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堂132期實錄 廖陵兒 傾聽底層的聲音

廖陵兒女士在發言燕山大講堂132期 廖陵兒 傾聽底層的聲音主題：底層的聲音——公民調研行動主講嘉賓：廖陵兒 (廖冰兄基金會會長)評議嘉賓：李公明（廣州美術學院美術學系主任、美術學研究室主任、中國美術史教授）周鮚（廣州大學動畫藝術系副教授）主辦：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 承辦：騰訊評論戰略合作：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管理學院時間：2011年10月18日（周二）下午14：30-16：30地點：中科院研究生院中關村教學樓 s102主持人：張翔要點一：【廖冰兄基金會簡介】在基金會成立之初所做的是發現、倡導、支持有人文精神、人文關懷的舉措，2008年我們把項目鎖定在一個幫助流浪失足少年和2009年啟動用冰兄資金支持大學生社會底層調研。廖冰兄基金是以弱小去幫助更弱小，因為比起政府我們的資金不多，也沒有權，而是用心的把一件一件事做好。要點二：【月餅盒裡的春天】這些孩子也有很愛生活的時候，住在街道辦事處地下室的一個孩子撿到一個月餅盒，栽了一顆植物。我去看他時，心裡很難過：這個植物如此脆弱，孩子們也沒有保障，也很脆弱。但他很欣賞自己栽在小盒子里的植物。要點三：【阿楠的故事】報紙上說「人口普查，一個不漏」，但我明明帶了一個人卻說「不給登記」，工作人員怪我「你叫我怎麼辦」？我說我把他的情況你們來辦，你們遞上去。但結果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一個人還是不是人呢？要點四：【底層的聲音】我今天的題目是「底層的聲音」，大學生底層調研行動，用我們的行動去參與調研流浪失足少年的群體，所以我講了前面的一些故事。2009年我們啟動了大學生底層調研，我們叫"底層中國"，我們秉承著廖冰兄社會擔當精神關注底層關注弱勢，我們希望有更多的大學生、年輕人走進底層，了解底層生活的真實。要點五：【李老師的困惑】民間公益事業的困惑和我們現行體制的極度冷漠，兩者之間的博弈在什麼地方？比如身份證問題、非法拆遷，遇到強烈的利益驅動的問題，這些怎麼解決，這是第一。第二，對民間的公益團體，從事那些工作的人士他們存在狀況的研究。比如對廖老師對公益社會人的研究他們的存在是什麼樣的問題，這兩方面值得我們做一些研究。要點六：【孩子們是我的動力】在某一年的春節我收到兩百人簽名的賀卡，是少教所的孩子簽名。他說我們現在沒有自由沒有錢，能不能給廖爺爺送一張賀卡。這個賀卡我看了應該是全世界簽名最多的賀卡。我還留著。主持人：這裡是燕山大講堂第132期，很高興來到中科院研究生院，也很榮幸的請到了廖冰兄基金會會長的廖老師，同時請到了廣州美術學院李公明老師和周鮚老師。廖老師主講的內容是公民底層調查城市流浪兒童救助，下面開始。廖陵兒：各位來賓下午好！我今天講話的題目是「底層的聲音——公民調研行動」。因為我是廖冰兄基金會的，所以在講公民調研行動之前我覺得應該先介紹廖冰兄和廖冰兄的基金。廖冰兄於1915年生，2006年去世，他一生創作漫畫無數，從抗日戰爭到改革開放後，中間因為文革和反右派中斷了創作整整20餘年，但他還是用漫畫記錄了中國大半個世紀的歷史，他所有的作品都貫穿著人道主義。廖冰兄說「用漫畫記錄歷史是我的使命」。到了他的晚年，他念念不忘，「我的漫畫不是去抓癢，而是要將我的漫畫重重的打在他者心上，在他人心上蓋上一個印」。廖冰兄基金會簡介「為被害的善良而悲，為害人邪惡而憤，故我所作多是悲憤漫畫」，不是讓人發笑的漫畫。《自嘲》是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反省了整個文革時期而做的畫。有幾個版本，最早的一張是「四凶覆滅後寫此自嘲」，記錄中國人一個時代的悲劇，我想如今的朝鮮還在這個罈子里，罈子還沒有打開，仍是密封的。《禁鳴》。廖老說一生創作的漫畫沒有幾張能夠值得留下來（他很謙卑），但這一張他對此有一個說法「不是實事漫畫，而是時代漫畫"，《禁鳴》表達了人類在黑暗中對自由和光明的追求。這幅畫於1945年在重慶畫。抗戰勝利後，追求光明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投向共產黨，國民黨在大陸很難立足，國民黨到台灣後實行白色恐怖，很多知識分子去了香港。這個畫在香港展覽時被盜竊。在文革後他重新畫了一張，並在1981年法國中國漫畫展上再一次被盜竊，這兩次的被盜竊很能說明這幅畫的命運，在法國主辦單位很緊張，要怎麼追究盜竊人？冰兄說「我希望你不要追究盜竊的人，只需要問他為什麼偷這張畫。」冰兄的畫說出了普通大眾的心聲，他曾說過「我的漫畫如果還有現實意義，也是中國和中華民族的悲哀」，不幸言中。《醒猶未醒》。改革開放黃金時代他去了廣州深圳，他很興奮看見一個小小漁村的變化。冰兄畫了一個思想僵化的人看不慣改革開放，只說「資本主義復辟了。」《民主》很鮮明的反專制與獨裁。《為戀位者身後設計》，于光遠是中科院的院長，于光遠當年在廣州《羊城晚報》發表一篇文章，請冰兄為他的短文畫一個插圖。冰兄先生一生痛恨等級觀念，他說「我是平民政治家」，其實冰兄首先是一個思想家、政治家，然後才是一個藝術家。他生在古城，他一生的創作反映人民大眾的疾苦，人民把廖冰兄喻為「人民的喉舌」，他的漫畫總能引起大多民眾的強烈共鳴。