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的管理學：「五行學說」在管理中的應用

  我們的祖先對「九」和「五」似乎有特殊的偏愛，歷代的皇帝就稱為「九五之尊」，因此，「五」也同「九」一樣，成為一個神秘的數字。在中國古代，五行是作為一種物質觀出現的。比如，古代的哲學思想、中醫學理論和占卜術等都運用五行學說來說明和解釋自然規律和現象。五行學說認為，大自然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種要素所構成，大自然的變化是五個要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它不但影響到人類的命運，同時也推動著宇宙間的萬物循環運動和變化。五行學說的意義在於它強調的是物質的屬性關係，是整體的概念，系統的概念，描繪的是各種事物的結構關係和運動形式。我們講的陰陽是古代對立統一的思想，那麼，五行則是一種原始的系統論，是多個陰陽關係的總和，所以，它對於領導者的系統管理是非常有意義的。

　　早在戰國之際，道家「黃老學派」的醫書《黃帝內經》就已經開始運用陰陽五行來對個體生命進行功能性的分類。「五行學說」作為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思想互動與變化就是一個例子。在中國古代的思想體系中，「五行」是合作的、輪替的而不是對立的。不知是「五行學說」的盛行，還是「五」成為事物內在規律的原因,「五」也就成了天地成物之數。我們的祖先在生產和生活過程中，以五指計算物品數量的行為習慣影響了他們的思維，成為一種最原始的計算方法，更是一種思維方式。五行學說之所以尚「五」，就是體現了古代先民的智慧、體察自然界的一種辯證思維。「五」廣泛地應用於人類生活之中，比如，從五個方位來看，有東、南、西、北、中；從人身體「五臟」來看，有肝、心、脾、肺、腎；從「五氣」來看，有風、暑、濕、燥、寒；從「五金」來看，有金、銀、銅、鐵、錫；從「五經」來看，有《易》、《書》、《詩》、《禮》、《春秋》。除此之外，在日常生活中還有我們熟知的以蠍、蛇、蜈蚣、壁虎、蟾蜍五種動物來表現的「五毒」；「五嶽」則是五大名山的合稱，即東嶽泰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恆山和中嶽嵩山；音韻學上按照發音部位的不同分成唇音、舌音、牙音、齒音、喉音五類，叫做「五音」；封建社會稱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種關係為「五倫」；武術中的「五禽」戲模仿虎、鹿、熊、猿、鳥（鶴）五種動物動作，以保健強身的導引方法等等。這些，不得不使我們多幾分深思。幾千年前，我們的祖先就從天地的自然變化之中發明了「五行學說」，這是人類的大智慧，它揭示了宇宙萬物的發展和變化的規律。

　「五行學說」可概括天地自然和人類社會一切活動的相互之間的聯繫。宇宙間的任何事物，在局部中都可分為陰陽兩個方面，此消彼長；在整體當中，又表現為各個矛盾體之間，也就是事物的各種因素之間既相互聯繫、相互促進，又相互作用、相互排斥的相生相剋現象。中國古代五行相生相剋的思想，描繪了事物之間矛盾、統一的模式，體現了事物內部的結構關係以及事物運動、發展的系統思想。相生，就是事物之間互相滋生、促進、助長的意思，而相剋則是說明事物之間互相制約、剋制、抑制的關係。正是由於五行之間的相生相剋作用，才使得事物在動態和碰撞中不斷尋求新的平衡，從而推動事物的發展。「五行學說」的意義在於，我們認識事物、觀察事物或解決事物的矛盾要運用「五行思維」的觀點去思考，而不是單一的思維方式。因為，事物的發展規律中蘊涵了「五行」因素的運動，當然，這裡所說的「五行」並不是單純的數字概念，而是多種因素的集合。隨著社會的發展，「五行學說」被廣泛地運用到中國的社會制度、思想文化、行為科學中去。我國當代著名哲學家龐朴對陰陽、五行思想有獨創性的解釋，他曾經說過：「如果不明白陰陽五行圖式，幾乎就無法理解中國的文化。」比如，政府各個部門的職能既有分工又有制約；在一個社會裡各行各業彼此之間的協調配合；人體中各個器官的功能的調和等等，都是「五行」的體現。

