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劉賀為什麼把《齊論語》終生帶在身邊
一、 時代背景：孔子被請上了聖壇
漢代以前，孔子及其創立的儒家學說，只不過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在300多年間雖然產生很大影響，但並沒有佔據思想文化的統治地位。到了漢武帝時期，隨著國家疆域的開拓、民族的融合、經濟的恢復與發展，急需有統一的思想文化。這一點與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所面臨的基本形勢差不多。但漢武帝吸取了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教訓，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他決心「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武帝推行「獨尊儒術」政策的力度是非常大的。
一是大肆祭孔。漢高祖劉邦初打天下時，本不喜歡儒生及儒學，但亂世尚武，治世修文，在酈（li,音力）食其等儒生的輔佐下，隨著劉邦一步一步取得天下，他對儒生的態度也發生了非常大的轉變，由「輕儒」轉變為「好儒」。劉邦曾親自以太牢之禮祭祀孔子，以證明他對儒學的尊崇。到漢武帝時，「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也就是說，新官上任必須先拜謁孔廟。這就開了中國歷史上當朝官員祭孔的先河。
二是規定了儒家的《詩》、《書》、《禮》、《易》、《春秋》為五經，在朝中設「五經博士」，專門研究、傳授這些經典著作，以備資政。後來又增加了《孝經》、《論語》，合稱為七經。天下學子都要把這些儒家經典作為教科書來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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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任命了一批儒家學者為丞相、太尉、郞中令、御史大夫等高官，還罷免了一批不治「五經」的博士和信奉黃老之學的官員。從而結束了先秦以來「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的混亂局面。
四是改造儒家思想，把董仲舒的「天人合一」、「三綱五常」、「大一統」、「君權神授」等學說融入到新儒學之中，並以此「舉賢良，明教化」。
這樣，從皇帝、丞相、博士到地方官員都會講經學，上下一同灌輸遵守封建等級和倫理秩序的意識。由此，孔子便被堂而皇之地請上了聖壇，儒家思想也成為統制社會意識形態的絕對權威。
漢武帝推行的這一套「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在儒學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不僅使儒學成為此後兩千多年來的官方指導思想，也對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發展進程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
二、教育熏陶：劉賀的儒學功底深厚
「獨尊儒術」的漢武帝，還特別注重用孔孟之道教育後代。「巫盅之禍」後，他在總結自己的育子經驗時說：「生子應置於齊魯之地，以感化其禮義」。漢武帝的次子劉閎（hong,音宏）被封為齊王，就是要讓他在那裡學習儒學，可惜他很早就死了。五子劉髆（bo,音博）即劉賀的父親，被封為昌邑王。昌邑國就在古代魯國的境內，距孔子的家鄉曲阜還不到100公里，距孟子的家鄉鄒城也不到100公里。漢武帝還親自為劉髆挑選了當時的大儒當老師。劉髆死後，年僅5歲的劉賀成為第二代昌邑王，年邁的漢武帝同樣為劉賀挑選了三位老師，即龔遂、王吉和王式，都是那個時代滿腹經綸的頂級大儒。
郞中令龔遂「以明經為官」，即以儒家的經典行事。他看到年輕的昌邑王劉賀「動作多不正」，便「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jian,音簡）亡已。」龔遂還精心挑選了王安等十個「通經術有行義」的人與昌邑王劉賀共起居，要求他們「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老師王式則以孔子整理的《詩經》三百五篇，「朝夕授王」，在講授過程中，「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正是在他們的教導和熏陶之下，昌邑王劉賀逐漸成為儒家文化的信奉者。在昌邑當庶民時，有人看到這位被廢掉的皇帝、曾經的諸侯王劉賀，「衣短衣大絝，冠惠文冠，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完全是一幅儒生的模樣。在劉賀的墓葬中，發現繪有孔子畫像和記錄孔子生平的彩繪溫明。這些都是劉賀終生信奉儒學的極好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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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劉賀究竟讀過哪些儒家經典呢？他的儒學功底到底有多深呢？史書中沒有專門介紹。但是從典籍的敘述以及出土的竹簡中可以找到答案。