冰兄於2006年去世。在他去世前幾年，他曾說過，「我的漫畫很能煽動人去打日本，又很能煽動人打老蔣」，「但現實比漫畫還漫畫，我已經無能武力了」。所以「我只能做婆婆媽媽的事情，看看誰沒錢讀書、治病。」在報紙上看到一些需要幫助的人，就打電話通知記者來拿錢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他很樸實。很多人跟他說你能幫助那麼多窮人嗎？他說「就像那麼多人掉在水裡，拉起一個是一個。"所以在晚年他用他的積蓄啟動成立了廖冰兄人文專項基金，廖冰兄人文專項基金應該是冰兄藝術生命的延續。基金會於2004年12月21日成立，正好是國際兒童日，在廣州市少年宮舉辦了成立儀式。中國改革開放先驅任仲夷來到了廖冰兄人文專項基金成立的現場。在現場有很多孩子。冰兄晚年做得最多的是關注青少年的成長，願人文精神之光照亮未來。廣州市少年宮的孩子一直是在寥爺爺的關懷下成長。在基金會成立之初所做的是發現、倡導、支持有人文精神、人文關懷的舉措，2008年我們把項目鎖定在一個幫助流浪失足少年和2009年啟動用冰兄資金支持大學生社會底層調研。廖冰兄基金是以弱小去幫助更弱小，因為比起政府我們的資金不多，也沒有權，而是用心的把一件一件事做好。冰兄對一張紙的使用是正反兩面都用，經常辦事也是坐公交車。當年為廣東美術協會副主席的廖冰兄來北京出差本可以坐軟卧，但堅持坐硬卧，也不住賓館，而是住簡單的招待所，他說公家的錢不能亂花。我們秉承著冰兄精神，用他生平積蓄下來的錢做一些事。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們就啟動了幫助流浪失足少年的項目，讓那些家庭不幸，沒有家庭溫暖，因為流浪而失足的孩子幫助他們回歸社會。我們在做的過程中發現，解救他們後，沒有找到工作又無家可歸，我們就在街道辦事處找了一個場所，設立了一個中途宿舍，用我們的志願者與愛心一對一的跟進。這些少年都崇拜老大，他崇拜的是黑老大，跟著去做壞事，我希望我們的志願者就做他們的好哥哥好姐姐。

湖南小鳳月餅盒裡的春天比如湖南小鳳，他父親很暴力，媽媽在他小時候就出走。父親將他的腿打裂，裂口有十幾厘米，去醫院醫生說需要縫針多少錢，要打麻藥多少錢。父親說縫針，不打麻藥。所以這個孩子離家出走搶奪被抓在廣州市少年教養管理所。出來那天他說發誓不回家。我們幫他找到一份送外賣的工作。餐館老闆經常跟我們打電話說小鳳經常爬去最高樓頂上。他說看底下千萬家房，沒有自己的棲身之地，說這個城市不屬於我。這些流浪兒童，我們幫他們找到這個工作，他們幹了幾個月就離開。有時候我們也心力交瘁。

月餅盒裡的春天這些孩子也有很愛生活的時候，住在街道辦事處地下室的一個孩子撿到一個月餅盒，栽了一顆植物。我去看他時，心裡很難過：這個植物如此脆弱，孩子們也沒有保障，也很脆弱。但他很欣賞自己栽在小盒子里的植物。

想要飛的阿楠阿楠的故事志願者安海波花很多時間跟進這些孩子，甚至陪這些孩子，記錄了很多孩子的生活。這些孩子對自己的姓名都不清楚，因為他們沒有任何生活的來源，跟上一個老大，老大就要他想好一個假名。日子長了，他們都搞不清楚自己的真實姓名，也不清楚自己出生的年月日，有的孩子就把自己的生日定在重新返回社會獲得自由的那一天。有時候我們組織他們出去活動，釋放一下自己。這本書是周鮚老師和安海波老師寫的《惡童報告》（《BAD KIDS》），記錄了孩子的一些生活與遭遇。我們無論怎麼幫助這些孩子，最多能解決的是他們當前吃穿問題，我們徵集一些志願者的衣物與被子，解決的是一些很基本的東西。更重要的是身份問題，我將阿楠的故事講講。阿楠是安徽人，從沒上過學，知道媽媽是出走的，爸爸酗酒打媽媽，這些事是後來我們幫他找回媽媽後才知道的故事，他原諒了母親。父親是在母親出走後喝農藥去世，阿楠一直就流浪，之後跟著伯父在河南流浪。某一天烤火時伯父燒死了。阿楠在十多歲就去了廣州。前兩年我陪一個孩子到北京拍一個紀錄片，那個孩子看到北京外邊的雪地時，他說我不會來這麼冷的地方，南方起碼不會凍死。廣州人常說"沒有挨過搶的就不是廣州人"，天天都有挨搶事的發生。我們幫助他時是十五歲，也是找了一個送外賣的工作給他。他一年一年長大，讓人著急的是他沒有自己的身份證，沒有家鄉，沒有出生年月日。我們當時也不知道他們的姓是真是假。因為我們查百家姓只有探索的"索"，沒有一把鎖的"鎖"。這兩年我們為這樣的孩子沒有身份證而苦惱。如果他們再長大一點，都想成家該怎麼辦？我很悲觀，我很難想像他們應該怎麼去成家。我們教他要勤快，要找到一份包吃包住的工，要存錢以後討老婆。但沒有身份證怎麼開一個戶口？有時候志願者用自己的身份證開自己的姓名的存款存摺交給他們，沒有辦法，他們沒有身分證號。存錢不可能，而要找一份正規好的工作更難。我們為這樣的事找過人大、政協、公安，找全國人大代表，希望作為提議案，因為這樣的孩子在中國不會很少。我們寫了很多材料給我們找到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他們給我們的回復是「你們提出了問題，但沒有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天吶，我們沒有決策權怎麼解決這些問題？我們試過去公安廳、公安局，在公安局信訪處群情洶湧的人群中等待，但一直沒有答案。去年年底全國人口普查，我想從楠楠個案入手，將楠楠的情況報上去，但楠楠沒有文化，人家也不會將其當回事，所以我自己帶他去。