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逆境人生和文化內涵探微

蘇軾的逆境人生和文化內涵探微   

2007-12-02 10:02:44|  分類： 評論 |字型大小 訂閱

內容摘要：蘇軾是北宋時期一位大起大落的大文豪，是一名難得的歷經挫折而意志彌堅的生活強者。幾經磨難，終得北歸。他在逆境中奮鬥的精神應該是中國文化的一筆豐富遺產。本文擬就從蘇軾對逆境人生的真實態度，對待逆境人生的種種方法以及這些態度和方法的歷史淵源和影響等等入手，涉足了一個「逆境人生」的文化命題。文章認為，蘇軾「人生如夢」的感嘆是對逆境人生的勇敢承認，更是對逆境的一種超越，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蘇軾在逆境中的種種生活表現是在構築「也無風雨也無晴」的洒脫人生；蘇軾「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對逆境人生的美好祝願，是他有別於陶淵明式的生活方式的根本，更是支撐後來像陸遊這類激進文人身處逆境的精神力量。

關鍵詞：蘇軾  逆境人生   文化內涵

蘇軾，作為北宋時期詩、詞、文兼善的一代文學巨匠，作為一位能把中國古代儒、釋、道思想融為一體的思想巨人，作為一名少年就「奮厲有當世志」（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而能拯救百姓於水火之中而不惜自身安危的「人民公僕」，千百年來，一直是矗立在中國人的心中的一塊耀眼豐碑。可是，蘇軾一生中最動人的篇章，我覺得就是他在大起大落的生活狂瀾中的鬥爭歷史。

自古以來，許多一身正氣之士，在骯髒、污濁、遭人打擊的世塵面前，自沉江河者有之，遁隱山林者有之，「萬事不關心」者有之，抑鬱憂傷而死者有之……而蘇軾卻在「朝聞……，夕貶……」的幾死遭貶中，高聲唱著「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蘇軾《自題金山畫像》）的凱歌，活著北歸，實為一大奇蹟，大有蘇武牧羊的悲壯！我們從這活生生的真實人生中，讀到了他深邃精微的人生體驗和思考，所表現的人生態度，比起他的幾位前賢如陶淵明、王維、白居易等來，更為豐富、深刻和動人，更具有典型性和吸引力，成為後世中國文人競相仿效的對象，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後繼者的逆境人生和文化性格的自我設計。

「人生如夢」是中國古代先哲們對人生哲理的最高界定。自從「庄生曉夢迷蝴蝶」第一次明確感到「人生如夢」後，後代的哲人們都一律確認了這個命題。並且從各個不同的角度來闡發這個命題。魏晉一大批文人都在慨嘆人生如朝露，唐人李白在夢遊天姥，白居易從愛情角度去說人生如夢（《長恨歌》），李公佑從宦海沉淪去做「南柯一夢」。到了蘇軾就純粹從人生角度去探究人生奧秘，去確認人生如夢了。古代文學史上最後一名偉大作家曹雪芹則從社會發展角度去做了紅樓一夢。

其實，人生如夢，是有著豐富的生命內涵的，並不是簡單的消極悲觀思想，而是一種豁達的人生體驗，甚至是一種激進的人生態度。⑴蘇軾就是一個用自己的言行給它作正確詮釋的人。

蘇軾的「人生如夢」是在吸取傳統人生思想和個人生活體驗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套從苦難——省悟——超越的思路。

蘇軾的人生之夢一直在順境與逆境的出入中，困惑著，前進著。出和入的問題，是中國文人面臨的最大人生課題。出和入的矛盾，中國儒、釋、道三家已提出過不同的解決途徑。儒家以入世為基本精神，又以「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作為必要的補充；佛教講究出世，道家追求遁世，他們又與儒家的「窮則獨善其身」相通。蘇軾對此三者，染濡均深，又能兼容並蓄，在入世與出世這兩個方面的矛盾、碰撞與激蕩中，使內在的分裂得到融會、統一與整合，從而達到一種天趣洋溢、生機浩蕩、超然無累、自足完滿的人生境界。

