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仰止——王亞蓉先生訪談錄

本文是對中國著名的紡織考古學家，中國古代服飾文化研究專家，中國文物學會紡織專業委員會會長王亞蓉先生進行的訪談錄。在文中，王先生回顧了自己在紡織考古事業上主要的人生經歷：從早年追隨沈從文先生學習開始，到與王?先生並肩作戰；再到後來兩位長者和尊者離去後，只能自己孤獨地往前走，並為中國紡織考古事業培養接班人。最後，在文末，王先生對我們年輕學子寄予了殷厚期望。

王亞蓉先生簡介：

王亞蓉先生是中國著名的紡織考古學家，古代紡織品保護與修復專家，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紡織考古部部長，中國文物學會紡織專業委員會會長，首都博物館顧問，湖南省博物館顧問，吐魯番文化研究院研究員，國際服飾學會理事，北京大學紡織考古博士生指導老師，北京服裝學院特聘教授、碩士、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導師。曾多次赴日本、英國、法國、荷蘭、韓國、香港、台灣講學、展覽或參加國際會議等學術交流。

王亞蓉先生自1974年開始追隨沈從文先生從事中國古代服飾文化研究，為《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繪製了七百多幅插圖，與王?先生一起協助沈從文先生出版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是沈從文先生晚年最得力的兩位助手之一。

幾十年來，王亞蓉先生先後參與、主持了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湖北荊州江陵馬山一號楚墓、陝西法門寺唐塔地宮、北京大葆台漢墓、河北滿城漢墓、新疆尼雅貴族夫婦合葬墓、北京老山漢墓、杭州雷峰塔地宮、江西靖安東周大墓和江西西漢海昏侯劉賀墓等多處大墓的發掘與絲織品的保護工作。自1985年開始以戰國、漢代出土的紡織品為標本，開展古代紡織品的實驗考古學研究，成果曾在香港、日本、荷蘭、韓國進行展出。

主要著作有：《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插圖）、《中國民間刺繡》、《沈從文晚年口述》、《章服之實——從沈從文先生晚年說起》、《洞藏錦繡六百年——河北隆化鴿子洞洞藏元代文物》等，在國內外會議和雜誌上曾發表論文十餘篇。

丁培利（以下簡稱丁）：王老師，非常感謝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寶貴的時間接受我的訪問，使我們年輕學子能更了解您，了解紡織考古，了解中國古代服飾文化。首先，我特別好奇，您早年就學於中央工藝美院，後來怎麼追隨沈從文先生走上了中國古代服飾文化研究的道路呢？

王亞蓉先生（以下簡稱王）：我最初在一家玩具公司工作，為其設計玩偶，是一名美工。在「抓革命促生產的大好形勢」里，我連續多日泡在北京圖書館柏林寺分館查閱資料，為設計我的小貓、小狗、美術人形……尋些感悟。20世紀70年代圖書館是門可羅雀的處所，終日寥寥幾人。「姑娘！你來查什麼呀？怎不抓革命去啊！」這天，多日相鄰閱書的清癯長者突然向我發問。交談一會兒，老先生告訴我他是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的楊纖如教授，看見這時候年輕人還看書非常高興，「我有一位老朋友，他會有極多的形象資料。如果你信得過我老頭子，把你的電話告訴我，如果他願意，我帶你去拜訪他！」

就是這麼偶然的一個機會讓我認識了沈先生。當時他正在編寫《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當時的書名為《古代服飾圖錄》），急需要人幫他繪圖，所以我就從幫沈先生繪圖開始，走上了中國古代服飾文化研究的道路。

丁：說起《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這是中國古代服飾文化研究的開山之作，您也參與了其繪圖與編修工作，能否請您簡單的介紹下這本書的編寫與出版情況？

王：上世紀六十年代，周總理外出進行國事訪問時，總被邀請參觀其他國家的服飾博物館、蠟像館。回國後，周總理就說我國歷史文化那麼久，新舊材料很多，是不是也可以比較有系統地編些這類圖書，今後出國時，作為文化性禮品送人？

問中國現在有沒有人可以擔當此任，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齊燕銘先生就推薦沈從文先生來做。儘管沈先生對中國古代服飾、器物的研究從上世紀50年代初就開始了，但從此時起（1964年）則開始全力以赴地編寫《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了（當時的書名為《古代服飾圖錄》）。

但是，這本書從開始編寫到最終出版，經歷了18年，期間遭遇了種種坎坷。1964年沈先生受命編寫時，中國歷史博物館調撥陳大章、李之檀、范曾協助沈先生工作，負責書中圖的繪製。本書原計劃編寫十部，1965年二百幅圖及說明的試點本完稿。當時這部書選的是歷代爭論較多、問題較多的題目，沈先生以新的視角和觀點進行闡述，提出了很多新見解。這本書由北京輕工業出版社承印，當時打出了十部樣稿送審。誰知「文化大革命」來了，這本書被說成是歌頌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大毒草」，沈從文先生也因而被批鬥，導致家中藏書被七分錢一公斤賣掉，一麻袋與徐志摩、胡適、胡也頻等人積攢了五十餘年的信件被焚毀「消毒」，沈先生一個家被抄了七八次。也因為此，他的三個助手離開了他，甚至，范曾還貼多張沈先生的大字報！深深地傷了老先生！

儘管條件這麼艱難，沈先生依然沒有停止對中國古代服飾的研究工作，後來在五七幹校又把書稿部分默寫了出來，把一些有疑問的地方標示出來以備日後有機會再查證。1976年，周總理的逝世對沈先生打擊非常大，沈先生傷心至極，曾一度眼睛充血到無法視物，他認為沒有讓周總理看到《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成書，心中充滿愧疚，從此，就更加抓緊時間，急迫地想要完成總理交給他的任務。當時，我和王?先生就白天在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工作，下了班就到沈先生的東堂子衚衕的小屋裡，默默的配合他工作。