這一去我才搞清楚人口普查統計那一條線不是找派出所，而是居委會。到了居委會就拿著一張表，工作人員態度很不好。要填表，姓名、出生年月日都不知道，沒有辦法登記。報紙上說「人口普查，一個不漏」，但我明明帶了一個人卻說「不給登記」，工作人員怪我「你叫我怎麼辦」？我說我把他的情況你們來辦，你們遞上去。但結果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一個人還是不是人呢？但這個阿楠又很幸運，因為有一個志願者是律師不服氣，志願者反反覆復的引導楠楠講童年故事，有什麼習慣。楠楠說小時候有聽伯父們說有不吃豬肉的習慣。經過幾番挫折，通過很多熱心人的接力棒，在去年春節前把阿楠的出生地找到了。找到出生地時要身份證買票坐車回家。我不放心，找人送他回去。在過年前我們找到廣州電視台的記者將他的故事報道後，安徽駐廣州辦事處表示要解決楠楠回家鄉的票。結果在救助站，看了報道，表示要出流浪者回鄉的票。兩個記者拿著流浪者回鄉的票。很辛酸，但有人陪他我放心了很多。讓他自己回去我很難放心。慶幸的是有報紙報道，救助站說出幾張流浪人員的票就可，這樣幾個人上火車回去了。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到民間組織無法解決他們所面對的所有問題，我們最多只是解決他眼前的衣食問題，但他們還是會慢慢成長，他們在少教所出來的是十多歲，過了幾年，算是能夠老老實實的打工了。能夠跟我們聯繫的孩子還是願意走正道。那些不願意跟我們聯繫的孩子可能走回頭路了。周鮚老師曾說過，我們能夠給他們一點點溫暖一點點關懷，使他在搶劫時甚至舉起刀行兇時的一剎那想起我們曾給他們的一些關懷，以至於下手不會那麼狠。也許我們能做到這麼一點點吧。剛剛講到中國人口普查，中國的人口普查如何才能準確？明明帶了一個人去登記卻不給登記，基層辦事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一人不如少一口。但我們仍這樣的堅持、執著。這次來北京之前《南方日報》有過報道，記者採訪了廣東省政協委員提交給政協的提案，提交到廣東省公安廳。地方表示沒有立法權，但地方表示重視這件事，會提交給國家有關相關部門。可一個政策的出台落實是很漫長的，也很遙遠。

地下通道里賣藝的林叔叔傾聽底層的聲音我今天的題目是「底層的聲音」，大學生底層調研行動，用我們的行動去參與調研流浪失足少年的群體，所以我講了前面的一些故事。2009年我們啟動了大學生底層調研，我們叫"底層中國"，我們秉承著廖冰兄社會擔當精神關注底層關注弱勢，我們希望有更多的大學生、年輕人走進底層，了解底層生活的真實。這個活動於2009年啟動，在網上公布招募志願者，有很多有熱血的年輕人他們願意走進底層並且願意對他們所關注的人群有一定思考的大學生自報選題。我們每您所收到的選題有六、七十個，但資金、項目有限，每年只能支持十到十二個選題的團隊參與底層調研。今年增加了兩支隊伍參與到具體的調研隊伍當中：廣州美院有兩支影像隊伍跟蹤調研。第一年我們層讓電視台跟進這些大學生底層調研，大學生很感興趣，但電視台的編導很強勢，對學生不夠尊重，對調研者不夠尊重，他們總是高居臨下。第二年我就不再通知媒體，因為媒體的進入影響大學生的調研。今年組織了學生影像記錄。今年成果會比前兩年更好。每年把這些成果辦成展覽，出成冊，在大學裡舉行展覽。去年有一個調研隊伍主要是講象牙塔的邊緣人士——保安。高校的保安好像很木訥的站在那裡，他們在想什麼？在校園舉展時，那些保安覺得我們都能夠被人關注，在我們布置展覽時，他們看得很仔細。如果沒有這些調研我們也不會知道保安里還會有在高校里讀研的。多數保安說這輩子死定了，沒有文化，只能過這樣沒有文化的工作。但有一個保安原先是小學老師，他去大學當保安，他很願意讀書，願意讀研。只有互相了解，象牙塔的大學生去看看底層的人想什麼做什麼對其人生意義非凡。我們的調研方法是每年請社會學、人類學、社工專業、新聞專業、各類學科的專家教授給同學們講調研的方法，李公明教授從人文關懷的角度給同學們做培訓課。先有培訓課，中期有老師的指導。我們每年把同學的調研成果結集成為一本《底層中國》，我們不一定能給底層做了什麼，但同學參與了這個行動對其人生和價值觀的影響將有重大影響。我講一個街頭藝人的故事。有兩個女生組織一個調研團隊，她們在整個暑假採訪了幾十個街頭藝人。這個人是街頭藝人老林，如果你沒有與他們共同的經歷，不會想像到他們那驚心動魄的故事。調研啟動後其中一個女同學走到地鐵路口看到林叔叔在拉提琴。等他拉完琴就說「叔叔，我是在暑假做底層調研的大學生，能否跟我們聊一聊"？這些天女同學陪著林叔叔在地鐵口、馬路邊賣藝。老林湖南人，以前當過知青，又學會了拉琴，現在有兩個女兒，分別在長沙、深圳讀大學。如果打一個月一千塊的工根本不夠供兩個讀大學的女兒。如果這樣拉琴勤快一點比打工收入要多。老林一天很節儉，一天的伙食不到10元。這個林叔叔對這個同學說「我看到你，就像看到我的孩子」，因為他不可能跟兩個女兒說他在廣州市街頭賣藝，可能讀完大學的兩個女兒永遠不知道她們的父親是這樣來供養她們上大學的。只有調研的同學知道，如果拍成電影將會驚心動魄。我們有一段錄像是老林在這裡拉琴被城管趕走。還有一支調研隊伍是調研流動小商販。大學生跟流動小商販一起擺地攤。這些大學生為了了解底層的真實，體驗流動小商販為生活而生存，與城管一進一退的周旋，像貓捉老鼠一般，他們暑期放棄了優越舒適的生活，他們在天橋上、下與小商販一起擺地攤，與城管周旋，他們切實感受到了底層人的人生冷暖。