蘇軾從八歲起，即以道士張易簡為師，對老莊哲學情有獨鍾，據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記載，蘇軾在精心研讀《莊子》以後，喟然長嘆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後來，由於蘇軾在人生路上屢遭貶謫，佛老思想更是時時佔據他的心胸，好道慕隱的出世思想時起時伏。或許還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影響，例如從社會方面看，其一，趙宋王朝在大力扶持新的儒學思想體系的基礎上，也充分利用釋、道兩家思想；其二，宋代官僚地主的政治和經濟地位是不穩定的，士大夫的盛衰升降比較急劇，權勢富貴「鮮有三世之久者」。這對一部分封建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仕進情趣不得不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另外，他父親的屢試不第，願意「自以閑居田野之中，魚稻蔬筍之資，足以養生自樂，俯仰世俗之間」，⑵和蘇洵也曾外出遊歷，與一些「高僧」和「隱士」的交往行為等等，蘇軾都耳濡目染過，於是在他的身上就大有乃父之遺風了。

蘇軾的人生苦難意識和虛幻意識是異常沉重的。在蘇軾的詩文許多地方都直接發出 「吾生如寄耳」和「人生如夢」 的感嘆，突出表現他對人生無常性特有的感受。

「人生如寄」的感嘆，在漢末《古詩十九首》里就有過，如；「浩浩陰陽移，年年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等等。顯然人們是在感嘆自然的永恆和人生的短暫，藉以表達人生的哀傷。就連一向以豪放、開闊著稱的大英雄曹操也不免感嘆起「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短歌行》）。而蘇軾卻在承襲前人的思想的基礎上，又善於把人生的個體生命放置在人類的長河中，如在《赤壁賦》里，他樂觀的認為人生與自然「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無盡也，而又何羨乎！」同樣在他的名篇《和子由澠池懷舊》「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中，「雪泥鴻爪」的名喻，一方面表現了他初入仕途的人生迷惘，體驗到人生的偶然和無常，對前途的不可把握；另一方面，也暗含了他把人生看作悠悠長途，所經所歷不過是鴻飛千里行程的暫時歇腳，不是終點和目的地，總有未來和希望的思想。在短暫的人生面前，前人或求長生不老之葯，或盡情享樂，或像陶淵明那樣「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歸園田居》）的放棄追求的追求，而蘇軾的人生之歌固然也如實地唱出了悲哀的聲音，但最終卻是悲哀的揚棄。他在《浣溪沙》的詞中，唱出了「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 的生命頌歌。承認人生悲哀而又力求超越悲哀，幾乎成了他的習慣性思維。他的《水調歌頭》中訴說了「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這個人生永恆的缺憾，是「此事古難全」的必然，但他還是以「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樂觀祝願作結。所以，同是「人生如寄」，前人大多是停留在難譴的悲哀之中，而蘇軾，卻跟超越離合、憂喜、禍福、凶吉乃至出處相聯繫，體現了自主的選擇意識，表現出觸處生春、左右逢源的精神境界。

