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應我們麵包的人」

「比果園更翠綠的土地/比莊稼更金黃的土地/比葡萄更紅火的土地/踩上去多麼甜蜜！」這是詩人米斯特拉爾獻給祖國智利的頌歌。智利矗立在太平洋東岸，安第斯山脈西麓，狹長得如一道長長的嘆息，與中國這片廣袤大陸遠隔太平洋遙遙相望。心與心之間可以無限遠也可以無限近，再廣闊的地理距離也分割不了國家之間的友好關係：智利堅決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是南美洲第一個與新中國建交的國家。在政治和經濟層面之外，還有一條緊密的文學紐帶將中國和智利緊緊聯繫在一起。北京公園裡智利詩人聶魯達的塑像靜靜佇立著，戀人們輕輕絮說著「我將把我的話語綴成綿延無盡的項鏈」，青年人的筆記本上記著波拉尼奧寫就的一本本書目。文學，彷彿擁有魔力的稜鏡，克服了語言的差異，跨越了太平洋的距離，引領中國讀者走入智利多彩的詩歌世界。「吟唱詩歌不會勞而無功」——聶魯達巴勃羅·聶魯達是我國讀者最早熟悉的西班牙語美洲詩人。1951年8月，他代表國際和平委員會來到北京，為宋慶齡頒發斯大林國際和平獎。這是聶魯達第二次踏上中國的土地。距此20多年前，未及而立的詩人曾途經上海赴緬甸仰光就任領事，見識過東方冒險家樂園的光怪陸離，看到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積弱貧窮：「中國啊，長久以來，我們所看到的你的形象/只是西方人故意為他們自己描繪的/你是那樣的衰老，你是那樣的凋殘/永遠的貧困/一隻空了的飯碗/在一座古廟的門口。」新中國換了新天地，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目睹新舊中國的巨大變化，聶魯達心潮澎湃，創作了長詩《向中國致敬》獻給在東方冉冉升起的年輕共和國，謳歌人類解放的新篇章：「青年和老人/他們發出了天真的微笑/我們看見了生命。」聶魯達少年早慧，13歲時開始在地方刊物上發表作品，20歲時已憑藉《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蜚聲詩壇，深受讀者熱愛，也奠定了其西班牙語現代抒情詩大師的地位。無論是政治詩的清澈純凈，豪邁激昂；愛情詩的奔放勻稱，熱烈悱惻；《大地上的居所》的奇詭失衡，混沌莫測；《慢歌》的雄渾質樸，溢彩磅礴；還是《疑問集》的洗鍊簡潔，哲思綿綿……聶魯達的詩句總能輕而易舉叩動太平洋彼岸中文讀者的心弦，讓我們在轉瞬而逝的節奏中被愛戀和激情觸摸，在詞語的擁抱中被孤獨和關切浸潤，在意象的森林中穿越大地和心靈的廣博。在聶魯達的筆下，詩歌的「形式和內容處在像數字般精確一致的關係中」，彷彿「一種燃燒著生命精華的平常的火」，放聲「歌唱人類的良知和對共同命運的信念」。1971年，因「詩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復甦了一個大陸的命運和夢想」，聶魯達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在獲獎致辭中，他將詩人比喻為「每日供應我們麵包的人」，指出詩人的職責是為人類提供「麵包、真理、美酒、夢想」，並在日常的努力中「使詩歌回到每個時代賦予它的廣闊天地中去」，同時在每個時代「為詩歌創造出一個廣闊的天地」。「用血和氣息將它珍藏」——米斯特拉爾1920年，一位女士來到智利特木科市擔任當地女中校長。她個頭高高的，穿著長長的外衣，大方怡然的微笑令四壁生輝。她的形象刻在一位名叫內夫塔利的文學少年心上。她送給那位少年一些書，將他帶進了「俄羅斯小說的嚴肅和恐怖的視野中」，促使這個少年、未來的詩人聶魯達「深深地愛上了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1945年，當年的女中校長由於「那富有強烈情感的抒情詩，使她的名字成為了整個拉丁美洲的象徵」，為西語美洲首獲諾貝爾文學獎殊榮，她也是迄今為止西語世界唯一一位女性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她就是智利著名詩人、教育家和外交官卡夫列拉·米斯特拉爾。