這兩個同學在調研一開始沒多久就卷進了家庭不幸之中。這個家庭是三代人，一老一少，中間是兒子。有一天他們擺攤，城管將小孩的媽媽給推倒了，兒子就和城管打了起來，結果被城管抓走。中國的法律沒有任何保障，這兩個同學幫老人找兒子，幫小孩找爸爸，整整一個暑期走遍很多部門，竟拘留多少天都不知道。兩個同學的調研過程中多了這麼多揪心的事，他們很沉默很沉重，很無力又很無奈。我們支持這個項目的基金會只能建議這兩個同學買些米和油送給一老一少。他們整個假期的調研很想幫助這個家庭，但幫不到。我看到參與底層調研的同學，他們很想為底層的人做點什麼，可一時不可能為他們做點什麼。但這些參與底層調研的同學，在他們心中播下了一顆關心社會真實的種子，一次的行動會影響一個人的一生，這顆種子會在他們的心中生根發芽。同學們在今後走向社會，也許會有經濟實力，也許成了國家的公務員甚至成了決策者，有了這樣的難忘經歷會明白他們的行為處事的出發點應該在哪裡，使這個社會多一點善意和暖意。

底層中國恩寧路舊城改造。在恩寧路的調研中體現出同學們對社會的公共政策的關心。這是廣州的一個大話題。一屆政府跟一屆政府的出發點不一樣，比如舊一屆政府對舊城就想保護，但新一屆政府就想拉開舊城改造大幕，他們的規劃數易其稿，一開始是一件不留，要商業開發。但由於社會各方面力量的努力，他們將"一件不留"全方位的開發變成保護性的開發。這說明公民意識在提升。調研團隊的同學來自四個大學不同的學科，有更理性的分析，有更體現學術價值，可以給政府的決策者提供參考。這是底層人民與政府的對話。這個調研是「居民損失與對話策略的分析」。這不僅僅是保護被拆遷居民的利益，也是保護舊城的歷史文化等方方面面。還有一個是對大學城失地農民的調研，這個話題比較敏感，但可貴的是身在象牙塔的天之驕子勇敢的說「我們身為大學城大學生有理由了解大學城的過去」。他們願意俯下身傾聽施地農民的聲音，探討政府征地的合法性問題，這體現了公民意識的崛起。這點我想由李公明老師展開來談。第三年底層調研涉及到方方面面，題目都是他們自己報上來的，自己組隊，自己報選題，然後我們進行討論，希望多支持這些調研團隊，愛護他們的人文關懷。今年有一個關於「特殊兒童家庭的支持網路研究」。某個家庭家裡有一個腦癱的孩子，某個家庭有個弱勢的孩子，這樣的家庭就陷入了沒完沒了的困境中。在政府對這種群體關注稀缺時，民間力量就變得尤為重要。廣州有一個民間組織叫「廣州市揚愛特殊孩子家長俱樂部」，廣州市少年宮一些有愛心的老師就用自己的業餘的時間辦學，晚上收一些特殊兒童教他們繪畫，挖掘這些孩子天賦的一面。廣州市少年宮從十年前5個孩子開始的特殊班到現在已經有1000多名特殊兒童的免費班。參與這項調研的同學也已經參與幫助這些特殊兒童的家庭。兩個同學是社工系專業的同學，他們為這些特殊兒童家庭的服務已經超過1000個小時。這些調研除了為底層的人發出聲音外，對同學的一生成長的影響都將是深遠的。去年感恩節我收到一個同學的來信：「自從參加底層調研以來，冰兄老人悲天憫人的心一直激勵著我無時無刻不在關注著這個社會的最底層那些我們曾經不屑一顧的人們，是廖冰兄基金給了我這樣的機會去嘗試接近他們，養成了一種終生的人文關懷。一次行動可以影響一個人的一生，也是冰兄老人說過的"我是憂國憂民憂人類"，我們相信一旦關注社會，關注眾生變成青年一代的精神時尚的時候，中國就會有希望。"我就講到這裡。謝謝。

李公明老師李公明老師評議：主持人：非常感謝廖老師的精彩演講。下面有請李公明老師。李公明：各位朋友好，我感到非常的感動，我們跟廖老師在廣州開展調研工作和公益事業已經有很長時間，但每一次接觸廖陵兒老師都感到非常樸實，做的事負責好。每當我想到我們的社會我們的體制我們的資源是怎麼樣對待那些默默無聞做善事的老人的那種冷漠，我心裡都感到很疼。作為比寥老師稍微年輕一點的我們這一輩應該要做更多的事。雖然今天由於各種原因來的朋友不是特別多，但我覺得特別難得。當社會喜歡用一種場面、熱鬧和人氣探討一種價值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周老師做了很多漫畫、公益，關注兒童。因為我在美院教美術史，經常有專業上的事，現在想想，所有的學術研討等，如果不落實到對人的關心，不能盡作為一個人的基本道德責任，那真都是沒有多大用處的事情。我能夠有幸參加廖冰兄基金會這幾年大學生調研輔導工作我感到非常榮幸，也感覺到受到社會各種各樣的誘惑和各種壓力時不斷提醒自己能夠回到一個做一個人的立場上，這真是機緣，非常難得。我不敢說對廖老師的講演有什麼點評，只是參與者，所以我就特別的給朋友介紹一下。第一，廖冰兄。作為一個研究美術史的人，我越來越來越認定中國20世紀如果有一個最偉大的藝術家我認為就是廖冰兄。無論是多有名頭，市場價格多大，曾經官位多高，在藝術上的成就有多大，與廖冰兄老師比較起來我認為是比不上的。為什麼？廖冰兄的漫畫在中國20世紀的歷史上，跟隨不同的時代針砭時弊，追求光明，特別是批判集權主義、專制，批判虛假的民主，這樣一種勇氣的道德精神沒有一個藝術家能夠比得上他。如果有人不相信，願要我證明的話，我們可以把廖老師的思想和作品原原本本的呈現出來。今天我們研究很多老一輩革命家，真正從知識分子追求革命老人的歷史時我們發現有一個現象，人們把它概括為「兩頭真」，我覺得廖老是典型的人物。早年時追求光明，追求左翼給他們帶來的真理，相信共產黨給他們帶來的反抗一黨專制、實現民主自由的社會，這是我們黨三四十年代一直號召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口號，這是一頭真。