據《宋史?選舉志》記載,畫學分六個專業:佛道,人物,山水,鳥獸,花竹,屋木。因為趙佶自己能詩善書,所以教學畫學生也不是單純地學藝術,而是以《說文》、《爾雅》、《釋名》教授。《說文》則令書篆字,著音訓,余則皆設問答,以所解義,觀其能通畫意與否。另外,學生的身分還有等級區別。一般分為外舍、內舍、上舍三級。經過每月的私試,每年的公試,學行兼優的,依次上升。又根據學生文化修養和出身的不同,分「士流」(士大夫出身)、「雜流」(民間工匠),「別其齋以居之」。「士流」可轉作別的行政官,「雜流」則不行。學習的科目也不同,「士流兼習一大經或一小經。雜流則誦小經,或讀律考」。可見,趙佶時代的「畫學」,在培養人才方面已有一套比較系統完整的教學體制,在繪畫教學發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影響。趙佶在畫院十分重視古人的「格法」。關於「格法」,當時宣和畫院的畫家韓若拙說得很明確。他在《山水純全集》中寫道:「人之無學,謂之無格;無格者,謂之無前人之格法也。」「凡學者宜先執一家之體法;學之成就方可變為己格。」作畫要求從古人的成就上去學習經驗,吸取精華。因此,畫院畫家和學生的一個主要學習內容是學古。除了傳統格法,畫院還嚴格要求「形似」,即符合自然的法則。趙佶體察物態的精微,了解生活情況的詳細,尤其對於動植物的習性、動止形態的觀察,最為精審。畫院畫家們為了迎合皇帝的旨意,形成了一種對客觀事物進行細緻觀察的風氣。畫院培養的最為典型的畫家之一韓若拙,據說善作翎毛,每作一禽,自嘴至尾足皆有名,而毛羽有數,又能傳神,政和、宣和間推為兩京絕筆。顯然,趙佶的繪畫教育是很有成效的。今存眾多失傳名的宋人畫跡中,形神兼備、寫生逼真的佳構比比皆是,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源於趙佶時代畫院畫家之手。在趙佶的不懈努力下,畫院和畫學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首先,培養了許多優秀的畫家,如:張希顏、費道寧、戴琬、王道亨、韓若拙、趙宣、富燮、劉益、黃宗道、田逸民、趙廉、和成忠、馬賁、孟應之、宣亨、盧章、張戩、劉堅、李希成等人,都是趙佶畫院的名家。即如南渡後趙構畫院的代表畫家如李唐、劉宗古、李端、李迪、蘇漢臣、朱銳等,也都是宣和年間的畫院待詔。其次,因畫院採用了考試製度,不少來自民間的優秀畫家,被錄入畫院,故有很多具有民間風格的作品,也在畫院中出現,使民間風格在畫院中佔有相當地位;同時,由於重視培養畫院學生的詩書方面修養,從而開拓了繪畫的新境地,使花鳥畫日益繁榮,使畫院體制更完備。直到南渡以後,趙構的臨安畫院,仍能繼承固有規模,並且出現了劉、李、馬、夏等大家,奠定了兩宋畫院在中國美術史上的地位。
宋徽宗趙佶的文化成就還體現在他為推進書畫鑒藏和金石學研究方面所做的許多工作。由於他對藝術的愛好,即位不久,他就派宦官心腹如童貫去全國各地搜集古器物和書畫名跡。《畫繼》記載:「宣和殿御閣有展子虔《四載圖》,最為高品,上每愛玩,或終日不舍,但恨止有三圖,其水行一圖,待補遺耳。一日中使至洛,忽聞洛中故家有之,亟告留守求觀,既見,則愕曰:『御閣正欠此一圖。』登時進入。」由於趙佶刻意搜求,秘府收藏之富,百倍於先朝。歷代帝王雅好鑒藏的同時,喜以書畫名品賞賜大臣。這種情況在來代最為突出,而宋徽宗時期尤甚。據記載,宋徽宗曾作《楷書千字文》賜童貫,《雙鵲圖》賜中書舍人何文縝。《畫繼》謂:宋徽宗每畫扇,宮中竟相臨仿,近臣貴戚,往往得其賞賜,以此為榮耀。規模最為盛大的一次書畫賞賜活動是宋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農曆3月,趙佶又在內廷召集親王宰臣等,觀賞御府所藏圖畫及趙佶所摹古畫,並宣示將他平時所作的書畫捲軸分賜各人。於是群臣爭先恐後,弄得「斷佩折巾」。朝廷之內,議政之所,竟成了賞賜書畫的「君臣慶會」。由於趙佶慷慨、頻繁的賞賜,使朝中大臣和貴官宗室擁有越來越多的書畫作品。這樣做的結果,使一大批貴官宦官有幸提高了藝術修養,並且在「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影響下,北宋末年的親王宗室貴族官宦紛紛學畫,並出現了趙伯駒、趙伯驌那樣的名家,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宋朝文化的繁榮。同時,趙佶還組織畫院畫家臨摹了許多內府收藏的名跡。流傳至今的傳統繪畫作品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依靠宋朝的摹作才為後人所了解。在這一點上,宋徽宗也為保存傳統中國文化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宋徽宗在文物鑒藏方面最值得大書特書的功績是《宣和博古圖》、《宣和書譜》、《宣和畫譜》的編著。《宣和博古圖》是繼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呂大臨《考古圖》之後的一部金石學研究力作。宋徽宗大觀元年(公元1107年)命黃伯思根據從全國各地搜集所得以及內府所藏銅器編繪而成。宋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又命王黼重修,增加新搜集的銅器,成為人們今日所見的集八百三十九件、共三十卷的《宣和博古圖》。與以前的金石學著作相比,此書在青銅器的器形學研究方面有了長足的進步。《宣和書譜》和《宣和畫譜》則是考察北宋以前名跡尤其是宋內府所藏品目及書畫史的寶貴資料。兩書各二十卷。《宣和書譜》載錄宋宣和時期御府所藏墨跡共一百九十七家、一千三百四十四幅。《宣和畫譜》則輯,錄晉、魏以來名畫共二百三十一家、六千三百九十六件。兩書均詳分門類,系以小傳,夾敘夾議,加以品第,並附御府所藏各帖。關於兩譜的作者,至今尚未有定論。前人或以為宋徽宗親撰,或以為蔡京所作,或以為米帝和蔡京、蔡卞合編,而成。無論作者是誰,兩譜的完成,均與宋徽宗皇帝對藝術、文化事業的關注是分不開的。
中國歷代帝王中嗜好收藏書畫並參與創作者不乏其人,但沒有人像趙佶那樣將個人對藝術的追求如此廣泛,而且深入地融入全社會的文化生活中。南宋第一位皇帝宋高宗趙構,在治國理政上沒有多少令人稱道之處,但也許是受他父親的影響,趙構從小便酷愛書法,最終也成為宋朝傑出的書法家。像趙佶、趙構這樣的父子皆為皇帝、大書法家的,在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恐怕也是寥若晨星。因此,宋徽宗治國固然不得要領,甚至一無是處,但從文化史的角度來說,他在中國書法和繪畫史上都享有無可爭辯的崇高地位。
趙佶個人小檔案:
屬 相:狗
謚 號:聖文仁德顯孝皇帝
廟 號:宋徽宗
陵 寢:祐陵
父 親:宋神宗趙頊
母 親:陳皇后
初 婚:十八歲
配 偶:王皇后、鄭皇后
子 女:三十一子,三十四女
繼位人:趙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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