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寶幫」的前世今生三步曲:制假、買假、賣假！

06-01

邱季端在家中欣賞清代琺琅彩紫砂壺(呵呵呵）

邱季瑞捐贈風波發生以來，事件持續發酵，各種評論不斷出現，其中「國寶幫」這一辭彙再次引發人們的關注。就「國寶幫」相關問題，我們採訪了著名硯文化學者、古硯鑒藏家吳笠谷先生，他向我們談了一些自己的見解。

「國寶幫」的前世今生

吳笠谷說「國寶幫」簡單地講就是一個專門製作、買賣贗品國寶級文物的群體。贗品自古以來就有，它出自「贗鼎」，據戰國晚期思想家韓非所著《韓非子·說林下》記載：春秋時，魯國珍藏著一隻名為「讒」的鼎，諸侯國都想要得到它，齊國伐魯，索要「讒」鼎，魯國就仿造了一個贗鼎，送給了齊國。於是，後來就以「贗鼎」指仿造或偽托的古玩文物。

「國寶幫」這一說法大約已經有十多年之久，它之所以成了近年來社會輿論的焦點之一，與我們當下的收藏環境處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有關。因為改革開放以來，才開始有民間收藏，所以當代收藏家的收藏歷史並不長。而且其中有不少收藏家的藏品是只藏不賣的、只進不出，導致很多真品古玩文物在市場上已經不流通了。然而，隨著近年來的收藏熱，市場上對於古玩文物的需求量不斷增多，供不應求，「國寶幫」也就應運而生了。這個群體貫穿作假、買假和賣假三個環節，他們打著國寶的名義，製作以及買賣假國寶，形成一個完整的鏈條，擊鼓傳花，以此來謀取名利。

"國寶幫」三步曲之一：制假

近年來，文物制假十分猖獗，具有規模化，地域化的特點，甚至有些地方直接有制假村出現，比如景德鎮樊家井村以仿古官窯瓷揚名國內外，河南洛陽南石山村以高仿唐三彩出名。這些文物制假還導致一些著名的文博單位和文博專家「陰溝裡翻船」，出醜露怯，比如上世紀故宮專家誤把潘家園古玩地攤的河南造贗品北魏陶俑當真品，申請專款大量收購;已故的鑒定名家史樹青誤把贗品「越王劍」買下捐獻歷史博物館等。吳笠谷還現身說法，向我們講述了自己親歷的兩個有關硯台作假的例子。

有一次，吳笠谷雕刻了一方「鄧石如小像端硯」並刻有自己的名字款識，被一硯商買走。不久之後，一位在文博界小有名氣的朋友請他鑒賞自己新買的一方硯台，看完之後他發現正是自己製作的那一方，但朋友卻堅稱這就是清代著名書畫篆刻家鄧石如的硯。再仔細一看，吳笠谷發現這方硯上自己的名字款識被人用刀鏟掉，作舊之後被冒充「鄧石如收藏的古硯」高價出售。

還有一次是他看見了一方清代的端石自然形蟲蛀硯，沒有銘款。後來在某個拍賣會上他再次見到了那方硯，通過對比硯的自然形狀、雕刻圖案以及形成石疵「蟲蛀」的位置，可以判定就是原來那方硯無疑，但是硯背卻落上了劉墉的款。原本是一方古硯，卻被現代人作上了假銘文，然後以高價拍賣。

吳笠谷說現在市場上古硯的作假不僅數量多而且比較難鑒別。因為古硯的辨別不僅要掌握各種硯材的差異、各個朝代的工藝特點等專業知識，更主要的是對銘文的識別難度較大。銘文不同於書法，書法有筆力之分，銘文是刻出來的，造假相對容易。同時現代人的古典學養積累不足，很多收藏家在古文、書法、歷史等方面的整體修養不夠，他們對於銘文辨別的眼力還是有很多欠缺。