  《陰符經》開頭的第一句話是：「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這句話的意思是，無論看待事物、觀察事物或人的行為都要體會、認識和領悟宇宙和自然界運行的原理、原則和規律，然後遵循和依照這些原理、原則和規律去作為，人就能達到完善和完美的境界，就能成就一切。領導者管理能否成功，關鍵是能否「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就是能否根據自己的知識、智慧和能力去觀察、感悟和把握事物的本源和規律，並按事物的規律去實踐。只有把握宇宙、自然界規律，社會機能才能平衡運行，才能發展。只有把對宇宙、自然界規律的認識作用於管理之中，管理才能實現平衡。

　　那麼，什麼是「天之道」呢？

　　《陰符經》中有一句話，說明我們的祖先很早以前就觀察到管理人的方法。這句話是這樣說的：「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之於天。宇宙在乎手；萬物在乎身。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這裡所說的五賊就是五行。

　　《宋史·五行志》中說：」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盈天地之間，無非五行之妙用。人得陰陽五行之氣以為形，形生神知而五行動，五行動而萬物出，萬物出而休咎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莫不於五行見之。」意思是，天通過陰陽五行的變化演化萬物，充盈於天地之間，無非是五行演變的神妙作用。人稟受陰陽五行之氣以成形體，形體產生精神知覺，就會有喜怒欲樂憂五性，當五性在心中萌生後就出現了萬事萬物，萬事萬物一出現就有了吉祥和不祥。和平之氣引致吉祥符瑞，悖戾之氣引發災異亂象。這都可以從五行中表現出來。比如，我國的中醫之道就體現、包含著有機論和系統論的因素。中醫是一個重結構、重功能的醫學，中醫把「五行學說」運用到醫道之中。如中醫主張肝、膽配木，心、小腸配火，脾、胃配土，肺、大腸配金，腎、膀胱配水。人體臟腑與臟腑、臟腑與肢體、肢體與肢體之間分布著複雜而有序的信息渠道，從而將各個部分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人們可以根據這些經絡，發現由不同臟腑所傳達出來的信息進行診斷；人們也可以利用這些經絡將信息傳達給特定的臟腑，從而進行治療。在中醫看來，人體絕不是一些器官的機械組合，也不能用簡單的因果關係來加以解釋。人體是一個複雜、生動、和諧、有序的生命系統，它有其協調、共生、循環、反饋的辯證規律。

　　《黃帝內經·素問》中說：「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臟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故喜怒傷氣，寒暑傷形，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厥氣上行，滿脈去形。喜怒不節，寒暑過度，生乃不固。故重陰必陽，重陽必陰。」古人正是利用這種傳統的思維結構，以發現自然中所存在的矛盾運動的辯證規律。

　　「五行學說」始於夏商之際，完善於春秋戰國時期，它屬於中國古代自然哲學的範疇。「五行」一詞，最早出現在《尚書》的《甘誓》與《洪範》中，在《甘誓》中說的是「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說的是有扈氏不尊重「五行」，違背民意，因此，夏啟「替天行道」討伐有扈氏。《洪範》中說的是「鯀鑊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禺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意思是鯀蠖洪水時，採取的是堵的辦法，這違背了自然規律。水的特性就是往低處流動，阻流以治，自然違背了水的「性格」，也就是違背了水的自然特性，所以，是不能成功的，因而也必然導致部族首領和人們的怨恨。鯀被殺頭之後，禹繼承了父親的事業，因勢利導地治理水患，贏得了人們的讚揚。