「人生如夢」常常是中國文人對人生虛幻性的感嘆，歷盡滄桑的蘇軾當然更不例外了。不過，我們也能從蘇軾身上讀到他肯定個體生命的珍貴和價值，並執著於生命價值實現的精神。

夢是虛無縹緲、不可捉摸的，「人生如夢」也就常常成了消極人生觀的代名詞。這又常常是人們在人生的大風大浪的顛簸中發出的由衷感嘆。首先，關於生命的深沉思考，老子曾這樣描述道生萬物的情形：「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成了生命之源，是無時無處不在的宇宙的本原，是「天人合一」的自然法則。如果說老子對生命的闡釋較為玄乎，莊子就回答得明確些：「人之生，氣之聚也」，生命是氣聚積而成，是具體的物質，莊子認為天地萬物均是一氣，這是莊子解釋生命的唯物主義成分。⑶很明顯，老莊們認為人的一切都是自然的賦予，他們把「吾身非吾身」「至人無己」作為超然物外的理由。實質上，這也為蘇軾不沉溺於如夢的人生而不能自拔的行為提供了堅強的理論依據。蘇軾正是吸收了老莊哲學中重生輕利、重自然輕物質、隨遇而安的思想。他說，「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永遇樂》，以為人生之夢未醒，蓋因歡怨之情未斷，也就是說，摒棄歡怨之情，就能超越如夢的人生。正因為有了這種人生如夢的豪放與曠達理解，蘇軾的一生儘管幾度遭貶，備受打擊，窮途潦倒，歷盡艱辛，在人不堪其憂的環境中，他仍然安之若泰，不改其樂。初貶黃州時，他雖然過著清寒貧苦的生活，卻仍不乏「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的逸興；再貶儋耳後，在幾乎連溫飽都無法解決的情況下，還能從「總角黎家三四童，日吹蔥葉送迎翁」的純樸村俗中，感到「莫作天涯萬里客，溪邊自有舞雩風」（《被酒獨行，偏至子云、威、徽、先覺四黎之舍三首》其二）的欣慰。即使是蘇軾的名篇《念奴嬌·赤壁懷古》，在仰慕古英雄的時候，也自然帶出了自己的失意之情。結句「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看似消極悲觀，我以為，這實質上也是他在借佛、道思想放鬆自己，安慰自己，追求一種精神上的豁達。在遭受「烏台詩案」的坎坷，身貶黃州之後，佛、道思想的清曠達觀襟懷成了蘇軾在逆境中奮進的精神支柱。「人生如夢」為和平之語，也是豪放之中透出的曠達。⑷蘇軾受佛教思想影響很深，他曾與別人談道：「先妣方娠，夢一僧來托宿」；「軾八九歲，時時夢身是僧，往來陝右。」（《冷齋夜話》）蘇軾相信前生後世之說，他甚至相信他前生曾住在杭州，據林語堂《蘇東坡傳》介紹，有一次蘇軾去游壽星院，他一進門，便覺得所見景物十分熟悉，他告訴同游者走九十二級便到向懺堂，結果證明他所言不誤。他在他的詩文中，也常常稱他的前生是一個和尚。民間也流傳了他的許多關於神、鬼、人之事。特別是在他的多次貶謫生活中，佛老思想常常充斥他的頭腦，到達黃州時，他就常常進出寺院道觀，焚香默坐，深自省查，領悟人生。佛家把人生看成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電，稱為「六如」，這種虛無人生思想就在蘇軾的詩文中大量出現。「萬事到頭都是夢」（《南鄉子》[霜降水痕收]）「夢中了了醉中醒」（《江城子》[夢中了了]）「身外儻來都似夢， 醉里無何即是鄉，東坡日月長」（《十拍子》[白酒新開]）古代英雄人以及他們的功名，在蘇軾看來也不過是虛有其名，因而被他一筆掃到：「百年瞬息萬事忙，夷齊盜趾俱亡羊」。⑸這種深悟反省、痛苦麻木、否定人生、逃避現實的人生態度總是時不時地吞噬著他，使他長期處在「人生如夢」的深深迷茫中。

蘇軾畢竟是一個讀書人，雖然它所接受的傳統文化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儒家思想一直是其基礎和主導。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古訓，使他把自我人格的完善、社會責任的完成和文化創作的建樹融為一體，使他最初確定的人生目標。挫折和困境固然無情地揭開了他人生的帷幕，認識到自我以外存在的可怕和威脅，加深了對人生苦難和虛幻的感受，但是，背負著傳統儒家的激進精神又使他不會陷入徹底的享樂主義和混世、厭世主義中去。他尋僧訪道，實在是政治失意，精神極度苦悶的反映，而一旦參政的機會來了，他無不露出歡喜的神情，甚至生命快要結束的時候，聽說自己被赦復官，也非常樂觀地唱出了「已出羅網毛羽在，卻尋雲跡貼天飛」的歌聲。縱觀蘇軾的一生，我們不難發現，即使是他「不得簽署公文」的失意時期，他還在努力藉助老朋友的力量幫老百姓做好事、做實事，他自己也儘力從各方面關心民眾，如他在東坡務農時上書太守去除殺嬰惡俗，成立救兒會等。這也證明他身處逆境，儒家的積極入世思想脈搏還在他心中跳動。

