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與古夷文明

作者：嫘祖故里鹽亭縣

?古蜀的某些陶器和玉器便與中原二里頭文化即夏文化有關，證明蜀國君主確與古史傳說中的顓頊有關。 最後來談談，關於三星堆遺址的分期斷代問題。 在這一問題上，專家們似乎無大分岐。但在筆者看，這才是一個有關三星堆文化研究的最大問題。據《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1993年12出版）一書第42頁載：三星堆遺址，「其16個探方土質，經碳——14測定，其年代距今4800年左右。 「我們知道，中國最早的王朝——夏朝的歷史定位在公元前21世紀到公元前16世紀。距今4100年至3600年。可見，三星堆遺址年代，比夏朝還早整700年，可是考古界的文物工作者，根據「地層疊壓和遺迹的打破關係以及祭祀坑內出土文物形制及其時代特徵分析認為，一號坑的時代相當於殷墟一期（公元前14世紀左右）。二號坑的時代相當於殷墟晚期（公元前11世紀左右）。」（見《三星堆文化》一書第44頁）。兩個說法，一個是現代科學手段的測定，一個是文物工作者的「分析」，我們應該相信哪一種呢？當然只能是科學測定。專家的分析水準再高，總免不了人為的因素。可如今的專家學者們都傾向於專家的「分析」，連電視片《三星堆：消失與復活》就明確標示：「使用年代：3250年」。在筆者看，舍科學重分析，這是本末倒置，是極不嚴肅的一種表現。 距今4800年的文化土層中，挖出來的競是距今3000多年的商代的文物，且非天下奇聞？我們知道，任何古文化遺址年代的認定，都是得用現代科學手段測定的數據作為標準的，沒有哪個遺址是靠專家的分析認定，除非有文字佐證，可與史籍相對應。人們不禁要問：三星堆的文物工作者，為什麼置科學測定的數據於不顧，另作人為的「分析認定」呢？這樣的做法，難道不是一種反常現象么？ 看來，我們的學者們，面對「三星堆」的眾多出土稀世珍寶，並非都欣喜若狂。有的人，在瞪目結舌的驚愕之餘，陷入了極大的困惑之中，不知道怎樣給它一個「合理的定位」。我們知道，考古界、學術界的學者們歷來都認定，中原文化才是最先進的。在他們看來，一切居住在中原周邊的少數民族（史稱「化外之民」）的文化，或多或少，都受中原文化的影響。即便在打破了「中國文化源於中原論」，許多人不得不承認「中國文明多源論」的今天，傳統的成見仍難於徹底改變。誰料，在「化外之民」的古蜀國地，競然出土了這眾多與中原文化迥異的罕見的青銅文物，其形狀的奇特，鑄造工藝的精湛，都讓中原文物相形見絀。如何面對它們？如何看待它們呢？顯然，我們的這些文物工作者，儘管我很敬重他們，但在這件事上，我不能不說他們缺乏實事求是的勇氣。他們仍習慣從中原文化中去尋覓相同相似的特徵。所謂的「殷墟一期」「殷墟晚期」的類比，自然也就隨之出現。由此再回頭看「三星堆」遺址的年代測定，舍科學而尊「分析」，就可見他們的良苦用心了。認定是科學測定的距今4800年左右，那麼，在先進的中原文化中，簡直找不到多少類比之物。那樣，中國文明的源頭，究競在中原還是在西南夷地？也須得重新認定了。中國的學者們歷來認定，中國的青銅時代，是商朝為標誌的，將「三星堆」眾多青銅器，歸屬於商代，在他們看是言之成理的。所以，他們寧願舍科學測而尊專家「分析」了。 筆者認為，捨棄科學測定而尊專家「分析」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是一種極不嚴肅的錯誤做法。它違背了學術研究的實事求是原則。無助於推進我國的學術研究的發展。也無助於真正地認識中國文明的起源及其發展的歷史。不可避免的會起到誤導輿論，誤導群眾的不良後果。對一個學者來說，最重要的是，要敢於正視現實和敢於實事求是，哪怕這樣做的結果，會無可救藥地否定了自己以往的一切研究成果，動搖了自己幾十年刻苦研究奠定起來的學術體系的根基，也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實事求是，是一個學者應具有的起碼的品德。 二、如何正確認識三星堆文化 要正確認識三星堆文化，在斷代問題上，必須以科學測定的為標準。決不能以專家的「分析」為準。 具有4800年歷史的三星堆遺址的發現，確切地講，它打開了中國遠古文明史的一道窗口，它將我們對中國文明史的認識，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過去，我們常說，中國文明是「上下五千年」，但真正的文明，只能追溯到夏朝，之前的伏羲、炎黃、堯舜、顓頊，只是傳說而已。而「三星堆」的發現，眾多的青銅文物出土，將夏朝之前的700年輝煌歷史，活生生地擺到了世人的面前。可以說，三星堆的發現，是真正顛復性的，它迫使我們不得不重新認識中國的社會發展史、冶金史、畜牧農耕史、藝術史、文化史、軍事史和宗教史。許多約定俗成的觀念都必須改變。比如：中國的青銅時代，過去一向是從商朝算起，也就是3000多年。「三星堆」千多件的青銅文物，其數量，質量（高超鑄造工藝）都說明，早在夏朝之前700年，就已進入到了高度發達的青銅時代。我們知道如此高水平的青銅鑄造技藝的發展，是有一個過程的，決不是一日之功。那麼，中國的青銅時代該從何時算起呢？還有待於更多文物的出土才能確定。但至少不會下於公元前30世紀。也就是說，距今5000年前。 翻開《世界通史》，我們知道，古埃及人距今6000年就是學會製造和使用銅匕首、銅斧、銅針、銅珠等。公元前3100年（距今5100年）開始統一，建立起古埃及王國