文革後反思文革給民族帶來的災難，反思整個文化思想的專制主義給我們這個民族帶來的災難，這是另一頭真。這樣的藝術家我個人認為在20世紀中國沒有一個人能夠超過廖冰兄。今天藝術界的名流、名家，他們很多事以及他們對世界的影響與廖老不能在同一層次相比。廖陵兒老師是廖冰兄的女兒，他們把寥老的事業、公益事業真正發揚光大更加是廖冰兄藝術的意義，是在當代社會的一個延伸，這個價值非常重要。前段時間我寫了一個關於廖冰兄研究的稿論初稿，這樣的文章無法正式全文被發表，需要我更多的跟朋友談。剛剛廖老師講到兒童救助問題，一個民族一個文明對兒童的態度可以反映出對實質性價格觀念上的重大缺失，我們社會、體制對兒童極度冷漠。看到很多小孩的悲慘境遇我們欲哭無淚。基金會公益事業，很多團體做的工作遇到的難題卻非常可怕，特別是身份證的問題。如果我們不從體制上根本性的改革，如果沒有一個真正的價值觀念，沒有一個公平的選舉、競爭、民主、自由、平等，這種普世正義不能夠真正落實到生活中時，他們永遠有各種各樣體制的理由使我們在當下的生活中遭受無窮無盡的災難。一個小孩流浪在社會中，一天沒有身份，一個小時沒有身份對他們來講隨時隨地都會發生很多災難。當我們看到社會外表所謂的盛世、崛起，中國有錢人越來越多，買房、買車更加的普遍時我就覺得那些小孩更加可憐。這本不是我們應該做點什麼，為社會進步做點什麼，而是應該我們作為一個人基本要做的事。所以我對廖冰兄基金會做的這個事非常敬佩。講到大學生的調研，我參與過廖陵兒老師安排的兩次給大學生做輔導和給項目提意見的活動，首先作為大學裡的老師，我曾寫過文章，當代大學生對社會責任、道德良知的冷漠、恐懼，這跟他們的遊戲、務實、功利的狀況連在一塊。所以有大學生願意義務性的社會調研，在絕望中可感到一點點安慰，這是我的一點心情。所以我鼓動我們學校的學生以影像的專業去做這樣的工作。但大學生的調研我發現有一個問題，首先高等教育等所有教育沒有在基礎的價值觀念上做一個正確的引導和教育，他們面對社會時仍有很大的缺失，他們有很多熱情，但很多時候對事實無法分辨，當他們遇到一些現象時，可能錯過了一些深度挖掘的可能性，這點教師是有責任的。大學教師里真正有價值觀念有道德良知願意給學生交流的老師太少太少了。當然現在體制與教學安排對這些老師有很大的威脅，甚至某些學校的學生告老師說老師的話怎麼怎麼樣，這讓我們很痛心，但不管怎麼樣作為老師是義不容辭。讓人擔心的是身為老師的人在整個民族中危害很大的是沒有正確的價值觀念，這樣在人文科學的教育里，同學有的將只是熱情，對基本的價值判斷很糊塗，通過對大學生的底層調研最起碼能夠幫助他們思考價值觀念問題，這非常重要也非常難得。講到高校保安。我在輔導同學時跟他們說，高校往往被看成是敏感區域，每到什麼時候校方會非常緊張，保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會受到什麼樣的指令，這都是我們調研的內容。這都是我們的敏感區域。這樣的事實說明我們在教育上與學生的價值觀念和社會的判斷方法的教育仍然有很多問題。第二，我們讓學生去做調研，讓社會感到有人關懷他們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讓大學生明白我們對這個社會應盡的責任。廖陵兒老師剛剛講到要有樂觀的精神，我同意，但仍然會有一些憂鬱。多少年的經驗讓我們懂得一時一地的感動投入可能無法抗衡整個社會給他們帶來的誘惑和壓力。人一進入社會後，很容易忘卻，熱情很容易消磨，這是很容易發生的變化。所以從某個意義上來講，大學生調研本身應該是對大學生價值觀念更普遍、深入、紮實的培養和教育。這個問題我一再強調還是在老師的身上，在教育體制身上。雖然校園文化的氛圍對政治極度恐懼、冷漠，另一方面對於很多根本不應該出現的活動卻熱衷、投入很多的資金資源。這都是我們存在的問題。剛剛講到廣州改造恩寧路其實是把舊城路拆掉，按照資本和權力的利益驅動建造新的區域，這是事實。作為南方一個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區域要拆掉，廣州人感到非常痛心。在這個過程里，我寫過文章呼籲怎麼去保護。同時在這過程里，我們看到大學生的介入的的確確培養了一批年輕的具有公民意識的年輕人，他們通過網路、通過製作視頻等去繼續城市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與這相關的是關於廣州的大學城，廣州大學城選的地方本是三角洲地區自然與人文景觀保存得非常好的小島，但給拆掉了，遺留下來的移民問題至今還沒有解決。我所在學院旁邊的是一個村子，他們的標語口號到現在仍存在「反對政府的野蠻拆遷」，覺得政府對他們的補償是不公平的。廣州公民意識、各階層社會利益的博弈與內地不一樣，所以沒有出現慘不忍睹的情況。但村民抗爭的情緒仍然蔓延到現在。我曾在2004年、2005年組織美院學生髮起一個創作活動，創作「新宣傳畫」，把社會問題、公益問題、非法拆遷等用宣傳畫的題材創造出來，有一部分拿到大學城旁邊的農村貼出來受到農民熱烈歡迎。但這樣的行為也會給學生帶來很多的麻煩，有學校里的人來做工作。所以我們作為教師既為學生的冷漠和恐懼感到深深的憂慮，但我們啟發組織他們做活動時，我們要為他們的處境設想和考慮。這是挺難的一個事。民間公益事業的困惑和我們現行體制的極度冷漠，兩者之間的博弈在什麼地方？比如身份證問題、非法拆遷，遇到強烈的利益驅動的問題，這些怎麼解決，這是第一。