 　「五行」在《洪範》中被認為是首要之事。這裡，我們應該對「五行」有一個正確的了解，「五行」的「行」，不是行走的意思，而是運動的意思，是自然的呈現與持續運動。所謂「行」指的就是一種自然的「運行」，是依循著本身之為呈現所固有的一種規則而持續運動，是一種自然的作為。金、木、水、火、土稱它們為五行，是因為它們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經常處於相互的變化之中。這種變化，就是相生、相剋的關係。由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五行」是物質的運動規律；是宇宙萬物之宗。遇事應依循自然，因事而治，不能逆規律和民意而動。

　 距今大約3000年前，在《尚書·洪範》中記述了周武王打敗商紂王之後與被俘虜的箕子的一段對話。箕子是商紂王的叔父，中華第一哲人。周武王向他詢問怎樣順應天命來治理國家，箕子向周武王陳述了《洪範》九疇，即治理國家的九項原則，其中就談到了五行，這段話是這樣說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穡。潤下作成，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這充分表明「五行」理論在西周時期就已經具有很大的影響。

　　「水曰潤下」。水的特性和狀態是潤澤、清潤的，它是自然界植物和生物生存、成長不可缺少的條件，另外，它是向低處流淌。

　　「火曰炎上」。火的特點和性能是炎熱，它的運行狀態是向上。

　　「木曰曲直」。樹木的特性是向上向外舒展，它代表的是植物和生物。

　　「金曰從革」。金是一切礦物質的代表，也稱金屬。它的特性，就是能殺傷有生命力的生物。

　　「土曰稼穡」。「稼」是種植，「穡」是收穫。土是大自然萬物生長的基本物質。

　　上述的五行學說，我們不能僅僅理解為物質現象，它告訴人們的是思維方法。雖然「五行」將事物或現象分為五大類，但它是按照「五行」的特性，把宇宙間事物的不同性質、作用和形態，採用「比象取類」的方法分別歸屬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中，並在五行屬性歸類的基礎上，根據五行之間的相互關係及其規律，說明各類事物或現象的聯繫和變化。所以，它並不是單純地指五種物質本身，而是作為事物屬性的抽象概念來應用。

　　後世將五行與自然現象相聯繫，進而與社會現象中的五常相聯繫，與人自身的五臟、五體相聯繫，與人的情感、意識的五志相聯繫，從自然到社會，到人身，再到情感意識，從生成論的角度以五行學說論證了人的自然性，在中國人的生活文化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五行學說」在管理中的應用

　　前面我們講到，「五行」不是指五種物質，而是五種狀態和運行的方式。箕子向周武王介紹了《洪範》九疇，其中第一項就講到「五行」。這說明，我們的祖先在管理國家的過程中，已經把「五行」的理論引入治國方略之中。戰國時代思想家鄒衍用五行相勝的理論解釋歷史上朝代的更替，被稱為「五德終始說」。如黃帝時代是土德，所以稱黃帝；秦始皇相信「五德終始說」，統一六國後，就是推翻了周朝，秦朝是水德，這樣，按水德規範，旗幟和服裝等都用黑顏色；明朝為土德，所以在故宮裡面是以黃色為主色調，就是明黃色；清朝推翻了明朝，克土者木，顏色是青色，故有青龍旗。我們都知道皇帝下詔書時，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奉天承運」四個字，奉天就是奉天命，承運就是承受五德之運，把天命與五運結合起來了。我們經常說的「命運」就是這麼來的。在中國古代的封建社會「奉天承運」可謂最具權威性。「奉天承運」作為尊皇帝為絕對權威的語言是從明太祖朱元璋開始的，一直延續到清朝。「奉天承運」四個字把帝王的超然性、必然性與合理性做了簡要的概括，所包含的思想文化也是很豐富的。我們先看看「奉天」這個詞的意思。「奉天」這個詞表達的是帝王與天之間神秘性的辭彙，也就是說「君權神授」。《尚書·洛誥》有「奉答天命」之語。《泰誓》明確提出：「惟天惠民，惟辟（君主）奉天。」漢代的董仲舒提出聖王應以「奉天法古」作為政治的永恆原則。「運」，在中國思想文化中也是一個重要的字。運的本義是移動、旋轉。在詞義的擴展過程中，增加了形而上的內容。特別是鄒衍五德終始說論述了陰陽五行主歷史之變、朝代更替、帝王移姓以及國策調整等思想，意思是朝代的更替是應運而興。鄒衍的這一理論為維護古代封建王朝的統治及興替提供了所謂的依據。到了明朝，「奉天承運」成為皇帝「聖旨」的固定用語。這四個字表達了帝王的神聖、不可超越性和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性，是君主合理性的最高依據，同時也是人們的政治認同的最高價值準則。

