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玉形象新論

被閱覽數： 433 次 來源： 【原載】 《紅樓夢學刊》2000年第一輯文字 〖 〗 ）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史,誠然是一部封建主義文化統治的歷史,然而在此之外,它更是一部男性中心主義文化的霸權史。這種霸權,既表現為外在的社會權力統治,更表現為內在的、不為一般人所察覺到的內在文化統治;男性不僅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主體姿態,成為社會權力金字塔機制的頂層,還由此成為主流文化話語的佔有者。在這種文化機制中,女性只不過是個被言說的他者,是個相對男性而言的異質存在和被看的客體,被男性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父權意識形態,冠冕堂皇地驅逐出文化的神聖殿堂———可以這樣說:女人無史!在男性話語的籠罩下,女人只不過是個無名的存在者,而男性對她擁有命名權和規範權———她身份不明,角色未定,一切有賴男性對她進行定義:諸如「三從四德」、「相夫教子」、「舉案齊眉」等等。如果說女性是一張白紙,那麼男性是就唯一合法的書寫者;如果說女性是一個純粹文本,那麼男性就是唯一權威的闡釋者。這種男性中心主義的文化話語,遍播了整個歷史文本,佔據了幾乎整個歷史舞台,以致於許多表面看來是為女性大唱讚歌的文本,其內在深層的無意識價值指向仍是男性中心主義的;而傳統的文化闡釋史由於同樣被男性中心主義文化所滲透,因而在高度評價這些女性頌歌的同時,又有意無意地強化了男性價值視角。《紅樓夢》及其闡釋史就是一個這樣的例子。作為一部父權社會發展至頂峰時期的代表性文本,它在女性頌歌的表象背後,同樣隱藏著大量的男權意識形態。這種文化集體無意識不僅體現在賈府的「男人」身上,也同樣積澱在寶玉這個「女男人」———用傳統觀點來說,即半男半女、非男非女———的身上。在父權中心主義文化統治的賈府,活躍著一批男性話語操縱者,他們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兩種類型:一、象徵宗法父權的男性———賈政、賈赦、賈珍等人。他們在賈府具有絕對的中心地位,女性對他們而言,只不過是一個玩偶,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慾望需求支配女性、玩弄女性,女性在他們那裡完全沒有主體權,僅僅作為一個客體存在:為了滿足升官發財的慾望,賈政可以把親生女兒元春送入皇宮,哪怕她過的是種與世隔絕的非人生活;為了滿足獸慾,賈珍不惜姦淫兒媳可卿,而賈赦則可以逼死鴛鴦。二、男性話語的異化者———賈母、王夫人等女眷,表面看來,她們是女性,但事實上,她們由於業已被男性文化價值所整合,並已進入到男性權力的機制之中,因此擁有與男性同樣的統治權,她們付出的代價(當然是不知不覺的)是失卻了女性獨特的體驗和言說方式,而改用男性的口吻、立場和話語去言說,成為大觀園中對女性揮舞著「三從四德」魔杖的男性話語的執行者、女性群體的直接統治者和命名者———她們可以驅逐違反父權意識形態的司琪、入畫等人,也可以站在男性話語的立場上逼死金釧兒。與上述這些男權話語的操縱者不同的是寶玉,他反對「釣名沽譽」、「立身揚名」,視這些人為「國賊祿鬼之流」,他討厭傳統的男性,喜歡清凈潔白的女兒,他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女兒們的悲劇結局常常牽動他敏感的神經,令他愁腸百結:多愁善感的他為金釧兒的死「五內摧傷」;晴雯之死則使他痛寫《芙蓉女兒誄》,為之「焚帛祭茗」;就連鴛鴦的死也把他「唬得雙眼直豎」,「死命的才哭出來」,復又「大笑」不止……如此種種,不勝枚舉,故此在傳統的紅學史上,寶玉既是一個反傳統、反世俗的文化典型,又是一個女性群體代言人的典型。表面來看,寶玉似乎反對一切男權主義話語。他把父權中心文化的經邦濟世、孔孟之道貶為前人的「無故生事」,認為它是用來導「鬚眉濁物」的,所以對此不屑一顧;他對寶釵、襲人被男性中心主義價值所浸透的女性嘆惋不已,認為她們「有負天地鍾靈毓秀之德」,他「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拒絕走仕途之路。這一切,與父權社會的價值觀(在賈府,它的載體是賈政等人)形成了尖銳對立。