1978年，沈先生以學科帶頭人的身份調入中國科學院，應沈先生的要求，胡喬木院長特批我和王?先生作為其助手協助他完成《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工作。社科院隨後在歷史研究所成立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室，沈先生任研究室主任，沒有設副主任，我是學術秘書，王?先生主持日常工作。

最後，《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文字部分增加到了二十多萬字，圖片也在之前兩百幅圖的基礎上增加了七百多幅，插圖均由我繪製完成。後來不停有人問我說為什麼書中插圖的編排有「圖」與「插圖」之分，這麼麻煩？統一編寫圖號不是更方便嗎？這是因為，以「圖」命名的那部分圖片是「文革」前完成的，是由周總理審閱過的，後來又增訂進去很多內容，在出版時，沈先生一定要加以區分，保留之前的體例，是為了表達對周總理的紀念。

書稿完成後，在出版上又遇到了麻煩。我們先後找了北京輕工業出版社和人民美術出版社，但因為國內出版技術的限制，他們都要求與日本的出版社合作出版。沈先生堅決不同意，說周總理囑託的一本書，為什麼中國人自己不能印出來呢！這本書寧願不出版也不會給日本出！並且他認為當時日本那麼熱情地想出版這本書是有目的的。

後來我把這些情況給中國社科院領導反映了，當時擔任秘書長的是梅益同志。在之後的國慶招待會上，梅益秘書長遇到了香港出版集團的藍真先生，說起沈先生的服飾研究書出版之事，藍真先生立即表示願意出版《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據了解他們的印刷質量也很好。我馬上把這個情況轉告沈先生，沈先生知道後非常高興。後來商務印書館總編李祖澤先生專門來到北京和沈先生洽談。雙方談得很順利，沈先生的興緻也很高。

之後我們就開始做出版準備，中國社科院當時專門在北京西郊友誼賓館租了幾間房子，沈先生、沈夫人、王?先生和我，另外還有一個北京大學歷史系研究生胡戟，我們幾個人在友誼賓館工作了近八個月，《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後期工作基本都是在那兒完成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這部書的編、寫、校全是我們參與做的，商務印書館只是負責出版和印刷的相關事宜。1979年，沈先生、沈夫人、王?先生和我一行四人到廣州香港商務印書館辦事處校對付印稿，然而，校對工作也並不順利，因為香港使用的是繁體字，而我們已經改成了簡體字，又因為當年的電腦功能局限，在文字簡繁轉換過程中出現了很多事先沒有預料到的問題，我們四人花了將近兩個月才將書稿校對完成。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印出來後，非常精美，當時印了兩百本豪華版的，用錦緞做的封面。為紀念周恩來總理，沈先生將豪華版第一本贈送給了鄧穎超女士。後來外交部買了幾十本豪華版作為國禮贈送外賓。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第一個被送對象是美國的尼克松總統；第二個是英國的伊麗莎白女王，第三個是胡耀邦訪問日本時，給日本天皇送了一部。

丁：這本《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粗看是一本服飾通史，但細讀又發現它很不同於一般的通史著作，雖然主要談服飾，但裡面又涉及到了青銅、陶瓷、玉器、繪畫等等其他藝術品。您能為我們介紹一下沈先生用的是什麼研究方法嗎？

王： 沈先生對各種文物深富探究，建國初調整琉璃廠古董鋪即檢視過幾十萬件各類文物。中國歷史博物館的藏品都經過他的手、過過他的眼。沈先生熟習古典文獻、雜書筆記，且博聞強記，因此他運用了一種不同於常人的方法，從實物出發，即「史實相證」或者說圖像與文獻二重印證的研究法。對沈先生後半生工作要評價的話，我和李之檀先生曾一致認為定義為「形象歷史學家」較為準確。

此外，在當時的學術界，學科分類也非常清晰，研究青銅器的就只做青銅器，研究玉器就只看玉器，研究陶瓷就只關注陶瓷，而沈先生認為「一切不孤立，凡事有聯繫」，在自己的研究中打破了這些條條框框，雖然做服飾，但是所引材料包括銅器、玉器、陶瓷、壁畫、書畫等等，涉及圖像和實物，算是打破了學科之間的壁壘。然而，沈先生的方法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非議，很多大學者不認可，甚至說：「一個搞文學的，懂什麼歷史！」但現在學術的發展卻證明了沈先生的方法多麼具有前瞻性。英國有位教授叫柯律格，他很早就開始中國的藝術史研究。他提出了「物質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即打破了藝術品的分類，將它們都作為「圖像」來進行研究；甚至還提出了「圖像環路」的概念，即他認為一個題材，比如「麻姑獻壽」的題材，它不僅是畫家所喜愛的繪畫素材，還常常被表現在刺繡作品上，表現在傢具裝飾上，等等。這樣一來，他進行的研究必須涉及各個藝術門類，他稱之為「物質文化史」的研究。這種研究方法突破了傳統藝術史（只關注書畫）研究的瓶頸，極大的擴展了研究的範圍，刷新了人們的視野。但事實上，沈先生進行這樣的研究比他早了幾十年。

另外，沈先生這本書的貢獻不僅為我們梳理了古代服飾史，為我們指點了研究方向和方法。更重要的是，這本書包含的信息量非常大，從中間隨便抽出個詞條都夠我們展開做篇大論文，為我們提供了很多很好的研究素材。所以沈先生常說老祖宗給我們留下的好東西太多了，足夠我們研究好幾輩子的！這也說明中國古代服飾史是一塊有待開墾的富饒的土地，你們年輕人如果踏踏實實地干，一輩子都研究不完。

