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我的研究與思考――與油畫界的朋友聊天

 我從來沒有這樣的經驗：和自己完全不熟悉的領域裡的朋友談自己的研究與思考。這樣的越界談話是有點冒險的：你關心的，陌生的朋友有興趣嗎？但又這樣說服自己：咱們都是中國人，中國的知識分子，生活在世紀之交的中國的知識分子，而且都在進行著各自的追求與思考，那麼，這些共同點大概就足以使我們坐在一起聊天了。

（一）

    我首先想聊的是：我為什麼要做研究？――簡單地說，就是要「還債」與「圓夢」。

    我是成長於２０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知識分子。在我的記憶里，充滿了民族、國家、家庭與個人的苦難，正是這「苦難體驗與記憶」，成為我觀察、理解２０世紀中國歷史與文學，以至中國的現實與未來的基礎。而在我的苦難記憶里，最不堪回首的一頁頁，全是在外在的壓力下，內心的動搖，屈服，以至背叛，自 我人性的扭曲，醜惡，以至變態………這樣一些慘不忍睹的記錄。我無法抹去這一切，它夢魘般的壓在心上，像一座座的「墳」。「悔恨」之蛇就這樣無時不刻咬嚼著我的靈魂，只有傾訴於筆端的那一刻，才稍得舒緩。

    但我又不能無止境地沉湎於悔恨與自剖的痛苦之中。作為一個人文學者，也即扮演了某種社會角色的個體，他的思慮應該更為深廣，還要經歷思想的飛躍與升華，才能超越於一己的經驗局限，達到更為普遍性的認識，使苦難真正轉化為精神資源――對於個人來說，這是自我精神的自贖與自救（即所謂「還債」）；對於社會，或許能成為某種歷史經驗的總結，而對後來者的思考與選擇，起到歷史借鑒的作用。

    作為建國初期的中學生，我有一個金色的童年，或者像我的一篇文章里所說，「曾有過自由做夢的年代」。在我的理解里，所謂「自由做夢」，就是懷著對未知世界的期待、好奇，去不斷地發現「新大陸」。在我看來，正是「發現」這兩個字，包含了文學、藝術、科學，教育與學習，一切創造性的勞動與人生的秘密與真諦。我永遠也不能忘記我的老師、著名詩人林庚先生的一句話：「詩的本質就是發現；詩人要永遠像嬰兒一樣，睜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圍的世界，去發現世界的新的美」。我還想補充一句：這同時也是對自我的內心世界的美的發現，一種激發與升華。我的人生道路曾有過許多坎坷；所謂坎坷，就是外在的環境比較惡劣，而所有外在的黑暗都會轉化為內心的黑暗，這就需要喚起生命中的光明，來抵禦一切外在的與內心的黑暗。我的辦法是自己設計一件或幾件富有創造性的工作，其中也包括一些特別有意思的研究課題，然後，帶著一種期待，想像，懷著一種激情，衝動，全身心地投入，陶醉於其間，用嬰兒的眼睛去重新發現，把它看作是自我生命的新的開拓與創造，從中去獲取「詩」的感覺，使自己「生活得詩意而神聖」，並追求生命的自由的酣暢淋漓的狀態。我十分欣賞梭羅在《瓦爾登湖》里說的一句話：「人類無疑是有力量來有意識地提高他自己的生命的」――對於我來說，我的研究工作就是提高自己的生命的最有效的途徑。

    這就是我的研究對於我的意義：不僅是為了精神的自救與自贖，更是為了達到精神的自由創造的境界。

 

 

（二）

 

    這樣，我選擇魯迅和中國現代作家作為我的研究對象，就是必然的了。――他們是我的前輩或同代人，他們也是飽經苦難，同時也都保留了一顆「赤子之心」。我們有著類似的思考與體驗。而我的研究方法，或者說我接近我的研究對象的方式，也必然是主體投入式的――不是隔岸觀火，而是把自己也「燒」進去，和他們一起對話，爭論，進行心靈的交流與撞擊……。