為了拯救這父權制家族的唯一接班人,賈政等人可說是費盡了心機,甚至不惜以棍棒相逼,但事與願違,儘管遭受不止一次嚴厲斥責,甚至殘酷鞭刑,寶玉反而更加痛恨父權文化、厭惡男權話語了。———他不僅對賈政有了一種本能的逃避心理(每次從賈政那裡出來,總是一路小跑,唯恐避之不及),而且對男權話語的勸戒變得敏感起來:對寶釵、襲人、湘雲的規勸,他不止一次表示反感,認為那是「混帳話」;當他見了甄寶玉,「以為得了知己」,必是和自己「同心」時,然而甄寶玉一開口,談的都是些「文章經濟」,寶玉很快就覺得「這話頭又近祿蠹的舊套」,「愈聽愈不耐煩」;……寶玉逃避男性主流話語,拒絕父權意識形態,儼然成為一個父權社會的遊離者。但是,他真的是徹徹底底一個反父權中心主義的典型嗎?從女性主義文化角度看,不盡然!寶玉是賈府的唯一繼承者,他在大觀園中擁有絕對的中心地位,在賈母的嬌寵和姐妹們的呵護下,他把大觀園當作自己的樂園,在美女如林的女兒國中,寶玉只要自己喜歡,便可以隨意與女兒們耳鬢廝磨,甚至吃女兒們嘴上的胭脂,不管女兒們願意與否。然而,寶玉的這一特權是父權社會授予的,它帶著濃重的男性中心主義色彩。寶玉能反對一切,卻無力拒絕男權社會加之於自身的這種特權;但接受了這種特權,也就意味著接受了隱含在這種特權中的父權文化價值。事實上,在寶玉反男權文化的表象背後,的確仍然隱含著大量的男權意識碎片。在寶玉的潛意識中,女性仍然是一個客體,一個被看者,而他自己則理所當然的是一個主體,一個看者。在他那裡,女性永遠是一個被欣賞者,而他自己則是奼紫嫣紅的大觀園群芳中的中心。從這一點出發,寶玉對金釧兒說出這種話也順理成章了:「我明日和太太討你,咱們在一處罷。」寶玉在大觀園中有隨意挑選任何丫鬟為伴的特權,在寶玉看來,這種特權似乎天經地義,而其男性權力性質則被他忽略;他潛意識裡欣然接受了這種特權,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面對女性,把她們視為自己的一個觀照對象和審美對象,因而可以為所欲為,在這種心態下,也就不難理解寶玉為什麼會對襲人說出這樣一番話:「比如我此時若果有造化,該死於此時的,趁你們在,我就死了,再能夠你們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屍首漂起來,送到那鴉雀不到的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也不託生為人,就是我死的得時了。」顯然,寶玉認為自己必然得到所有女子的眼淚和同情,就如他必然能得到大觀園女子的芳心一樣。他說的那樣自信,那樣痴情,對女性表面的愛與溫柔掩蓋了他內心深處潛意識中的男性中心主義視角。我們不妨再來看一個例子。在傳統紅學看來,寶玉無疑是一個女性群體的代言人,他不僅懂得憐香惜玉,而且還尊重女性,愛護女性,典型事例之一即在金釧兒死後寶玉的表現:他「五內摧傷」,「恨不得此時也身亡命殞,跟了金釧兒去」,這種表現,的確是很可以令人感動,將寶玉視為一個女性護花使者。然而,真的如此嗎?我們且來看看事情的原委:寶玉在盛暑的午後,苦於找不到玩伴,百無聊賴之際,進入王夫人的房間,與正在為睡著的王夫人捶腿的金釧兒玩笑解悶,沒料到,就在寶玉與金釧兒私語的興頭上,王夫人突然翻身起來,敏感的寶玉預感到王夫人可能會以父權話語對他進行一番他極為厭惡的說教,所以就「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一溜煙」跑了。這「一溜」的結果,便是金釧兒隨後投井而死。———大觀園中群芳中的一朵鮮花就這樣夭亡了。對此寶玉不但似乎無可指責,還以他對金釧兒的深切悼念贏得了後世讀者的讚賞。然而,就在寶玉的這種傷感和後世讀者的讚賞中,現實的真相被有意無意的遮蔽了:一、在金釧兒事件中,寶玉一開始就是個主動者———他主動去挑逗金釧兒說話,然而在王夫人醒來後,他又成了個逃兵,逃離了現場,把一切可能後果都撂給了金釧兒獨自承擔;二、寶玉應該清楚地知道,他與金釧兒的地位是一主一奴,兩人若犯同一過錯,所受責罰有著天壤之別;三、接下來,寶玉更應該明白,如果他能勇敢地留下來,主動承擔責任,為金釧兒辨白,那麼他至多不過是從母親那裡再多領受一頓無傷大雅的說教,然而金釧兒卻可以因此不必蒙羞,當然也就可以不必去自殺;但令人遺撼的是,從王夫人那裡出來後,他又忙進大觀園找別的女兒取樂去了,唯一的感覺是覺得在金釧兒那裡玩得「沒趣」;四、即使當時寶玉沒有留下來,那麼事後他總可以去看一下金釧兒吧?有他的安撫,金釧兒是否就可能不會想不開去尋短見呢?五、就算寶玉沒想那麼多,在金釧兒死後他總應該感到良心不安吧?然而,他只不過是習慣性地傷感而已,連一點最起碼的懺悔與自責都沒有,彷彿在一個生命的殞亡面前,他只是個旁觀者!