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韻：在是母親之前，我首先是我自己

06-01

本文為「貓頭鷹戰隊」作品，更多作品請看：貓頭鷹戰隊

「在我決定生孩子之前，如果說有什麼先決條件，那就是我要先想清楚：我是誰、我如何能在成為另一個人的媽媽之後，仍然是我『自己』。」

電話這頭，我快速地做了一個筆記。

2016年1月，「全面兩孩」政策正式開始實行，標誌著中國人口政策的又一個巨變：相關新聞宣傳伴隨著各式各樣的爭議討論層出不窮，一時之間，無論網上網下，「生二胎」似乎都成了熱門話題。作為一個社會人口學家，我圍繞低生育率的新課題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的——因著許多陌生人的信任與慷慨，我得以一次次短暫走入不同人生的一角：他們與我分享自己工作起居的節奏、圍繞結婚生孩子的決定與準備、為人父母后生活的變化……而正是在其中這樣一扇向我打開的門後，我聽到了這個聲音：

「在是母親之前，我首先是我自己。」

近年來，從東亞到歐洲的許多國家都面臨著持續的低生育率問題，中國也不例外。人口學家普遍認為，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就已經降至替代水平以下，並維持至今。無論是對於人口學研究還是對於人口政策制定，「低生育率」都是一個日益被關注重視的議題。

最新的人口學理論，在理解低生育率時強調性別的視角，特別注重低生育率與性別平等的關聯。在這套基於後工業社會的理論框架下，學者認為，解釋低生育率、理解人們的生育意願和實現生育意願時面對的阻礙，必須體察個體在公域與私域中面對的性別不平等情境。越來越多的女性接受教育、走入職場，這都意味著公域中性別平等一定程度的進步和發展，然而這時候，如果一個社會的性別觀念仍然強化著私域中不平等的性別分工（比如女性仍然需要超量承擔家務勞動和育兒工作），這些公域與私域間性別平等程度的矛盾、家庭與工作的難以調和，便會成為人們實現生育意願的一重阻礙。

總和生育率只是一個數字，在這個數字背後，是無數個體的生活與選擇。在理解低生育率時，一個關注人、關注性別平等的視角至關重要：圍繞我國生育率降至「正常水平」以下的討論聲音並不少見，誠然，長期在替代水平以下的生育率、以及伴生的人口結構變化與壓力（比如人口老齡化、勞動力短缺）——立足於宏觀層面，低生育率固然是一個緊迫的問題。然而在此之外，同樣需要看到的是：生育本身，也是女性對於自己身體實踐的自治與決定。是否生孩子、什麼時候生孩子、生孩子之後生活中有了什麼改變甚至困難……這一切，都與女性作為「人」的康樂和發展息息相關。然而，在人口政策和對各種人口問題的討論中，很多時候單方面強調的只在於宏觀人口結構變化和發展視角——在這種視角下，我們看到的不是作為「人」的女性，而僅僅只是作為「工具」的女性身體。

在這樣的話語體系里，生育作為女性身體具有的功能，往往被視為女性因此而應當承擔的責任。針對日本近年來極其嚴重的低生育率少子化現象，日本時任厚生勞動大臣柳澤伯夫曾經說，這是因為日本的「生育機器」需要「努力工作」——此話一出，在日本國內外引起軒然大波和廣泛批評。而相應的，當一個社會面對女性，最看重的是她的「生育功能」和「生育職責」時，那麼在母親的需要和孩子的需要看似出現矛盾時，對「好母親」的規訓中強調的，便是母親的奉獻、付出、犧牲，是母親得能無條件為孩子讓位，是母親的需要沒有那麼重要——彷彿只有如此，才是「合格」的母親；只有如此，才算足夠的母愛。

於是，面對一個懷孕三月時全身燒傷、「為保護胎兒拒用止痛藥麻醉藥」的女人，新聞報道中熱烈讚美的是「女子本弱，為母則剛」。我無意於評價另一位女性的選擇，然而這類報道話語中明確的傾向與導向，再一次強化的是：為了孩子，母親作為「人」的舒適、安全、尊嚴皆可排在末尾、隨時放棄——當這種排序被鼓勵與讚美，在硬幣的另一面，女性一旦提出自己的訴求，常常被視為是一種自私和錯誤。