蘇軾也不是一個處處倒霉之人，他曾經得意、風光過一時，嘉佑二年（1057），他赴京應試，一舉成名天下知，不僅如此，嘉佑六年應制舉，又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入三等。整個北宋入第三等的只有四人。這是他父親蘇洵、弟弟蘇轍都無法企及的。盛名之下，歷受了宋仁宗、真宗、神宗三代君主的「知遇之恩」。當蘇軾處於黨爭傾軋漩渦而進退維谷時，高太后還從貶地召回他，並以「拉攏」和「託孤（當時哲宗皇帝還小，由太后執政）」的口吻對他說，他之所以從貶地起複，實在是「神宗皇帝之意。當其（神宗）飲食而停箸看文字，則內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神宗每時稱曰：奇才，奇才！」⑹這些優遇和名氣也是蘇軾每每在大難中得以保全性命的尚方寶劍，這也是蘇軾在逆境中感嘆「人生如夢」的時候，能夠獲得強有力的精神支柱和激進態度的原因之一，也直接影響了蘇軾的人生價值取向。俗話說「受人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更何況蘇軾所受的是幾代君恩呢?蘇軾的人生之夢也就有了這樣深厚的寄託，不會像中國古代許多文人一樣以隱居來消磨自己的逆境人生了。

蘇軾在多災多難的人生之旅中，大大地豐富了中國曆來文人慨嘆「人生如夢」的內涵，是他更是後代人對待逆境人生的強有力的武器。

有了對「人生如夢」的清醒認識，就有了如夢人生的清醒生活。蘇軾在《定風波》中尋到了逆境人生的生活真諦：「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陽都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從「風雨」到「煙雨」只一字之差，然而它體現的是人的生活力量。人生的真正魅力就在於如何把刀劍相逼的「風雨」變為審美對象的「煙雨」，詩意的生活著。

追慕自然，是蘇軾也是中國古代許多文人擺脫人生苦境的一種追求。蘇轍《武昌九曲亭記》雲，蘇軾少年時就喜歡登山臨水，且常常「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為仙也。」⑺可見，蘇軾的自然山水之情有著他的天性使然。貶謫時期崇尚自然就更理所當然了。

蘇軾貶謫黃州時，與客夜遊赤壁，觀江山之美景，頌明月之詩章，其樂無窮。客人睹景懷古，念及三國風雲人物曹操、周瑜均成陳跡，而江流如故，月輪周始，發出「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的悲嘆來，蘇子解之曰：「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物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赤壁賦》）蘇軾就是這樣一個善待人生、熱愛生活的人，能夠在自然的風光中，在悲苦的生活環境里，尋到樂趣和滿足。當他被一貶再貶，直貶到海南那荒漠林中的時候，他也絲毫不覺矮人一等，更沒有因此而氣餒，而是在桄榔林中，就地取材，築為小屋，作《桄榔庵銘》以明心志：「九山一區，帝為方輿，神尻以游，孰非吾居？」出人意表的突發奇想，說這林莽間的小屋，無異於廣大宇宙間的一輿，以尻為輪，以神為馬，遨遊天地之間，多麼自由自在！似乎已經完全忘卻了自己還是一個放逐天涯的囚徒！他還在這「垂老投荒」之年，盡情的描繪起海南的風光景色：「染得桃紅似肉紅」「捲起楊花似雪花」（《減字木蘭花》）的桃花楊花紅白相映，「奇峰望黎母」「飛泉瀉萬仞」（《和陶擬古》）的奇峰飛泉，「春水蘆根看鶴立，夕陽楓葉見鴉翻」⑻的地方色彩……他把他的鄉土之戀灑遍了他到過的任何角落，不妨常常稱自己作「餘杭人」「齊安人」「海南人」，他甚至把他的悲慘遭遇看成「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川。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⑼一樣的委順自然。此時表現出來的樂觀精神，已完全超越了物質因素和生活形跡，進入了無物不可觀、無往不可樂的自由王國。

蘇軾是一個幽默大師，他的幽默與他的個性經歷、生活情趣、學識水平、文化背景等等都有著密切的關係。同時，詼諧幽默也是蘇軾特有的抵禦逆境人生的有力武器。這種詼諧幽默其目的在於排遣、化解人生道路上的挫折、失敗、憂愁和痛苦，帶有自我解嘲、自我調整的特徵。

