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宣傳和學習「獨秀精神」
應該宣傳和學習「獨秀精神」
王福湘（肇慶學院中文系教授）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在貧病交迫中度過了他最後的歲月，於流寓之地四川江津寂寞地辭世。此時他從國民黨監獄釋放不到五年，還處在特務憲兵的監視之下，共產黨則早已開除了他的黨籍，且在原來的「右傾機會主義」、「投降主義」的路線錯誤之上又加之以反革命托派漢奸的罪名。三年後，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的講話中，毛澤東基本正確地肯定了陳獨秀在五四運動和建黨時期的歷史功績：「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我們是他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幹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誌，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誌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 後來有一部分進入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我說陳獨秀在某幾點上，好像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做了啟蒙運動工作，創造了黨，但他思想上不如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在俄國做過很好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陳獨秀則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確的言論，但他創造了黨，有功勞。」[1]然而，所謂在第一次大革命後期，「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投降主義路線，拒絕執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同志的許多英明指示，拒絕接受毛澤東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確意見，」以致這次革命終於失敗；所謂土地革命時期，「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一小部分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的投降主義者，這時對於革命前途悲觀失望，逐漸變成了取消主義者。他們採取了反動的托洛斯基主義立場」，「不但不肯接受黨的意見，放棄這種機會主義的取消主義的反黨觀點，而且還同反動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結合，成立了反黨的小組織，因而不得不被驅逐出黨，接著並墮落為反革命。」[2]這些誣陷不實之詞卻正式寫進了中共中央同時作出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留在大陸的中國托派成員被一網打盡，陳獨秀則被作為一個反面人物，牢牢地定位在歷史教科書上。
經過半個世紀的滄桑巨變，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和蘇聯的解體，當年共產國際和聯共檔案資料解密並在是中國翻譯出版，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的工作終於在陳獨秀問題上取得了決定性的突破，被顛倒的歷史又顛倒過來：一，說陳獨秀拿日本人津貼當漢奸，完全是原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正副團長王明康生的造謠誹謗，與斯大林將十月革命的元老托洛茨基等人誣為外國間諜暗殺匪幫如出一轍；實際上，陳獨秀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堅決擁護者。二，陳獨秀在大革命失敗後曾一度轉向托派並組織黨內反對派，主要是因為他與托洛茨基在中國革命問題上反對斯大林的意見共鳴，托、陳的主張雖有錯誤，但屬於革命陣營內的分歧，陳與托也有分歧，但都決不是反革命；前蘇聯的托派冤案已經公開正式完全平反。三，1924－1927年大革命中的右傾機會主義以至投降主義路線來源於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主要責任者是斯大林，主要執行者是他們派往中國的代表，都不是陳獨秀，而且陳還進行過抗爭和抵制，陳的錯誤是抵制無效後服從國際紀律作為執行者的錯誤 。 真相大白之後，陳獨秀終於恢復了他本來的歷史地位，近代史學界已經公認：他是中國近代偉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啟蒙運動的領袖，傑出的民主主義者、愛國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自覺繼承魯迅傳統的中共黨內老一輩雜文家、原人民出版社總編輯曾彥修撰文給陳獨秀重新「定位」：「我以為，陳獨秀不僅是中國近代史上的稀有偉人之一，也是三千年中國歷史上屈指可數的大偉人之一。」