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說梁啟超

06-01

漫說梁啟超

(2011-01-09 16: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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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梁啟超

散文

和運超

文化

分類：香草天空（文字、心情）

漫說梁啟超

文和運超

記得有前人說過，在晚清時期，梁啟超（1873-1929）的地位其實有些特別。在啟蒙民眾思想的作用上，梁啟超承前啟後，毫無疑問是一個繞不開的人物。要說起他的學術建樹，更像百科全書，他在哲學、文學、史學、經學、法學、倫理學、宗教學等領域均有造詣，足以讓後人眼花繚亂。不過，他有一個比較值得玩味的特徵就是他研究旁人的東西很多，自我原創的則較少。如果要把他同康有為相比，思想領域的標誌性意義似乎還有所不及。

另一方面，梁啟超算一個近乎天才的人物：六歲學完五經，九歲能夠寫千字文，十二歲中秀才，十七歲中舉人，在舊時代足以稱得上傳奇了。即便到20世紀20年代，瑞典皇家科學院請求德國最具聲望的漢學家之一的衛禮賢（Richard Wihelm 1873-1930）推薦幾位頗有成就的中國作家作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時，梁啟超也名列榜首。

從生活的時代看，梁啟超經歷晚清到民國，不單是跨越新舊，思想演變也挺複雜。例如很多人熟悉他著名的《少年中國說》，寫於戊戌變法失敗後八國聯軍入侵的1900年，當時26歲。從這篇文章看，他延續了戊戌時的一股激憤之情。一年之後的12月梁啟超寫出了《李鴻章傳》（當時李鴻章剛死還不到兩個月），該書評價了李鴻章一生，並且把李鴻章與伊藤博文作了比較。梁啟超認為，「鴻章必為數千年中國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李鴻章必為十九世紀世界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在早年「櫛風沐雨之閱歷」方面，「伊非李之匹」，而李在政治識見和客觀環境方面難比伊藤。他還把李鴻章放在近代「國民國家」的政治理念下進行評判，指出「今日世界之競爭不在國家而在國民」，而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體之本原」；「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事，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治，只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認為李鴻章是時勢所造之英雄，非造時勢之英雄。這本書之所以特別，歸根結底在於梁啟超學貫中西，識見犀利。如今近百年過去了，對李鴻章研究的著作林林總總，但論見識，仍然要推梁啟超這本傳記名列前茅。戊戌變法失敗之後，當時在中國逗留的伊藤博文對日本駐中國公使林權助說：「姓梁的這個青年是個非凡的傢伙啊！真是個使人佩服的傢伙……救他吧，而且讓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幫助他。梁這個青年對於中國是珍貴的靈魂啊！」此後在日本和歐美流亡期間，他被當作中國新的知識分子和改革派領袖來接待，而梁啟超那會兒才不過27歲。

可是，從複雜的近代史考量，儘管康梁革新本來有進步意義，不過寄希望於光緒皇帝，最終是一個萬分尷尬的失誤。一方面皇權已經有被架空的危險，另一方面皇帝本人對維新黨人的態度也不是沒有嫌疑（可見胡繩所著《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中對變法前後的分析，尤其探討光緒皇帝的態度）。變法失敗後沒過多久，梁啟超與康有為劃清了界限，原因何在一直是疑案。很多人覺得梁啟超後來轉向了資產階級革命的方向，他贊同被稱為「最後一個無所不知的人」的英國思想家約翰·穆勒的名言：「人群之進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

自由。」並以《自由書》為題寫下一組文章，宣傳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思想。而反觀康有為支持張勳復辟，繼續推崇孔孟儒教的舉動，梁啟超自然是道不同不相為謀了。他從流亡日本起就與孫中山來往，民國以後更參與督導袁世凱維護共和，似乎真的變成了革命黨人，但真的是如此嗎？我倒覺得梁啟超一生都沒有放棄「改良」的思想，因為從年輕時候起，他追隨康有為不光是受到學術影響，包括了政治思想，梁啟超一生都為了使中國可以變法圖強。尤其梁啟超和袁世凱的關係很值得注意，若是袁世凱不背叛共和憲政思想，梁啟超其實願意支持袁世凱，為他的政府效力，可結果並不如梁啟超所願，這個當年出賣「戊戌君子」的嫌疑人，最終讓他第二次被忽悠。

梁啟超一生致力於「改良」社會，主要是依賴他出色的文字。按理說梁啟超的文學功底是一流的，可他一直不算有自己的原創思想，他沒有康有為《大同書》和譚嗣同《仁學》那樣震聾發聵的著作。他只能為其他人的主張充當鼓吹，即便在文學領域他也並沒有扛鼎之作。論激進，康有為言行也一直比梁啟超突出。所以，回過頭審視梁啟超和康有為之間的關係，從風格上也可以看得出兩個人骨子裡並不同步。梁啟超作為康有為弟子卻寫出《李鴻章傳》，也能看出他的內心要比康有為複雜得多。民國以後的梁啟超扮演著傾向革命黨的民主人士，其實

他更多的是中庸色彩。尤其在康有為違背歷史潮流，為帝制復辟奔走的時候。儘管梁啟超在討伐復辟時拿老師開刀，導致康有為恨之入骨，曾當著很多人大罵「梁賊」。可梁啟超依然心系師門，在康有為去世時，是梁啟超帶頭主持身後，而且披麻戴孝痛哭失聲，率清華國學研究院眾弟子在法源寺開弔了三天。每當有人行禮，他始終站在孝子位置的。