第二，對民間的公益團體，從事那些工作的人士他們存在狀況的研究。比如對廖老師對公益社會人的研究他們的存在是什麼樣的問題，這兩方面值得我們做一些研究。民間公益遇到最大的困惑在於，我們現在儘可能爭取的某種進步是體制對它們管理稍微寬鬆一點，讓它們有更多的自由空間，這已經是一個很難爭取的進步。但如果我們在管理體制內沒有根本的改變，很多事是沒有辦法進行改變的，所以一切問題最後還是歸結到公民權益能否在制度上、法治上得到保障的問題。關於公益人士存在的狀況特別是他們精神上的狀況，很多人士有宗教信仰，原來沒有的會轉向有宗教信仰。而這是整個社會普遍缺乏精神上的信仰，沒有內在的精神上的支撐力的時候，我們無法抗衡這個社會給我們帶來的誘惑和壓力，這樣的人生會走得很艱難，所以很多人最後與宗教獲得契合。這裡我們要考慮的是，整個民族的精神價值觀太缺少宗教情懷，換句話說這個維度的缺失，對我們討論道德滑坡、討論整個社會精神存在的狀況也好都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所以我個人認為一個是公益事業的困惑，一個是公益人士本身生存的精神狀況，這可能是下一步中國民間公益繼續發展不斷要面對的問題。這是我個人的一個感慨。我再介紹一下我在做宣傳畫的運動，2007年春節我們到農村畫了幾幅大的壁畫。這種活動我們可以繼續做下去，但挺難，因為宣傳畫是一個完全沒有商業而且非常敏感的題材，比如說農民應該成立農會，增加與政府博弈能力的口號，比如說土地問題是解決中國農村問題的根本出路等，我們畫這樣巨大的宣傳畫。我想說的是，社會公益包括啟蒙教育等，每個人可以在不同的專業領域裡去做，現在的問題在於各個領域的人想到與自己專業相關的事情去做的恐怕不是很多。但我們會繼續在每個人專業、每個人工作範圍之內繼續參與社會公益事業。謝謝。

周鮚老師周鮚老師評議周鮚：謝謝，我分享幾句話。剛剛談到做公益和慈善，我跟李老師的身份一樣，都是大學老師，我們在公益里都是業餘身份，不管是我們做的事還是廖陵兒基金會做的事經常會被別人質疑，比如說基金會多少錢，幾十萬，幾百萬。現在這樣一棟樓幾百萬，幾棟樓就是幾千萬。現在中國政府很有錢。一個幾百萬的基金會、幾十萬的基金會經常被質疑。比如我們幫助一個癌症患者募集了一筆資金，在募集過程中有人不斷的問我「你們為什麼支持他，旁邊的人為什麼不支持？街邊還有那麼多人為什麼不支持」？其實我們做公益就是廖冰兄老師的話「這麼多人掉到水裡，拉一個是一個」，我們只能是救起一個算一個。在這個基礎上做公益所有人都可以做。其實我們的身份不是一個慈善的專業人士，而是所有有一定公益心的人為這個社會做點事。我就給大家分享這點，謝謝。張翔：非常感謝周老師。我曾和周老師、李老師是同行，由於工作原因，我也曾做過青少年犯罪的個案研究。當年我在帶學生做這種項目時，我認為最難有兩點：一是志願者的行為無法延續，志願者不斷的換，行為無法延續。二是作為民間力量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需要體制給我們一個出口，這個出口如何尋找也非常難。這是我當年做個案的感受。下面是互動交流時間。三位老師首先是藝術家，藝術家一般給我們的感覺都是很高雅，生活離一般人比較遠的一個階層，那三位老師是如何想到俯下身去關心底層社會，如何想到流浪兒童群體作為你們的幫助和幫助的對象？謝謝。廖陵兒：首先我不會把自己當成藝術家。廖冰兄先生雖然在藝術上很有成就，但他一直把自己定為一個"平民"，他說世上還有那麼多人沒過上好日子，就不肯享受。他很刻薄自己。我去少教所講課，講到我父親抽的煙是兩塊多一包。下面的孩子笑起來。這些孩子在社會上生存知道兩塊多一包煙是很劣質的。我在廖老身邊長大，我所受到的教育完全不是人們想像的那種「藝術家」，冰兄創作時唯一一間畫室是4平米，第一次分配到宿舍時是改革開放之初，廣州畫院搬遷到一個新樓時，廣州畫院給他一個舊樓的辦公室，他在走廊撿了很多碎磚頭，椅子後面就是門口，叫「冷巷齋」。這樣的藝術家本身也出生在底層，他一輩子不會忘記底層，他說「永遠不會在人民疾苦的面前閉上眼睛」。前兩天發生的一件事：兩輛車從一個孩子身上碾過，沒有人主動去管。如果第一輛車碾過這個孩子，有人馬上把這個孩子抱起來，那麼她的傷會輕很多，第二輛車也不會又碾過。這值得思考。藝術並沒有那麼高雅。廖冰兄說「俗之表，雅之魂，藝術貴親民"。謝謝。互動階段：主持人：下面是互動交流時間。網友1：廖老師您好，你們搞調研活動也進行了很多活動，你們跟政府之間採取什麼樣的措施去幫助這些兒童？有沒有對話？有沒有接收方案的具體改進？畢竟你們的工作已經有了三年的歷史。廖陵兒：也不是完全沒有，我們走遍了人大、公安廳。雖然先前沒有回應，但最起碼地方政府把這個事情提到議事日程上，他們很清楚地方沒辦法立法，但他們說會重視，會提交給國家的相關部門，這也算是我們堅持了那麼多年為底層發出的一點聲音。流浪的孩子怎麼會為自己發出聲音？他們發出聲音可能是走投無路時偷搶。有一個孩子說如果再找不到工作就要做一件大事。大家可以想想會做什麼樣的大事。地方政府說重視算是有了一個迴音，但不知道是否算曙光，如果政府出台政策落實我覺得很漫長、遙遠。但我們仍會不停去做，去堅持。周鮚：我補充一下，剛才我們看到的這張圖片是宿舍，接少教所出來的孩子住的地方。比如今天8：30放出來，解假，就是關了一年放了出來，但在解假當天二次犯罪更高。個案最近的是5分鐘的路程。這不能從道德上去譴責這些孩子，因為這些孩子在裡面雖失去了自由，但有吃的東西，有住的地方，但把他們放出來，今天晚上在哪裡住，哪裡吃，他們沒有。不可能讓他們回家，他們沒有這個概念。所以只有兩種途徑：一種是睡在橋下，還有一種是找原來的老大繼續搶東西，這是肯定的事。廖冰兄基金會和一些街道組織設的這些宿舍，意義非常大，給他們提供住的地方，而且給他們買好一點的盒飯。人只要稍微有一點向善之心，今天不搶，明天可能就不搶了。如果今天出來5分鐘就搶了，那是不是一輩子在搶與關的循環中？

