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價暴漲200餘倍，抗戰是如何堅持下來的？ | 短史記

1941年，抗戰前途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經濟威脅。

這種威脅來自糧價。

糧食是戰時最重要的戰略物資之一。抗戰初期，尤其是在1937~1938年，多數糧食產區豐收，糧價沒有因戰爭發生太大波動。若以後方20個城市1930~1936年的糧價指數為100，則1937年12月為127、1938年為130。①

但隨著戰爭擴大，華北產麥區、東南產米區相繼淪陷；大批壯丁從軍，農村勞動力不足；加之後方人口比戰前激增5000萬、商人囤積居奇，市場上的糧食短缺問題日漸嚴重。

糧價指數在1940年6月漲到424。1941年又再翻幾倍，達到了2133，亦即：在全面抗戰的第四年，中國的糧價，相較於1936年，暴漲了20 餘倍。

除前述原因外，1940~1941年的糧價飛漲，還受到了兩個特殊因素的影響：

1、法國、英國相繼對中國關閉了滇越、滇緬鐵路。

2、國統區糧食在1940年普遍減產達20%，主要產米區四川則減產高達50%。

糧價飛漲，意味著國民政府必須投入更多的財政支出，才能滿足軍糧及公務員、教師的「平價糧」需求。

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主要財政來源的關、鹽、統三稅持續銳減。1939年度三稅實收只有4.32億元，比較之1936年度的實收數10.146億元，少了3/5。如果算上通脹因素，1940年的稅收實值，只有1936年的16%。

支出暴增而收入銳減，使得國民政府1937~1941年的財政收入，尚不足以滿足財政支出的1/4。如此大規模的財政赤字，只能以增發法幣的方式補足。②

為保障軍糧供應，也為平衡財政赤字、抑制通貨膨脹，1940年11月，由蔣介石親自出面推動，國民政府開始籌劃一項新的經濟政策：「田賦徵實」。

1941年3月，蔣在國民黨五屆八中全會上，特彆強調了國家在經濟方面所面臨的巨大危機：

「今後的抗戰，軍事與經濟實應同時並重，而且就現代戰爭的特質而言，我們毋寧說，今後敵我成敗的決定力，經濟要佔七分，軍事僅佔三分。」③

抗戰的「持久待變」，不僅僅在於前線的軍事對壘，也在於後方的經濟維繫。

「將田賦之一部或全部徵收實物」，成為國民政府維繫抗戰經濟免於崩潰的最後手段。

1941年6月，「田賦徵實」正式落實為政策。

自該年下半年起，農戶不再繳納貨幣，而改為直接上繳穀物。同時，國民政府設立糧食部，由徐堪出任部長，負責軍糧民食的收購、倉儲、運輸、調撥等事務，監督地方行政長官有關糧食事務的工作。

圖註：糧食部長徐堪

田賦不再徵收貨幣，改為繳納實物，無疑有助於緩和通脹對民生的戕害。田賦本屬地方財源，如今收歸重慶，既有助於中央遏制地方的分離傾向，也可以緩解中央的財政壓力。

「田賦徵實」的第一年，糧食部為各省所定徵收數額為稻穀2293.8萬市石(1市石為50千克），其中四川配額最多，佔到四分之一。至1942年10月，21省徵收穀物，摺合稻穀2345.9萬市石，超出所定徵收數額。

協助徐堪工作的關吉玉總結稱：

「1941年度田賦徵實總數約2400萬市石，以市石100元計算，約值法幣24萬萬餘元，比較戰前中央全部預算每年不過10萬萬元之數，超過二倍以上。」「在戰時預算的赤字上，起了很大的填補作用，使國家財政基礎愈見鞏固。」④

「田賦徵實」最大的阻力，來自各省軍閥。

1928年，為推行地方自治，田賦被劃歸地方，成為地方上最重要的稅收。

軍閥們擴軍不休，耗費甚巨。為彌補赤字，各省常常擅自增收田賦。抗戰期間也不例外，如1940年，貴州、雲南等省將田賦增加了一倍。田賦徵收權的失去，對地方財政是一個大損失，各省對此極為反對。

在確立「田賦徵實」的第三次全國財政會議上，除了張群任省主席的四川、吳鼎昌任省主席的貴州兩省原則同意外，其餘與會的地方代表均持反對意見：

「阻力較大的是雲南省財政廳長、西康省財政廳長以及在後方各省的一些『紳士』們（如鄧漢祥、甘績鏞）、大軍閥地主們（如王陵基等）。尤其是摺合糧食的標準，曾引起極大爭論。」⑤