六、結論:寶玉不僅自始至終參與了金釧兒事件,而且負有不可開脫的責任(他不去主動挑逗金釧兒,就不會有接下來的一系列事件;他若能不「一溜煙」跑了,而是留下來衛護金釧兒,也就不會有悲劇發生;「一溜煙」跑後,若他還依然記掛著金釧兒,就該找機會來安慰她,那麼金釧兒或許也不至會去尋死)!七 、原因:之所以如此,就在於寶玉潛意識中的男性中心主義文化積澱,在這種積澱的內在制約下,他關心的只不過是自己的主體感受,而無法擺脫自己的男性主宰角色,無法擺脫將女性視為「他者」、「客體」的潛在意識,因而他無從產生對女性應有的責任感,在寶玉看來,金釧兒如其他女性一樣,不過是大觀園群芳中的一員而已,她對於他與其說是一個自我主體的個體性生命存在,不如說是一個晶瑩透亮、美麗可愛的天然審美對象。因而,金釧兒之死,不過如一朵花的凋萎,雖暫時令寶玉黯然神傷,但絲毫不能傷及他的男性自我中心主義。從以上的論述來看,寶玉無疑是一個潛在的男性自我中心主義者,這種判斷似乎有貶低寶玉之嫌。但是我們必須看到,與其他的男性自我中心主義者相比,寶玉仍有其獨特之處:賈政、賈赦們只是把女性視為慾望的對象或玩物,是帶著一種現實功利的眼光去玩弄、玷污、摧殘女性,他們與女性的關係是一種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女性的命運被操縱在他們手上,因而他們對女性肆無忌憚、為所欲為,從不尊重女性的個體尊嚴與生命價值;與此相比,寶玉雖不能擺脫男性中心主義文化的內在制約,但他對女性的態度已完全不同於傳統男性眼光,在他眼裡,女性首先代表了一種與男性話語的「經濟文章」相對的異質文化(男人是「泥」,女人是「水」);其次,更重要的是,女性還是一種非世俗的純美的象徵,令人見了便覺「清爽」,便覺耳目一新,因而他讚美女性,嚮往女性(恨不得自己成為一個女兒身),將女性當作人間美的極致,當作逃離污濁現世的避難所,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寶玉的確是個前所未有的女性代言人,因為唯有他是把女性當作與男性相對立、乃至高於男性的文化本體來謳歌。如果將大觀園中眾女性比作滿園鮮花,那麼在賈政們看來,這些鮮花無非是採摘、玩弄、取樂的對象而已,其興衰死活是可以不必過問不必關心不必在意的;而寶玉則不同,他是一個純粹的賞花者與愛花者,對著滿園春色讚不絕口、留連忘返,他關心每一朵鮮花的命運,為每一朵鮮花的夭亡傷悼不已,他甚至希望自己也能變成大觀園中的一朵鮮花,從而逃離污濁塵世。然而就在此處,寶玉一方面顯現了他的獨特與叛逆性,另一方面卻也暴露出他潛意識中的另一面。儘管寶玉是個不折不扣的愛花者,然而在大觀園群芳中,他是一個群星拱月般的中心,由於傳統的男性中心主義文化的滲透,他不可能意識得到自己的自我中心意識,因而他雖也讚美、尊重女性,但他只不過是把女性當作一個純粹的美學對象來對待,從自我中心意識出發,他對女性是一種任意挑選的主體姿態,女性依然是一個供他挑選的對象群體,女性的個體生命體驗與自我生命情思在寶玉那裡依然沒有復活,依然得不到應有的凸現,相反,在很多時候,寶玉對女性的讚美與愛護反而常常成為他對自己獨特性價值的確證———晴雯之死即一例證:「痴公子杜撰芙蓉誄」是《紅樓夢》中的精彩華章,寶玉對晴雯的弔祭向來令人拍案叫絕,然而,如果仔細閱讀原文,我們就可以發現,在寶玉弔祭晴雯的心態中,隱藏著一種不易令人發現的自我中心主義:寶玉之所以決定要去芙蓉前一祭,只不過是覺得如此舉動「比俗人去靈前祭弔更覺別緻」而已,其目的是為了突出自己高俗人一等,不同一般,如此一來,本應該是一場純粹的祭弔就巧妙地被置換為寶玉對自己特立獨行、不染塵俗的品行的確證;寶玉的誄文亦然,他之寫弔文並非是聽從內心情感的支配,抒發自己的真情,而是相反,他只不過要藉此追求一種「別開生面,另立排場,風流奇異」(第七十八回)的效果,因而「寧使文不足悲有餘,萬不可尚文藻而反失悲戚」,由此來看,寶玉只不過是為文而文,其目的,乃在於以此反證自己不「若世俗之拘拘於方寸之間」而已!這樣一來,對晴雯的悼念便失去了其應有意義,成為寶玉用作自我價值確證的材料。鑒於寶玉形象的文化意義在傳統「紅學」中的獨特地位,本文的上述論斷或有令人難以接受之處。然而,從女性主義文化視角對《紅樓夢》進行研究,本文還只不過是個不成熟的嘗試;文中膚淺之處必然難免,敬請多多指教。【作者】黃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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