孕婦為了保胎兒拒用麻醉藥

強調女性的生育功能和責任、將母職與女性捆綁、認為母親為了孩子天經地義、照顧孩子是母親的「天職」——這樣的思路，同樣體現在產假政策的設置上。「全面兩孩」正式實施之後，各地制定鼓勵生育政策，常見以一種「福利」的形式、在「照顧女性」的旗號下，考慮進一步延長女性產假。單方面、只針對女性的產假，往往讓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中處於更弱勢的位置。伴隨「全面兩孩」的許多網路討論圍繞的正是女性未來可能、甚至已經在遭受的進一步就業歧視：招聘中或公開或隱蔽地偏好男性，因為「男人不用休產假」「女人生了孩子心思就不在工作上」；詢問女性的結婚生育計劃，甚至要求做出入職後幾年內不生孩子的承諾——將「生育」視為女性必須實踐的責任、將「育兒」默認為只是女人的事，於是看似是給了女人產假「特權」以期鼓勵生育，然而實則不過是逼迫讓女人必須做出要「工作」還是要「生育」難以兩全的選擇。

而在談人口問題時看不到作為「人」的女性，只能看到具有工具性的女性身體，另一重體現，便是在女性「消失」後，公共討論的關注點。

在正常狀態下，人類的出生性別比在105—107範圍內。根據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我國的出生性別比為120.5，其中第二胎、第三胎、第四胎、第五胎的出生性別比分別高達143.2、156.4、141.8、132.8——與畸形的出生性別比相伴的，是同樣失衡的嬰孩死亡率性別比：在正常狀態下，0歲嬰兒和1—4歲孩童的死亡率性別比分別為120—130和100—120，在我國，這個數字是80和84。

畸形的出生性別比數字背後的直接原因，是以性別選擇為目的的流產、殺害遺棄女嬰、對女嬰出生的瞞報。其中，性別選擇性流產是最主要的直接原因。導致嬰孩死亡率性別比畸形的直接原因，則是男嬰與女嬰在獲得營養和醫療上的不平等：男孩比女孩更容易獲得更好的營養、更及時的醫療救治——這一切背後的根源，則是根深蒂固的性別偏好與性別不平等。

農村男孩結婚有多難

而在面對性別比畸形的人口問題、面對這些「消失的女性」時，官方話語的立足點往往僅在於所謂的「光棍危機」、在於數千萬「剩男」娶妻難、在於「光棍」的大量存在，對於社會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潛在不穩定因素。

可是，性別比失衡作為一個人口問題，之所以值得關注，不是因為男性有對於性、婚姻、生育的需求，不是因為在平衡狀態下男人都能娶上老婆社會不出亂子，而是因為女性同樣是人——她的生命與康樂同樣應該被捍衛。就算沒有「光棍危機」「剩男風險」，性別比畸形本身，以及這畸形中折射的性別不平等與對女性的戕害本身，本來就值得高度重視與反思。

而如果在面對各種人口問題時，人口政策看不到作為「人」的女性，立足點僅僅在於片面的「鼓勵生育」「減輕人口壓力」、甚至因此在於強調女性的生育「功能」和「職責」，那麼在這樣的時刻，社會學、人口學研究者有責任去做敲警鐘的人：我們需要追問，這樣的政策能否有效、會對於性別平等造成如何的後果、會給女性生存帶來怎樣的壓力、會如何影響女性自我實現的訴求？

「在是母親之前，我首先是我自己。」

5月，圍繞母親節促銷推廣無處不在。我們似乎從來都不吝用華麗辭藻歌頌母親與母愛，然而與此同時，父權社會對女性需要承擔的角色有諸多規訓和雙重標準，流行話語中對「理想母親」應有的素質充滿不切實際的建構：一面將生育視為女性的價值與功能所在，一面將母親與母愛綁縛上「偉大」「完美」的高台——「偉大母親」看似是一種崇高化，然而在這種崇高化里，有意和無形間漠視的，是女性自己的需要。女性大量的家庭內部付出往往被視為「天經地義」而因此被弱化忽略，並在職場中還常常單方面承擔生育帶來的機會損失。頌揚「理想母親」，而「理想母親」背後，是彼此矛盾而無法企及的標準與難以兩全的選項。

無論是否結婚、在什麼時候結婚；無論是否生育、什麼時候生育——每一種人生選擇都能被尊重和平等對待、每一種人生路徑都有政策保護並提供一視同仁的支持，在她是伴侶、是母親之前，她首先是「自己」。不管在什麼時候，從家庭到學校、從產房到職場，女人都首先是「人」，而不是一具行走的器官總和——她有生而為人的尊嚴、對康樂、安全、自我實現的需求、不可抹煞的權利。比起謳歌「偉大母愛」「無私奉獻」的「母親節快樂」，保證每一個女人作為「人」的獨立、平等、自由，這才是真正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