「他是全中國各民族歷史上高揭反對封建主義的綱紀倫常、人生哲學之旗的第一個最徹底的革命思想家，是最早而又最堅決要求徹底改變我們民族不幸的、落後的命運，改造我們民族靈魂的偉大的戰鬥的思想家。他是『德先生』『賽先生』兩個名詞（民主與科學）的提出者，是一心要使中國現代化的先知。」[3]這些評價也已逐漸成為學術界的共識。雖然還存在某些方面的阻力，但陳獨秀研究正一步一步艱難地從「險學」走向「顯學」。 當然還需要繼續衝破阻力。與此同時，我們應該從陳獨秀的歷史遺產中繼承珍貴的思想文化財富，也吸取重要的經驗教訓。在辯誣的任務完成之後，最迫切的需要不是脫離現實的所謂「純學術」、「純歷史」研究，而是宣傳和弘揚陳獨秀的偉大精神，——許多研究者稱之為「獨秀精神」。 我以為，構成獨秀精神的內涵有兩個基本方面，一是永遠尋求真理努力實踐的精神，一是永遠執著於民主和科學的精神。它們互相聯繫相輔相成，超越了一般的概念，具有陳獨秀的特質。茲分述如下：永遠尋求真理努力實踐的精神。陳獨秀生活在民族災難深重和革命風雲激蕩的年代，他從青年到老年，始終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和革命者， 不倦地尋求著救國救民的真理，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從反帝反清的民族主義，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他的思想與時俱進，總是引領著時代潮流前進的方向，不但保持著先進性，而且具有超前性。陳獨秀對真理的求索有三個顯著的特點，這些特點又都表現出一以貫之的實踐品格。首先，他是以社會歷史的實踐作為衡量某種思想理論的價值標準，從而決定自己的態度。對孔子儒家學說的批判和否定，是基於它對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作用，對國民個性的壓迫和對社會進步的阻滯。他向發達的西方尋求真理，採取如同魯迅所提倡的「拿來主義」，把眼光投向先進的法國、美國和十月革命時期的俄國，選擇和輸入那些已經或正在被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社會科學理論，作為改造舊中國的思想武器。其次，一旦他認定和掌握了某種真理，他便勇敢地積極地付諸實踐，掀起了或參與了中國近代史上一次次巨大的變革。辛亥革命時期他就是安徽的革命領導者之一。1915年他創辦《青年雜誌》，發動和領導了啟蒙主義的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中，他親自撰寫《北京市民宣言》，印發傳單，並因而被軍警逮捕。他總結五四運動特有的精神，五四運動比以前愛國運動不同的地方，就是「直接行動」和「犧牲精神」兩點。[4]130接著他在共產國際幫助下，創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進入新階段，掀起新高潮。即使革命遭到挫敗，個人身處逆境，他仍然通過各種途徑發表意見，盡全力實踐自己的思想，心口如一，知行一致，奮不顧身，死而後已。第三，他能夠根據實踐的檢驗不斷地自我反省，勇于堅持真理，也不憚於修正錯誤，不惜推翻以前的見解去探索新的真理。在探索過程中出現失誤本是在所難免的，難能可貴的是他時時保持一種冷靜反思的心態，能在實踐中發現失誤並努力糾正失誤。陳獨秀的主要失誤可分為政治策略和基本理論兩類。在政治策略上，他始而屈從共產國際和聯共的指示，採取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不平等合作方式進行國民革命，失敗後又轉向托洛茨基，建立托派小組織，並主張以「國民會議」取代武裝鬥爭。在基本理論上，他一度把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政治對立起來，低估了民主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長遠地位和作用。這些錯誤不可謂不大，但都是他自己發現的，最早提出改正的，並且經過反思達到了理論的自覺，實現了認識的飛躍。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反思和飛躍是在監獄裡進行的，陳獨秀踐履了自己在「五四」時發表的一段名言：「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4]21陳獨秀正是憑著他持之以恆的無所畏懼的探索精神和實踐精神，為中華文明走向現代化作出了最有生命和價值的開創性的貢獻。
永遠執著於民主和科學的精神。民主和科學是陳獨秀從西方拿來的真理，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是高舉民主和科學兩面旗幟的啟蒙運動，他義無反顧地回答守舊派對《新青年》的攻擊：「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5]442-443陳獨秀認為民主與科學緊密相連不可或缺，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兩大動力：「沒有民主，就沒有進步，也沒有革命，沒有科學就不能生存，就要亡國，有民主才能有科學，有科學才能保民主，二者缺一不可，少一點也是不行的。」[6]陳獨秀的民主精神包括政治思想的民主主義和為人處世的民主意識兩個層面。前者是他終身為之奮鬥的社會理想，也是他永在探索和實踐的革命途徑。他的民主思想有一個曲折的發展演變的過程，20世紀初創辦《安徽俗話報》到五四時期為第一階段，建黨到第一次大革命失敗為第二階段，被解除職務開除黨籍到逝世為第三階段。