談起孩子們就揪心的廖老師「你們不是壞孩子」廖陵兒：我感覺這幾年政府要政績情結，每一屆政府都想做一點政績，我們很艱難，說的不好聽是「人販子」。一個幹警有心，他曾說我也是窮孩子，我也是放牛娃，今天所里的孩子放出來交給我的時候，我當時還要偷偷摸摸的去接，他們的領導很冷漠。跟所長說"今天接誰誰出去"，所長對幹警說你不要管外面的事，做好本職工作就好了。把孩子放出去就不管。而這些孩子是坐囚車進去的，不知道出去的路。我聽到這些心裡很難過。如果引導你去參觀教所所，這一棟是教學樓，裡面有多少教官、心理諮詢室、多少圖書室等，其實那些孩子都在車間勞動。以前是從早上、午後都要勞動的，慢慢有點進步了，就變成半天，好像放羊，看看書，法治教育，下午是勞動。如果是一個老闆，雇一個未成年人工作查到要被罰款，但被關了那麼多為成年人在那裡勞動，這應該怎麼算？我曾還一本正經的拿著報紙跟所長說，九年義務教育跟少教所接軌嗎？那個所長說本來就是，向來就是。但其實沒有。關了人家一年、兩年，如果天天陪著他認字，一個學一個字，也學了幾百個字了。可一個孩子放出來在「人民路」的牌子下問別人「人民路」在哪裡，你說悲不悲哀，一個高高大大的孩子。周鮚：這兩年廣州的治安與少教所改善了很多，進步了很多。2004年針鋒相對到了極端，比如星期二解假，廖老師去接孩子，黑社會老大也在接孩子。那時候廖老師是去搶幾個孩子，希望有一些不要走進黑社會中，希望給他們找一個好的大哥哥，不要全是黑老大。出來之後怎麼辦是一個大問題。另外，在他們要犯罪時，或者在他們出來時，在城市裡有一個人跟他在一起有可能不會去搶了。但很難，因為他們不識字，沒有身份證，一無所有。廖陵兒：你剛剛的問題，跟政府的合作一方面是他們要做政績，他們發信我們所做的他們可以寫上去報上去，一群有人因為我們做這些事，寫到他們的政績里報到司法局並得了表揚。可實際做工作的還是我們。周鮚：在這過程中幹警、個體有良知，但整個這個體制誰幫我們就有可能要吃虧，整個體制把它納入到系統里很難做。有些人幫我們做，有幾個要求，第一是不要見報紙，第二不要見媒體。他們憑良心在做。廖陵兒：領導把這些事作為自己的，還是壓著這個幹警，不讓這些幹警出頭，把這些政績寫在誰身上誰就提拔誰陞官，所以做好事的人可能就只有不盼升官發財去做了。周鮚：在五六年前比較多的時候，搶奪案的主體主要是少年型的，成人很少。他們在街頭搶劫可能為了一個項鏈，可能被搶的那個人摔死了，為了搶一個錢包，錢包里只有20塊錢，但被搶的人也不小心摔死了。所以當時有人質疑"他們這麼壞，你們還去幫他？"廖陵兒：我覺得這些孩子不壞，我們跟他們說，「你們不是壞孩子，沒有人一生下來就是壞的」，他們聽到後很高興。我們把展覽搬進少教所，用藝術給他們一點熏陶。一些孩子會寫日記，說在我進來的多少天能夠看到廖冰兄的漫畫展，覺得心中有了一盞明燈。我跟他們廖冰兄17歲時跟他們的年齡一樣，17歲開始畫畫抗戰漫畫，我相信你們如果處在民族、國家被侵略的危機時，也會參與這種反法西斯的戰鬥。他們很高興。跟他們說你們是平等的。在某一年的春節我收到兩百人簽名的賀卡，是少教所的孩子簽名。他說我們現在沒有自由沒有錢，能不能給廖爺爺送一張賀卡。這個賀卡我看了應該是全世界簽名最多的賀卡。我還留著。簽名中有一個孩子11歲，在新疆被騙子帶上火車，帶到這個老大那裡，老大教他搶，並給他一個很鋒利的刀片告訴他「如果有人抓你就在頭上割一下」，因為人家看你留了這麼多血，年紀又小，就不忍心抓你。這個孩子到了11歲那年說他自己不願意再割了，結果被抓進少教所。新疆老鄉回老家給孩子家庭說孩子被抓了，家裡讓哥哥去找，找了很久找不到，而哥哥在廣州沒有立足之地，又落在黑社會老大手裡，又去偷、搶，也進了少教所，結果在少教所的飯堂里遇到，兩兄弟抱頭痛哭。這些孩子在我眼中是苦孩子，我很不明白那些幹警，我跟周老師很難接受那種在少教所一吆喝，那些孩子就蹲在你們前面。人是平等的，我跟他們聊天是面對面的給他們說話。周鮚：那裡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學員只要見到幹部幹警就要蹲下，其實這是一種防衛措施，怕他們有什麼舉動。這樣導致這些孩子只要見到穿警服的就會馬上蹲下。而他們出來之後我們很困惑，他們能夠做的事很有限，比如送外賣，這很難，他們不識字，要教他們很久，而他們掌握也很難，進行錢上的交易也相當難。這些年他們在廣州有一份工作，但跟工作的同事吵架、打架、再次偷東西的機率非常高，因為他們不懂得跟人怎麼相處，不過幾天就走了。平時上班還好，但遇到什麼假期他們很孤獨，因為這個城市對他們而言太陌生了，沒有任何地方可以去，尤其是到了過年、春節，所以我們帶他們去遊樂園，中秋節送一盒月餅。給予他們精神層面的關懷，從精神上做一點點實質上的東西，但物質的實質上給不了太多的東西。

