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義：是歷史主義的，還是古典的？

2018年的施耐德教授（Axel Schneider

——施耐德教授講座聽後感

剛剛從思勉高研院的人文講座散場，趁著從講座里攜帶出的一點餘熱與冷思，我準備為之寫點東西。這次講座題目叫：「近代中國保守主義的困境：冰冷的現代性與遁入特殊性」，主講人是德國哥廷根大學的施耐德教授（Axel Schneider），講座由許紀霖老師主持。

施耐德教授看起來很有活力，儘管基本上是光頭了，且剩下的頭髮都有點全白了，但仍舊氣宇軒昂，不見老態；那雙藏在眼鏡之下的眼睛，看上去也是那麼炯炯有神，睿智四射。如果不是他在講座中講到自己，誰會想到他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就來到了台灣學習三年中國史與東亞政治呢？（1984-1987）我估計他與許老師是同齡人，甚至可能不比許老師小。（待查）儘管年齡不一定代表深度，但至少可以代表某種閱歷。看他的學行經歷，還有聽他在講座中講現代性，以及他一帶而過對德國與中國的觀察之語，我發現他這個人真的是不簡單，說話平實，要言不煩，很能抓住關卡或要害所在。儘管到目前為止，他只有一本代表性著作問世，即《真理與歷史：傅斯年/陳寅恪的史學思想與民族認同》；但我相信，他比國內一些研究近代思想史的人頭腦要清醒利索多了，而且要視野有視野，要深度有深度。更為難得的是，他一口流利的漢語，甚至比著急起來說普通話的我好多了。真的令我愧由心生，敬從中來。

如果用最簡單的語句，來表達施耐德教授的這次講座的問題歸要，我大概想到的是以下幾點：

1）何謂保守主義？何謂現代性？

2）保守主義的類型。

3）保守主義在近代中國以降的二律背反與內在張力。

關於何謂保守主義，施耐德並沒有給出一個詳致而精確的界定。他只是非常泛泛地說，這個概念在不同的人、事或地方那裡，都有不同的說法，呈現了不同的面相。試圖抽出某種本質性的共同特徵或內在規定，好像有點難。它甚至和浪漫主義與民族主義（國家主義），都有牽連。比如，在19世紀初，在德國被法國的拿破崙佔領之後，德國的民族主義或世界歷史時刻才得以出現（某種稱作「歷史主義」的東西在這裡也得以產生，包括後來「歷史的終結」才被提上具體的議題日程和思想視野上來）。這個時候，很多德國人才知道要保守住某些被稱作「德國」的東西。不管要保守什麼，這個保守行為或主義來源，都伴隨著破壞與喪失，分離與背棄。概言之，保守主義是近代的產物，是遭遇了現代性降臨的一個反彈（「反對」或「反感」）。

換言之，保守主義與現代性是一體兩面。它的肇生，離不開現代性的刺激，也構成了對現代性進程與後果的一個反應。但現代性是什麼呢？施耐德教授重點講了他所理解的現代性。（他在這裡提到了他讀海德格爾的經歷）他認為，現代性的主要特徵有三點：1）對象化；2）主體的自我授權；3）戲劇化。說起來並不複雜。這三點都可從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開始。「我」的出現有一個大的背景。這個大的背景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那個時候直到中世紀結束，人們的宇宙觀是神-人-宇宙合在一體的。施耐特教授提到，古希臘其實並沒有凸顯人（我），還是強調一個整體，比如城邦生活。這個「人」，或者「我」，是到了文藝復興、尤其經過以後的啟蒙運動後，才得以大顯。其間起主要作用的就是「理性」這個東西。人藉助理性，把「我」凸顯了出來。我可以分主客體，把這個世界當作某種關照與處理的對象來看。於是才有對象化，才有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才有了人與上帝或諸神之間的「距離」（這個詞是我特別加上、標誌的），才有了某種關於世界的「世界觀」。

按照我以前的閱讀經驗，馬克·里拉以及查爾斯·泰勒，都曾指出了現代性（包括政治）的一個根本特徵叫：「大分離」或「大脫嵌」。就在這樣的狀態下，人才得以有了施展或發揮自己的空間，可以藉助理性為自己與社會立法。也就是自我授權。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以前沒有人可以是上帝的。總之吧，自我把自我從某一個意義整體或規範（最高價值或形式載體）那裡分離開來，確立並實現了某種其實很誇張的自我理解與自我規定，這件大事對於西方與現代性非常關鍵。我們知道，最後理性走向了非理性。這才有了尼採在《快樂的科學》中藉助一個「瘋子」的口宣稱：上帝死了。其實，是這人瘋了。按照韋伯對現代性與資本主義社會的觀察與判斷，非理性甚至成了理性化（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一個證明或延伸。至於價值相對，或者諸神之爭，其背後還是因為自我這個主體對自己的反動，分裂與擴張所致。簡言之，主體的理性自己hold不住自己了。但不管怎樣，自我還是自我的授權人。無論造什麼果，他造的只有他自己去吃。