[7]他總結了人類追求民主的歷史尤其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俄蘇和中國革命的事實，經過否定之否定，最後達到新的思想高度，極具現實性和預見性。後者則是他安身立命的倫理思想和行為準則，也是他改造國民性的首要目標，即：獨立自主。他把培養獨立自主的民主意識視為國人最需要的最根本的倫理道德的覺悟，在《新青年》創刊號「敬告青年」，「謹陳六義」第一義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隸的」。[5]130與此相類，陳獨秀的科學精神也表現在兩個層面，即具體的專門的學科層面和基本的普泛的意識層面。前者主要包括政治學、文化學、倫理學、文字學、音韻學等，他都有深入的獨到的研究。後者指科學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和實事求是的方法論，貫穿於他的全部思想和行為，使他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保持著理性的批判態度，既不迷信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儒家道家等傳統經典，也不迷信形形色色的洋權威洋教條，包括共產國際和列寧、斯大林、托洛茨基，他是徹底的無神論者，如胡適所言「終身的反對派」。他說：「我向來有兩種信念：一是相信進化無窮期，古往今來只有在一時代是補偏救弊的賢哲，時間上沒有『萬世師表』的聖人，也沒有『推諸萬世而皆準』的制度；一是相信在複雜的人類社會，只有一方面的真理，對於社會各有一種救濟的學說，空間上沒有包醫百病的良方。」「這本是我個人的一種愚見，是由種種事實上所得一種歸納的論斷，並且想用這種論斷演繹到評判各種學說，研究各種問題的態度上去。」[4]106這種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與獨立自主的民主意識互為因果，奠定了陳獨秀一生特立獨行的最堅實的思想基礎。 上述精神能被研究者稱為「獨秀精神」，也是陳獨秀最偉大之處，在於這些精神已經化為他的人格操守，他真正做到了為全中國乃至全人類的解放奮鬥終身，真正做到了「貧賤不能移，寶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先憂後樂捨生取義的古仁人志士之風和獻身真理啟蒙民眾的現代思想家革命家的品格近乎完美地統一在他身上，使他極富人格魅力。最難得的是他始終不渝，做到了兩個「永遠」（即上文所述「永遠尋求真理努力實踐」，「永遠執著於民主和科學」），尤其在晚年面對極端困難複雜的環境，他的高風亮節更是發揮到了極致。他在獄中題寫的一副對聯：「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就是獨秀精神的生動寫照。他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最優秀的楷模。由陳獨秀領導創建中國共產黨，是歷史最正確的選擇，也是歷史的必然，這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光榮，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光榮。今天宣傳和學習獨秀精神，對於改造和提高中國人的文明素質，培育真正現代的中國知識階級，從根本上推進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郁達夫在《懷魯迅》一文中這樣感嘆：「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們自覺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為，也因魯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厚的半絕望的國家。」[8]這段話移用於陳獨秀之死和國人對他的態度，實在是再恰當不過了。陳獨秀當然不是完人，但無疑是我們民族少有的偉人。陳獨秀的沉冤昭雪，獨秀精神薪盡火傳，再一次證明中國大有希望。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謹以此文學習和弘揚偉大的獨秀精神，紀念這位歷史偉人。參考文獻：[1]毛澤東．「七大」工作方針[N]．人民日報，1981-7-17.
[2]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選集(3)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905-906．[3]嚴秀．我看陳獨秀[N]．文匯讀書周報，1999-5-8.[4]陳獨秀著作選（2）[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陳獨秀著作選（1）[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6]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G]//文史資料選輯(71)．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0：61-64.
[7]王福湘.陳獨秀的民主三部曲[J].衡陽師範學院學報，2002，（1）：49-55.
[8]郁達夫.懷魯迅[J].文學，1936，（11）.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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