其一，《詩經》，內有305篇，統稱詩三百篇，相傳是孔子所編著，為儒家五經之首。前面提到，王式「朝夕授王（指昌邑王劉賀）」，使他均可背誦。此外，龔遂和王吉，也經常引用《詩經》的章句教育尚在青年時期的劉賀。應當說，劉賀對於《詩經》是精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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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孝經》，分為18章，共1903字，相傳是孔子為曾子陳述孝道之作，是中國第一部倫理專著。劉賀不僅通讀過，而且熟記於心。在大將軍霍光廢黜劉賀帝位的緊要關頭，他脫口而出：「聞天子有爭（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說明他對《孝經》中的語句相當熟悉，可以運用自如。
其三，《易經》，也稱《周易》或《易》，是我國最古老的占卜術原著，從本質上說，就是對未來事態發展進行一定的預測。劉賀生前認真研讀過，並且死後把它帶進了墳墓。但客觀地說，劉賀不一定能夠讀懂它，因為在人生中的幾處重要關頭，他的行為都出現不應有的失誤，說明他還不能預測未來，把握機遇。
其四，《論語》，今本共20篇，由孔子的弟子及再傳弟子編撰而成，它以語錄體和對話文的方式，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等。由於劉賀墓中出土的竹簡中有《論語》，我們有理由相信，他生前一定認真研讀過這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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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漢代的學位制度，只要精通一部經書，就有資格當五經博士，並且可以講學。而劉賀卻精通《詩經》、《孝經》兩部經典，還認真研讀過《易經》、《論語》，應該說他的儒學功底相當深厚，不亞於那個時代的大儒。所以，在海昏侯劉賀的墓藏中發現儒家的多部經典毫不奇怪。三、來龍去脈：漢代《論語》的流傳版本
漢武帝時規定的「五經」中沒有《論語》，後來加進《孝經》和《論語》，統稱為「七經」，說明《論語》的廣泛流傳晚於五經。這是因為與許多先秦古籍一樣，《論語》經過秦火和戰亂曾一度失傳，直到漢武帝「獨尊儒術」後才重新出現若干版本，由此形成許多不同的學派。
那麼，漢代能夠看到的《論語》有哪些版本呢？根據《漢書·藝文志》的記載，那時較為流行的主要版本如下：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
《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
《魯》二十篇，《傳》十九篇。
《齊說》二十九篇。
《魯夏侯說》二十一篇。
《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
《魯王駿說》二十篇。
《燕傳說》三卷。
《議奏》十八篇。（「石渠」論）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
《孔子三朝》七篇。
《孔子徒人圖法》二卷。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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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這張二千多年前的書單告訴我們什麼呢？
第一，《論語》的版本民間流傳非常多，至少有12家。書單中的論、語、傳、說，都是當時《論語》書名的別稱。其中的《魯夏侯說》、《魯安昌侯說》、《魯王駿說》、《燕傳說》等，為「解釋《論語》意者」。而《議奏》為漢宣帝召集「石渠」會議時博士們對《論語》的發言記錄。
第二，《古論語》、《齊論語》、《魯論語》是最初的版本，也是其他版本的基礎。至少在西漢末年，這三個版本曾經並行於世。而按照書單上的排序，《古論語》應早於《齊論語》，《齊論語》應早於《魯論語》。
第三，《古論語》、《齊論語》和《魯論語》三個版本各有不同的來源，流傳可循。三者最大的差別就是《古論語》有孔子各位弟子的籍貫。《齊論語》多出兩篇，即「問王篇」和「知道篇」，而其餘20篇中的章句頗多於《魯論語》。
第四，《論語》今本20篇，是在《古論語》21篇、《齊論語》22篇和《魯論語》20篇的基礎上，刪同存異、「刪其煩惑」，綜合整理而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刪去了《齊論語》中的「問王」、「知道」兩篇，以及《古論語》中記載的孔子弟子的籍貫。
至於開列這張書單的班固是否通讀過十二家《論語》，特別是《古論語》、《齊論語》和《魯論語》，從《漢書》行文中看不出來，難以下定論。
四、傳承有序：《論語》的流派形成