據《東坡志林》記載：「真宗東封還，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能作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否？』朴言『無有。惟臣妻一絕云：且休落托貪杯酒，更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里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訪還山，令其子一官就養。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余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老妻曰：『子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妻不覺失笑，余乃出。』」⑽東坡這段自述，描寫他因作詩諷刺新法而遭御史彈劾，在湖州被追赴詔獄時，面對哭送的妻兒家人所說的俏皮話。這實際上是以幽默來減輕家人的恐懼和悲傷，同時也藉以使自己從緊張和痛苦中超越出來。

東坡晚年被再貶至惠州，三貶至儋耳。然而沉重的政治迫害和艱苦的生活環境並沒有把東坡擊倒。此時，他更注意運用幽默的力量來幫助它超越政治的險惡和人生的痛苦。《惠州一絕》詩云：「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黃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又據《清暑筆談》記載：「東坡在海南食蚝而美，貽書叔黨曰：『無令中朝士大夫知，恐爭某南徙，以分此味』」⑾。這兩則材料，一者出於東坡自己的詩歌創作，一者出於他人的雜史筆記，都反映了東坡晚年被貶嶺南一帶時的幽默詼諧精神和樂觀曠達情懷。他不想去嶺南的蠻荒之地，亦非終日陷入能否生還故里的憂患痛苦之中，而是善於採擷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和生動細節作「幽默觀」，從而使自己保持良好的心境和足夠的體力來航渡人生的苦海。

蘇軾是讀書人，讀書人自有讀書人的閒情逸緻，在逆境中更是排遣苦悶的自我陶醉、自我麻醉、自我解脫的有效方式之一。「隱逸詩人之宗」的陶淵明，就是遭遇仕途坎坷以後遁入山林的，享盡了他的山水田園之樂。蘇軾對陶淵明是情有獨鐘的，有人認為「在中國詩歌史上，陶淵明的被重新發現，由詩名並不顯赫一躍而成為巍然一大家，這主要應當歸功於蘇東坡。可以毫不誇飾地說，後世詩人和學者往往是通過東坡而認識淵明的。」⑿《老學庵筆記》云：「東坡在嶺南間最喜陶淵明、柳子厚二集，謂之南遷二友。」蘇軾在《答程全父推官》中明確指出「隨行有《陶淵明集》，陶寫抑鬱，正賴此耳。」⒀蘇軾甚至寫過一首詩，說陶淵明一定是他的前身⒁。我以為，蘇軾喜愛陶淵明的根本原因，即在於從陶身上找到對付政敵的迫害、生活的艱苦的精神武器，以免陷入極度悲觀失望而不能自拔。陶淵明歸隱以後，「娛情詩酒、崇尚自然、盡享天倫、體驗農趣、撫摸傷痛，不忘憂思」等等 ⒂的文人雅士之情趣，應該會激起身處逆境中的文化巨人蘇軾的情感浪花！

蘇軾貶往黃州時，他開始真正在東坡一片田地里務農了，自稱「東坡居士」。在和友人孔平仲的一首詩里，他說道：「去年東坡搶瓦礫，自種黃桑三百尺。今年刈草蓋雪堂，日炙風吹面如墨。」 ⒃並且他也像陶淵明一樣作詩抒寫久旱逢甘霖後農民式的快活和滿足。他還把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句子重組，照民歌譜曲，並和農夫一起歡唱。盡享農人生活的樂趣。

蘇軾還熱衷於日常瑣事中，僅以做菜為例，在黃州時，他就應該能夠申請到「東坡肉」「東坡湯」的「專利」了。在流放嶺南時，他還在給其弟子由的一封信里，談到他臨時發明的烤羊脊：「惠州市肆寥落，然日殺一羊。不敢與在官者爭買。時囑屠者，買其脊骨。骨間亦有微肉，煮熟熱酒漉，隨意用酒薄點鹽炙。微焦食之，終日摘剔牙綮，如蟹螯逸味。率三五日一鋪。吾子由三年堂庖，所飽芻豢滅齒不得骨，豈復知此味乎？此雖戲語，極可施用。」⒄從這裡，我們讀到的彷彿就是一位十分講究吃穿的美食家在談他的美食經驗，讓我們垂涎三尺了！哪裡會想到這還是我們所敬仰的文化巨人呢？我想，在這種對吃穿的過分追求中，或許他在努力淡忘人世間的種種煩惱，或許也是給別人一種視線的轉移，讓自己得到氣喘的機會。

