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知識分子」——獨立思考的個人

是是非非一陣議論之後，徹底告別「賽先生」，微信公眾號「知識分子」18日來了，主編依然是那三位大名鼎鼎的科學家——北京大學教授饒毅、清華大學教授魯白，以及普林斯頓大學、北京大學教授謝宇。

上線之日，三位主編均發表了創刊詞。

中國需要「知識分子」——獨立思考的個人

謝宇 / 普林斯頓大學、北京大學教授

我認為，知識分子就是具有自己獨立想法，並從事創造性工作的個人。

人是社會性的動物。社會需要分工，人與人需要合作。在社會中生存的個人依賴於社會，受社會的影響，但個體之間仍然存在差異，每一個個體都具有不可替代性。人類文明的發展經常取決於某一個關鍵人物，例如牛頓提出的力學理論，改變了人類對周圍世界的認知；達爾文出版了《物種起源》，揭開了人類起源與進化的規律；愛因斯坦發現的相對論，重塑了人類對於時間空間的理解；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影響了中國兩千餘年的社會文化。

個體之間的差別是影響社會發展的根本因素，也是創造力產生的根本來源。科學和其他的創造性活動——文學、藝術、哲學——所需要的創造力都主要來源於個人，而不是國家或集體。

自古以來，個人的創造性和整個社會的穩步發展，是存在一定衝突的。一方面，社會的發展需要規矩、需要穩定、需要約束個人。例如儒家所講的君臣制度，為我們創造了一個等級分明、中規中矩的社會。但另一方面，這樣的社會結構過分強調社會穩定，從而限制了個人的思想和創造力。

西方科學的產生，來自於貴族，來自於一批沒有國家干涉、不需要操心溫飽的知識分子。他們可以不依賴於國家、集體和任何的機構，而進行完全自由、且富有創造性的思維活動。實際上，這些思維活動獨立於當時的政治、宗教。

在西方科學發展以前，他們有文藝復興，有思想啟蒙。這些方面的進步，不是因循守舊帶來的，而是一群知識分子本身的創造性帶來的。

反觀中國的現狀，為了穩定的社會秩序，我們要求學生服從老師，下級服從上級，個人服從集體。這種上下有序、遵守規矩的制度可能對社會某一方面的功能，比如經濟的發展有一定幫助；但同時，它們也抑制了個體的創造性。實際上，從長遠來講，這樣也不利於經濟的發展。因為經濟的發展，需要新的思想、新的嘗試，而不是一直坐享別人的成果，仿造別人的技術。

我認為，中國當前的社會中，最缺少的，就是被社會忽視和約束的個人創造性思想。

我希望，未來能有越來越多的人，以個人的身份、個人的想法，參與知識領域的討論。這個討論可能是科學方面的、文化方面的、社會方面的、教育方面的、歷史方面的等等。討論的內容不重要，但討論的方式很重要。

我們應該鼓勵學者站出來，發表他們個人的觀點和看法，而不是作為某某機構的官員、領導來參與討論。因為你一旦變成某個單位的領導，你講的話，就不僅是代表自己的，還是代表這個機構的。那你說的話、發的言，就不可能有創造性，因為你只能重複你的領導、機構和國家的已定型的說法。

知識分子的使命，就應當託付於中國年輕人當中。

我們強調思想的重要性，強調以個人為載體，強調獨立思考、獨立創新的範式。這是我們知識分子要做的，也是知識分子能做的。

小時候，我們接受的教育是，我們應該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為了機器的正常運作，而甘做裡面最不起眼的部件，可是假如我們大家都去做螺絲釘，都去做機器的部件，那麼誰來設計這個機器，誰來創造這個機器，誰來改進這個機器呢？只有獨立思考、獨立創新的個人，才擁有這樣的能力，通過創造力改進這個機器。

我們每個人在社會裡都有不同的角色。在家裡面，我們可能是兒女，可能是父母，可能是丈夫、妻子；在工作中，我們可能是同事，可能是上下級，也可能是合作夥伴；在職業上，我們可能是工程師，可能是醫生，可能是工人。所以，我們每個人的社會分工都是多種多樣的。

對很多職業來講，人們工作的時候可能不需要有創造力，因為相對來講，這些工作的流程已經被標準化了，就跟流水線一樣。那麼，獨立思考、獨立創新的創造力，可能是用在工作以外的方面，比如他可以增加文學修養、關注社會熱點、培養個人興趣等等。但他們的本職工作可能相對規範化，按已有的要求做好就行了，創造力並不是他們工作的最主要部分。

但對知識分子來講，他們的工作本身就需要創造力，因此不應該用流程化的設計和管理方法，不應該被老闆或是上級預先規定。

然而，中國現在對待知識分子，特別是高校的知識分子，就像技術工人一樣，用統一的指標來要求、衡量他們，我覺得這是不對的。因為他們是創造性的工作者，他們的工作不是程序化的，不能隨便讓外行的人來評價和管理。創造性本身就難用統一標準來衡量，把思想應當開放的人進行程序化的管理，這導致了許多中國高等學校的學者缺乏創新。

