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禁止的歡愉——新中國妓女改造運動

被禁止的歡愉——新中國妓女改造運動

文|李夏恩

　　「姐姐妹妹，哭！」

　　三百人的哭聲大合唱，無論是在哪個年代，都足以給見證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很多年以後，曹漫之仍然能夠記起當時的每一個細節，那是在1951年的冬天，地點是上海提籃橋區通州路48號的婦女勞動教養所里，曹漫之正是這所教養所的負責人。而她所面對的這支蔚為壯觀的三百人哭聲合唱團的組成人員的身份，是一群妓女。

　　這場活劇足足持續了兩個鐘頭，曹漫之也安靜地坐在凳子上欣賞了兩個小時。儘管女人的哀戚嬌嗲的哭聲一直以來被認為有軟化的一切的力量，但同為女性又是堅定革命者的曹卻不為所動，但她的心中未免對自己長久以來的認識產生一絲疑問——妓女難道不是舊社會最底層最飽受壓迫的階級嗎？現在黨已經將光明前途鋪在她們面前，她們為何不是感恩戴德反而是以哭相抗呢？她們的哭聲究竟是對自己過去苦難的痛訴還是對新政權德政的感激涕零呢？

　　妓女：笑與淚

　　在官方定義中，妓女被視為「受壓迫、受摧殘」生活在「苦難當中」的典型代表，被形容為「文明國家的恥辱」、「資本主義的封建殘餘」和「對新生人民政權的玷污」——「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再沒有哪個詞比這個詞更適合形容中共建政之初對妓女的複雜認識了。

　　但妓女的形象遠比此更為複雜，妓女，這個為人所不齒的職業已然在中國存在數千年之久，當二十世紀初西洋「文明」觀念大舉登陸中國時，這個行業迎來了它的黃金盛世，根據1906年北京天橋地區的一份社會調查報告顯示，本地區有308家妓院，同一時期的北京著名煙花巷「八大胡同」的妓院數量則更可能超過500家，在文明開化最早的上海，一本出版於1908年的嫖娼指導手冊《滬江色藝指南》臚列了1219名妓女，但這只是該手冊推薦值得一嫖的妓女數字，實際情況可能達到7000人。

　　20世紀，娼妓也炮製出自己的「英雌」——賽金花用自己的肉體代替國家接受洋鬼子的「凌辱」而獲得了「護國娘娘」的美譽。20世紀上半葉中國最富盛名的文人林語堂更宣稱：

　　「一個人要想理解中國文化之精神，他必須去八大胡同親眼看一看那裡歌妓的優雅、殷勤及其嫵媚嬌柔，但又不失尊嚴的風度，特別要注意污言穢語會多麼讓她們臉紅。」

　　然而，風華絕代的佳人也有自己的暗面。「老鴇虐妓」是晚清民國時期報章最常見的主題之一，晚清的《點石齋畫報》中《虐妓慘聞》的說明文字告訴讀者「鴇婦虐妓，屢見日報，尋常之箠楚不足奇，甚至以焗膚烙體相逼勒」，報紙的配圖上，則頗為香艷的畫了一名妓女大敞胸襟，而鴇母正把燒鴉片用的煙簽燒紅，刺入妓女雙乳之間，畫面上雙方很是一幅願打願挨的享受表情，看不出絲毫淚痕。

　　當然，疾病和老邁永遠都是奪走妓女花容月貌和生命的罪魁禍首。人老珠黃與性病纏身不僅使他們失去了作為妓女的資本，更失去了最後一絲可能的溫情，而20世紀民族主義的興起又將他們推到上了另一個恥辱的拷問台。

　　取締妓院：文明國家的嘗試

　　1918年， 「護國娘娘」賽金花在為慶祝中國歐戰勝利而豎立的「公理戰勝」牌坊前發表演說。她說：

　　「中國果能自強，則不立一牌坊而公理自在；中國若不自強，則立千百牌坊又有何用？」

　　然而隨著五四運動的興起，激進的改革者發表文章，走上街頭，號召取締墮落腐朽的妓院，官方機構也開始考慮對妓院進行整治，衛生和維護社會秩序是整飭妓院的一個絕佳借口。1920年5月，上海法租界工部局發布通告，強制所有妓院向警方登記，通過抽籤的方式逐步在租界內取締妓院，被抽中的妓院限令3個月內關張。但這最終導致的結果是妓院迅速由公開轉向地下，各處開設的地下妓院數量大大超過關閉的正規妓院的數量。到1924年，工部局當局以一種消極態度默認取締妓院的全面失敗。