蘇軾在黃州的那一段日子起，開始研究佛教和道教，堅持練瑜伽氣功，煉仙丹，與僧侶四處遊歷等等。這或許也是他與其他文人對付逆境的不同方式。這些宗教之所以傳入中國（佛教、道教當然也有國產的），並且能夠盛行起來，其根本原因即在於它們至少能夠在人的身心健康追求方面給些鼓舞。身處逆境的蘇軾，當然渴望憑著這些來求容光煥發的健康，體格精力的強壯，心靈情緒的穩定和靈魂元氣的發放。尤其是早就接受佛道思想熏陶的蘇軾，終於有機會融入其間了。豈不快哉？

一直以來，酒與文人就有著解不開的緣份。「對酒當歌」的曹操，「斗酒百篇」的李白，作詩「篇篇有酒」（蘇軾語）的陶淵明……酒能給人以騰雲駕霧、飄飄欲仙的快感，使人陶陶然忘卻世俗之累，掙脫人生的羈絆，達到物我兩忘的境界。這與一些失意後的文人雅士像     貶謫後蘇軾之類的心境恰好吻合，他也借酒澆愁。蘇軾的酒量並不大，但他喜愛以酒會友，他在《東皋子傳後記》中這樣自我欣賞道：「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不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飲，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他還寫過一篇《酒頌》，描寫了陶然微醉的快樂，即便不解杯中趣的人，讀了也會為之神往。蘇軾評價陶淵明時說：「淵明之詩，篇篇有酒」，顯然是誇張之語，但也可以從中讀到蘇軾對陶淵明詩酒情趣的神往和羨慕。蘇軾不但是酒的鑒賞家，他還自己造酒喝。他在定州短短一段時期，就曾經做過橘子酒和松酒。甚至在他逝世以後，他的兩個兒子也常常被人問到他父親做各種酒的方法，尤其是在他詩和書信中多次提到的桂酒。也還有人打著他的旗號，賣起了「東坡酒」。其實，蘇時在做酒方面只是個外行中的內行，而不是真正的內行。⒅我想，蘇軾嘗到的也許就在於做酒之樂了。

蘇軾是一位詩人，更是一位書法家，一位畫家。關於這方面的逸聞趣事就更多了，這也是文人多方面追求的表現，在逆境中，它們又會成為淡忘世情、自我消遣的良好方式。關於這點，在這裡我不想再去贅述。

蘇軾在風雨人生的道路上，能泰然處之，能調用各種生活因素及時調整好自己的心態，他終於從一次次政治鬥爭的噩夢中醒來，恐懼、驚惶、困惑、委屈等被他從容消解殆盡，這種在逆境中隨遇自適的生活態度和精神狀態是十分難得的,可以說，他真不愧為一個生活的強者。值得我們芸芸眾生學習。

蘇軾對逆境人生作出了如此豁達的理解和行為，構成了他獨特的人生風景線，達到了他特有的人生境界。這些都與他對現實人生的熱愛有關，不管蘇軾身處何等逆境，我們仍能看到他積極進取的態度和樂觀向上的精神及其對美好人生的強烈呼聲：「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正是因為有了對人生的由衷熱愛，對生活的細心感受，蘇軾才有勇氣和力量去超越並消減痛苦。

蘇軾在逆境中，他的一雙看待生活的眼睛並沒有因為痛苦和落魄而暗淡。在看這個多災多難的世界時，蘇軾的眼光也依然是在審美，這審美，又何嘗不是一種熱愛生命的體現？而蘇軾就是在審美中忘記了痛苦，也淡化了痛苦。「銀塘朱檻麴塵波，圓綠卷新荷。」（《少年游·端午贈黃守徐君猷》）「昨夜東坡春雨足，烏鵲喜、報新晴。」（《江城子》）「照野瀰瀰淺浪，橫空隱隱層霄。」（《西江月》）從他眼裡看出去的世界，無不充滿了一種屬於生命和生活的美麗和情趣。因為人生如此美好，才能如此深切地去感受人生的給予和饋贈。對人生的欣賞中，蘇軾幾乎是感恩的。仕途之失和生活之艱不曾消磨他對生活的敏銳的洞察力和對生命的靈慧的感悟力。相反，在困苦中。他更懂得收藏一點一滴的快樂和生活的亮點，活出一派天真和精彩。

