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勤：中國的發展靠制度還是文化？

　　2006年9月23日，自由主義學者，上海大學教授朱學勤在「國學傳統與現代文明」論壇上發表演講。此文根據現場速記整理

　　

　　朱學勤：

　　

　　幾千年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士大夫有一種文化優越感，由此演變為近代條件下把制度選擇的失敗歸咎為是文化的原因，然後再推出一個文化決定論。這既表明了近代條件下知識分子失敗的沮喪感，又是他們對古代社會文化優越感的一種回歸。

　　

　　我們自由主義在第一代思想家嚴復那裡就出過偏差。嚴復把中華民族落後的根源第一次定位為是文化落後，第一次提出是國民素質問題。戊戌變法失敗後，國民素質論被梁啟超接過去，用以推脫六君子政治操作失敗的責任，演化為全民有責任的決定論。

　　

　　到了1917年被我們自由主義第二代的大師胡適接過去，明確形成文化決定論。胡適是用這個解釋辛亥革命後短暫的復辟。

　　

　　胡適的文化決定論到魯迅那裡走向更偏差的第一步，魯迅終於喊出國民性的改造，問題不在於士大夫，而在於普通老百姓。這樣一種文化決定論的步步推演，已經埋伏下60年後文化革命的邏輯。我認為文化革命的邏輯，實際上是從五四開始，幾代知識分子一個共謀的結果。

　　

　　我是尊敬胡適的，尊敬他的程度超過魯迅，這並不意味著我會沿襲胡適早年思想上一個結構性的矛盾。矛盾在哪裡呢？胡適在政治上是一個漸進主義者，他反對用革命用整體解決的辦法來改變中國；但是，胡適在文化上卻是一個激進主義者，他要求徹底改造中國的文化。

　　

　　一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掀起幾次大的文化爭論，從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一直延續到台灣六十年代文興時代。

　　

　　三次文化爭論我認為乏善可陳，如果最大的成果可能是啟發那個叫毛潤之的湖南青年，立下一個大弘願，一旦掌握政權，僅有社會革命政治革命是不夠的，只有將革命引入文化改造，人性改造的層面才是千秋偉業，不僅他的反對，連他的追隨者都忽視了毛澤東內心的弘願。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文化革命失敗之後，到了八十年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第一件想做，或者能做的事情居然還是文化大討論。最為弔詭的是知識分子一面詛咒文化革命，一面重複文化革命邏輯，即：中國的根本問題是文化問題，文化不轉型，四化無希望！文化不轉型，民主無希望！文化不轉型，自由無希望。

　　

　　我想毛澤東如果在八十年代能夠復活的話，他一定會覺得奇怪，既然如此，你們為什麼還要否定我呢？我們本來是同志，是團結在五四旗幟下，文化革命的戰友，我和你們的共識都是文化要革命，我和你們的區別僅僅在於我的革命是從革你們的命開始，而你們的文化革命只是要從革民眾的國民性開始。但是，誰又能區分你們的國民性一定能致萬於中國的國民性呢？能夠致萬於中國呢？所以到89年下半年毛澤東如果活著，他一定會勸阻三五九旅的旅長王震，叫他不要咒罵電視片《河/殤》，他會說「王大鬍子，他們文化討論到這一步，已經把我的文化革命從窗口拋出，又出窗口接回來了，讓知識分子繼續呼喚文化吧，只有解決文化問題才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前提，這不比我的文化理論更有生動，更有說服力嗎？」

　　

　　我完全同意儒家朋友們的歷史悲情，我們都說中國二十世紀的前七十年是苦難深重的七十年，是上帝虐待中國的七十年，因為我們放眼世界，沒有一個民族在這個七十年裡面打了這麼多年的仗，死了這麼多的人，但是上帝如果聽到這樣的抱怨他會鳴冤叫屈的，他說為了讓中國人清醒地看到文化是重要的，但不是決定性的，他在地球上特意安排了同一個文化版圖上截然不同的制度選擇的對比，比如，他安排過東西德的對比，他安排過南北韓的對比，安排過南北越的對比。而在中國，他唯恐人們看不清楚他特意安排三塊對比，同一個文化版圖上。安排了大陸、香港與台灣的對比，在這個意義上說上帝厚待中國人啊。

　　