梁啟超的書法也是晚清時期的一大名家

梁啟超的博學一直令後人景仰，古今中外的知識在他胸中包羅萬象。為了中國的前途，他對歷史的思考尤為深刻。即便其他方面蜻蜓點水，單憑歷史學家的地位，梁啟超也足以名垂史冊了。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只有變法才能圖存，梁啟超說：「吾今為一言以蔽之曰：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所謂「變官制」就是改革政治體制，政治體制的變革就是實行立憲。面對中國長期皇權無限的傳統，梁啟超從理論上重新闡述了「君權」與「民權」的關係。他認識到在政治制度背後還有一種更廣的文化依據，體現在國民素質或曰國民性。因此他提出要造就「新民」，並以「中國之新民」作為自己的筆名，還在1902年2月創辦了《新民叢報》，並發表了約11萬字的《新民說》，這一系列文章連載了四年之久。

關於梁啟超的著作，一套煌煌巨制的《飲冰室合集》共有148卷，多達1000餘萬字。對中國古代歷史、古代文學史、中外文化留下了巨大的價值。早年撰寫過《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發動了清末之際的「史學革命」。歐遊歸來後從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包括先秦諸子、清代學術、史學和佛學。1922年起在清華學校兼課，1925年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指導為「諸子」、「中國佛學史」、「宋元明清學術史」、「中國文學」、「中國哲學史」、「中國史」、「東西交流史」等等方面。先後有《清代學術概論》、《墨子學案》、《中國曆

史研究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文化史》、《變法通議》等著作。感覺他和胡適蠻相似，甚至在政治生涯上也都同樣期望「改良」，讓中國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

五四運動後進入二十年代，作為文化思想界的重量級人物，步入晚年的梁啟超，他作為「資產階級」一份子曾支持張東蓀與陳獨秀、李大釗、李達等展開關於社會主義的論戰。在《復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中，他說「故中國之社會運動，當以多數人取得勞動者地位為第一義」，「歐美目前最迫切的問題，在如何能夠使更多數之勞動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國目前最迫切之問題，在如何能使多數之人民得以變為勞動者。」他承認「資產階級所隨帶之罪惡，自必相緣而生」，會有「可憎可惡之畸形發展」。但「從一方面觀察極可厭憎」，「從他方面觀察，又極可歡迎」「資本階級將興於中國，其機運已經成熟，斷非吾儕微力所能抗拒」，當然「資本主義必非社會終極目的明矣，不過藉以為過渡。」若細細揣摩，有可能他承認最終目的仍是社會主義，但至少當時中國思想界從根本上反對社會主義的不多見。

中華書局版《飲冰室合集》全套12冊，和集外文上中下三本，可算梁啟超學富五車的明證了

作為一代啟蒙者，梁啟超在今天值得後人思索的地方還是較開闊的國際視野，也許，這正是他比康有為開明的地方。在很大程度上，一個人的經歷和影響決定了他的歷史走向。梁啟超風風雨雨中走過56個春秋，應付過各種場面。在為人處事上他始終本色，每當有人提起那個「變法死人從我開始」的譚嗣同，他會淚流滿面。比自己年輕幾歲的同事王國維自沉時，梁啟超正因手術失敗在天津養病，一聽見噩耗，他就不顧家人勸阻趕往北京協助王家辦理善後……袁世凱宣布稱帝的時候，梁啟超寫出一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袁世凱派人給梁啟超送來一張20萬元銀票給他的父親祝壽，交換條件是文章不得發表。梁啟超將銀票退回，這身價可比當時對孫中山的要高出一倍！梁啟超在日本的時候，據說很多東南亞的華僑和日本重臣都是由梁啟超介紹給孫中山的，可以想見，孫中山當時的聲望還無法同梁啟超相比。儘管梁啟超已經和康有為的分歧很大。但梁啟超顧及到康有為的恩情沒有公開站在革命黨人一邊。

　　梁啟超共有9個子女：思順、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達、思懿、思寧、思禮。其中梁思成為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永為著名考古學家比較為人所知，其實，其他的子女也都是非常有學問的人，梁啟超這一家人都是人才，可算是家學淵源，非同凡響。例如思順為長女是詩詞學家，因為梁啟超的古典詩詞就很出色，在晚清時期要算是代表人物；思庄為圖書館專家，梁啟超也做過圖書館館長，而這家圖書館還是後來國家圖書館的前身；思達為經濟學家，思懿為社會活動家，思寧長大後投奔革命，後來加入新四軍，小兒子思禮為著名的火箭系統專家。

只有思忠當了革命軍，在很早就犧牲了。

所以，在教育子女成才上，梁啟超幾乎也是做足了一百分，很多人難以相提並論，即便又過了近一百年，為人父母育人成才，依然是一個很古老又很時尚的難題。今天的人手段啊科技啊媒介啊再號稱怎麼先進，教育後人未必比得上過去。如同學習知識，論他再發達的技術，也不能取代讀書這個古老的途徑，只有一本書一本書的啃（電子書什麼書都一樣），所以古人才說書山有路勤為徑……而能夠如梁啟超一般學貫中西，博古通今，又能栽培出眾多有才學的兒女的人，怎不讓後人佩服呢！

201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