張群是蔣介石的心腹，自然選擇支持中央。雲南在軍閥龍雲控制之下；西康在軍閥劉文輝控制之下；鄧漢祥、甘績鏞、王陵基等，則是張群無力約束的四川本地軍政要人；這些人全部反對「田賦徵實」。

其中，又以四川大小軍閥的囤積居奇，對「田賦徵實」傷害最大。

在以行政手段打擊囤積居奇無效後，蔣介石曾令徐堪拿出數百萬元現款，委託鄧錫侯、潘文華、劉文輝代購10萬石糧食，並很快購得。蔣由此確信：

「囤積居奇者尚非奸商地主，而乃為當地之軍閥也。」⑥

抗戰在前，國民政府需要掌握糧食。讓實際掌控糧食的軍閥「代購」，實無異於默許其從中漁利。

為消弭各省的反對之聲，財政部在最終的草案中，特意加有一句：「其賦額較重之省份，請由財政部酌量減輕」，留下商量空間。同時，財政部在各省設立的田賦管理處，允許由各省財政廳廳長兼任，副處長由地方保薦。如此這般的利益交換後，「後方各省的實力派，覺得改徵實物以後，雖然要拿出一部分糧食給中央，但田賦收入仍可增加不少」（亦即田賦雖名義上收歸中央，實際上仍由地方與中央分割），才大致同意實行田賦徵實。

在實際操作中，地方軍閥也不肯真正地配合中央。

面對這種不願配合，國民政府無可奈何，只能是：

「對控制力較強的省，態度強硬，而對控制力較弱、地位重要的各省，則往往採取寬容的態度。」

比如，雲南是後方第二重要省份，又是對外交通的必經之地，國民政府對龍雲頗為遷就。從1941年徵實開始，蔣介石、孔祥熙每年都親自致書龍雲，希望他以大局為重，完成征糧數額；至於具體數額，則由徐堪每年飛往昆明與龍雲協商。⑦桂系控制下的廣西，情況也大致相同。廣西的田賦徵實數量，只佔總產量的2.2%；在四川，這個數字是7.5%。

圖：雲南軍閥龍雲

按照規定，田賦徵實後，各地駐軍不得再向民間直接徵購糧食。但地方軍閥並不會遵守這些規定。

比如，在李宗仁下轄的第五戰區，鄂北駐軍以6元每石收購糧食，農戶則要80~90元購米一石，並搭上路費，以滿足駐軍要求。第五戰區軍糧局長不考察地方糧食數量，濫發購糧證，鄂中、鄂北的軍隊趁機挨家挨戶搜索，將百家家糧食、財物一掃而光。⑧

貪污，是「田賦徵實」推行過程中的次要阻力。

徐堪曾感慨，「在徵收則有擅改糧冊，浮收勒索、吞沒征糧，虛報征額……重重弊端，不一而足……」為此，國民政府出台政策，設立監督機構，試圖嚴厲打擊征糧貪污。成都市市長楊全宇、四川糧政局局長康寶志、安縣縣長江東等人，均因此被法辦。但殺雞儆猴的效果有限，貪腐問題始終未能好轉。

儘管遭到了重重阻力，「田賦徵實」政策，配合徵購、征借，總體而言還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據統計，國民政府在1941年~1945年，總共掌握了27000多萬市石糧食，保障了軍隊、公教人員和部分市民的糧食供應，節省法幣1700億元以上。⑨

如當日的國際輿論所言：

「（中國政府）為求人民田賦負擔公平起見，曾致力於土地登記及估價制度之改進，現行之田賦徵實辦法，有良好之進步及表現，中國政府得掌握主要糧食繼續抗戰，多賴乎此主要改革之成功。」⑩

「田賦徵實」政策，是中國脆弱的小農經濟免於崩潰，能夠一直堅持到抗戰勝利的關鍵。

圖：國民政府發行的征借糧食的「糧食庫券」，上有孔祥熙與徐堪的簽名

注釋

①王洪峻：《抗戰時期國統區的糧食價格》，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第140頁；②⑦⑧⑨郝銀俠：《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田賦徵實制度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③方勇：《蔣介石與戰時糧食統制》，《歷史教學》2012年第14期；④陳開國：《徐堪其人其事》，《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41卷》，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年；⑤朱偰：《天風海濤樓札記》，中華書局2009年，第237頁；⑥許秀孟：《國家、社會與糧食:抗戰時期四川省臨時參議會有關糧食政策的討論》，（台）《國史館館刊》第31期，2012年3月；⑩《中國糧食問題》，（美）《國外農業》，194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