　　甚至於到了6、70年代，他唯恐人們還看不清楚，在空間上的對比作那樣的安排不夠，他還要作時間上的對比，他特意安排一個時間差異，在中國大陸安排了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第一個時期是毛的時代，是最強調文化，強調文化革命的時代，人性改造的時代。第二個時期是鄧的時代，鄧是最不強調文化的，最不強調人性改造，反過來是否定了文化革命，否定了毛的人性改造的政治家。他的改革與毛的文化一字之隔，重大的差別。毛是要向文化宣戰，向人性宣戰，但是鄧是向文化言和，向人性言和的時代。這兩個時代不是制度差別的時代，僅僅是政策差別的時代。

　　

　　兩個時代僅僅改換了一下政策，天差地別。大家就能看到，這兩個時代是文化選擇帶來的嗎？我認為不是的，是一個還沒有到達制度選擇，僅僅是政策選擇帶來的差別。這是常識，這是走出這個知識分子聚集的會堂，普通街民，凡夫走卒都能夠看到的問題。

　　

　　儘管我到現在認為中國是一個制度問題，不是一個文化問題，但是文化被制度約束，卻使它不斷地成為中國知識分子一個無可奈何的話題，這是一個話題，而且一次又一次地出現，我應該面對這個現實，不得不來談談我對這一輪文化話題。

　　

　　上一輪文化話題我討論過了，我應該談談我對儒家復興的看法，為什麼會出現儒家的復興，所謂的儒學熱？

　　

　　第一個原因，九十年代以來，各位搞傳媒的朋友最有體會，意識形態大規模的撤離，不管我們以不斷的意識形態遭遇，糾纏，每個星期都擔心XX部的月評有沒有我們南方人物周刊的名字，但是從歷史的長程看誰都不反對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中國傳媒遭遇的環境最根本的特點是意識形態大規模的撤離。

　　

　　官學出現真空，官學本身空心化。剛剛楊錦麟已經提到，他敏感地注意到，我們的官方意識形態已經從反孔開始的，到二十一世紀已經轉到他自己的對立面，各級官員穿上不三不四的漢服、清服開始祭孔了。一個官方意識形態從反孔開始到祭孔結束，已經完成其歷史使命了。這是儒學出現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與八十年代文化熱討論不一樣的是，如何解釋九二南巡以來的經濟崛起。解釋經濟崛起，官學話語蒼白無效。

　　

　　在去年最為樂觀的時候，我們的報紙正在製造一個「北京共識」的神話，這個「北京共識」要取代「華盛頓共識」，呼之欲出，這個北京共識需要文化解釋，它也需要，經濟崛起需要尋找文化解釋。前面講的這兩個背景有很大的政治性格，不要迴避。

　　

　　只有第三個背景因素，我認為是真實的文化問題，即海外華人的認同感。在毛澤東的時代，華人曾認同其世界革命的思想。尤其是東南亞，在柬埔寨、在印尼，華僑今天在那裡的處境還在為這份認同付出代價。

　　

　　九十年代以後，大陸停止了意識形態的輸出，於是華人社區在1949年以前帶出去的傳統價值開始復歸，他們需要文化認同，他們需要語言認同，這一塊真實的。

　　

　　我肯定儒學作為倫理層面的填空作用，它填補了官學意識形態大規模撤離以後，這個民族的倫理真空，它有積極的意義。這是第一條。

　　

　　第二條，中國傳統儒學當中是精華與糟粕共存，精華層面是儒學的抗議傳統，始終在以道統抗爭政統，強調從道不從君。這是最為精華的部分。

　　

　　第三條，到目前為止，倫理儒學抗議傳統，它有兩種存在方式，一是民間方式，以民間方式出現的倫理入學抗爭性格，樂觀其成，我雖然跟蔣慶有很多的分歧，十幾年前在深圳，我們打過口舌之戰，但是我對蔣慶退到貴陽辦陽明精舍的民間方式我是非常讚賞的，要比去年我們這麼多大儒那麼多的文化人物在人民大會堂高明得多、單純得多、純粹得多。

　　