至於「戲劇化」，施耐德教授提到了他比較在意的一本英文書，由於關注點不在這裡，我當時沒有抄寫下來，這應該是失學之舉。他以一個人走路別彆扭扭的樣子為例，說人由於太過於在乎自我，以至於不知道怎麼安排自我（日常），讓自我自然了。有「自」，才有「然」。這就是一種戲劇化的表現。進而言之，人們把自己當作一個在舞台或戲劇中的一個角色來看了，搞的自己很分裂、扭曲或走樣，無法實現自我的統一與和諧。他認為這也是現代性的一個特徵。我替他轉寫一下，即，自我開始具有表演性人格了，自我喜歡通過外在表現來表達自我。想想現代性中的人們，如此在乎自我表現，喜歡被觀看、偷窺、自慰、意淫、手舞足蹈與大聲歡呼，我們就可以理解施耐德教授這個用詞了。如果再進一步說，這個現代社會或世界，就是一個大舞台。無論它上演什麼戲目，裡面有一個主角，都叫「自我」。

但這個「自我」如何與保守主義聯結在一起呢？很簡單。我舉個例子說：本來我們以前都屬於一個大家族的成員，如今，這些成員紛紛自立門戶，甚至數祖忘宗，認為自己不必再回到以前的那種集體或整體狀態（令人壓抑的、不是真正在家狀態的、沒有自由與平等可言的）。換言之，以前那些在這個大家族懷抱中的孩子們，都成人了。一個個都離開了，不僅開眼看世界，還走向了世界，甚至有的一去不回頭，有的甚至帶著外人回來要拆解掉過去的那個已舊不可守的大家庭。伴隨著自我的主體性的凸顯與分立，很多東西都得不到保守了，也因此有很多東西值得去保守，不能丟失。於是，這就產生了兩種保守主義類型。施耐德教授把它們稱為：古典的保守主義與歷史主義的保守主義。

我舉的上面的這個例子，可能是保守主義的第二種類型。為什麼這麼說呢？歷史主義的保守主義，強調的就是某個時間段與地方性的東西。這些東西，帶有某種基於過去傳統規定與傳承的特殊色彩。如果沒有它們，我們就找不到意義的歸宿與價值的載體，更無法得享安全與秩序、規則與認同，趨向同質化或扁平化（線性觀）。如果按照德國關於歷史主義的傳統（可參見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梅尼克的《歷史主義的興起》等），以及波普爾關於歷史主義貧困論的說法，這種歷史主義的保守主義，其實是不喜歡「試錯」的，它不能超越時間，也無法離開某種空間載體而抓住真理，進而有能力去擺脫自身所處歷史環節的理解，走向世界歷史與世界精神。（施耐德這裡還提到了對福柯的一個判斷挺有意思。他說，福柯這個人其實也是個歷史學家，他的歷史感與歷史性視角是很強的。）這就有一個決定論或限制論的問題。按照我的理解，如果一種東西或一個人，被某種東西所決定或限制，且這種決定或限制不是出於公共或普遍性，更不是出於對自我的發展與個性的尊重，那麼，它不過是一種如羅爾斯所說的「脆弱的共識」；就算其具備某些力量或意義，這種力量或意義也是不大的。從這一點上看，中國近代以來包括今日看似生機盎然的保守主義者，都無法逃出歷史主義的樊籠。一旦自我又重新變成「他們」（以前的「我們」），文化或政治的主體性被擴大或伸張，那麼，自我或主體，就可能演變為民族主義者或國家主義者。自我若強行回到它那已經發生嬗變的寄生體，對彼此雙方都是有害的。

而古典的保守主義者，試圖保守的是一種永恆而絕對的價值。其間有些明智的人，知道那個價值載體再也無法昨日重現了，但他會覺得，那個永恆而又絕對的價值，必須得到保守下去。如果不是這樣，自我就會異化，就會丟失掉靈魂，成了某種行屍走肉的東西。可以說，「價值理性」是古典保守主義的一個試圖伸張的特質。在這一點上，像昆廷·斯金納，甚至某種意義上的阿倫特等共和主義者，做的很好。因為他們知道，在自由主義之前的自由，可能別有一番意味。而這個意味，恰恰是與自我的某種高貴的責任感（本真性與相關性，或許還有有限性與構成性）聯繫在一起的。在這一點上，英國的保守主義者埃德蒙·柏克在《法國革命論》中，談到法國革命及其攜帶的某些哲學觀念帶來的破壞與暴力時說：