知識分子應該以追求知識、追求獨立思想、追求創造性思想為職業。他們不是在業餘生活中發揮創造性，而是在職業中發揮創造性。他們工作的價值，就是在於他們的想法和其他人不一樣，在於他們的標新立異。所以，社會應該對有志於標新立異的人，對思想獨立、有追求的人給予充分的自由。

《知識分子》就是為有獨立想法、有創造性追求的一群人服務的，讓知識分子們能在這裡分享彼此的想法和追求。

總的來講，《知識分子》是以提倡個人獨立思想、提倡進行創造性工作的新風尚而創建的平台。我本人也很願意，為發揚這種風尚貢獻一己之力。希望大家在我們的文章中，能夠看到我們所強調的「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和創造性。

知識分子：永遠的精神價值守護者

魯白 / 清華大學教授

大家知道，我和饒毅、謝宇兩位老師對科學傳播一直情有獨鍾，也做過各種嘗試。我們之所以願意為此付出心血和精力，皆出於我們對科學之內涵——「真善美」的召喚和追求：真，意味著科學的終極目的是發現真理；善，代表著實事求是、誠實誠信的科學態度；美，蘊含著科學發現的精神享受。

我們對參與科學傳播，有著清晰地定位：發展新時期的科學文化；改善對科學技術及其成果的認識和評價；推動科學教育體制改革，為科技政策提供建議。這無疑是一項遠大而極具挑戰的事業。傳遞科學的精神價值，是我們參與科學傳播事業的真實理想。只是，當理想走進現實，漫漫長路上必將充滿艱難險阻。

如今，我們三位選擇重新起航，繼續我們追求理想的征程。我們把新創辦的媒體平台稱為《知識分子》，其內涵及外延是深刻而寬廣的。在籌備過程中，我們得到了非常多的科學家以及社會各界的鼎力相助，令我們深為感動。正所謂「失道寡助，得道多助」。作為創辦人之一，我希望《知識分子》能夠提供一個全新的平台，讓我們與廣大的科學家和社會各方誌士仁人一起，攜手在這理想之路上前行。

於個人而言，科學與我有著一輩子的不解之緣，它是我人生的主線。隨著事業的發展和閱歷的豐富，這種緣分已經超越了單純的職業範疇，我意識到，它是我跟隨內心而選擇的生活方式。

我曾說，科學是一種智識生活（Intellectual life），它是創造、想像、觀察、分析、推理、演繹、歸納等等智識生活要素的綜合體現，代表了更高階段的生活追求。我為擁有這樣的生活而深感欣慰和幸福。

「知識分子」這個辭彙有著豐富的意蘊和內涵，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一般認為，知識分子是接受過完整的高等教育，擁有某一方面的專長，但又不局限於自己的專業而有較廣博的知識，並關注整個社會的發展，具有獨立思考精神的人士。

「知識分子」翻譯成英文有兩個詞：Intellectual 和 intellegentsia 。我個人更喜歡後者。簡言之，知識分子具有一些共同的精神特質：他們的思維方式具有批判性、前瞻性；他們具有深刻的社會意識，極具社會責任感；他們是社會的良心，敢說話、說真話，誠信為人；他們追求真理，但尊重不同意見；他們具有啟蒙意識，關心人類文化價值，關注廣泛人類知識。

知識分子對於「智識生活」的追求，一定有著某種堅實的精神價值內核和對理想的追求，無論其所從事的領域屬於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還是人文學科，甚或與知識生產並無直接關聯的職業。

知識分子，必須是精神價值的守護者，而在眼下紛繁複雜的社會中，誠信和社會責任感顯得至為重要。

時常聽到有人抱怨，這是一個物質富足而精神貧乏的時代，還有人說：「物慾橫流的可怕後果，並不僅僅在於對普通百姓的誤導，更在於對知識分子幾千年來堅守的價值理念的衝擊。」

學術不端、學術腐敗、追名逐利等行為，在當今社會中愈演愈烈，讓公眾對專家和學者群體感到失望。的確，這是一個誠信普遍缺失的時代，社會整體上遭遇了誠信危機。

什麼是「誠信」？我在《誠信——有效領導的基石》一文中，曾列舉了對誠信行為的一些描述：

Lead by examples 以身作則，身先士卒

Take responsibility 勇於負責

Deliver what』s promised 說到做到

Loyalty 忠誠，信譽，義氣

Sincere and honest 真誠和誠實

Candid and open minded 直率和開誠布公

Listen with respect 誠懇虛心的傾聽

Be transparent 透明

Be consistent 表裡如一，前後一致

作為知識分子，具有良知，追求真理，說實話，是我們推崇的理想價值的一部分。

在今天的時代背景下，知識分子的誠實守信顯得彌足珍貴，因為他們是引領社會發展的動力，引導社會文化風尚的楷模。

「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在信息傳播如此發達的今日社會並不現實。但這種處世態度，也極大地辜負了人們對「知識分子」的期待，「鐵肩擔道義」才是積極的知識分子立場。