前面已經說過，陶明明是蘇軾的人生偶像，蘇軾寫過大量的「和陶詩」。有人說，蘇軾幾乎把陶淵明的詩都和了一遍，可見，蘇軾對陶淵明的追慕程度之強烈。陶淵明也是一個集儒、釋、道思想於一身的人物，思想複雜，早年懷有「大濟蒼生」之志。後來混跡於官場十三年，終於「不為五斗米折腰」而解甲歸田，隱居山野。成為後來許多失意文人的心靈知己，逆境中的蘇軾，更是深深感到只有師範陶淵明，拋去熙來攘往的污濁世界，縱浪大化，不期生滅，才能度過人生的種種痛苦。所以我們在蘇軾身上，常常也能尋到陶淵明的影子。但是蘇軾畢竟沒有像陶淵明一樣死心塌地的作一個隱士，這是為什麼呢？

我覺得譜寫出蘇軾與陶淵明兩種相似而有本質不同的逆境人生篇章，原因是多方面的，值得我們去回味，去思考。

首先，時代造就了他們不同的逆境人生方式。陶淵明生活的東晉末年是一個大動蕩的年代，統治者篡弒頻繁，殺戮成性，門閥森嚴，政治極為黑暗。在陶淵明之前，黑暗的現實已經逼出了像阮籍、嵇康這些放浪形骸的「竹林七賢」，陶淵明以決絕的態度，遠離塵世，過起「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的隱居生活，就有了環境的基礎。而蘇軾則處在士子「補天」意識濃厚、奢望有所作為而又不能得心應手的時代，無論是王安石變法也好，還是司馬光執政也好，他們都在儘力拯救民眾，治理好國家，儘管結果和願望有時不相符。因此，當蘇軾在從政道路上遇到挫折和阻難，也仍然抱著進取向上的態度。

其次，各自不同的家庭環境和生活經歷也影響著他們不同的人生態度。陶淵明的曾祖父是晉成帝時大司馬陶侃，本來出自庶族，因其有功而被加封，到陶淵明時家道衰落，家境貧寒。在等級森嚴的門閥社會裡，陶淵明也沒有多大的優勢可談了。陶的隱居，更為重要的是他「性本愛丘山」的天性使然，他性情率真，穎脫不羈，嗜酒，閑靜少言，不慕榮利，不計得失，十三年的仕途生活，也是為解決生計問題而勉強為之，時隱時仕，他「性剛才拙，與物多忤」（陶淵明自評之語，見蘇軾《與子由六首》）的個性更為官場所不容，官職歷來只不過為「祭酒」「參軍」「彭澤令」等等一些小小職位，無法實現他的「大濟蒼生」的大志。或許，把自己化入自然，成為其中的一員，心境與物境完全融為一體，才是陶淵明真正追求的人生境界，逆境也就變成美境了。而蘇軾雖然也曾在仕宦時坦言：「某少時本欲逃竄山林，父兄不許，故汨沒至今。」（《與王庠書》）但他畢竟有大器晚成的父親，有仕途較為順利的弟弟，更有自己風光的歷程（官至「翰林學士知制誥」，與宰相也就只有一步之遙了。）和幾代君恩作奠基，所以，蘇軾在閑淡、平靜的逆境心態中始終燃燒著熱烈的熾焰。

究其實質，蘇軾與陶淵明都是「儒道互補」這一人格模式的典型代表。在陶淵明那裡，「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儒家思想也佔據著很重要的地位，他走的仍是由「兼濟」到「獨善」的傳統道路，而要實現「獨善」，就必須棄官隱居，接受老莊的隱逸思想，把儒家的倫理人格和道家的自然人格統一起來，走一條由儒入道的路子。而蘇軾則不同，他一直沒有割裂「兼濟」和「獨善」的關係，而是把兩者統一起來，使之成為自我發展的手段。所以，他不須辭官、不須歸隱也同樣能自我完善，並且這種完善比陶淵明式的完善更有價值和意義。蘇軾與陶淵明一起，成為中國古代兩個「儒道互補」人格模式的典範。「儒道互補」的逆境人格，對封建時代後期的知識分子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成為他們所普遍奉行的人格模式。