丁： 跟隨了沈先生這麼久，他的什麼精神、態度對您影響最大？

王： 首先是沈先生獨具的睿智和豁達的胸襟。沈先生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出生在邊遠的湘西苗鄉，年輕時隻身來到北京，在那個年代，完全靠著自己超乎常人的毅力和艱苦卓絕的奮鬥，在文壇闖出了自己的天地。沈先生說「我這輩子只想做個合格的公民。」然而，就是這麼一個簡單樸素的願望，在那個年代卻是最「天真」、最難辦到的。後來，沈先生被人戴了很多不公正的「帽子」，最終不得已放棄文學創作。而他卻又另闢蹊徑，在夾縫中又闖出一片新天地。但是，「文革」時又遭惡劣環境。即便是這樣，沈先生也從來沒有抱怨過，難道沈先生真的無所謂嗎？在我看來並非如此，沈先生是個文學家，心思是很細膩、敏感的。但他非常善良，不管身處怎樣惡劣的環境中，他總是不斷完善自己，默默承受很大壓力；他不管別人做了多傷害他的事，都不去計較，只儘力做好自己。另外，他有很多人生體驗，對很多事情都能夠坦然面對，也知道言多必失的道理，所以當我們想為他辯解幾句時，他總是阻止我們。最後，我覺得是因為沈先生有熱愛的事業支撐著他，不管外面怎麼對他，他總能靜下心來做自己的研究，他知道這些才是最有意義的。

另外，老先生的記憶力超強，先生可以說擁有過目不忘的本事。記得1975年，沈先生帶我和王?先生去參觀歷史博物館，看到一幅社會生活畫《大駕鹵簿圖》，這個殘卷上面有兩千多個人物，是皇帝出行的儀仗，由許多方陣組成，根據禮儀的要求，每個方陣穿的、戴的以及手上拿的東西都不一樣。我們都認真看了很久，回去以後，沈先生就向我們提問，你們看第七方隊，前排人物腰間佩戴的物件是什麼?當時我和王?先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雖然有些許印象，但不具體。而沈先生卻記得非常清楚，一連串說了好多，王?先生記下來一一去核對，完全無誤。

再就是勤奮。沈先生一生手不釋卷，到最後高血壓非常嚴重的時期，視力受影響，他側著眼睛也要讀書。有時他讓我們幫忙查資料，告訴我們哪本書第幾部第幾卷。我們去查，保准在那兒。博覽群書的人不少，但能把具體的、細小的東西都對得上的人寥寥無幾。除了非凡的記憶力之外，勤奮是絕對不可或缺的。沈先生常說：「我是相當蠢笨的一個人，就是有耐煩，耐煩改。」因此，「耐煩、認真」是沈先生反覆強調的工作原則，這是沈先生始終教誨我們的工作原則和工作方法。這句話一直指導著我從事考古工作，我認真了，耐煩了，才有緣得見了兩千多年來的許多寶物，到現在我也用這一條來教導我的學生。

丁： 王?先生是你們「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三人小組成員之一，對於他我們了解的並不多。最近他的手稿《染纈集》出版了，使我們對染纈工藝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您能不能給我們介紹下王?先生及他的主要貢獻？

王： 王?先生協助沈先生工作比我早了20年。當時和他相識時，他已經是考古所技術室負責人了。王?先生的社會閱歷非常豐富，解放前就參加革命，後來參加了抗美援朝，退伍後到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工作。王?先生是一個非常專註、用心、細心又有才華的人。他喜歡畫畫，在朝鮮看到一些沒見過的植物，就畫下來；在朝鮮吃蘋果，他覺得很好吃，就把蘋果核留著，然後寄給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抗美援朝複員時，植物研究所邀請他去工作，而他也考取了魯迅美術學院。王?先生就和沈先生商量，要去哪裡。沈先生認為王?先生去考古所比較合適，後來王?先生就聽從了沈先生的建議，去了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工作。

到考古所後，因為王?先生非專業出身，又僅是小學學歷，就被安排做黨支部書記。但王?先生肯吃苦、愛動腦、動手，從不閑著，靠著自己的鑽研和勤奮做了考古所技術部主任，並且後來成為中國考古領域最具實力、最負盛名的文物保護專家。滿城漢墓的金縷玉衣是他修復的，震驚世界的馬王堆大墓的紡織品考古部分是他主持的，還有法門寺地宮、湖北荊州馬山楚墓等等早期重要的出土紡織品的墓葬幾乎都是在他的主持下發掘的，正是由於他的巧手，我們才得以見到這麼多精美的紡織品文物。

最重要的是，王?先生髮明的「絲網加固法」，我們在文物修復中一直用到現在，並且目前國際上還沒有哪種方法能優於它。在20世紀70年代，中國承接了一個高難度的國際項目——修復阿爾巴尼亞的兩部羊皮書，「二戰」時被埋在地下，埋了25年，腐蝕非常嚴重。當時，阿爾巴尼亞找法國、義大利修復，因為難度高而被拒絕；最終，他們決定送到中國來修，周恩來總理接下了這件工作，中國無償給他們修。所以這是一個重要國際項目，當時由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和化學所承接這個項目，王?先生主持這項工作。他試驗了無數種材料，最終選透明度和韌性都非常好的單根桑蠶絲；化學所同事經過許多試驗，選擇了可逆性粘合材料聚乙烯縮丁醛。這種絲網加固法就避免了中國傳統書畫托裱法的一個弊端，即必須犧牲一面。絲網是透明的，韌度又非常好，既起到了加固作用，又可以看到背面的文字。後來這種方法一直用在我們紡織品文物修復中。

王?先生是個非常用心的人，堅持每天記日記和工作筆記，在工作中有什麼想法、試驗步驟都非常清晰地記錄下來。最近出版的《染纈集》就是把王?先生當年探究染纈方法的手稿、日記整理出來，供大家學習。

