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魂的鍛造：王家新論(2)

　　到了《孤堡札記》（1997），詩人王家新與想像中的杜甫會面了，「我也不與你談論砍頭的利斧或桂冠」，這可是看作詩人的一次躍升，一陣言辭背後的沉默，我們看到詩人在經歷磨折之後更加成熟，在同年寫於德國那個古堡的長詩《回答》的最後，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穿越了其全部痛苦的詩人：「而我將在這裡留下。/我想我已經準備好了：從持續不斷的降雪中，/從籠罩著山上山下和萬物的靜寂中，/將會靜靜地升起一支冬日的頌歌……」

　　王家新曾多次強調他傾心於北方的冬天和雪，他把它變成了一種精神的語言，甚至「詞根」本身。他在《變暗的鏡子》寫道：「再一次獲得對生活的確信，就像一個在冰雪中用力跺腳的人，在溫暖自己後，又大步向更遠處的雪走去。」這裡的意境，便是詩人一次次剖開自身，自我拷問，懷疑，無助，然後重新獲得對生活和藝術的確信。而這裡的「雪」，到了王家新前幾年寫於美國的《在紐約州上部》，描述得更為精妙：

　　　　

　　　　在紐約州上部，

　　　　在一個叫漢密爾頓的小鎮，

　　　　在門前這條雪泥迸濺、堆積的街上，

　　　　在下午四點，雪落下時帶來的那一陣光，

　　　　一剎那間，隱身於黑暗。

　　　　

    於尋常生活中獲取藝術，把質樸的生活與藝術的意象重疊，在言與不言中隱身，這是王家新更為成熟、高超的詩藝體現。他在《越界的詩歌與靈魂的在場》中自言：「這首隻有五行的短詩，就是對『當下』的一步步確立，就像攝影的聚焦一樣，但我想這比攝影的聚焦要困難得多，我想寫出冰雪的力量……寫出對雪落下時帶來的那一陣光的艱辛辨認，寫出我們自己究竟身在何處，因此這會是一種對自身全部感受力的聚焦。」

　　需要指出的是，王家新的「雪」的喻指是多維的，與之相對，形成對立意象範疇的則是「黑暗」。這些都屬於他的對立詞根範疇。王家新在他最喜歡的詩人之一布羅茨基去世後，在一首詩中寫道，「你必須忍受住∕一陣詞的黑暗」。這「一陣詞的黑暗」，是精神的黑暗，也是存在的黑暗。這「一陣詞的黑暗」，也就是對一個詩人的祝福。雪與黑暗的對峙，成為王家新存在之詩的重要內核，「不管怎麼說，只要生起火，就總有面對餘燼的時候。正是這樣的時刻，讓我進入了一種『存在之詩』。」（《越界的詩歌與靈魂的在場》）

　　詩人總是帶著屬於自己的意象來到這個世界上的，一經誕生，就成了超越現實的獨特存在，彷彿每種意象都塗上了詩人自己喜歡的顏色，恰如狄蘭·托馬斯所說，一首好詩寫出來之後，世界就發生了某種變化。在靈魂與內心衝突中，王家新的斧頭劈開自己，也劈開麻木的現實，給人以痛感，掙扎和光亮；在詩歌藝術上，王家新的斧頭劈開的則是斷裂的碎片，「詩片斷」，以及對於詞根的執著找尋，漸而由同一詞根形成多重意象。這可以看作是他對中國詩歌的獨特貢獻。這在吳曉東的《王家新論》中已有專門論述，這裡不再贅言。

　　經過長時間的遞進與嬗變，「斧子」連帶它劈開的「雪」與「黑暗」，已經成為王家新標誌性的詩歌意象。如果說，匠神用斧子劈開宙斯的頭顱生出了智慧女神雅典娜，王家新用斧頭則劈開了怯懦、麻木和混沌，在緊張的對立衝突中彰顯勇毅與反思精神，在刀斧鋒刃的呼嘯中打磨和鍛造自己的詩藝與靈魂。這對於90年代中國詩歌的質地與擔當，都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提升。　　二、錘打

　　

　　匠神赫菲斯托斯把圓球形的人一剖為二後，分開的兩人劇烈地嚎叫著，匠神沒有撫慰他們的痛苦，而是像把鞋子放在鞋楦上敲打一樣，不停地敲打著其中一人，使他半圓的身體有了平實而堅硬的胸膛。

　　這是一個飽有蘊含的詩學隱喻。錘打，貫穿於雕刻的全過程，鑿子和刻刀一刻也離不開鎚子的作用力，直至雕塑成形。尼采把查拉斯圖拉從蠅營狗苟的市場中帶出，推向煉獄般的威蘇維火山，然後向世人宣稱：「唯一信條：要純潔。」要使他在痛苦中打磨，直到獲得「三度變形」的最終實現。對於詩人來說，錘打的過程是痛苦的，絕不像「捻斷數根須」那麼簡單；詩人在黑暗中發力，和自己打拚，一次次發問，「為什麼要把人與獸的殊死搏鬥∕留在一個睡不穩的夢中？」（《瓦雷金諾敘事曲》），他還得一次次「在詞中跋涉」，直到「靠近那扇唯一的永不封凍的窗戶」（《尤金，雪》）。這唯一的永不封凍的窗戶，在王家新看來，「也許就是永恆的藝術本身。只有到那裡……才會給我們的靈魂帶來真正的喜悅。」（《「走到詞∕望到家鄉的時候」》）

　　王家新的拷問與錘打，首先是在「藝術與現實」的兩難境地中展開，最具代表性的詩作當然是《瓦雷金諾敘事曲》，詩作呈現出了十分可貴的張力。面對悲劇性的歷史以及由此帶來的壓力，詩人不肯低下頭顱，更不肯苟活，在內心劇烈的痛苦中，王家新找到了他的遙遠國度的心靈意義上的親人，「蠟燭在燃燒∕詩人的筆重又在紙上疾馳，∕詩句跳躍∕忽略著命運的提醒。」在經歷80年代的「青春期寫作」後，這首詩成為90詩歌轉型的一篇力作。詩中抒情的份量沒有減弱，反而有所加強，但它帶給讀者的感覺不是矯情，而是時代的激情。這似乎成了80年代的最後一次抒情，或者說最後的爆發。與此同時，這首詩帶有濃厚的敘事表徵，與常見的敘事不同，王家新把「我」作為劇情的角色之一參與其中，使得敘事帶有相當成份的自我對話和爭辯色彩。

　　里爾克曾為「作品與生活」的分離苦惱不已，直到最後在一個細小的玫瑰刺上徹底解脫。這也是幾乎是所有詩人心中的鬱結。王家新在《詞語》中寫道：「為什麼你又想起了古希臘悲劇中的合唱隊？——它總是在那兒吸引著我們對死亡的衝動！」在我看來，這裡表面上說的是死亡，其實內核在於「藝術與現實」兩難境地的掙扎。命運與現實是一張巨網，人們無往而不在枷鎖和巨網之中。但是，在日神與酒神的雙重光耀之下，尤其是在酒神的引領下，藝術家便有可能獲得真正的自由。這就是尼采強調的「醉境」。進入醉境的人，甚至「不再是藝術家，而成了藝術品」。（《悲劇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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