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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劉賀為什麼把《齊論語》終生帶在身邊

     經過半年多的等待,終於得知,海昏侯墓出土的竹簡已剝離完畢,數量遠超預期,達到5200多枚。目前,通過紅外掃描等技術知曉,在這批竹簡中有失傳1800年的《齊論語》「知道篇」。這是學術界的一項重大發現,不僅對於人們全面、正確地認識儒家思想的未知部分,而且對於深入研究西漢時期的思想發展史以及古代儒家學說的演進,具有重要意義。

  一、 時代背景:孔子被請上了聖壇

  漢代以前,孔子及其創立的儒家學說,只不過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在300多年間雖然產生很大影響,但並沒有佔據思想文化的統治地位。到了漢武帝時期,隨著國家疆域的開拓、民族的融合、經濟的恢復與發展,急需有統一的思想文化。這一點與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所面臨的基本形勢差不多。但漢武帝吸取了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教訓,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他決心「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武帝推行「獨尊儒術」政策的力度是非常大的。

  一是大肆祭孔。漢高祖劉邦初打天下時,本不喜歡儒生及儒學,但亂世尚武,治世修文,在酈(li,音力)食其等儒生的輔佐下,隨著劉邦一步一步取得天下,他對儒生的態度也發生了非常大的轉變,由「輕儒」轉變為「好儒」。劉邦曾親自以太牢之禮祭祀孔子,以證明他對儒學的尊崇。到漢武帝時,「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也就是說,新官上任必須先拜謁孔廟。這就開了中國歷史上當朝官員祭孔的先河。

  二是規定了儒家的《詩》、《書》、《禮》、《易》、《春秋》為五經,在朝中設「五經博士」,專門研究、傳授這些經典著作,以備資政。後來又增加了《孝經》、《論語》,合稱為七經。天下學子都要把這些儒家經典作為教科書來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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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任命了一批儒家學者為丞相、太尉、郞中令、御史大夫等高官,還罷免了一批不治「五經」的博士和信奉黃老之學的官員。從而結束了先秦以來「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的混亂局面。

  四是改造儒家思想,把董仲舒的「天人合一」、「三綱五常」、「大一統」、「君權神授」等學說融入到新儒學之中,並以此「舉賢良,明教化」。

  這樣,從皇帝、丞相、博士到地方官員都會講經學,上下一同灌輸遵守封建等級和倫理秩序的意識。由此,孔子便被堂而皇之地請上了聖壇,儒家思想也成為統制社會意識形態的絕對權威。

  漢武帝推行的這一套「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在儒學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不僅使儒學成為此後兩千多年來的官方指導思想,也對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發展進程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

  二、教育熏陶:劉賀的儒學功底深厚

  「獨尊儒術」的漢武帝,還特別注重用孔孟之道教育後代。「巫盅之禍」後,他在總結自己的育子經驗時說:「生子應置於齊魯之地,以感化其禮義」。漢武帝的次子劉閎(hong,音宏)被封為齊王,就是要讓他在那裡學習儒學,可惜他很早就死了。五子劉髆(bo,音博)即劉賀的父親,被封為昌邑王。昌邑國就在古代魯國的境內,距孔子的家鄉曲阜還不到100公里,距孟子的家鄉鄒城也不到100公里。漢武帝還親自為劉髆挑選了當時的大儒當老師。劉髆死後,年僅5歲的劉賀成為第二代昌邑王,年邁的漢武帝同樣為劉賀挑選了三位老師,即龔遂、王吉和王式,都是那個時代滿腹經綸的頂級大儒。

  郞中令龔遂「以明經為官」,即以儒家的經典行事。他看到年輕的昌邑王劉賀「動作多不正」,便「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jian,音簡)亡已。」龔遂還精心挑選了王安等十個「通經術有行義」的人與昌邑王劉賀共起居,要求他們「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老師王式則以孔子整理的《詩經》三百五篇,「朝夕授王」,在講授過程中,「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正是在他們的教導和熏陶之下,昌邑王劉賀逐漸成為儒家文化的信奉者。在昌邑當庶民時,有人看到這位被廢掉的皇帝、曾經的諸侯王劉賀,「衣短衣大絝,冠惠文冠,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完全是一幅儒生的模樣。在劉賀的墓葬中,發現繪有孔子畫像和記錄孔子生平的彩繪溫明。這些都是劉賀終生信奉儒學的極好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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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劉賀究竟讀過哪些儒家經典呢?他的儒學功底到底有多深呢?史書中沒有專門介紹。但是從典籍的敘述以及出土的竹簡中可以找到答案。