　　所以，我對這些年民間生活當中出現的儒學事件我始終持一個同情和支持的態度，比如說上海的孟母堂事件，孟母堂出現在上海，如果我還有一個孩子7、8歲的孩子，我未必會把我的孩子送進孟母堂，但是其他家長要送，這是他們的權利，我必須尊重。我反對教育部以行政的方式宣布孟母堂非法。這是極其粗暴的行政干預，沒有道理的事情。我想肯定儒學倫理層面的價值，肯定它傳統上的抗議性格，肯定這兩者以民間方式存在，保留這兩點，肯定三點。

　　

　　二是儒學政治層面的作用，我是保留的。也就是說，我肯定倫理儒學，我對政治儒學存疑，也就是說，同樣是蔣慶，他說的「王道「等等，我是保留的。我更保留把儒家上升為儒教，儒教上升為國教的衝動，我覺得中國幾千年的古代社會當中，政教合一的傳統非常地強大，政教合一之所以出現，除了君這一邊的原因之外，儒家性格的依附性也是一個不容迴避的因素。儒家有抗議傳統，也有依附傳統，我非常欣賞蔣慶退居貴州的陽明學社，很瞧不起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發出來的文化宣言。

　　

　　前者體現的難能可貴的抗議傳統，後者既有一個長長的依附性格的尾巴，什麼地方不好找，要到北京人民大會堂發幾個文化宣言，哪怕到平安書院來發。

　　

　　在一個民族崛起的時候有一個衝動要對文化崛起的衝動，有一個人這麼做，就是李光耀，六十年代國家經濟騰飛的時刻，李光耀把當時的時代解釋為文化驅動，這個是儒家價值，他再深一步把儒家價值升級為亞洲價值，用亞洲價值來和普遍主義的政治文明抗衡，二十年過去，李光耀是一個誠實的人，他自己宣布，當年的這個文化解釋是失敗的，我想面臨中國的這一輪崛起，我們的官方有李光耀式的衝動，我們民間知識分子也有李光耀式的衝動，我不反對他們對今天的經濟崛起進行各種各樣的解釋，包括文化解釋，我只是提示前車之鑒，不要犯第二次李光耀的錯誤。

　　

　　我剛才講到我同情儒家的悲情意識，更為贊同儒家的憂患意識，以憂患意識來談歷史教訓，也許我們會更為親切，也更為醒目。一個重大的歷史教訓是什麼呢？二十世紀曾經有過一個經濟體迅速崛起，但是他的政治文明沒有根本地改善，這樣的歷史時期。那個地區的人們也曾經被經濟崛起所陶醉，忽視了制度問題，忽視了政治文明的改善，急急忙忙地建立基於特殊主義而不是普遍主義的價值體系，而且把這個價值體系向外輸出，陷本地區人民於災難，陷世界人民於災難。這兩個地區，一個是德國，一個是日本。我們今天還揪住日本不放，日本當初之所以陷，千條原因，萬條原因，其中有一條原因就是在經濟體系迅速崛起，政治文明沒有根本改善的情況下，急於建立特殊主義的價值體系，並且向外界輸出。

　　

　　德國有教訓，日本有教訓，我希望我們的中國不提供第三個教訓。

　　

　　 各位朋友，中華民族的崛起不僅是儒家的希望，也是我們自由主義的希望，今天中國確實在崛起，他的希望在這裡，他的憂患也在這裡，讓我們珍惜這個崛起，讓希望而不是憂患成為二十一世紀的現實。謝謝大家！

　　

　　陳明（儒家代表人物，儒教研究中心秘書長首都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

　　

　　對朱學勤先生的講話我有幾個問題。他講得很好，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對自由主義前輩們的一些觀念進行反思，這確實是很難的，在中國的自由主義身上，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種崇高感、悲壯感和傲慢。他這裡表現了這一定，我覺得是很不錯的。

　　

　　可是有三點，我在這裡記了一下，一個是說反對文化決定論，這是對的，你給文化過多的榮譽必定帶來更多的恥辱，這是更多的。所謂的文化決定論應該是文化對某些事情的影響力。反對文化決定論要把文革這種事說是受五四觀念影響的結果，把文革是看作是一個與五四、新民、清華運動或者是新民性改造，一脈相承的，你把更深層的問題忽略了。

　　

　　最後，他（朱學勤）說到中國不要成為日本和德國之後第三個輸出特殊價值的教訓或者案例的提供者，這和他前面的思維是一樣的，日本不用說了，但是德國是要說以德國的劍來鑄德國的犁，這不是一個文化而是利益問題，這是非常清楚的。