那麼，《古論語》又是從何而來呢？據史料記載，秦朝頒布焚書令時，孔子的後裔、第九代孫孔鮒（fu,音復），把《論語》、《尚書》、《孝經》、《家語》等竹簡，藏在了祖堂的複壁中。漢景帝時，魯恭王為了擴建自己的宅院而拆除隔壁孔子舊宅時，在牆壁中意外發現一批寫在竹簡上的儒家經典。據當時的統計，共有《尚書》46卷50餘篇，《逸書》16篇，《禮古經》56卷，《逸禮》39篇，《禮記》131篇，《明堂陰陽》33篇，《古孝經》1篇，《古論語》21篇，《王史氏》21篇。據說，當時魯恭王聞訊前去查看時，斷壁殘垣之間，居然隱隱有鐘鼓琴磬之音，幽韻綿長，不絕於耳。魯恭王趕緊下令停止對孔府的破壞活動。對於這批典籍史上稱為「孔壁藏書」，也稱「魯壁藏書」。由於這批藏書是用戰國文字寫成，又被稱為「古文經」，沒有多少人能夠看懂。
漢武帝時，孔子的第十一代孫、博士孔安國是當時著名的大儒，他精通各種古代文字，經過認真考辨，用隸書將這些天書般的儒家經典重新寫出，並呈獻給朝廷。可惜，此時漢武帝正忙於應對「巫盅之禍」，孔壁藏書因此未引起高度關注，深藏於當時的「國家圖書館」——秘府之中，無人問津。
但這也有一個例外，就是司馬遷。他年輕時師從孔安國學習古文，即《漢書》中所說「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古）。」同時作為太史公，司馬遷著《史記》時需要到秘府中去查看各種歷史文獻，所以有機會閱讀《古論語》這部「古文經」。正因為如此，《史記》中的《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傳》中引用的許多材料，都出自《古論語》。這一點司馬遷自己說得很清楚，他在《仲尼弟子列傳》中非常明確地指出：「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睹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並次為篇，疑者闕焉。」這裡「論言弟子籍」的「孔氏古文」，就是《古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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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齊論語》和《魯論語》也都是傳承有序的。按照《漢書·藝文志》的記載，傳《齊論語》的，是由昌邑中尉王吉，傳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而王吉是領軍人物。傳《魯論語》的，是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他們都是名家，而張禹的本子後經鄭玄注釋而流行於世。
在前面的書單中，列有《魯安昌侯說》21篇。這便是安昌侯張禹整理《論語》的一個重要版本。《經典釋文·敘錄》中說：「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勝，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張侯論》，最後而行於漢世。」這就是說，張禹在前人整理《論語》的基礎上，綜合考證了《魯論語》和《齊論語》，而整理出一個新的版本，即《張侯論（語）》。《隋書·經籍志》中記載：「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為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為之注。」也就是說，鄭玄又以《張侯論（語）》為底本，參考了《齊論（語）》和《古論（語）》，並且加註而編輯成一個新的版本。這就是今本《論語》的直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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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張禹和鄭玄把《齊論語》中的《問王》、《知道》兩篇和《古論語》中的孔氏弟子籍貫刪除掉呢？至今是一個迷團。有人根據各種版本推測，一個原因是，張禹和鄭玄可能內定了一條編輯原則，就是古、齊、魯三種版本的《論語》，同樣的內容如果三種版本或兩種版本都有，就保留下來。如果僅僅一種版本有而其他版本均無的內容，就刪除。記述各位弟子的籍貫，僅在《古論語》中出現，因此刪去；《問王》和《知道》兩篇，僅在《齊論語》中出現，因此也被刪去。還有一個原因是，張禹和鄭玄都是以研究、傳授《魯論語》為職業的。因此整理《論語》時內定總的篇幅按照《魯論語》20篇數目為限，而《古論語》是21篇，刪去1篇；《齊論語》是22篇，刪去2篇，這樣「削足適履」，適應了《魯論語》的20篇數目的要求。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有了張禹和鄭玄整理出來的新版《論語》，到漢魏的時候《齊論語》便失傳，算起來至今大約有1800年了！
五、《齊論》宗師：劉賀的老師王吉說到《齊論語》，就不能不說到漢武帝為劉賀請的老師——昌邑中尉王吉。
據《漢書》記載，王吉「字子陽，琅琊皋(gao,音高)虞人也」。琅琊在現在的山東境內，古屬齊國之地。他「少時好學明經」，「傳《齊論》者，……唯王陽（指王吉）名家。」這就指出王吉是《齊論語》的一代宗師。即使是《魯論語》的大師張禹，也曾經拜王吉為師學習《齊論語》。
老師王吉善於用儒家思想對學生劉賀言傳身教，其中耐人尋味的記載有兩次：