    我懷著好奇心，追問我的研究對象，這些中國的現代作家們：你們追求什麼，思考什麼？你們面臨著怎樣的困惑？你們的內心世界是怎麼樣的？――其實，這也是在追問我自己。

    於是，我聽到了魯迅的聲音――

    「我們要說現代的，自己的話；用活著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

    「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無聲的中國》）

    但是，我們能發出自己的，真的聲音嗎？

    在魯迅看來，現代中國人是很容易失去自己的聲音的。因為他面對的是兩個強勢文化：中國古代人所創造的中國傳統文化，以及外國人創造的西方文化。這就要求有一個更強大的生命主體，有足夠的消化力，使自己變得更加強有力。但如果缺乏自強自力，只「不過敬謹接受」，那就會形成雙重「桎梏」，而最終窒息了自己。

    這就有了「被描寫」的危險：自己不積極認識自己，表達自己，發出自己的聲音，於是，就只有讓別人（古人，外國人，或者某個意識形態權威）來代表自己，或者用別人的話來描寫自己，從而使自己處於「被描寫」的地位，也即被主宰與被奴役的地位。

    在魯迅看來，真正的危險更在於，以這樣的「被描寫」為「光榮」，「將來會有人以這樣的事為有趣」。（《未來的光榮》）

    於是，也就有了一個多世紀的「反抗被描寫」的掙扎與努力。

    這是一個艱難的選擇：一方面，要向古人和外國人學習描寫，同時又要反抗依附於古人與外國人的「被描寫」，目標卻是「用現代中國人的自己的話真實地描寫自己」，以有利於現代中國人的生存與發展。

    這裡的關鍵是「創造」。離開了創造，就不會有真正的「拿來」和「繼承」。所謂「反抗被描寫」的本質，就是創造出自己的語言，形式，思想，並且自立標準。

    自立標準的核心，就是要走出一條現代中國人的自己的文學之路。這是一條探索者的路，勇敢者的路，充滿曲折，每前進一步，都有無數次的失敗的陷阱在等待著，但它是真正能煥發出人的創造力的，因而是最具有魅力的。

    一個多世紀的路，就是這麼走過來的，而且還要繼續走下去。

（三）

    真的，有無數的陷阱在等待著我們的現代作家，知識分子，以及我們自己。

    比如，我們極有可能成為「官」的「幫忙」與「幫閑」。這時候知識者的「說」與「寫」即所謂理論與學說，如魯迅所分析，就變成了隨「武力」（權力）之後「想出來的解釋」，其作用僅在於製造權力擁有者「權威的宗教上、哲學上、世界潮流上的根據，使得奴隸和牛馬恍然大悟這世界的公律，而拋棄一切翻案的妄想」（《同意和解釋》）。而知識者的思想與語言一旦與權力相結合，成為大一統權力結構的有機組成部分，它的功能就不再是進行交流，而成為一種思想與語言的專制，走向自己的反面。

    我們還極有可能成為「商」的「幫忙」與「幫閑」，同時自己也成了魯迅所說的「『商定』文豪」。也還是魯迅說得好：「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娜拉走後怎樣》）。我們曾因為沒有錢而失去自由，我們也曾因為「一切為了賣錢」而失去自由――這都是曾經有過的歷史，或許也是正在發生的現實。

    我們也有可能成為「大眾」的「幫閑」。知識分子自然不能輕視大眾與大眾的流行文化，但卻不能去「迎合」；魯迅說，「『迎合大眾』的新幫閑，是絕對要不得的」。魯迅認為，知識者的任務是「利導，卻並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作自己的嘍羅。他只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門外文談》）

    而無論做「官」的「幫忙」和「幫閑」，「商」的「幫忙」與「幫閑」，還是「大眾」的「幫閑」，都不會有自己的獨立的真實的聲音。

（四）

    即使我們以極大的勇氣和毅力，衝破種種束縛，大膽無忌地發出了自己的真的聲音，結果又如何呢？

    說與寫不僅要有對象，還要有場所。也就是說，知識者的說與寫，還必須面對既成的語言交流方式，語言模式，習慣。因此，一切與「既成」模式不同的聲音，都會被視為「異端」而遭到拒斥，或者被曲解，變形，以至被消解。