"國寶幫」三步曲之二：買假

有人作假就會有人買假，買假的人群可以分為兩類。

第一類就是古玩文物的愛好者，他們收藏的目的是賞玩或者投資，但是由於資歷尚淺，很難見到真品、上品，對充斥市場的贗品沒有免疫力，沒有比較，自然就眼力不夠，容易以假為真，被動上當了。

還有一類人就是知假買假，借古玩文物乃至「國寶」之名進行炒作，比如先建立一個博物館，再利用館長的頭銜暗地裡進行「國寶」買賣，販假售假。吳笠谷曾經見過河南某地一個著名的企業博物館，所陳列的一百多方硯台據說都是「唐硯」、「漢晉硯」。多足、箕形，抄手等各種款式都有，硯材又多數是山東紅絲石和河南洛陽等地的紅石，雕工剔透，形體碩大，品相完整，而且硯背銘款全是漢唐名人，如劉秀、班固、王羲之、房玄齡、杜如晦、顏真卿、柳公權等等。而且眾多名人硯還常是成雙成對，一式兩硯，銘文卻又支離破碎，書法拙劣，文辭不通。吳笠谷一看就是「一眼假」，圖案、款式、包漿都不對，很多都是臆造的。最重要的是，紅絲石是到晚唐才出現的硯材，東漢到中唐以前的這些名人根本不可能用這種材質的硯。

在館長盛情邀請下，吳笠谷來到了館長辦公室，進去之後發現已經有十多個人在裡面，他們是來買古硯的，館長就順勢說起這些硯台背後的故事。他告訴吳笠谷這些硯原來全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收藏的，徐世昌與館長祖父的關係很好，後來徐世昌向館長祖父借了一筆錢，還不上，就把這些古硯抵押給了館長祖父。據史料記載，徐世昌的確在此地居住過;而且徐世昌也確實是個藏硯家，還有一本藏硯拓片集《歸雲樓硯譜》傳世，但是硯譜上面所收入的硯跟這個博物館所收藏的硯根本沒有任何關係。吳笠谷說：「這件事雖然荒謬可笑，但卻是不良古玩商的慣用套路，叫做『講故事』」。

"國寶幫」三步曲之三：賣假

賣假的人群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古玩商，一類是收藏家，第三類就是假收藏家。

吳笠谷說現在賣假的市場很繁榮，在很多古玩市場，贗品不僅比例大，而且賣得好。這些古玩商大多是賣過一些真東西的，具有一定的鑒別能力，但是現在他們把這些假的當成真的來賣，甚至是當成國寶級別的文物來賣。因為真品的價值比較透明，暴利的空間不大。而無論再高仿的假文物，其成本還是很低，一旦賣出，一本萬利。所以現在的大小「國寶幫」成員是四處撒網，願者上鉤，只要有一條大魚上鉤，便一夜暴富。

而第二類所謂的收藏家從本質上來說和古玩商是一樣的，都是為了金錢。為了達到目的他們會對自己收藏的這些「國寶」進行形式多樣的包裝宣傳，有的像前面所說的河南館長一樣『講故事』，其目的無外乎是利用假「國寶」以及以假「國寶」為主的博物館為籌碼來圈地乃至洗錢;還有的是拉專家開證書，目的是從銀行套錢。就像之前的「金縷玉衣」鬧劇一樣，謝根榮搞了一個「根榮陳列館」，然後專家集體鑒定把碎玉片串成的「金縷玉衣」定為罕世珍品，並給出24億元的估價，謝根榮以此向銀行抵押騙貸7億元。

第三類假收藏家並不是為了金錢利益，更多的是想要換取社會影響力、身份地位。就像河北冀州的冀寶齋民間博物館，由二鋪村支部書記王宗泉創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但他根本不懂文物鑒賞，館內藏品以元、明、清三朝官窯瓷器仿品為主，多數均為低仿和臆造品，但是在事件曝光之前該館名氣很大。