一次是，當他看到年輕的昌邑王劉賀「好遊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無）節」時，上疏勸諫，在短短的四五百字中，多處引用《詩經》、《論語》等經典，規勸劉賀「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轃（zhen,音臻）而社稷安矣」，真是苦口婆心。劉賀深受感動，說：「中尉甚忠，數輔吾過」， 還命人「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
再一次是，當昌邑王劉賀深夜接到璽書，第二天立即趕赴長安去當皇帝時，別人都在興奮異常地打點行裝，唯獨王吉冷靜思考，奮筆疾書，他引用《論語》中的「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勸劉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尤其對於大將軍霍光，更要「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可惜劉賀並未聽從王吉的忠告，當了27天皇帝便被廢黜。
後來，王吉因數次勸諫劉賀而未被霍光誅殺，還被漢宣帝任用為「博士諫大夫」。
王吉向劉賀傳授的，應該是《齊論語》。那時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紙張，也沒有發明印刷技術，更何況書籍不是一般的商品，難以購買。因此，對於經典著作只能由老師或學生一筆一畫地抄寫到竹簡上。按照這樣的邏輯推理，海昏侯墓中發現的《齊論語》，最大可能是王吉抄寫的，當然，也有可能是劉賀抄寫的。無論是誰抄寫的，劉賀都把這部《齊論語》視為至寶，始終帶在身邊。而且越是到壯年，劉賀越是能夠從《齊論語》中汲取修身、齊家的精神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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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要影響：推動儒學研究的深入
海昏侯墓驚現《齊論語》「知道篇」，使已經失傳1800多年的古籍重見天日。雖然《齊論語》及其「知道篇」的竹簡還在清理、保護、排序和釋讀中，人們看到其文字的全貌還有待時日，但《齊論語》的發現無疑是我國儒學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將會產生十分重要的影響。
第一，《齊論語》的出現，讓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儒學產生的社會根基。自從孔子創立儒家學說後，儘管經過秦始皇「焚書坑儒」，但儒學仍然在社會上有深厚的根基，廣為流傳，以至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不久，大量儒家經典便湧現出來，僅《論語》就出現了十二家之多，正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說明中國的儒家學說與道家、法家等學說一樣，都有其產生的深厚社會基礎，都有它們的市場，都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都對人類思想文明的發展起到過重要作用。
第二，《齊論語》的出現，使我們更加全面地認識孔子的思想和理論。用現在的眼光看，《齊論語》的「知道篇」以及這次可能發現的「問王篇」，都是孔子學說的重要篇章，是儒家學說的經典之作。況且《齊論語》的其餘20篇中的章句頗多於《魯論語》，因此，《齊論語》的研究價值更高一些。但由於古人特別是張禹和鄭玄知識的局限性和歷史的局限性，竟然將這兩個今天看來十分重要的篇章都刪掉了，以致儒學的許多研究者只知其篇名而不知其內容。現在《齊論語》及其「知道篇」的問世對於人們全面研究孔子的思想和理論，無疑提供了真實的資料，將是一個極大的促進。
其三，《齊論語》的出現，為我們開拓了研究孔子思想的嶄新領域。1800多年來，誰也沒有見到過「知道篇」與「問王篇」的文本，更不要說對其進行翻譯和注釋。現在有了《齊論語》「知道篇」，就為深入研究儒學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比如，從海昏侯墓的竹簡中可知《齊論語》「知道」，寫作「智道」。有人解釋說，漢代「知」字與「智」字通假，因此篇名定為「知道篇」。 我個人認為，既然是通假，可以「智」通假「知」，也可以「知」通假「智」。古文「知道篇」的原意，極有可能就是「智道篇」。這是其一。其二，「智道」從概念上說，無論是內涵還是外延，都比「知道」要深刻而廣泛。作為內涵深刻、外延廣泛的古典著作，篇名用「智道」取代「知道」，含義更加豐富。其三，現在能夠看到的《智道》第一句話是「孔子智道之昜也，昜昜雲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御也。」如果換作《知道》，第一句話就變成了「孔子知道之昜也，昜昜雲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御也」，這就如同將醇酒換成了白水，雖然也可以解釋通，但哲學的味道會大打折扣。諸如此類的研究若能深入下去，一定會將中國古典儒學的發展推向一個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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