　　

　　至於中國，中國改革不到位的時候，搞一些孔子學院，是不是成為第三個案例，這對想像力的要求太高了，如果不是偏見的話。

　　

　　朱學勤：當我說中國問題不是文化問題，是制度的問題的時候，我並不是否定文化問題的重要性，我跟已過世的經濟學家楊小凱也多次討論過，世界政治文明的建立，除了硬體之外，它的軟體支持在哪裡，楊小凱信奉基督教，他寫過西方憲政和基督教的關係，這些觀點我都是贊成的，我只是說今天的制度底下阻礙我們進步的是文化問題還是制度問題。每一個承擔具體工作的人，呼吸中國大陸空氣的人不難回答，我反對文化決定論並不意味著我墜入非常機械的制度決定論。在文化和制度的關係上，我的看法是讓制度回歸制度，讓文化回歸文化。是制度承當的責任不要轉移出來讓文化承擔，文化承擔不了制度的重任。

　　

　　陳明提出，當我提出文化革命的源頭之一，是毛作為五四憤青的一個文化理想，他提出是否誇大的文化作用，之所以發生文化大革命難道僅僅只是毛澤東的文化理想嗎？我不會忽略文化大革命的其他原因，文化革命結束了，但是發生的制度基礎和社會制度我到現在不認為已經徹底剷除了。

　　

　　第一我要講制度，第二我要講政治原因，毛劉之爭到底爭什麼，實際上毛最隱諱的是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三千萬人的災難，毛劉之爭是他察覺劉有可能在他身後清算三千七百萬人的問題，隱秘最深的心理動機是他最不願意說的東西，是偶爾顯露而已，曾經有過一次的偶爾顯露，就是1966年的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毛突然冒出一句聯想到劉的行動。所謂的「5?16《通知》」通知，他把劉少奇稱為「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讓毛最忌諱的是斯大林去世以後，赫魯曉夫把所有斯大林的錯誤都揭露出來了，追究斯大林的責任。

　　

　　回過頭來講文化原因，我想重申一句，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除了我講的制度原因，政治原因之外，確實有他作為五四青年的文化理想。而這個文化理想公正地說，是我們的五四先賢共同塑造的，毛只不過是飽吸了他以前已經登上文化地位上的這些人塑造的乳汁長大的，民族大悲劇是毛澤東和整個被他迫害的知識分子繼承的共謀的結果。

　　

　　第四個問題，陳明先生說當年發生二戰是利益爭奪，不構成我們中國的前車之鑒。這個問題允許我多說幾句，如果按照已經被簡化的歷史教科書的說法，當年日本和德國之所以掀起二戰的狂瀾，那確實有的利益衝突，僅僅是要爭奪陽光下的地盤，要瓜分殖民地等等。但是如果我們把歷史打開，尤其打開歷史被教科書閹割的那些幽暗面的話，我們就看到日本和德國當年就是闖下這個滔天大禍，除了陳明先生講的那些原因之外，還有更為深刻的所謂文化上的原因。

　　

　　日本當年皇軍進中國不僅僅是刺刀進中國，他帶進來的一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文化訴求，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第二天，日本人渡過蘇州河進入中國的公共租界，他做的一件什麼事情教科書從來不願意多說，就是把上海南京路兩側能夠抓到的白人統統俘虜過來，強迫他們拉黃包車，然後讓中國的老百姓坐黃包車，組織中國的老百姓夾道鼓掌，皇軍當時的宣傳是充滿文化訴求的，我們來為你們報仇雪恨了，我們今天進入公共租界，我們不是佔領你們上海的地盤，我們是來和你們一起幫助你們打倒白色帝國主義。白色主義除了掠奪我們東亞的經濟之外，他們還窒息我們東亞的文化靈魂。

　　

　　14年對日戰爭期間，中國出現了世界歷史上最多的漢奸，二戰期間有兩個民族漢奸最多，一個法國，一個中國。這兩個民族是歷來強調文化作用的，但是當異族入侵的時候，他們湧現的跟外國侵略的「合作者」，法國人是最多的。我接下來講的東西質疑的朋友不要敏感，我絕不是隱射，只是把問題引入更深的問題。