此外，不得不提的是，20世紀60年代，王?先生參與的大同萬人坑的發掘。山西大同煤礦萬人坑埋葬的是在「二戰」期間被日軍殘害的中國礦工的遺體。據不完全統計，1937—1945年間，日軍在大同礦區掠奪了1400萬噸煤炭，卻殘殺了6萬多名礦工，這些礦工的遺體就被隨意丟進大同煤峪口「南溝」半山坡的兩個自然山洞裡。當年，王?先生和其他的考古工作人員懷著極度悲憤的心情對這兩個山洞用了科學的考古方法進行整理髮掘。王?先生在發掘過程中做了詳細的筆記，這是考古史上一份血腥而沉重的記錄，然而當年在國內卻找不到願意出版的人，最後是在香港商務印書館付印出版。就是在這次發掘中，因為需要常年在黑暗陰冷的山洞裡工作，還有躬身把一具具乾屍背出來，王?先生由此加重了腎病。這本書，當年香港商務印書館送來了2萬元的稿酬，而王?先生卻將其悉數捐給大同萬人坑紀念館！由此可見出王?先生的高風亮節。

2014年，為了讓更多的人知道這段歷史，我前往香港商務印書館將曾經的書稿經商務印書館特批返回北京，委託萬卷出版公司出版，2014年12月，在首個抗日戰爭國家公祭日到來之際，這部《山西大同萬人坑發掘紀事》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舉行公開發行儀式。或許這也是對抗日戰爭期間死難同胞的最好祭奠，王?先生若地下有知，他會感到欣慰的。

丁： 1988年，沈從文先生離世後，1997年王?先生也走了，曾經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三人小組現在只剩下了您，他們的相繼離世想必對您的打擊是非常大的？

王：1988年，沈先生的辭世對我和王?先生打擊很大，但還好我們兩個人還能互相依靠，互相幫助。但是1991年，王?先生因尿毒症，每周三次透析，離不開北京，去不了考古現場了。所以從那之後很多田野的發掘和室內的整理工作便落到了我一個人的肩上。1997年王?先生也過世了，可以說那時我的兩重天都塌了。當時我受的打擊是相當大的，曾經一度萎靡不振，找不到方向。後來在考古所原所長徐蘋芳先生的鼓勵下，我也考慮明白工作還是要有人做，這個學科也要繼續走下去，我不能讓沈先生開創的事業斷在我的手裡，不能讓兩位先生在地下難安，所以這一路還是磕磕絆絆地走了過來。

我退休之後，2000年，時任首都博物館副館長王武鈺先生找到徐蘋芳先生，希望我出來培養接班人，當時我剛做完膀胱癌手術，但我想紡織考古和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這項事業絕不能中斷，雖然身體力不從心，也依然決定開始帶學生，就在首都博物館，建立起了紡織考古修復隊伍，為建設新首都博物館修復了北京文物研究所發掘積攢近半個世紀出土的紡織品文物。後來2008年，在搶救社科院絕學的學術政策下，社科院考古所的所長對我說：「王老師你別在外邊忙了，還是得管管娘家。」這樣我就又回到了考古所，在這邊又建立起了一個團隊。很多人認為沈從文先生和王?先生過世後，他們的工作班子就沒有了。事實上我和我的學生、助手們都一直在沿著沈先生的方法堅持做到現在。雖然現在我已經74歲了，但還在考古第一線上奔波。我曾經是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團隊里最年輕的一員，而現在我是最年長的。我希望盡我的綿薄之力，為在這條道路上求索的年輕人鋪路，將沈從文先生和王?先生一生奉獻的紡織考古這門絕學和中國服飾文化研究延續、發展下去。

這些年，我帶著我的團隊先後主持了新疆民豐尼雅東漢墓、北京老山漢墓、河南省三門峽虢國墓、湖北沅陵元墓、北京石景山清代武官墓、江西靖安東周大墓、江西贛州慈雲寺塔北宋文物、河北省隆化鴿子洞元代洞藏、遼寧省葉茂台遼墓、江西南昌明代寧靖王夫人吳氏墓、江西西漢海昏侯劉賀墓等多處紡織品文物發掘和修復保護及研究工作。

丁： 您一輩子都在做紡織考古，甚至現在還奔赴考古現場。這麼多年，經歷了這麼多墓葬，有沒有哪些墓給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 當然有了！（談及這個問題，王老師臉上綻出慈祥的笑容，眼中流露出溫和的目光，就像是一位母親驕傲地談到自己的孩子一樣）比如，1996年新疆尼雅東漢墓是我獨立完成的首個大型紡織考古墓葬的工作，我成為中國第一個為木乃伊剝脫層層衣服的帶頭人。

還有2000年發掘的老山漢墓。當年發掘老山漢墓時，原考古所老所長徐萍芳先生早早就給我打過招呼「王亞蓉，您最近可別外出，這個墓隨時會有紡織品出土」。但是發掘到主棺就發現它坍塌的非常嚴重，大家都覺得不會再有東西（紡織品）出來了。結果有一天我突然接到電話要我去現場，原來在兩層棺板之間發現了紅色的、帶有刺繡痕迹的東西，當時我們非常驚喜，說出現朱染的紡織品了，結果後來才發現是棺板上的朱漆染（印）到了紡織品上，因為這麼重的棺板，經過兩千多年的疊壓，棺板內壁髹的朱漆被壓印到了紡織品上。但是這件荒帷的頂飾刺繡紋飾還是很精美的，是一種新的漢代紋樣，是鎖綉工藝。當時這件荒帷的修復工作只有我一人在做，這一件就做了五年！（如圖一）

還有江西靖安東周大墓，唉！這座墓一直是我心頭揮之不去的痛啊！2007年我接受國家文物局專家組的建議，帶隊參加了後來被評為當年「十大考古發現」的「江西靖安東周大墓」的紡織品發掘保護工作。2007—2009年我帶了首都博物館的七名學生一直在工地旁邊糧庫里我們臨時改造的工作室里進行清理髮掘。這是一座很特別的土坑豎穴墓，墓內葬有緊密排列成3組的47具棺木，經人類學家對其出土的人骨進行鑒別，認為她們均為女性，且年齡從15到25歲不等。每天的工作量是很大，很辛苦的，但令人欣慰的是，每天都會有新發現：在清理六號棺時發現了黑紅似漆器般的精美幾何紋錦，它是該批出土文物中精度最好的一件。其經線密度竟然達到了每厘米經線240根！（如圖二）