  其一,《詩經》,內有305篇,統稱詩三百篇,相傳是孔子所編著,為儒家五經之首。前面提到,王式「朝夕授王(指昌邑王劉賀)」,使他均可背誦。此外,龔遂和王吉,也經常引用《詩經》的章句教育尚在青年時期的劉賀。應當說,劉賀對於《詩經》是精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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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孝經》,分為18章,共1903字,相傳是孔子為曾子陳述孝道之作,是中國第一部倫理專著。劉賀不僅通讀過,而且熟記於心。在大將軍霍光廢黜劉賀帝位的緊要關頭,他脫口而出:「聞天子有爭(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說明他對《孝經》中的語句相當熟悉,可以運用自如。

  其三,《易經》,也稱《周易》或《易》,是我國最古老的占卜術原著,從本質上說,就是對未來事態發展進行一定的預測。劉賀生前認真研讀過,並且死後把它帶進了墳墓。但客觀地說,劉賀不一定能夠讀懂它,因為在人生中的幾處重要關頭,他的行為都出現不應有的失誤,說明他還不能預測未來,把握機遇。

  其四,《論語》,今本共20篇,由孔子的弟子及再傳弟子編撰而成,它以語錄體和對話文的方式,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等。由於劉賀墓中出土的竹簡中有《論語》,我們有理由相信,他生前一定認真研讀過這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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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漢代的學位制度,只要精通一部經書,就有資格當五經博士,並且可以講學。而劉賀卻精通《詩經》、《孝經》兩部經典,還認真研讀過《易經》、《論語》,應該說他的儒學功底相當深厚,不亞於那個時代的大儒。所以,在海昏侯劉賀的墓藏中發現儒家的多部經典毫不奇怪。

  三、來龍去脈:漢代《論語》的流傳版本

  漢武帝時規定的「五經」中沒有《論語》,後來加進《孝經》和《論語》,統稱為「七經」,說明《論語》的廣泛流傳晚於五經。這是因為與許多先秦古籍一樣,《論語》經過秦火和戰亂曾一度失傳,直到漢武帝「獨尊儒術」後才重新出現若干版本,由此形成許多不同的學派。

  那麼,漢代能夠看到的《論語》有哪些版本呢?根據《漢書·藝文志》的記載,那時較為流行的主要版本如下: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

  《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

  《魯》二十篇,《傳》十九篇。

  《齊說》二十九篇。

  《魯夏侯說》二十一篇。

  《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

  《魯王駿說》二十篇。

  《燕傳說》三卷。

  《議奏》十八篇。(「石渠」論)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

  《孔子三朝》七篇。

  《孔子徒人圖法》二卷。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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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張二千多年前的書單告訴我們什麼呢?

  第一,《論語》的版本民間流傳非常多,至少有12家。書單中的論、語、傳、說,都是當時《論語》書名的別稱。其中的《魯夏侯說》、《魯安昌侯說》、《魯王駿說》、《燕傳說》等,為「解釋《論語》意者」。而《議奏》為漢宣帝召集「石渠」會議時博士們對《論語》的發言記錄。

  第二,《古論語》、《齊論語》、《魯論語》是最初的版本,也是其他版本的基礎。至少在西漢末年,這三個版本曾經並行於世。而按照書單上的排序,《古論語》應早於《齊論語》,《齊論語》應早於《魯論語》。

  第三,《古論語》、《齊論語》和《魯論語》三個版本各有不同的來源,流傳可循。三者最大的差別就是《古論語》有孔子各位弟子的籍貫。《齊論語》多出兩篇,即「問王篇」和「知道篇」,而其餘20篇中的章句頗多於《魯論語》。

  第四,《論語》今本20篇,是在《古論語》21篇、《齊論語》22篇和《魯論語》20篇的基礎上,刪同存異、「刪其煩惑」,綜合整理而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刪去了《齊論語》中的「問王」、「知道」兩篇,以及《古論語》中記載的孔子弟子的籍貫。

