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好的社會，就是可以靠為窮人說話謀生的社會

06-01

許錫良

著名經濟學家茅於軾老先生曾經有過一個著名的論斷，就是替窮人辦事，替富人說話。他解釋說中國社會替窮人說話的不少，但是替窮人辦事的不多，相反，替富人說話的很少，但是，替富人辦事的卻不少。道理很簡單，替窮人說話，可以贏得聲譽與美譽，佔據道德制高點，但是，替窮人辦事卻是白費勁，不會有什麼實際的利益回報。相反，替富人說話，容易招致社會的責罵，說是富人的走腿子，而且替富人說話，也沒有什麼回報，但是，替富人辦事，富人的回報卻是非常豐厚的。

茅老分析得非常到位，社會現實中確實是如此。但是，這也是基於「為富不仁，為仁不富」的中國社會才會有如此的結果。因為，中國的富人大多經不住良知與法律的追查。但是，在人家美國，圍繞著法律，為富人說話沒有什麼忌諱，為窮人說話不僅可以，而且可以用以謀生，甚至發財。一切的標準就是法律。那些為窮人打贏官司獲得豐厚的律師，就是最典型的為窮人說話獲得利益的人群。公然為富人站台，為富人辯護，也是美國人的言論自由。愛迪生、福特、卡內基、洛克菲勒、比爾.蓋茨、喬布斯他們的財富多吧？而且也一直為世人稱道,並且獲得人們的普遍尊敬。因為他們的錢財是創造發明出來的，而不是通過權力掠奪而來的。他們的財富越多，社會就越發達，公共財富就越多，窮人就越受益，每一個富人的增加，都會讓許多的人得益。這樣的富人為什麼不可以獲得人們的尊敬呢？為這樣的富人說話乃至辦事，又有什麼好顧忌的呢。同樣為窮說話與辦事，也沒有什麼好誇耀的。只要遵守法律，按照法律去做，按照市場契約去做，其實都沒有問題。無所謂為窮說話，還是為富人辦事。作為市場規則，無論為什麼人說話，為什麼人辦事，都是市場契約關係，是客戶與僱主的關係。只有在階級劃分與身份等級社會，才會那麼顧忌對方是什麼人。在法治社會，律師就是專門為客戶打官司的，無論對方是殺人嫌疑犯，還是被害一方，只要接受了對方的邀約，就與對方形成了合約關係。雙方既有權利，也有相應的責任與義務。大家各盡其所，按照規則各自履行自己的責任與義務，享受相應的權力和與利益，分工合作，各盡其力，各盡其所，其實誰也不欠誰。為窮人說話也好，為富人辦事也好，其實都是應本應份，既不光榮，也不可恥。大家只是按照合約做事而已。所以，在法治社會，在市場條件下，只要不違法，不違背契約關係，不破壞市場規則，其實大家都是平等的關係。僱主要全心全意為客戶服務，客戶也要充分尊重僱主，履行自己的職責。

據說在美國就有專門為窮人打官司，替窮人索賠的律師，然後將索賠來的錢，按照事先約定的一個百分比抽取提成。許多人以此為謀生甚至發財的手段。雖然是為窮人服務，其實也只是一種謀生手段而已，不可恥，也不光榮，只是一份職業。

職業規範與職業道德，其實就是社會福利所在。一個人如果拋開自己的職業，去做所謂的好事，其實既不專業，也不內行，還破壞了其他以此為謀生手段的職業人的利益。比如，一個醫生在出差的時候，把列車上本應該是列車員所做的衛生工作做了，其實是侵犯了列車員的職業，破壞了他們的職業生態。如果這樣做的人多了，還會讓人感覺列車員這個職業是多餘的。有時也會覺得是列車員在偷懶。

一個社會職業分工，市場運作是多麼重要。這是人類社會常規化的社會福利最大化的生存方式。人類一切的利益實現方式都應該通過公平、公正、自由、等價的市場交易獲得方式實現。由此也可以推斷，人類一切的道德也是要通過市場交易過程實現。真正的道德是建立在對市場交易規則的尊重與遵守之上的。那些遵守市場交易規則的人，就是有誠信的人，也就是有道德的人。

思想市場是一個社會中最為根本的市場。思想市場是一切市場之母。因為人類的一切創新與一切新產品，都來源於新思想，新知識。假如思想市場不能夠建立，或者得不到承認與尊重，那麼，這個社會思想就不會發達，知識創新就不會源源不斷湧現。所謂尊重知識與尊重人才，其實說白了就是尊重思想市場而已。沒有思想市場，沒有對知識產權與發明專利的尊重，靠出台幾個政策，幾個獎勵措施，其實都是沒有用的。那些人才獎勵措施，不過是御用政策的一種新變種而已。袁隆平的雜交水稻，最後以獲得國家科技一等獎，獎勵500萬科研經費而告終。如果這項發明專利放到市場上去經營，何止是500萬？可能是1000億。那麼，袁隆平還需要誰來獎勵他500萬？而且這500萬還不是他個人可以隨意支配的款項，而是公共科研經費。

