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通鑒》評論（十一）

時燕王方稱疾，遺詔至，遣人扶掖哭臨。又數月，乃上書乞遣三子歸視疾，齊泰勸上勿許且請收之。黃子澄曰：「不若聽之歸以示不疑，乃可襲而取也。」上從子澄言，竟遣還。

居士曰：黃子澄與朱允炆毫無政治頭腦，朱棣已經決定發動叛亂，不應該在此時將他的兒子放走，而應該派朱允炆的心腹大臣去「照料」朱棣的「病情」，暗中監視他的一舉一動，將燕王府的動向及時彙報給朝廷，這樣不但朱棣的籌備變得透明，而且有人質在手，同時該大臣可以作為打入朱棣內部的特務，如此則主動權力將完全把握在朱允炆手裡。

會炳文部將張保來降……王厚撫保，遣歸，使詐言被執得脫，且具陳雄、鄣敗狀，燕兵且旦夕至。諸將皆曰：「今趨真定，將以掩其不備，奈何遣保告之使備？」王日：「不然。彼師半營河南……是我以勞師當彼逸力也。」炳文聞保言，果移南營過河。

居士曰：朱棣放回張保打的是心理戰，顯示了極高的軍事素養。如果敵人分踞在兩岸，主戰場便在河中央，敵人對南岸早有戰略部署，可以據全師之力匯聚在一點，不但是以逸待勞，而且是以多數包抄少數，朱棣軍團毫無勝算；而用這樣的方式把敵人全部聚集在北岸，其背後是大河，等於封鎖了他們的退路，其作戰空間為北岸的有限空間，人數眾多非但不能成為優勢，反而會限制地方作戰的機動性。這一次同樣是不欺售欺，張保除了把投降改為被俘之外，在情報方面無一言虛假，卻讓朱棣將戰局由被動便為主動。光憑這個計策，朱棣就足以躋身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幾個軍事天才之一。

壬寅，燕師至大寧。王單騎入城，詭言窮蹙求救，執寧王手大慟……時北平銳卒伏城外，吏士得稍稍入城……燕王辭去，寧王祖之郊外，伏兵起，擁寧王行……寧妃、世子皆從，悉以三衛配北軍，大寧城為之一空。

居士曰：收服朱權一舉兩得，一方面增加了朱棣軍隊的勢力，另一方面解決了朱棣在即位後藩王權力太大的後顧之憂。

公元十五世紀

明惠帝建文二年（庚辰，公元1400年）

是役也，燕王瀕於危者數矣，諸將徒以奉上詔，莫敢加刃。王亦陰自恃，獨以一騎殿後，追者數百人不敢逼。適高煦領指揮華聚等至，擊退庸兵，獲部將數人而去。

居士曰：朱允炆的軍隊若有數百人之多，即使是不用兵刃，通過追趕的方式也一定能包抄並活捉朱棣。朱棣既然斷後，則其部屬出於對朱棣的安全考慮，一定不敢向追兵放箭。明年（公元1041年）南軍向朱棣發射弩箭，軍旗扎的跟刺蝟一樣，而朱棣安然無恙，不是因為他的軀體金剛不壞或有神祗保佑，而是因為他作為叛亂的最高領導者擁有強大的人肉盾牌，他的護衛幫他躲過了種種劫難。之所以捏造朱允炆下令不許射殺朱棣，一方面是諷刺朱允炆及其朝廷的顢頇，二是否定了人肉盾牌的存在，體現朱棣身先士卒的勇敢。

明惠帝建文三年（辛巳，公元1401年）

是役也，庸恃東昌之捷，有輕敵心。而燕王恃上有「毋使朕殺叔父」之語，不戒於敵。方野宿穿營過時，諸將士卒莫敢一矢相加遺，以至於

居士曰：盛庸既沒有冒進，也沒有疏於防守，可見他並不是輕敵，而是他擅長打防禦戰而不是運動戰，所以朱棣才從盛庸和平安兩部的中間經過，目的就是要把他們引出城樓，在戰場上以運動戰的方式消滅。盛庸和平安為的不是守護一城一地，而是阻止燕軍南下，所以必然出戰，由此也可以看出朱棣的巧妙安排，他的軍事才能確實高人一等。

第十三卷紀十三

明成祖洪武三十五年（壬午，公元1402年）

（朱棣）素重孝孺名，召至，使草詔。孝孺衰經入，悲慟聲徹殿陛……上語塞，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上猶欲強之，孝孺乃索筆大書「燕賊篡位」四字，上大怒，命磔諸市……孝孺以十族故，並及其朋友、弟子。

居士曰：朱棣與朱允炆只是政治鬥爭，方孝孺作為失敗一方的幕僚長有失敗的責任，但沒有罪行。如果處於現代人道主義不應該處死，即使出於古代皇帝專權和猜忌也不應該被滅族，這是朱棣的癲狂所致，朱棣作為殺人兇手難辭其咎，但方孝孺在處置此問題上的方法上也確實有值得反思之處。蓋朱棣與朱允炆之間完全是政治鬥爭，朱允炆削藩率先發難，成了失敗者，毫無道義可言，方孝孺沒有必要為朱允炆殉難。就算方孝孺已經受程朱理學影響，成了「忠臣不侍二主」思想的醬缸蛆，也完全可以跟朱棣講道理，說自己奉行程朱學說，不可侍奉二主，陛下也以忠孝治國不要強人所難之類，內容像陳宮對曹操的囑託（事見公元199年），他的家人和朋友可以免於一難。以朱棣對方孝孺的尊敬，未必會強人所難。古人拒絕為新君寫登基詔書的也大有人在，方孝孺飽讀詩書，完全可以以他們作為榜樣說服朱棣。就算非要學南史氏，也應該寫「燕王篡位」，而不該是「燕賊篡位」，畢竟朱棣的燕王身份在朱元璋和朱允炆執政期間都是合理合法的，方孝孺不顧事實，當面侮辱朱棣，引起了朱棣的癲狂。所以避免方孝孺的悲劇發生，第一是要把權力關到籠子里，第二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必須要想明如何處理這種境況。孔丘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正是讓人靈活處世的意思。

時上於宮中得建文時章奏千餘道，命縉等翻閱……一日，從容問縉等日：「爾等宜皆有之？」縉不敢對。修撰李貫對日：「臣實無之。」上日：「爾以獨無為賢邪……朕非惡夫盡心於建文者，特惡夫誘建文之壞祖法者耳。」貫慚而退。

居士曰：對於獨裁者來說，只要是他執政的反對者都是奸臣和戰犯。鐵鉉不過是一個戰將而已，根本沒有參與朱允炆和方孝孺的改革之中，但他卻被千刀萬剮（磔刑）；劉璟是軍隊的參謀，不過不承認朱棣的正統地位，卻被下獄論死。如此種種，朱棣一個也不曾輕饒，只是現在要表現自己的寬宏，且對忠貞提倡，才在解縉和李貫面前上演了這樣的戲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