　　1928年，取得勝利的蔣介石國民政府再次舊調重彈，這一次國家為了樹立自身的道德形象採取了強制手段，政府用一紙長文就宣判了妓女業的死刑。在南京，往往當嫖客與妓女正在翻雲覆雨之時，一隊荷槍實彈的士兵就會突然闖入，將這對倒運的裸體男女逮個正著；在鎮江，則將妓女視為犯罪行為羈押牢房，牢房中飲食供應極差，甚至有妓女死於營養不良。

　　這一次，婦女團體罕見地完全站在妓女一方，指責政府對其的非人待遇滅絕天良，而且禁娼大員們本身的齷蹉手段——逼奸妓女，敲詐嫖客等行徑，更被各種小報作為搶奪讀者目光的絕好題材。娼妓業看來已經顯示出頑強的生命力，就像《封神演義》中被神化的馬桶「混元金斗」，足以抵擋任何來襲。

　　當然，也有可能是真正的對手尚未現身。

　　紅色中國：妓女解放

　　「只有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得到解放，妓女才能得到解放。」

　　革命導師列寧對女革命家克拉克·蔡特金的教導深深地刻在曹漫之的心裡，她相信「妓女不僅受到中國不良的社會關係對婦女的摧殘，還受到帝國主義的摧殘」，而原因正是因為中國不是一個「自強的國家」。

　　1949年，隨著共產黨建立新的人民政權，宣告全中國的無產階級得到解放，按照列寧的教導類推，中國的妓女也應當「得到解放」。

　　但剛剛建政的紅色政權百業待舉，無法騰出手來解決數量龐大的妓女問題，只得迫於形勢繼續為一些正規妓院發放牌照，這一不得已的行為成為曹這樣純潔的共產黨幹部的心頭之痛。

　　但整肅運動已勢不可擋。建政之初，新政府就在報紙上鼓勵妓女向人民政府控告那些虐待、勒索錢財、不許其從良的老鴇，石家莊、吉林、蘇州、南京一些城市則已成功地取締了娼妓業，除了靠政府的強制力量外，妓女解放自身的控告也成為了主要方式。即使是在上海，妓女的數量也大大減少，根據《大公報》統計，1950年上半年，城市註冊妓女數量已從1897人減少到662人，到1961年11月，這個數字更減少到180人。

　　1949年，從美回國的作家蕭乾目睹了北京著名的「八大胡同」被封禁的場景：

　　「一個下午，幾十輛卡車出動，妓院被包圍起來，各式各樣的妓女、老鴇、茶房、夥計以及正在尋歡作樂的嫖客，一股腦兒被趕上車。多麼痛快呀！比郵局揀信或廢品站分類還順利。沒幾天，上了卡車的人全按不同情況就位了。妓女們還上了學習班。老鴇中最壞的，還被判了刑。」1951年11月23日，中國最大的妓院所在地——上海終於判處了娼妓業死刑，毫無緩期執行的商量餘地。11月25日晚上8時到次日上午10時，警方迅速行動，將妓女業主全部抓獲，也將妓女一網打盡。

　　當警方的大卡車載著妓女抵達婦女勞動教養所的大門口時，警衛們見到的是一群花容失色的可憐婦女，絲毫看不出她們曾是迷倒千萬男人的香粉女郎「樣子不好看，臉也不好看，這些人好像比一般人還難看些。」

　　當然，非常手段是必不可少的，有時甚至帶有戲劇性效果，在一次搜捕活動中，曹漫之就「弄了幾百人，化裝成嫖客，勾引妓女上鉤，「有一個上鉤了，帶到後，我們便衣就上去把毛巾塞進嘴裡，否則她就大叫，叫得非常難聽，而且還得把她們捆起來」以防跳車。

　　在教養院里，曾經的妓女們看著「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標語張貼在各處，工作人員會與她們像姐妹一樣談心，不斷地鼓勵她們將心中的苦水倒出來，並且開戰控訴大會。「利用控訴大會啟發她們仇恨妓院、仇恨這種生活，仇恨壓迫她們的人」，而最終的目的是「仇恨舊社會」。

　　一些曾經的改造好的妓女會站到台上，控訴老鴇和嫖客對自己的惡行。在北京的美國作家大衛·紀德親眼見證了過去妓女上台宣布從良的令人震驚的情景——這些妓女經過勞教已經脫下了以前奢華亮麗的綢服，而代之以人民政權的藍色棉布制服，她們已經成了紐扣廠的女工。台下的聽眾目不轉睛地聽著她們對萬惡的資本主義舊社會對自己的壓迫和摧殘的控訴，看著她們聲淚俱下的表演。

　　「他們的臉被憤怒和絕望痛苦地扭動著。」

　　這就是解放後到處可見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