「這種野蠻的哲學乃是冷酷的心靈和理解混亂的產兒，並且它缺少堅實的智慧，正有如它缺乏一切的鑒賞力和優雅感；根據它那方案，各種法律就只有靠它們自身的恐怖以及靠每個個人根據自己個人的計較在其中所可能找到的、或者是從自己私人利益中所可能付與它們的關切來加以支撐了。」（中譯本第103頁）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古典的保守主義者所保守的價值，所反對的工具，到底是什麼了。之所以說它是古典的，就是因為，這裡面有一種哈耶克所說的「自生自發的秩序」及被稱作自由與責任的東西。如果再將古典推得遠一點，那麼，我們稱作古典的東西，或許就是自然法，或由此而要求的人的自由精神或習性。其中有美的力量的自然分布，有優雅與榮譽，有勇敢與節制，也有合乎自然正當性的法律制度。其實也就是一個分在。如果按照柏拉圖在《理想國》里的意思，就是什麼東西放在什麼地方，什麼人幹什麼事，什麼事按照什麼樣的法去做，秩序紋絲不亂，時間按部就班，空間有理共占共享。在這種意義說古典的保守主義，我們就可以知道，今日中國的保守主義者，能得永恆與唯美、秩序與格調、時間意識與精神現象學的人，其實少的可憐。有一些把施特勞斯當作西來佛祖的人，他們要保守的與其說價值，不如說工具，讓其西來意變成了某種待價而沽的東西。與其說他們想回到起點重新開始，不如說他們從來就把目光釘在了眼下，意圖以過去來換取現在的利益與話語支配權，或者說教化的軟權力。古典價值在他們的教化中成了某種可以被交易的東西。而成為某種好人，有保守的好人，這無疑是一種自欺欺人。

最後，我們終於可以旗幟鮮明地來以此說中國的保守主義。施耐德教授對此語焉不詳。他這個老外，看起來是個真正的中國通。他好像很懂中國智慧，知道有些話不能隨便說說，更不能不講場合地去說。他只是說出了他對中國當前的「國學熱」，以及現在一些所謂新儒家復興的一個結論性的判斷：他們往往都是文化民族主義者，而不是文化保守主義者。而關於近代中國保守主義，他只是提到了梁啟超、章太炎，還有梁漱溟、張君勱、柳詒徵少數幾個人名。他說他們都比較複雜，是否保守，哪種意義上的保守，也不能一概而論。

在提問環節，我問了他如何看待陳寅恪先生。他說陳是個特例。我們知道，陳寅恪先生在國外待了18年，他是懂西方的。但正因為他懂，所以他才反對西方很多東西，試圖守住中國的文化本位。不過他又知道，有些東西是不可能保住了，比如三綱五常。施耐德說，如果陳寅恪是個保守主義者，也是個「絕望的保守主義者」（還是特殊的，非真正的）。我用陳寅恪先生堅守的曾（湘鄉）張（南皮）的「中體西用」說，以及他把西方的進入類比佛教北傳，試圖去化他者的進路，來說他是個真正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對此，施耐德教授依舊是不能全部同意的（施舉例說，在陳的著述中，幾乎沒見到他反科學。至於由科學或進步帶來的某些方便，他也無法拒絕的。他只是對政治沉默地反對，但又無能無力，無可奈何地去做一個悲哀的文化遺民）。

我後來在他演講後，又追問他如何看待「體用論」這樣的一個方法論範疇或解釋框架，他說，這是有問題的。「用」畢竟進來了，「體」如何能不變呢？只要「用」這一方大顯，就可以突破「體用論」。這正是我想要的答案。或許，用「體用論」來衡量保守主義，是不恰當的。可嘆的是，今日那些大言鑿鑿的中國保守主義者，還看不破這一點。（在這一點上，我堅持古今一體，中西並用）中國如果有其「體」，這個「體」或許自佛教傳入那時，已經發生某種嬗變了，何況在近代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試圖守住這個「體」，也不問這個「體」自身咋樣了，能保守出什麼呢？想到我前天參青原行思「聖諦都不為，何有階級」的話頭，我知道，世間法已經大變了。有些被保守或固化的東西，遲早會損壞其原有的教旨或本原，不得不接受「創造性轉化」的命運，不然就不會有生機與新意，更無法將傳統發揚光大下去。我看到，當前，大家爭之甚也。但都是小爭，因私而爭，為爭而爭，大爭大顯還沒有最終到來。如果保守主義是真的，有其必要，那也要看，他們保的到底是什麼了，能保住什麼？我們是要徹底地遁入特殊性？還是與世界一起去完成現代性未完成的事業，讓它閃現出一點溫暖而不是冷冰冰的光芒？這些始終都是問題。

話說，在施耐德教授來ECNU做講座之前，我就從師友那裡，及早得知了他的訊息。當時，我對此很是期待。現在證明確實不虛一聽。他那些議平而識遠的話，至少加深了我對近代保守主義的理解，佐證了我對今日中國保守主義沉渣泛起、虛有其表的一點判斷。我還提前為之寫了一首打油詩（我在講座提問環節中還讀了它，不無拉風與賣弄之嫌），現在放在下面，以此結束我關於這次講座的心得體會：

近水樓台先撈月，遠見之眼屬他者。

外來和尚好念經，自身有短何以說？

文化神州喪家犬，體用不破悲寅恪。

智勇二字皆亂書，困境必需大爭破。

2015年9月18日晚，念茲在茲於滬上霞秀景飛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