與彼時大多女性作家出生優渥不同，米斯特拉爾家境貧苦，年僅14歲時就在鄉村小學任助理教師，挑起養家糊口的重擔。1914年，她憑藉三首《死的十四行詩》在全國「花獎賽詩會」上榮獲鮮花、桂冠和金獎，聲名鵲起，是西班牙語美洲現代主義向先鋒派過渡時期的重要詩人。中年以後，米斯特拉爾投身外交界，成為智利一位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人物。米斯特拉爾的人生經歷和詩歌創作緊密扭結在一起。她的代表作《絕望》彷彿一部私人情感志，記錄著少女怦然心動的嘆息：「他邊走邊唱/帶走了我的目光……/在他的身影后面/芳草一如往常。」永失我愛的悲涼：「我讓你躺在陽光明媚的大地/像母親照料酣睡的嬰兒那樣甜蜜/大地會變成柔軟的搖籃/將我這個痛苦的嬰兒抱在懷裡。」正如評論家所言：「如果說卡夫列拉·米斯特拉爾自己為自己創造了一個世界，一個像我們在《絕望》所發現的如此美麗和感人的世界，那她就不僅僅是寫了一本書：她竊得了神火，而且沒有自焚。」隨著歲月的流逝，隨著一次次遠行與閱讀，個人情感不再是米斯特拉爾心靈世界的唯一支柱，她的目光投向了更加遼闊的世界，她的愛變得更加廣博與厚重，如《黎明》一詩：「我敞開胸膛/讓宇宙進來，像熾熱的瀑布一樣/新的一天降臨/我便消亡/我像充實的岩洞/將新的一天歌唱。」詩人對大自然的禮讚中飽含著對人類的熱愛，對人的尊嚴的謳歌，對理想的讚美。在時光的鍛造下，米斯特拉爾和她的文字由涓涓細流磨礪成水晶，明亮、潔凈、剛強，亦如詩人的墓志銘：「靈魂為軀體之所作/正是/藝術家對人民之所為。」「我不在乎能不能寫完我的詩」——波拉尼奧進入21世紀之後，中國讀者的智利文學書單上增加了羅貝托·波拉尼奧的名字。他的《荒野偵探》和《2666》兩部小說掀起閱讀熱潮，在「文學爆炸」之後，西語美洲文學再次驚艷了漢語文學圈。不過這位「丟失了國家/卻贏得夢想」的早逝文人，這位身後引發無數閱讀追捧的小說家，生前一直固執地堅持著自己的詩人身份。他曾不無調侃地說過「我從未放棄寫詩。誠然現在我寫的詩少了，原因很明顯：我寫散文能賺錢，我靠它養家糊口。我喜歡散文，但詩是樂趣與愉悅。」羅貝托·波拉尼奧出生於智利首都聖地亞哥，年少時隨家人遷居墨西哥。1973年，如青年切·格瓦拉一樣，波拉尼奧漫遊美洲大陸，在智利軍事政變前數月返回祖國，以此表達對阿連德政府的支持。第二年，他返回墨西哥，與友人共同發動了「現實以下主義」文學運動，試圖將超現實主義、達達主義和街頭戲劇融合在一起，渴望能夠改變文學，改變生活，改變世界。1977年，由於「厭煩了文學那堆破事兒」，波拉尼奧告別墨西哥，此後一段日子裡他在非洲、法國、西班牙漂泊，生活動蕩不安，直到80年代中期才逐漸安定下來。1986年波拉尼奧在巴塞羅那附近的小鎮定居，進入寫作高峰期，作品聲譽愈來愈高。但他的肝病也日趨惡化，波拉尼奧在病榻上堅持寫作，從生命之血中釋放文字，直至2003年7月15日因肝功能衰竭謝世。在波拉尼奧看來，作為藝術形式，詩歌能夠接近無窮大，而人在其中可以在不消失的情況下變得無窮小。他是智利詩歌的熱忱讀者，熱愛聶魯達的《大地上的居所》，但也不喜他毫無節制的抒情；他是「反詩歌」大師尼卡諾爾·帕拉的忘年交，讚揚他開闢了智利詩歌從未涉足過的道路。他更是智利詩歌的堅守者和開拓者，與前輩詩人們一樣，無論立場和路徑，波拉尼奧執著於對詩歌的堅守與熱愛。他不懈探求詩歌的本質，探尋語言和話語、現實主義與真實、模仿表現之間的關係，正如《復活》一詩所言：「詩歌進入夢想/像潛水員躍入湖中/詩歌，比任何人都勇敢/筆直地/躍入墜落/在尼斯湖般無盡的湖中/在巴拉頓湖般渾濁晦氣的湖中/你們在深淵中注視/一位無辜的/潛水員/包裹在意志的/羽毛里/詩歌進入夢想/像一位潛水員/墜入上帝的眼中。」面對詩與詩負載的良心，在這個廣漠的世界中，讓我們表明態度，具有溫度，用雙手點燃詩歌，照亮我們的理想和現實，將它們緊緊、緊緊地融為一體。人物速寫：蔡華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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