圖二 江西靖安縣東周大墓出土幾何文錦

先祖們的高超技藝著實令我們驚嘆，這麼高密度的織物在當時是怎麼織出來的？織機情況如何？等等，這座墓帶給我們太多驚喜和疑問。然而，2009年，就在我們第一階段的搶救清理工作進入尾聲，最為重要的關頭對難以處置的紡織品文物的進一步清理保護尚未正式開始時，緊張的工作居然被硬性喊停了，要給大專家看！為了文物，我只能採取唯一可行的保護措施，對文物做好臨時保存，但不想這個「臨時」居然持續了三年。直到2011年，國家級考古、保護界專家現場會召開，認為仍然需完成最重要的五具棺木中紡織品文物的清理工作，再次報批方案仍由我來完成。可棺木離開地下已經三年了，沒有了密閉的埋藏環境，未獲及時搶救的脆弱衣物怎受得了這樣的消磨？

我認真了、耐煩了，有緣得見埋藏了兩千多年的寶物，當時是那麼的快樂與欣慰。已過古稀的我拚命伺候著它們，那麼多年輕的雙手陪著我一起不計寒暑、毫無保護地浸入清理屍身所需的2℃的水中，我們卻只是感覺到幸福與責任。文物不能得到及時的搶救，東周的衣式毀掉了！如今，我的自責與鬱結比任何時候都要強烈，我想或許正是我還不夠努力，還有那麼多人對紡織品的搶救保護工作的緊要性與責任感一知半解，才導致了這個遺憾的發生。靖安的工作，我會帶著學生們繼續儘力去補救。同時，對於紡織考古的總結與整理，對於服飾文化的研究與拓展，我會更加地不遺餘力，我必將以自己所剩下的全部心力與時間去讓下一個「靖安」得以保全，不讓我切身所痛之事再有發生。

丁： 這件事情也是我們國家的遺憾，是不可挽回的重大損失！那麼現在您及您的團隊在做什麼工作呢？

王： 我目前在中國社科院紡織考古部帶領著一個年輕團隊，從考古現場的發掘、清理、提取工作，到紡織文物實驗室的保護修復工作，再到對文物進行實驗考古學的研究，我們都在進行，力求做到考古、科研、生產、教學相結合，使我們國家的服飾、紡織文化及其研究工作傳承、發揚下去。

自08年這個紡織考古部建立，我們已經完成了很多項目，比如，從2006年開始，一直到2011年才結項的江西贛州慈雲寺塔出土文物的修復工作。2006年，贛州市博物館在對慈雲寺塔進行整修時，發現在塔的四層有個暗龕（天宮），裡面雜亂堆放了四百餘件文物，有紙、絹書畫，青銅佛像，泥塑佛像，木雕佛像等，屬於佛教瘞埋的文物。這些紙、絹文物糟朽不堪，已經碎成有小到指甲蓋的殘片，當時博物館的人一籌莫展，後來有人說國內只有王老師能做這個事，所以就請我過去。對這批文物的修復用了5年時間，期間我們用考古類型學的方法對這堆殘片進行挑選、分揀，再根據畫意進行拼圖，最後修復出了30張北宋供養畫、木佛泥塑造像19件。這個過程就需要做到「細心、耐煩、認真」。這批材料非常重要，屬北宋早期的文物，並且這些供養畫中提供了很多前所未見的題材，連宿白先生來看，都直呼「看不懂，看不懂」！（如圖三、圖四）

圖三 江西贛州慈雲寺塔出土文物

圖四  江西贛州慈雲寺塔出土文物細節

還有2009年我開始對遼寧法庫葉茂台遼墓出土的紡織品進行第二次修復。為什麼說這是第二次呢？這個墓是在1974年發掘的，當時這些文物出土時也是非常糟朽，層層疊壓在一起，根本分不清楚，並且觸手即碎，織物碳化較嚴重。但儘管如此，文物上面的金線還熠熠發光，這是緙金織物，並且用的是扁金線，非常特殊，以前我們見到的都是圓金線，這些織物的織造技術是很高超的，同時從該墓出土的其他隨葬品可見出這座墓的規格之高。因此，這些紡織品一直被暫時放置在庫房裡，沒人敢隨便動它。（如圖五）

後來陝西扶風法門寺唐塔地宮的發掘，出土了一批狀況與之類似的文物，為我積累了經驗。1992年我又一次來到遼寧處理這批文物，當時的條件非常艱苦，博物館根本沒有經費，我的食宿首先就是個問題。但是時任遼寧省博物館館長的徐秉琨先生讓我住在他家裡，我就在他家客廳的沙發上睡了一個半月，徐夫人照顧我的一日三餐。就在這種條件下我對這批文物進行了一次簡單的分層、揭取工作。時隔多年，2008年我又開始對這批文物進行第二次修復，目前修復工作已接近尾聲。

還有2010年開始的修復保護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館藏的唐至五代時期的七十餘件（套）絲織文物，目前已經結項，這些文物現在在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館裡進行展陳。（如圖六）

2001年，江西南昌市發現一座明代寧靖王夫人吳氏墓，墓中出土了六十餘件（套）絲織文物，這批文物非常精美、完整，對研究明代服飾提供了寶貴的資料。這批文物最早在中國絲綢博物館進行保護修復，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問題，現在在我們這裡正進行二次修復。（如圖七）

2007—2009年，我受國家文物局的委派，主持了江西靖安東周大墓紡織品文物的發掘清理工作。現在我們將這個大墓的5具棺中的絲織品取回到實驗室里進行保護。

2012年，我們修復了一件山東日照出土的西漢荒帷，這件荒帷和2000年我做的北京老山漢墓的荒帷非常相似，同樣都是鎖綉。此外，還有山東齊故城出土的幾件戰國絲織品殘片，這是北方地區唯一一批戰國絲織品，非常珍貴。北方墓葬由於其埋葬的地理原因，很難保存下絲織品，戰國這麼早的絲織品能保存下來已是非常難能可貴了。目前我們也已經將其修復完成。（如圖八、圖九）