在中國自古以來是不值錢的，不但不值錢，而且還常常會帶來危險，動輒成為思想罪與文字獄的禍根。數千年來的中國，幾乎沒有人可以靠作品養家糊口。像曹雪芹寫作《紅樓夢》，分文沒有，一生貧病交加，最後在貧困潦倒中病死，這部優秀的小說終於沒有完稿。假如有文學市場，有出版社的出版商，最就可以定下這部奇書，付給稿酬，出版商拿到版權，賣出好價值錢，曹雪芹也不會有經濟上的壓力，完全有能力把這部中國第一奇書寫完，甚至寫出更優秀的作品。所謂文學市場就是這樣。這樣的市場是否會把文學的高雅情趣毀掉？其實市場才是最人性，最有品位的。所以最好的為人民服務，就是市場服務。市場的選擇其實就是人性的選擇。只有壟斷才是破壞這種人性。沒有市場，無論喊出多少為人民服務的口號，其實都不可能會有真正的為人民服務。

文學家、詩人似乎還好一些。中國古代雖然沒專業的作家，但是，詩詞文學作品，還是在日常生活中佔一席之地的。至少那還是附庸風雅的好工具。一旦官場失意的時候，還可以像柳詠那樣混跡於青樓歌女之中，通過為他們填詩作詞，寫出歌詞，換得一些酬勞，勉強能夠活下去。但是，像李贄這樣的思想家的作品，除了換來坐牢殺頭的待遇之外，絲毫沒有其他用途。思想罪、文字獄，就是他們的悲慘結局。靠思想學術著作養活自己的人幾乎沒有，一切都要靠依附在皇權之下，充當御用文人，才會有一點生活保障。所以，中國古代讀書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學得文武藝，貨於帝王家」。假如帝王家不收購，下場只有孔乙己一條路。一是那些東西沒有什麼用，換不來一肚飽，二是真正有用的東西，因為沒有市場規則，所以也得不到尊重。

聽說中國的大學又要開設國學專業了。聽了感覺很是可怕。因為，這些專業將來怎樣就業？政府收購一部分，但是，剩餘的呢？恐怕那時就要造就大量的新孔乙己了。說到底那玩藝沒有什麼創造性，如果落實在市場上，這些國學不能夠給人創造新的財富，不能夠解決人的需求問題。只能夠靠公共財政，以傳承傳統精神的名義收購一部分，大部分將會成為社會的累贅。一個完全蔑視市場的社會，一定首先是害怕思想市場，一定將思想市場壟斷起來，然後讓這個社會沒有人能夠靠產生新思想，新創意，新發明而獲得其利益，不但無法通過這些發財，而且無論通過謀生，甚至，還會帶來很大的風險，擔當很大的罪責。既然給予稿費，常常也是少得可憐。中國大陸的書，一直很便宜，而且還滯銷，看港台的書籍，貴得要命，作者的稿酬也頗為豐厚，這就是有思想市場與無思想市場的差別所在。

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真正核心競爭力，其實都體現在思想市場里。如果這個市場被壟斷，被取消，那麼，沒有創新，沒有發明，都是很正常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復旦大學一個4分鐘的校慶形象片要抄襲日本東京大學與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的校慶片，這有什麼稀奇呢？不抄襲還會有其他出路嗎？抄襲大國，拷貝大國，山寨王國，其實這些都不稀奇。因為哪個地方思想不值錢，知識、技術不值錢，其命運必然也只有如此。

好的社會，一定是充分尊重人的個性的社會。為什麼要強調個性？因為說到底，這還是市場的需要。你沒有獨特的地方，你在市場中怎樣與他人分工合作？你沒有專長，你拿什麼東西去與他人交換勞動產品與服務產品？我們經常說教育要服從社會發展的需要，究竟是什麼需要？就這些需要。市場的需要，就是人類社會的需要，就是你我他的需要，這些需要，是大家的需要，滿足這個需要不能夠靠救世主，也不能夠靠專門「為人民服務」的那些特殊材料做成的人，而是靠同樣有欲求，有需要的你、我、他來分工合作完成。然後按照市場的自主定價、自由交易、等價交換原則去實現自己的價值。政府提供的也是公共服務產品。所謂選舉，就是把這種公共服務產品放到市場上去，市場主體就是選民，他們用選票選擇這些公共服務產品，並且他們要計算成本，評判優勢，監督實施，然後每個人按照自己的真實體驗決定這個公共產品的提供者的去留。這就是民主在市場中的作用。其實民主、選票，也是一種購買行為，也是一種市場。只是這叫公共權力市場。這與黑金政治，權錢交易完全是兩碼事。所以，公共權力與公共服務，也要進入市場，才能夠真正起到良好的作用。

2015年6月19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