近些年之所以會出現賣假猖獗這樣的情況，有一個重要因是文物鑒賞機制極其混亂，作為國家權威鑒定機構的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是不針對民間鑒定的，而一些文博單位專家出來「走穴」完全是以個人的名義，利益驅動，不少是拿紅包開簽定證書，何況其中濫竽充數的偽專家並不少見，比如近年幾起著名的「國寶幫」鬧劇都充斥著這類專家的身影。

「國寶幫」的危害性

吳笠谷進一步分析，認為「國寶幫」的出現不可避免，是現階段市場上真品名品古玩文物日漸枯竭、古玩文物市場的相關法律法規不夠規範、收藏群體整體鑒藏素養不高等各種因素綜合作用、互為因果的必然產物，但是同時它會給收藏市場、文物研究帶來很大的危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會出現「逆淘汰」現象，劣幣驅逐良幣。

為此，吳笠谷還舉了一個就近的例子：上個月在北京恭王府舉辦了一個號稱「國家級」的「唐宋名硯展」，據該展的文字介紹，其宗旨是：「展出的這百餘方傳統制硯技藝的唐宋經典作品，讓當代的制硯技藝傳承人把唐風詞韻的春花秋月永遠銘刻在心裡，以傳統制硯技藝的分類傳承保護『形制』標準作為學術引領，喚醒歷史之沉積，彰顯工匠之奇珍，振興傳統之技藝!」但是，以吳笠谷近二十多年古硯收藏的實戰經驗來看，這批硯不僅包漿不自然，圖案怪異，而且從工藝看明顯是先用現代機雕然後用手工修飾的，甚至連現代機雕的痕迹還沒有打磨乾淨……

把一堆贗品當作「唐宋經典作品」，來作為「傳統制硯技藝的分類傳承保護『形制』標準」，這隻能是種偽標準，讓當代的制硯藝人學到的只能是偽傳統，後果是顯而易見的：混淆視聽，誤導當代制硯界走入歧途，對振興傳統技藝有百害而無一利!

同樣的，邱季端捐贈事件在社會上引發如此大的爭議也與此相關。民間「國寶幫」比如河北冀寶齋聲勢再大，它也只有社會影響而不會改變學術格局，與邱季瑞捐贈文物的性質不同。北師大不同於民間古玩商販、民辦博物館，它是教育部直屬的國家高等學府，假如北師大按原計劃以這批邱瓷為主體，建成「邱季瑞中國古陶瓷博物館」、「中國古陶瓷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院」。而邱季瑞所捐贈的這批所謂「京師瓷」又正如輿論所質疑的全是贗品，那麼這些贗品就成了標準器，成為一個假的標杆，人們會以假為真，不僅收藏的標準亂了，導致同類贗品在收藏品市場更加猖獗，為制假販假者張目。我們做個假設：比如說，按邱季端自己的說法，他共收藏的古代名瓷多大二十萬件，而捐給首師大的只是六千件，只是個零頭。如果這六千件成了古代名瓷的真品標準器，那麼可想而知，其餘那十九萬四千件的價值將是天文數字。

杜絕「國寶幫」在於建立相關問責機制

吳笠谷更認為，贗品「京師瓷」的危害不僅沖淡埋沒真品文物的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而且還會影響到古代歷史文化的研究——吳笠谷認為後者比前者危害更大。

吳笠谷說古玩收藏的目的、文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意義，除了藝術價值，更重要是這些古器物不僅是古代先民的藝術結晶，也是各個歷史時期社會各個層面的一個縮影，是研究歷史的重要物證。王國維提出的考古學的二重證據法就是史料和文物相互印證，也就是以器證史。試想建成的北師大「中國古陶瓷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院」，如果用的是贗品來作研究，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研究出的「中國古代文明」其學術成色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有鑒於首師大邱季瑞捐贈風波以及恭王府「非遺古硯展」疑團，吳笠谷最後呼籲：類似的官方或半官方博物館捐贈藏品的入藏、高級別文博展覽展品真偽的甄別，應該有官方權威而且具有公信力的文博機構參與鑒別選定，並且本著對文物應有的敬意、對歷史負責的目的，完善對相關學術責任人的問責制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