圖八  山東日照出土西漢荒帷頂部鎖線紋飾修復前

圖九  山東日照出土西漢荒帷頂部鎖線紋飾修復後

考古發掘和文物保護方面，現在有兩個工地：一個是北京房山琉璃河明代宦官墓；還有一個是國家級的發掘項目——「江西新建墎墩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從2014年到現在，我和我的團隊參與被定為世紀大發現的「江西新建墎墩西漢海昏侯墓」的發掘工作，我是這次「考古五人專家組」成員之一。

除了這些發掘項目外，室內修復也有好多項目。現在正在做的有江西寧靖王夫人吳氏墓的修復和元代梳妝樓出土紡織文的修復。

另外，我現在還在努力申請一個國家項目——「建立中國歷代服飾文化博物館」。中國有很多博物館，也有很多類型的博物館，但是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國家層面的「歷代服飾博物館」，不得不說這是個遺憾，也是社會文化的一個重要缺失。沈先生還在時，就常提到建個「中國歷代服飾博物館」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他說像做馬山楚墓出土衣物的複製工作一樣，每出土一件成熟的作品，我們就做一件，這樣，積累起來，弄個屋子擺起來，就是個歷代服飾博物館！就是這麼儉樸的願望，由於種種原因，老先生臨走也沒有看到它的實現。這麼多年來，我一直遵循老先生的指示在做，對經典的服裝進行復原。現在我也已經過了古稀之年，看著至今這個博物館還沒有頭緒，心裡很著急、難過。

丁： 您帶領這個年輕的團隊已經取得了碩果累累的成績，是國內首屈一指的紡織考古專家，您能否告訴我們，對於紡織文物的保護與研究，哪一步是最重要的？

王： 紡織文物的提取、保護與研究，每一步都很重要！但是考古現場的提取是最重要的，而且文物的研究工作也是從現場發掘開始的。第一步做得好，也是保證後面工作能順利進行的重要一步，更是在後期研究中第一手資料獲取的關鍵一步。

每一件文物最重要的信息都在現場，包括它的出土位置、顏色、服飾結構、穿著方式等等，這些都是後期研究中最關鍵的一手資料。特別是顏色，棺內環境在幾千年中是穩定不變的、封閉的，可以很好的保存織物原有的顏色。然而，棺蓋在打開的短短几分鐘後，由於和外界環境、空氣的接觸，織物曾經絢麗的顏色會因氧化逐漸退掉，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另外，現場的提取方法非常重要，如果方法不得當，文物不僅會受到損害，甚至會就此消失。

丁： 您之前提到了「實驗考古學研究」，能給我們解釋一下這是什麼研究方法嗎？

王： 「實驗考古學研究」的概念起源於美國，是考古學的一種再現文物歷史面貌的方法。顧名思義，它主要是運用實驗手段複製文物，運用同古人一樣的工藝和材料，以便更直接詳細地了解古代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及思維過程。在大量實驗的前提下，建立古代人類的行為模式，以便較準確研究古代生產力等。這種研究模式最早在美國是運用於石器研究領域的。

1993年，在北京大學新建的賽克勒博物館開幕時，現場英國艾蘭教授提到我研究馬山楚墓深衣的工作，問我衣服是否還在，讓我趕緊回去拿複製的那件衣服趕來給哈佛大學的台灣教授張光直先生看。張先生驚訝地看了半天，最後張先生問我說「你知道你做的這是什麼工作嗎？這是在服飾領域做的實驗考古學研究！」並給我講述了這個研究在美國如何從研究石器開始的，還鼓勵我：別停頓努力，一件件做下去，將來擺起來，就是中國歷代服飾文化博物館。

只有動手去做，才能發現問題，才能研究的深入，實踐的過程就是研究的過程。上世紀八十年代，最初我萌生復原這些文物的念頭就是因為在發掘馬山楚墓時，我發現內棺出土的很多件衣服，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在腋下都嵌著一個方片。中國曆朝歷代服裝都是平面剪裁、平面縫合，很整齊，但是這批衣服，每件在結構上都嵌有一塊方片，這樣的結構肯定有某種穿著功用，卻沒有先例可以遵循。單純畫圖，解決不了研究這個結構功用的問題。並且，這些衣服出土時質地已經很脆硬，根本不能穿著，有些衣服的後背部已消失了，剛出土的時候顏色還很鮮亮，出土後就逐漸變的灰暗了。在這種情況下，不管是對外展覽，還是作為資料，呈現出來的就是這麼一件件破破爛爛的衣服。我當時特別想知道這些衣服的原貌到底是什麼樣的，所以就想把它複製出來。（如圖十）

圖十  馬山楚墓出土N10鳳鳥花卉紋綉淺黃絹面綿袍實驗考古研究成品

而這些衣服的復原著實費了不少力氣，其中的艱辛在這裡就不多說了。在復原的過程中我們確實解決了很多問題。比如在復原N9龍鳳虎紋綉單衣的過程中，所用的硃紅色綉線是用礦物顏料硃砂著色，採用天然卵黃乳化劑與黏合劑——熟桐油混調，再加研磨得極細的硃砂顏料製成色漿，以揉染法著色，絲綢與硃砂的重量比約為1:1，高飽和的塗染著色可達1:3。（如圖十一、圖十二）關於硃砂染色，王?先生1973年以來做了多種試驗。還有一些染色方法，平時知道怎麼染就行了，但這次要真的實踐，還是反覆做了很久。