　　在中國古代，「五行學說」的順序有陽性循環和陰性循環兩個方面。比如，西漢時期的董仲舒把五行進行重新排列，以此來說明事物的相互聯繫，順序是：木、火、土、金、水，提出五行相生的關係。相生的關係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又生木。他把相生與相剋結合起來，概括為「比相生而間相勝」。「比」指的是相鄰的兩者之間的關係，「間」指的是兩者間隔一個的關係。相勝就是相剋，關係是木勝土，火勝金，土勝水，金勝木，水勝火。這對於我們認識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繫，把握事物之間的矛盾，從而找到解決的方法帶來了新的啟發。

　　「木、火、土、金、水」這是一個相生的順序，也是五行中陽性循環的過程：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比如，木材燃燒是火的基本來源，火燃燒的結果是物體化為灰燼，又構成了土的基本成分。而礦產是從土地之下生成和挖掘出來的，金屬在一定的高溫之下又變成了液體。

　　陰性循環的順序則是「金、木、土、水、火」，這是一個相剋的順序：即「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比如，金屬製成的刀、斧、鋸可以輕易把一棵參天大樹伐倒，木是代表生命的，金屬製成的刀槍劍戟也可以結束人的生命；「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也是說明土克水的意思，水與火是相剋的，發生火災的時候都是用水來救災的；而金屬又都是在火的燃燒下，達到一定的高溫才熔化的。但是，《孫子兵法》、《墨子》中又講五行無常勝，這說明在春秋時代，人們雖然已經熟知五行相勝的道理，不過這個道理不是絕對的，它是在一定的條件下才能相生、相剋的。比如，我們知道的成語「杯水車薪」，雖然是水與火的相剋關係，但是由於量的不足，也是不能把火滅掉的。所以五行的相剋和相生都是有條件的，就是說，事物的轉化也是有條件的。沒有相生，事物就不能在外部環境及條件的支持下得到發展；沒有相剋，事物就失去了發展的動力。生與克是「五行學說」中的兩種基本屬性，我們要知道的是「生與克同用，克與生同功」，這表明生與克本身不代表好與壞的意思，它只是支撐事物運行與發展整體的和諧與穩定。所以說，五行生剋不僅有相輔相成的一面，也有相互制約的一面。自先秦兩漢以來，哲學上陰陽、五行學說成為古人認識事物、觀察事物的樸素且最根本的方法。他們認為，天地間一切事物的發生、發展和變化，都是陰陽對立平衡與五行相互生克促進與制約的結果，即克中有生，生中有克，這就是事物發展的規律。「五行」的思維是人類最基本的、最普遍的思維。

　　除了上述的相剋、相生之外，在五行關係中，在某種條件或因素作用影響下也會產生相乘與相侮的反常現象。相乘，意思是說，相剋的太過分了，超過了正常制絢的力量，從而使五行系統結構關係失去正常的協調。應當說明，「相剋」與「相乘」是有區別的，不同的是，相剋是正常情況下的制約關係；相乘則是正常制約關係遭到破壞以後的過度克伐的現象。相侮，就是相剋的反向，又叫反克。這是五行系統結構關係失去正常協調的另一種表現。就是說被克者的逆反形態，不受克者的制約，反而欺侮克者，從而招致相反的力量的反制，物極必反說的就是這個道理。所以說，「氣有餘，則制己所勝而侮所不勝；其不及，則己所不勝侮而乘之，己所勝輕而侮之」。就是說，五行若某一行太過，對其所克之行過度制約，就會發生相乘的現象。對其所不克之行發生相侮的現象，就是反克。假如某一行的力量不足，必然產生過度的制約。我所要制約的對象，也會因為我的力量不足而反克相侮。