這種人格模式，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就注意到了陸遊對蘇軾的全面繼承。他把蘇軾的逆境人生哲學分為四個層次：（一）以庄學的「相對」觀承認悲哀的存在；（二）用悲哀存在的普遍性來否定對悲哀的執著；（三）把人生視為一個漫長的持續的時間過程以減輕悲哀與絕望；（四）把握人生的主動權與悲哀抗爭，變絕望為樂觀與希望。吉川氏又特別指出如下兩個方面，以證實蘇陸逆境人生哲學的相似之處。「他（陸遊）也像蘇軾一樣，肯定憂愁、悲哀作為人生的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是到處存在的。」這即是前述蘇軾對人生悲哀存在的普遍性的哲學認識。與此同時，陸遊還認為，人生不只是由悲哀構成的，幸福也是到處都有的，這種哲學，也是從蘇軾那裡繼承下來的。這便是蘇軾以「相對」觀既看到人生的悲哀，又看到人生的歡樂，並且相信在漫長的持續的人生變化過程中，機遇和希望是永遠存在的。⒆

陸遊也是一個命運坎坷之人，他身歷六朝，幾進幾退，當國家民族仇恨未雪、個人婚姻生活又不如意的時代境遇中，居然能安享八十六歲高壽，這不能不說是其善於遣哀和曠放樂觀的態度所賜。陸遊常常借老莊哲學以解悟人生、慰藉失意，這一點與蘇軾相似。同時，陸遊畢竟是一個把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連的人。南宋金人的南侵，愛國士大夫的父親陸宰的言行，從小就點燃了陸遊的愛國火花，愛國一直是陸遊思想的主線，這也就決定著他不可能永遠作一個道家的信徒，他也像蘇軾一樣，對儒釋道三教雜取用之。在此，我想從他的一首詩為例談談他的這種思想。陸遊有首《鷓鴣天》：「家住蒼煙落照間，絲毫塵事不相關。斟殘玉瀣行穿竹，卷罷《黃庭》卧看山。   貪嘯傲，任衰殘，不妨隨處一開顏。元之造物心腸別，老卻英雄似等閑。」這首詞的上片是在極力狀寫山野生活的悠閑散淡：這裡是雲霧茫茫、夕陽晚照的鄉間，不關世事的「我」，在竹林里漫步，飲酒，讀《黃庭經》（道家養生修鍊的書），卧榻看山。好一個洒脫不羈、置身物外的詩人！好一個寄情山水、超塵脫俗的道士！我們彷彿讀到了陶淵明的影子，當然也好像觸摸到蘇軾的情態了。緊接著，詩人似乎為了貪戀這種無拘檢的生活，他甚至連「衰殘」的人生境況也不顧惜了，好像這裡的山山水水可以使他開顏解頤，樂以忘憂。可是，當我們讀到最後兩句，才體會到了詩人壯志未酬的激憤：本來就知道上天另有一種心腸，不把英雄年華的消逝當作一回事。這才是詩人的心聲，是詩人從肺腑深處發出的語言。讀到這裡，我們才讀懂了陸遊息息不停的進取心，也才讀明了他像逆境中的蘇軾外冷內熱般的儒士心腸。

蘇軾去世後，追隨蘇軾人生哲學的文人有多少，我們不得而知。我想，他執中持平、剛正不阿，雖遭貶謫，而處之泰然的人生態度一定會引起後世正直文人的同情和欽仰。同時，他遊戲人生、隨緣自足的思想也應該帶給後來文人不良的影響。

蘇軾雖然離開我們已經九百多年了，但是他留給我們的永遠是一本內容豐富的人生之書，值得我們耐心地去閱讀。他曲折的生活經歷和有關逆境人生的詩文筆記更是對當今「小皇帝」們進行「挫折教育」的生動教材。我以為，挖掘蘇軾的逆境人生及其文化內涵，也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也應該是蘇軾研究的一個不可忽視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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