「五四運動」的命名者、我國近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羅家倫在《知識的責任》一文中寫道：「倘使有知識的人不能負起他特殊的責任，那他的知識就是無用的，不但無用，並且受了糟蹋。」所謂知識的特殊責任，既指學術責任，更指社會責任。

知識分子要怎樣才能肩負起這樣的特殊責任？或許我們可以看看「科學偶像」愛因斯坦帶給大家的啟示。

愛因斯坦的科學成就無疑是偉大的，但更為令人稱道的是他對人類社會的關切和憂慮，以及對社會責任的時刻牢記和勇敢踐行。

當愛因斯坦在獲悉鈾核分裂和鏈式核反應的發現，並了解到德國正在積極從事原子能方面的研究之後，1939年8月，他寫信給美國總統羅斯福，建議美國著手研製原子彈，以免納粹佔先，會給人類造成無窮災難。整整10年以後，愛因斯坦在談到「關於建議製造原子彈的動機」時，卻非常後悔地寫道：「關於原子彈和羅斯福，我所做的僅僅是：鑒於希特勒可能首先擁有原子彈的危險，我簽署了一封由西拉德起草的給總統的信，要是我知道這種擔憂是沒有根據的，當初我同西拉德一樣，都不會插手去打開這隻潘朵拉的盒子。」

這段廣為傳誦的故事，絕非愛因斯坦因「犯錯」而關心社會的特例。從1914年發表第一份反戰聲明，到1955年逝世前簽署「羅素—愛因斯坦廢止戰爭維護和平宣言」，他一直都在為和平奔走，象牙塔並非他唯一的棲息之所。

知識分子何為？誠如哲學家周國平所言：「質言之，知識分子的職責是守護人類的基本精神價值，努力使社會朝健康的方向發展。」身為知識分子，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謹以此文作《知識分子》創刊紀念，讓我們一同前行，做永遠的精神價值守護者。在這裡，願你與「真善美」再次相遇。

【背景】

今年8月25日凌晨，微信公眾號《賽先生》發表文章《賽先生周年記：讓流言走開，讓科學前行》。文章作者署名——賽先生出品人張賦宇。文章透漏，該微信公眾號的三位創始主編北京大學教授饒毅、清華大學教授魯白、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謝宇，確實已經離開。

饒毅等三人撤出《賽先生》的原因到底是什麼？根據中國科學報刊發的「《賽先生》「變臉」：不是對與錯的事」一文描述，情況大致如下：

8月18日，新浪微博用戶「華夏凱奇」發布系列圖片文章，披露創始主編的此次出走與《賽先生》的控制權爭奪戰有關。

據稱，文章是由三位創始主編之一的饒毅所寫。該文章認為，作為傳播科學的媒體平台，《賽先生》應該由科學家主導，其控制權和股權應該分開，科學家主管控制權。「而他堅持一人做主」「我們三人與他的矛盾起因於他要做我們的老闆」「他不受約束用賽先生的名義做我們不同意的事情」。文章中所說的「不同意的事情」，即是指張賦宇等人利用賽先生來謀取私利。

今年3月25日開始的「科學中國行」活動正是雙方爭議的焦點之一。有媒體報道，「科學中國行」每次活動，僅企業提供的贊助就高達百萬元人民幣。但張賦宇並不認同：「如果真的如此，那真是中國之幸！說明科學在中國是多麼的有吸引力和市場號召力，政府再也不需要為中國的科學操心。」

張賦宇還否認了控制權之爭。「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愷撒。」「我們一直按分權原則在運行：內容決定權屬於科學家，股權歸於股東。」

這篇文章同時指出，《賽先生》運作維護團隊的語境不同，也是導致最後三位科學家撤出的原因。

「以科學家的專業判斷和媒體人的新聞敏感，做出一份好產品，然後用市場來驅動它，這是《賽先生》發展的基本思路。」張賦宇說。

曾在《賽先生》上發表過文章的中科院國家天文台副研究員鄭永春，則將它目前的處境歸為「科普媒體市場化的尷尬」。「饒毅他們是典型的科學家，希望把它做成公益性科普媒體，而運營科普媒體需要資金支持。」

這意味著，《賽先生》的運作必然會受到企業行為的影響。

張賦宇聲稱，《賽先生》一直在尋求科學家和市場一同參與的路徑，其中一種方案就是堅持股權和控制權分離的原則：由科學家共同體獲得70%的控制權，投資人只保留30%的控制權。而在股權收益設置方面，則倒置。

就《賽先生》與饒毅等人的紛爭，果殼網創始人姬十三認為，「作為一種市場行為，科學家在參與科學類媒體時，必須要從市場行為的角度考慮，而這則包括前期控制權和股權的確定，只有這樣，才能避免紛爭。」

（以上材料整合自中國科學報8月26日報道「《賽先生》「變臉」：不是對與錯的事」，作者王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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