  至於開列這張書單的班固是否通讀過十二家《論語》,特別是《古論語》、《齊論語》和《魯論語》,從《漢書》行文中看不出來,難以下定論。

  四、傳承有序:《論語》的流派形成

  那麼,《古論語》又是從何而來呢?據史料記載,秦朝頒布焚書令時,孔子的後裔、第九代孫孔鮒(fu,音復),把《論語》、《尚書》、《孝經》、《家語》等竹簡,藏在了祖堂的複壁中。漢景帝時,魯恭王為了擴建自己的宅院而拆除隔壁孔子舊宅時,在牆壁中意外發現一批寫在竹簡上的儒家經典。據當時的統計,共有《尚書》46卷50餘篇,《逸書》16篇,《禮古經》56卷,《逸禮》39篇,《禮記》131篇,《明堂陰陽》33篇,《古孝經》1篇,《古論語》21篇,《王史氏》21篇。據說,當時魯恭王聞訊前去查看時,斷壁殘垣之間,居然隱隱有鐘鼓琴磬之音,幽韻綿長,不絕於耳。魯恭王趕緊下令停止對孔府的破壞活動。對於這批典籍史上稱為「孔壁藏書」,也稱「魯壁藏書」。由於這批藏書是用戰國文字寫成,又被稱為「古文經」,沒有多少人能夠看懂。

  漢武帝時,孔子的第十一代孫、博士孔安國是當時著名的大儒,他精通各種古代文字,經過認真考辨,用隸書將這些天書般的儒家經典重新寫出,並呈獻給朝廷。可惜,此時漢武帝正忙於應對「巫盅之禍」,孔壁藏書因此未引起高度關注,深藏於當時的「國家圖書館」——秘府之中,無人問津。

  但這也有一個例外,就是司馬遷。他年輕時師從孔安國學習古文,即《漢書》中所說「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古)。」同時作為太史公,司馬遷著《史記》時需要到秘府中去查看各種歷史文獻,所以有機會閱讀《古論語》這部「古文經」。正因為如此,《史記》中的《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傳》中引用的許多材料,都出自《古論語》。這一點司馬遷自己說得很清楚,他在《仲尼弟子列傳》中非常明確地指出:「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睹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並次為篇,疑者闕焉。」這裡「論言弟子籍」的「孔氏古文」,就是《古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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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齊論語》和《魯論語》也都是傳承有序的。按照《漢書·藝文志》的記載,傳《齊論語》的,是由昌邑中尉王吉,傳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而王吉是領軍人物。傳《魯論語》的,是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他們都是名家,而張禹的本子後經鄭玄注釋而流行於世。

  在前面的書單中,列有《魯安昌侯說》21篇。這便是安昌侯張禹整理《論語》的一個重要版本。《經典釋文·敘錄》中說:「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勝,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張侯論》,最後而行於漢世。」這就是說,張禹在前人整理《論語》的基礎上,綜合考證了《魯論語》和《齊論語》,而整理出一個新的版本,即《張侯論(語)》。《隋書·經籍志》中記載:「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為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為之注。」也就是說,鄭玄又以《張侯論(語)》為底本,參考了《齊論(語)》和《古論(語)》,並且加註而編輯成一個新的版本。這就是今本《論語》的直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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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張禹和鄭玄把《齊論語》中的《問王》、《知道》兩篇和《古論語》中的孔氏弟子籍貫刪除掉呢?至今是一個迷團。有人根據各種版本推測,一個原因是,張禹和鄭玄可能內定了一條編輯原則,就是古、齊、魯三種版本的《論語》,同樣的內容如果三種版本或兩種版本都有,就保留下來。如果僅僅一種版本有而其他版本均無的內容,就刪除。記述各位弟子的籍貫,僅在《古論語》中出現,因此刪去;《問王》和《知道》兩篇,僅在《齊論語》中出現,因此也被刪去。還有一個原因是,張禹和鄭玄都是以研究、傳授《魯論語》為職業的。因此整理《論語》時內定總的篇幅按照《魯論語》20篇數目為限,而《古論語》是21篇,刪去1篇;《齊論語》是22篇,刪去2篇,這樣「削足適履」,適應了《魯論語》的20篇數目的要求。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有了張禹和鄭玄整理出來的新版《論語》,到漢魏的時候《齊論語》便失傳,算起來至今大約有1800年了!