被收留的流浪兒流浪兒童問題在我國能否解決？網友2：基金會如果對這些孩子不能夠一直幫助下去，這些孩子面臨的實際困難不能夠一直幫助他們，他們受到外界的誘惑很大，再次會走上犯罪的道路，被黑社會老大帶走，這樣給他們的心理會帶來崩塌。周鮚：有一個特點很有意思，這些孩子在做壞事時不會找我們，三個月後不知所蹤。一年後他們會來聯繫我們，他不知道我們的聯繫方式，但看到一個志願者就會蹲在志願者單位門口，蹲一天一夜的等我們。我們不知道他們前面時間在幹什麼，但他們能來找我們說明他不想繼續做以前那樣的事。當他們想做的時候我們會給他們機會，但作為民間組織不可能完完整整的幫助他，而且政府也無法做這個事。楊子云：2008年我去瑞士參觀了監獄，那個監獄相當於中國的勞教，是短期的，他們全國有一個機構，他們所做的主要是幫助大家出來時怎麼融入社會，有一個過渡。中國廣州有嗎？周鮚：我們的第一個困難是身份證，他們都不是廣州人，沒有一個是廣州人，而且很多是說不清楚的，從我們的戶籍制度來說他們不屬於任何一個地方的人。而在幾年前的廣州，當地深看到他們有一個敵對的情緒。而這些流浪的孩子很久沉浸在損失的恐懼當中，有一種警覺感。當時廣州本地人對他們有極大的排斥心理，這樣會造成雙方越來越遠。楊子云：現在除了你們這樣的形式，還有沒有專門的組織？周鮚：專門的沒有，但香港有。楊子云：非常必要的是專業組織。在瑞士的監獄，我見到有全世界各地的人，那個監獄裡裝了來自108個國家的罪犯，他們這個機構給他們過渡，出來的時候有人接他們，有人給他們工作，而且他們整個組織是由8個社會名流發起的。周鮚：這些年也有企業家幫助，比如說出來幾個孩子一個小食店接收，其實他也不是有錢人，就一個小食店的老闆，他願意接這樣的孩子。有一個小食店接的孩子，孩子做的時間不長，但小食店老闆接的次數很多。不斷的一批一批的接入這些孩子。楊子云：這個行動中大學生有參與嗎？廖陵兒：大學生有不同的參與。網友2：有沒有輔導成功一點的案例？周鮚：有，比如現在做保安，還有自學電腦，還有一些慢慢走向正常的道路。我們看到最多的是有五、六年，六年過去了，跟出來的狀態一樣。還有結婚生小孩的，打電話請廖老師幫助起名字。網友3：今年政府對流浪兒童的問題非常重視，今年採取了很多措施，你認為我國如何解決流浪兒童問題，從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和策略來看，流浪兒童問題在我國能否徹底解決？李公明：對於這個問題，因我不是專家，也不是官員，但我個人感覺是身份問題，沒有辦法解決，一旦事情納入兒童身份解決，我相信人們會有顧慮，本來沒有流浪的轉而流浪，目的是為了解決某種身份問題，目前最關鍵的還不是一般的流浪兒童，最關鍵的是將小孩變成殘廢等非常惡性的行為，這個東西最令我們感到揪心。而這個東西的解決在各個地方解決的方法不一樣，有些人遣送回去強調當地要怎麼做，但我現在沒有看到公平的向社會公布一個可行的辦法，這涉及到各個地方當地的民政部門、街道對這個事情的理解以及他們的許可權範圍對這個事的解決，而沒有統一法律公開程序來做，這個事就無法堅持。我擔心會出現不斷循環往複的過程，這兩年可能好一點，但由於沒有制度建設根本沒有辦法解決長遠問題。我對民間的公益事業抱有最大的敬意，但最終解決之途絕對不是這樣的，應該是有一個真正的從公共的整個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制度的安排去解決。1998年我在加拿大溫哥華做訪問學者時，當地政府一個官員跟我講，他們那裡的小孩如果突然走到派出所，走到政府機關去說，今天晚上我跟家長發生矛盾，不能在家裡睡覺。他們一定會安排他住到旅館去，一定會給他飯吃。政府有一個公共財政是保證這一塊的，就是有一個制度安排。我覺得從制度上進行根本的解決才是解決之道，因為我們不能寄希望所有人、所有幹部、幹警都有某種覺悟與道德和良知。所以民間的公益組織以後能否更多的往制度建設向政府提出各種各樣的訴求，向社會各界發出各種各樣的訴求，讓大家來面對制度本身的建設，並進行改觀，這可能才是根本的改變之途。這是我個人的看法。廖陵兒：另外，廣州跟香港比較近，香港社工組織很發達，政府購買服務，社工的工資比較高，社工組織晚上可以開車去找夜不歸家的孩子，香港有一棟樓收留這些跟家庭有矛盾的孩子，香港社工隊伍比較強大，有這樣專門的社工組織。我們應該往這個方向去做，深圳做得比較成熟了，香港更成熟了。周鮚：現在廣州也有這種做法。比如說這個孩子出現問題了，但社區沒有意願去解決這些問題，而街道辦可能為了一個孩子去設一個收留孩子的中心，而動員社會力量去做，比如香港是政府購買服務在街道設立這些地方。發生這樣的事在大城市居多，尤其是廣州、上海，在這種大城市，無論是政府還是輿論總有情緒是把他攆回去就得了，我們這裡乾乾淨淨就可。我們這麼多年跟這些流浪孩子在一起明顯感覺到這些孩子來到這裡已經回不去了，所以他到了廣州就要當廣州人看，到了北京就當北京人看。因為他們已經無法回去了。我們有很多案例，遣返了一次又一次，兩次三次，遣返了一次離開廣州，但他們步行回廣州，這很不可思議。從另外一個角度說，這個城市究竟為了什麼樣的問題讓你步行回到廣州？讓人很痛心。從另一方面得出一個結論是這個城市一定可以接納他。主持人：因為時間的關係，今天的講堂進行到這裡，再次謝謝三位老師與我們進行的分享。歡迎點擊進入：燕山大講堂首頁歡迎點擊進入燕山大講堂思想者微博圈版權聲明：本講稿歡迎轉載。敬請全文轉載並註明文章來源：騰訊評論「燕山大講堂」。對於稍作刪節則據為己有的行為，我們保留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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