    而且中國還是魯迅所說的「文字的遊戲國」。「戲場小天地，天地大戲場」，中國的一切思想、言語都會成為「遊戲」和「演戲」。其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內心所想與所說的自覺割裂，語言與真實世界的自覺割裂。不僅說的人起勁地表演，聽的人也都心照不宣，本來看的不過是一齣戲，「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為它悲喜，於是這齣戲就做下去了，有誰來揭穿的，他反以為掃興」。當真的知識者自己的真實的聲音落入這樣一個一切都被虛幻化了的「文字遊戲場」里，其話語的本意就會被閹割，因為在遊戲場里，一切都要服從遊戲規則，於是，即使是真誠的說話本身也成了「表演」，即使是嚴肅的話題也要被看成是「說笑話」。魯迅說：「人世卻也要完結在這些歡迎開心的開心的人們之中的罷」。――這些話都說得十分的沉重，而內含的危機感、焦慮感，更給人以震撼。

    但或許是正因為如此，我們也越要堅守我們的追求與信念：一定要發出自己的真實的聲音，那怕它不起作用，可能被曲解與戲謔化。這就是「說了等於白說，白說也要說」。我們已經說過，要「反抗被描寫」，現在，我們還要「反抗絕望」。――這是魯迅那一代的人生哲學。這裡包含著兩個側面：首先是「絕望」，就是要拋掉一切自欺欺人的幻想與神話，敢於正視現實的黑暗，正視自我的有限性，覺悟到這些，真正看透了，也就大徹大悟，達到超越，這就是魯迅所說的「於無所希望中得救」。看透了，還得採取積極的人生態度，「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像魯迅那樣，「以悲觀作不悲觀，以無可為為可為，向前的走去」（許廣平語），或者像魯迅對青年人所說的那樣，「有不平而不悲觀，常抗戰而亦自衛」。這就是「反抗絕望」。魯迅說：「我以為絕望而反抗者難，比希望而戰鬥者更勇猛，更悲壯」，其內涵是極其豐富而深刻的，值得我們細加體味。

（五）

    但問題還沒有完，還要再追問下去――我們只要發出「自己的真的聲音」，就解決一切問題了嗎？

    這裡，還有一個是怎樣的「自己」的問題。

    魯迅曾批評某些作家，說他們「所感覺的範圍卻頗為狹窄，不免咀嚼著身邊的小小的悲歡，而且就看這小悲歡為全世界」，在這樣的作者的作品裡，往往「過於珍惜他有限的『哀愁』」，「從率直的讀者看來，就只見其有意低徊，顧影自憐之態了」。（《〈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不能說魯迅批評的這些作者沒有發出自己的真的聲音，但由於他們的「自己」的眼界與精神境界都過於「狹窄」，這樣，他們發出的聲音，就變成了「顧影自憐」。――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警戒：在強調言說主體的獨立自主時，不能陷入對「自我」的迷戀，那將是另一個精神誤區。

    由此引發出的是兩個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有自我懷疑與批判精神；如魯迅自己所說，「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地解剖我自己」（《寫在〈墳〉後面》）。這正是區分真、假知識分子的一條線：如果有人唱著「高調道德」，橫掃一切，而從不反省自己，就得警惕：你碰到「假道學」了。另一方面，還要不斷地豐富、提升自己。魯迅說：「博大的詩人」總是能夠「感得全人間世，而同時又領會天國之樂和地獄之大苦惱」的。（《詩歌之敵》）

    他還引述愛羅先珂的話：「看見別個捉去被殺的事，在我，是比自己被殺更苦惱」，以為這是一種「偉大的精神」。（《〈魚的悲哀〉譯者附記》）真正追求精神獨立與自由的知識分子必定具有一種大慈悲的博愛精神：只要世界上還有一個個體生命處在不自由、被奴役的狀態，那就不能說我們自己的生命個體也是自由獨立的。

    在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中，魯迅說過一句十分樸實的話：「我以為根本的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麼事件，用的是什麼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里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里出來的都是血」。（《革命文學》）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這確實是一個「根本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所討論的問題，最後都可以歸結到「立人」這個「根本問題」上來：要真正實現「用現代中國人的自己的話真實地描寫自己」的目標，關鍵是要使我們自己成為一個具有獨立、自由、創造與批判的現代精神的人，一個視野高遠、境界博大，內心世界極其豐富的真正的人。――這當然只是「常識」，但我們現在最需要的，也正是「回到常識」中來：不是么？

    我說完了，就該聽諸位發言了。

    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３日寫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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