　　我們可以看出，正是這種相反相成的生克制化，調節並保持了事物結構的相對協調和平衡。相生、相剋的過程，也就是事物發展變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會經常出現不平衡的情況，這對於本身也是一次相生、相剋的調節，會產生再一次的協調平衡。而正是這種在不平衡之中求得平衡的循環運動中，促進事物不斷地變化和發展。

   在古代社會，人們的思維是整體的，由於生產力水平的低下，觀察還停留在對事物的直觀認識上，這種方法對於認識事物整體的一般性規律是有一個比較正確的把握，但是，很難做到精確和嚴密。到了近代社會，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人們把事物分成一定的門類，認識的水平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廣度，但是這種分類又使人們對整體事物的認識形成某種程度的割裂，即容易隔斷事物之間各種要素的聯繫，因而認識事物往往是單一取向的思維，這種思維容易造成政治、經濟、社會管理的不平衡。到了現代社會，人們認識事物的方法發生了有趣的現象，即在利用現代化的管理手段的同時，又回歸到古代社會那種整體思維的模式之中。人們認識的這種回歸不是簡單的、機械的運動，而是人類更高起點的發展，這就是系統的管理思維。系統領導力比管理能力重要。作為系統領導力所要求的是領導的素質與管理的技能相融合、相協調、相輔相成所形成的能力，而這種領導力更多地體現在人的素質上。但是，領導者在運用「五行」學說時，作為圭體相生、相剋會作用於客體，同時，領導者也要考慮到客體相生、相剋同樣會作用於主體。比如，秦始皇非常相信陰陽五行學說，他認為自己是水德，水德主陰，所以，統一六國是以韓非和李斯的法家思想作為強國之本的。實現大一統之後，秦始皇依然崇尚刑罰治國的思想，沒有把握「相生相剋」的治國之道，最後，被陳勝、吳廣的農民起義所推翻。

　　系統論告訴我們，世界上各種對象、事件和過程都不是雜亂無章的偶然堆積，而是一個合乎規律的、由各要素組成的整體。系統的管理思維方法的特點就是要實現管理效能的整體優化。從中國古代的「五行學說」，我們可以看到，相生相剋的循環既是事物的規律，又是達到事物平衡的智慧。無論是順時的思維，還是逆向的思維，都體現了對事物屬性和規律的把握。因此，管理的思想「支點」在人類發展過程的規律之中，在人類對自然的認識之中，在領導者的思想之中。管理過程中團隊成員之間、要素與要素之間都存在著相生相剋的關係，理解了這一點，領導者就能把握管理的智慧。所謂管理的規律就是管理過程中各要素相生相剋的運行方式，這就是管理的本質。『『五行」的生與克普遍存在於人的管理之中，我們通常把它稱作方法，方法本身就是事物內部矛盾的相生與相剋的運用，只不過我們並未認識到它的相生、相剋的作用罷了，而只是一種簡單的經驗輪迴。如果領導者把這種經驗的做法，放到「五行」相生、相剋的認識中去，這將會提升管理的「自覺」，使團隊的管理獲得成功。領導者的能力，關鍵在於對事物矛盾中相生與相剋「點」與「度」的把握。

　　自然界的運行有自然界運行的規律，社會的發展有社會發展的規律，以人為核心的管理活動也有其內在的規律。規律是作用於事物內部相生、相剋的一種規則，是事物發展變化的固有的屬性，順應、相生的規則是規律，逆動、相剋的規則也是規律。我們只有認識事物的變化、運動的規則，把握其內在的屬性，才能找到事物發展的「支點」。探索規律、把握規律、運用規律，就是尋找管理的思想「支點」，這也是人們的思維作用於客觀規律所在的根本點。如果領導者不尊重事物內在規律，就不能準確地把握管理的思想「支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