圖十一  馬山楚墓出土N9龍鳳虎紋綉單衣

圖十二   馬山楚墓出土N9龍鳳虎紋綉單衣局部

馬山墓中的衣服領緣內、外都附有釘縫在上面的紋飾精美的絲質窄帶，類似現在的護領或男士們使用的各色領帶。這種窄帶在馬山墓中共出土了四種，而尤以N10鳳鳥花卉紋綉綿衣上的最為精美。這條帶子寬6.8厘米，花紋單位長17厘米。（如圖十三）最開始經多方探討，認為其定名為「絛」較好，在考古報告中也是這樣寫的。但我們在複製時就發現了問題，當時請南京雲錦所用織錦方法去復原，根本做不出來與文物正背結構都一樣的織物。正面好像可以做，但是背面的結構不對。後來我想這會不會是綉出來？於是我就先自織一條帶子，帶著綉娘按繡的工藝，依意匠圖來做：先織一根與文物等長寬的帶子，染成咖啡色，再數著布絲一針一線地綉出來。最終將其復原出來了，與文物的工藝一模一樣，因此還發現了一種失傳的新的綉法，我稱之為「納縷綉」。僅這個領子就需要一個成熟的綉工用半年多的時間才能完成。（如圖十四）

圖十三  馬山楚墓出土N10鳳鳥花卉紋綉淺黃絹面綿袍

圖十四   馬山楚墓出土N10鳳鳥花卉紋綉淺黃絹面綿袍實驗考古研究成品

此外，在復原的過程中我也終於弄明白了這些衣服的特殊結構，它們在腋下鑲嵌了一個方片，文獻上稱之為「小腰」。這樣的衣服上身後，腰部會自然收斂，胸部前聳，結帶束腰，「下裳」部分即作筒裙狀變化，「上衣」即呈現自然立體。所以，後來英國學者威爾蒂看到後評價說這是中國在兩千多年前就用平面剪裁做出了立裁的效果！

這麼多年來，這個實驗考古學的研究方法我一直在使用，也指導著我的學生們用。在首都博物館工作時，我們還復原了定陵出土的孝靖皇后灑線綉百子衣（如圖十五、圖十六）和萬曆皇帝十二章緙絲袞服（如圖十七、圖十八）。

圖十五  孝靖皇后灑線綉百子衣

圖十六  孝靖皇后灑線綉百子衣複製 

圖十七  萬曆皇帝十二章緙絲袞服複製正面

圖十八  萬曆皇帝十二章緙絲袞服複製背面

丁：您提到的實驗考古，它進行的工作是似乎是和生產實踐相聯繫的。那麼能否請您具體談談服飾文化以及紡織考古是如何影響我們的生產、生活的嗎？

王：我一直提倡，我們的工作要力求做到考古、科研、教學、生產相結合。以紡織服飾為核心的中華服飾文化在數千年的悠長的歷史發展中，一直同中華禮儀、藝術、農業、科技、國際經貿、文化交流等許多方面融合，編織出了燦爛輝煌中華服飾文化。先秦時代，較為成熟的服裝制度就已經出現。得體的按照制度身著特定色彩、紋飾和材料的服飾不但是身份與財富的象徵，更是對他人的尊重，也代表著自己的文化修養和審美趣味。封建時代，宮廷貴族追求服飾的華美，不計成本，促進了紡織刺繡技術的發展；而充滿智慧與創造力的的民間大眾又探索出新的技術和紋樣，進而影響了「上層社會」對於服飾的審美。可以說，服飾文化與每個人都息息相關，是從生活中來的，對於服飾的審美追求也從來都和生產、生活緊密相連。

沈先生一直有「中國人穿中國衣」的心愿，這也是作為中國服飾研究者的我的心愿。但令人惋惜的是，幾千年代代傳承的服飾文化在當今中國似乎已經奄奄一息。我看到年輕人中有一些漢服社團、小組，但在實際社會生活場景中，我們卻仍然沒有可以廣為適用、合乎制式的中式禮服、常服、休閑服。很多時候即使有中國傳統服裝，也注意不到那些精髓的東西。現在我們所穿的服裝幾乎完全被西化，穿洋裝，追各種大牌。有人曾告訴我在出席某國際會議時，埃及、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家代表都穿著自己國家傳統的服裝，然而，作為「衣冠大國」的中國的代表們，卻身穿各種國際大牌，是國際服飾的雜牌軍——這種文化缺失現象更使對於中國服飾文化的研究顯得格外重要。我希望更多的人可以認識並了解中華傳統服飾，並把它帶到真實生活當中去。作為一個服飾文化學者，我也希望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國家代表們發揚傳統文化，身著中國的傳統服裝出現在國際舞台之上。

設計中國國服先要從中國面料入手。我國古代的紡織技藝曾是世界領先的，但至今很多都失傳了。古代「事死如事生」的傳統，讓一些紡織品得以幸運的保存下來。1972年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顏色鮮明的絲織品震驚世界，就是因為用事實證明了以前只在文學作品裡讀到的、我們古代輝煌的絲織技術。但現在我們的生產、研究可以說是滯後於我們的傳統文化，而且在中國各類傳統文化中，紡織文化和技術幾乎是斷的最徹底的。2014年APEC會議領導人所著的宋錦，實際上還達不到古人宋錦的高度，最多算是仿宋錦。這種斷層首先是清代閉關鎖國導致的，而之後，在上世紀20年代，日本一方面在其本土保護傳統技藝，另一方面，社科院的劉克祥研究員在他的研究中提到，日軍在二戰中有意破壞中國絲織製造業。因此到了新中國成立之時，紡織行業可以說是百廢待興。

現在，我們的國家強盛了，在科研、教學、生產中，應該努力尋回古代技藝，復原古代技藝。比如羅的織造。羅曾是中國古代帝王、貴族專屬的夏季面料，其透氣性、裝飾性都非常強。我們出土的戰國文物，整件衣服繡的底料就是非常細的菱紋羅等，非常瓷密。但現在即便想複製，我們連底料都沒有。羅的織造手法非常難，加上織機已經失傳，我們古代有十幾種羅，現在只能織造很簡單的幾種。因此，近幾年，我一直和蘇州一些工藝大師在探討、研究、復原古代羅的工藝。