  五、《齊論》宗師:劉賀的老師王吉

  說到《齊論語》,就不能不說到漢武帝為劉賀請的老師——昌邑中尉王吉。

  據《漢書》記載,王吉「字子陽,琅琊皋(gao,音高)虞人也」。琅琊在現在的山東境內,古屬齊國之地。他「少時好學明經」,「傳《齊論》者,……唯王陽(指王吉)名家。」這就指出王吉是《齊論語》的一代宗師。即使是《魯論語》的大師張禹,也曾經拜王吉為師學習《齊論語》。

  老師王吉善於用儒家思想對學生劉賀言傳身教,其中耐人尋味的記載有兩次:

  一次是,當他看到年輕的昌邑王劉賀「好遊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無)節」時,上疏勸諫,在短短的四五百字中,多處引用《詩經》、《論語》等經典,規勸劉賀「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轃(zhen,音臻)而社稷安矣」,真是苦口婆心。劉賀深受感動,說:「中尉甚忠,數輔吾過」, 還命人「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

  再一次是,當昌邑王劉賀深夜接到璽書,第二天立即趕赴長安去當皇帝時,別人都在興奮異常地打點行裝,唯獨王吉冷靜思考,奮筆疾書,他引用《論語》中的「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勸劉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尤其對於大將軍霍光,更要「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可惜劉賀並未聽從王吉的忠告,當了27天皇帝便被廢黜。

  後來,王吉因數次勸諫劉賀而未被霍光誅殺,還被漢宣帝任用為「博士諫大夫」。

  王吉向劉賀傳授的,應該是《齊論語》。那時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紙張,也沒有發明印刷技術,更何況書籍不是一般的商品,難以購買。因此,對於經典著作只能由老師或學生一筆一畫地抄寫到竹簡上。按照這樣的邏輯推理,海昏侯墓中發現的《齊論語》,最大可能是王吉抄寫的,當然,也有可能是劉賀抄寫的。無論是誰抄寫的,劉賀都把這部《齊論語》視為至寶,始終帶在身邊。而且越是到壯年,劉賀越是能夠從《齊論語》中汲取修身、齊家的精神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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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重要影響:推動儒學研究的深入

  海昏侯墓驚現《齊論語》「知道篇」,使已經失傳1800多年的古籍重見天日。雖然《齊論語》及其「知道篇」的竹簡還在清理、保護、排序和釋讀中,人們看到其文字的全貌還有待時日,但《齊論語》的發現無疑是我國儒學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將會產生十分重要的影響。

  第一,《齊論語》的出現,讓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儒學產生的社會根基。自從孔子創立儒家學說後,儘管經過秦始皇「焚書坑儒」,但儒學仍然在社會上有深厚的根基,廣為流傳,以至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不久,大量儒家經典便湧現出來,僅《論語》就出現了十二家之多,正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說明中國的儒家學說與道家、法家等學說一樣,都有其產生的深厚社會基礎,都有它們的市場,都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都對人類思想文明的發展起到過重要作用。

  第二,《齊論語》的出現,使我們更加全面地認識孔子的思想和理論。用現在的眼光看,《齊論語》的「知道篇」以及這次可能發現的「問王篇」,都是孔子學說的重要篇章,是儒家學說的經典之作。況且《齊論語》的其餘20篇中的章句頗多於《魯論語》,因此,《齊論語》的研究價值更高一些。但由於古人特別是張禹和鄭玄知識的局限性和歷史的局限性,竟然將這兩個今天看來十分重要的篇章都刪掉了,以致儒學的許多研究者只知其篇名而不知其內容。現在《齊論語》及其「知道篇」的問世對於人們全面研究孔子的思想和理論,無疑提供了真實的資料,將是一個極大的促進。

  其三,《齊論語》的出現,為我們開拓了研究孔子思想的嶄新領域。1800多年來,誰也沒有見到過「知道篇」與「問王篇」的文本,更不要說對其進行翻譯和注釋。現在有了《齊論語》「知道篇」,就為深入研究儒學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比如,從海昏侯墓的竹簡中可知《齊論語》「知道」,寫作「智道」。有人解釋說,漢代「知」字與「智」字通假,因此篇名定為「知道篇」。 我個人認為,既然是通假,可以「智」通假「知」,也可以「知」通假「智」。古文「知道篇」的原意,極有可能就是「智道篇」。這是其一。其二,「智道」從概念上說,無論是內涵還是外延,都比「知道」要深刻而廣泛。作為內涵深刻、外延廣泛的古典著作,篇名用「智道」取代「知道」,含義更加豐富。其三,現在能夠看到的《智道》第一句話是「孔子智道之昜也,昜昜雲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御也。」如果換作《知道》,第一句話就變成了「孔子知道之昜也,昜昜雲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御也」,這就如同將醇酒換成了白水,雖然也可以解釋通,但哲學的味道會大打折扣。諸如此類的研究若能深入下去,一定會將中國古典儒學的發展推向一個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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