　　

　　我跟法國的朋友探討這個問題，為什麼你們有那麼多的法奸？我們有那麼多的漢奸，漢奸只是歸於道德品質，不能說服人，這些漢奸裡面有一些非常有威望的人，比如周作人、胡蘭成等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人當初提出文化認同的訴求。尤其是像周作人這樣的五四時代的大師願意跟日本人合作，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跟日本人的文化訴求合作，你們不能說我是漢奸。這個裡面有非常深厚的歷史縱深需要我們打開。

　　

　　這個悲劇一直可以追溯到名末清初的時候，黃宗義、顧炎武、王夫之並稱三大儒，三大儒堅持抗清，這三個人當中最難的是黃宗羲，他前半輩子堅持游擊戰爭，九死一生，沒有理由說這個人是一個軟骨頭，不是的，但是他後來跟滿清統治者有這樣那樣的合作的。以至於今天評價明末清初的公案，各有各的說法了，我是以同情心解釋黃宗羲為什麼跟滿清合作，一個重要的原因，康熙開博學鴻詞科，當康熙說我開明史館，我為你們的統治者樹碑立傳，這個時候黃宗羲坐不住了，先是派自己的弟子下山，然後派自己更親近的人下山等等。他和浙江的滿清的地方當局有書信來往。

　　

　　這個地方反映了中國強調文化認同的知識分子一個難局，當統治者改變了簡單的屠殺政策，使用文化認同來贖買你的時候，你怎麼辦呢？很多人碰到這一步時非常難解決的。我想黃宗羲到這一步他想得比較多的是統治者認同我的文化，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征服者被我的文化征服的，我當然可以和他合作了。用康熙的語言說，用統治者的語言來說，我不是征服者被征服，而是用一個文化認同來換算化解換得了你的政治變節。文化認同和政治變節之間有時候非常發生非常緊張的難局。我相信黃宗羲沒邁過這一步，不要責怪古人，周作人也沒有邁過這一步，不要苛求周作人，這裡面有非常深刻的歷史縱深還沒有打開，文化認同和政治變節之間的關係。

　　

　　德國不僅僅是利益爭端，我想說的是德國是世界利益近代歷史上第一個提出文化優越與文明，我們認同本民族的文化，我們不接受在物質層面超過我們文明的一個國家，從赫爾德經過康德，到康德的學生非西德費希特，這樣的一個文化至上論，最後成為德國民族主義的狂瀾，希特勒之所以能夠動員這麼多的民眾認同他的民族戰爭政策，不僅僅是他的福利政策，不僅僅是他利用了1929年的經濟危機，在希特勒的國家訴求後面有一條又深又長的文化至上論的歷史線索在支撐他。否則的話像海德格爾這樣的大哲怎麼會和希特勒合作呢？我們不能簡單地停留於教課書的水準理解當年德國和日本為什麼會發動侵略戰爭，後面的文化原因是什麼，到現在我們沒有充分打開過。

　　

　　正因為這個原因，我不無憂患地看到，最近十幾年中國的社會生活、文化生活當中，出現了一些類似的跡象，比如說我們的軍人提出超限戰，如果僅僅是軍隊的文職人員寫這兩本書也就罷了，但是高級將領居然提出我們可以跟美國打一場核戰爭，「我們可以犧牲西安以東所有的代價，把我們的導彈打到美國的領土上」，一言既出聳動了世界。雖然中央政府抑制了這種法西斯類的做法，這位少將後來被降職了，但是他能講這種話是駭人聽聞的，這是我擔任軍人職務八十年代無法想像的事情。

　　

　　我並不是說這種東西已經成為我們國家政治生活的主流，但是一些令人擔心的跡象已經出現了。所以，我才說，我非常高興我們的中國的經濟崛起，也希望這場經濟崛起後面有我們的文化解釋，但是我確實有理由提示類似的現象，在類似的國家類似的時期出現過，中國應該避開這個前車之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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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分子對自己這一行當要警惕

　　

　　

　　石扉客先生轉茉莉女士：

　　

　　謝謝你對拙文提出商榷意見。這是一篇因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編輯約，幾天內趕出的急就章，能得到讀者注意，並且提出商榷，首先應該致謝。

　　