還有就是2007年出土的東周織錦，是紡織考古實物中最精美的之一，雖然距今已經兩千六百年，但一公分內保守的說有240條經線，可以代表當時紡織品織造的水平。要織出這樣精度的錦，養蠶繅絲的工藝一定達到了非常高的水平，這樣的錦現有的現代機械織不了。所以07年挖掘出土之後，我也一直在和技藝傳承人一起研究，嘗試複製。還有就是以前最早的織錦都是經錦，也就是經線起花，但現在所有的織錦都是緯錦，因為經錦比較麻煩。所以我們在四川丁橋織機的基礎上增加了綜片，可以比較好的將經錦複製出來。社科院創新工程，連續兩年，一個幾何文錦，一個狩獵文錦，都已經複製成功。

沈先生一直提倡「古為今用」，他認為研究和保護是繼承範疇，更重要的是發展，在發展過程中，工藝技術不能丟。中國人對服裝穿著的理念、色彩的應用以及禮儀方面，不僅要保持自己的傳統，又要有時代的氣息。我國歷代的服飾傳承就是這樣，一方面保留前代的精華，同時也融入新的元素，形成當代的服裝。我們需要國服、禮服，所有的服裝都應該有中國元素，但也需要緊跟時代潮流，適應社會發展。比如現在有些學校設計的漢服完全遵照以前的服飾剪裁，這是不科學的。因為服飾也是有自己的演化過程，有自己的時代元素，也是與時俱進的。我們現在提倡中國服飾，不是復古，應該是既要保存中國服飾元素，同時還要融合時代元素，二者要結合起來。緊隨經濟和時代發展步伐，既有中國元素，又有時代元素，才是可行的。

自黨的十八大會召開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中國夢」的指導思想和執政理念，這其中也包括中華民族偉大服飾文化的復興。尤其是總書記提「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也許可以重新喚醒人們對於中國古代紡織品特別是服飾文化的關注和喜愛——這既是傳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增強中國軟實力不可忽視的內容。

丁： 謝謝王老師！最後能不能談一下，您對紡織考古這個工作、這個學科未來的發展有什麼期許？對我們這些年輕學子有什麼要求？

王： 其實，有不少紡織品文物都亟待修復，這是非常緊迫的一項工作，所以希望不管是民間人士，還是國家層面，能認識到這項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給予一些支持。否則，這些出土文物經過長時間的存放，受到溫度濕度的影響而劣變，當想搶救的時候，可真就來不及了。

我們的人太少，任務量太重，工作根本做不過來，只能穿插著進行。我這裡的年輕人都是本科、碩士畢業，是一群對這個工作非常熱愛，不怕累、不怕臟、不怕苦、不計較名利的孩子們。他們都是我親手帶起來的，就像帶自己的孩子一樣。我是真心待他們，把一些關鍵的技術傳授給他們，所以我很珍惜這些年輕人，他們也很珍惜我。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輕人能認識這個學科，喜歡上這個工作，並能全身心地投入到這裡面來，把沈先生開創的這個服飾研究的事業繼續下去，為國家做出切實的貢獻。

遺憾的是，至今紡織考古的學科還沒有建立，這麼多大學還沒有一個和我們這個專業對口的學系。因為這個專業需要的人才，要掌握基本的考古常識，要有起碼的各類織物組織的辨識能力，還要對服裝的裁剪、設計及加工服飾的各種刺繡工藝以及印染工藝的基本了解。服裝離不開紋樣和色彩，這方面的辨識基礎知識也要簡單掌握。對一位學子來說這些需要經過本科、碩士、博士的專業學習才能基本掌握，畢業後才能有條件步入這個領域較從容的開始工作，這是我幾十年的一點感悟。

中國的紡織服飾文化研究和實業的振興，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不是照搬已然朽損的文物，也不是粘貼輝煌的片斷。紡織服飾是活生生的，它們是點點滴滴積累起來的，對它們的研究與再興也只能踏踏實實地去積累。它不是一個本科、一個博士的學習就能擔當的起的，但是卻需要學子們去經曆本科的普及學習，碩士研究生的積累總結及博士甚至一生的鑽研求知。文化需要真真實實、踏實肯乾的人來繼承和發展，國家需要能繼承、研究，有真知實踐的科研梯隊。於別人我沒有什麼要求，但我們國家與文化的未來卻著實落在你們的身上。

註：本文原文於2016年9月發表於《藝術設計研究》雜誌總第七十三期。

走進北京服裝學院民族服飾博物館

北京服裝學院民族服飾博物館是1988年開始籌辦，2000年經北京市文物局批准正式成立的，是中國第一家服飾類專業博物館，是集收藏、展示、科研、教學為一體的文化研究機構。旨在服務社會，為教學、科研提供專業化資源，成為民族服飾文化的基因庫。向世界傳達中國文化的豐富和厚重，成為中國服飾文化交流、研究的良好平台。

民族服飾博物館現有展廳面積2000平方米，設有少數民族服飾廳、漢族服飾廳、苗族服飾廳、金工首飾廳、織錦刺繡蠟染廳、奧運服飾廳、圖片廳等七個展廳，還有供教學及學術交流活動使用的多功能廳以及可以與觀眾實現互動的中國民族傳統服飾工藝傳習館。

民族服飾博物館收藏有中國各民族的服裝、飾品、織物、蠟染、刺繡等一萬餘件。還收藏有近千幅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拍攝的極為珍貴的彝族、藏族、羌族的民族生活服飾的圖片。

博物館積極開展民族服飾文化與現代設計教學和科研等活動。從服飾文化研究，服飾設計研究，服飾技藝傳習等方面，探索博物館研究與教學實踐、設計實踐相結合的新思路、新途徑。博物館設有民族服飾文化方向碩士點，也是學院博士項目的科研、實踐基地。

民族服飾博物館向社會公眾免費開放。已被正式授予「北京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北京市科普教育基地」、「北京市青少年外事交流基地」的稱號。為傳承、創新、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發揮重要的作用。

北京服裝學院民族服飾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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