　　你提出的意見，當時慎公兩次問我，確實沒有這樣想過。我寫回憶時，只能尊重歷史原貌，不敢隨自己後來的認識隨意增添。這一問題也一直折磨著我，時逾四年，現在考慮這一問題基本觀點未變，只是增加了一些視角，更為複雜一些了。我目前的看法，體制是彈性、剛性、塑性，概念上並不重要，關鍵是事在人為，或許能爭取一個和平漸進、逐漸演進的前景，並越過不可逆之端點？但是舊式革命的危險始終存在，甚至越演越烈。是以改革走過這一險區，還是聽任舊式革命從後面追上並撲倒改革，到今天還是一個大問題，而且更要命的是，主動權還是不在我們手裡。

　　

　　至於你所提出的第三種前途，海外心情與國內感受差別很大，在今天大陸境內，如果呼喚革命，最終出現的很可能並不是具有新意義的革命，而是舊式反市場經濟革命，義和團加土改運動，將剛剛開始的一點轉折毀於一旦。到那時玉石俱焚，歷史將又一次走進始料不及的另一個房間，不是革命，而是復辟，如霍梅尼革命代替伊朗國王的白色「革命」。這一點，和80年代的東歐大不一樣。我這樣說，決不意味認同伊朗國王的「白色革命」。我也熱愛哈維爾，並厭惡國內知識界的昆德拉熱。我曾試圖寫文章，揭示國內知識界的「昆德拉熱」和犬儒化之間的聯繫。但在熱愛哈維爾的同時，注意我們現在所處的景況與他所處的捷克80年代形勢有大不同，至少他沒有遭遇前面是拒絕改革後面是舊式革命的夾擊，以東歐歷史套裁中國當下，已經捉襟見肘。我們現在逐漸變得與伊朗似，不與東歐同，指出這一點，也許不是多餘？

　　

　　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幾乎就是一部不斷走錯房間的歷史。我們看看三、四十年代中國知識界大部分人在魯迅和胡適之間做出的革命選擇，以及這一選擇的歷史後果，或許能明白慎公晚年的沉痛。不幸的是，這一歷史現在又在國內知識界逐漸重演。知識分子很容易為自己的「高尚意圖」所迷惑，不以這一意圖進入歷史過程的責任後果為念。在這一意義上，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的災變，知識分子的「革命」衝動是要負很大責任的。而這樣的衝動，已經融化在我們從小所接受的教育中，故而我才再三提出我們是喝狼奶長大的，而狼奶的一部分不是別的，還正是一些具有高度審美價值並能產生道德自戀的高尚意圖。不以百姓蒼生的具體生活代價為念，只圖滿足自己的心理高尚，這幾乎是知識分子這一行當的左撇子天性，中國傳統文人如此，西方現代教授亦然。這就是時常發生中外左翼文人廉價合唱的道理。從二十年代、四十年代全世界高尚知識界集體向左轉，到現在後現代語境，一個哈貝馬斯與德里達的聯名上書，就把中國文人唬得一驚一咋，老問題不斷回來，新包裝則一換再換。我在拙文中再三強調責任論理，而不是意圖倫理，也不過是這一意思。一方面要有勇氣拒絕「昆德拉熱」，拒絕那種「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廉價呻吟，另一方面則還要時時警惕並堅持反芻自己早年的狼奶，一口一口地吐出來，不為自己的高尚理想所誘惑，警惕自己幼時所感染的職業革命家毒素以另一種正義形式冒出來，這不是一件容易處理的事，更不是那種用濫了的兩分法。

　　

　　「豈有文章覺天下，忍將功業誤蒼生」。我們是知識分子，而且還要啟蒙，但在做著知識分子的同時，對這一行當有足夠的警惕，甚至厭惡，在啟蒙的同時培養後一種意識，對知識分子及其觀念追求進入歷史究竟會發生什麼責任後果，能保持一份自戒自懼，實在是太難太難了。

　　

　　子規夜半猶泣血，不信東風喚不回。其實是有可能「喚不回」的。慎公已去，他最後十年的心血全在這裡。剩下我們能說什麼做什麼，也還是在這一層面上苦爭、苦喚，究竟前景如何，我並不樂觀。

　　

　　再次感謝你的坦率意見.

　　

　　 朱學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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