?公元前2600年（距今4600年）建造世界聞名的金字塔。公元前2686—2118年的中王國時期，出現了大批青銅器。公元前3000多年（距今5000年）創造出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因此，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古埃及被排在首位。我們中國文明，號稱「上下五千年」，排在四大文明古國的最末一位。其實，我們對自己歷史的認識是很不夠的。「上下五千年」是按中原漢文化的記載算的。而漢族人口雖多，在中華民族的發展中算是最年輕的一個民族，它是以古夷分支伏羲、炎黃為核心經過商、周、秦歷代發展，到了漢朝時（公元前206—公元24年）才正式有「漢」的族稱。許多少數民族及其文化，比漢族要古老得多。近年的民族學研究發現了許多中國的古老文化，比如彝族，其先民古夷人創製的「十月曆」、「刻劃文字」都可追溯到萬年以前。四川盆地和滇池周圍一樣，都是古夷生息繁衍的地域。據彝文古籍記，彝族母系社會見諸於文字記載的就有12個王朝。《西南彝志》以父子連名記載的世系達212代，以25年一代算，達5300年。從希慕遮到篤慕之前的31代父系始祖，是在古蜀地能沽（成都）度過的，在那裡就「興祭祀、立典章，沒科律」建立起奴隸制國家。這一切，對許多史學界的漢族學者，恐怕是聞所未聞。廣漢三星堆古蜀國遺址的發現，正好能與彝史記載相應證。「三星堆」出的土千餘件青銅器，大多具有濃烈的彝族古文化色彩。顯然也不是偶然的。 中國文明，不應只是指中原的漢文化，應該包括所有56個少數民族的文化。彝族的「十月曆」、「刻劃文字」可追溯達距今10000—12000年前，可以說是世界最古老的曆法與文字。廣漢「三星堆」，實際也是一種金字塔。它們與古埃及人建造金字塔的年代相當，甚至還要稍早一些時間。

?古埃及法老的純金面罩，發現於尼羅河畔的帝王谷王陵，時間是3000年前比「三星堆」直眼人的純金面罩還晚一千多年時間。古埃及大批青銅器的出現，是在距今4600年的中王國時期，與「三星堆」青銅器的年代相當，甚至還稍晚幾百年。因此，正確認識「三星堆文化」，對深化對中國文明史，文明起源的認識，至關重要，不可等閑視之。 正確認識「三堆文化」，還必須以對中華民族的民族形成及其分支發展的歷史的了解做基礎。中國的文化，包括地面上的，現在還深埋於地下還未發現的，都是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創造的，並非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不了解各民族的發展史，兩眼墨黑，那樣，對遠古遺址的認識，就只能靠「猜想」了。各種各樣的奇談怪論就必然隨之出現。筆者曾寫過一篇一萬多字的論文《被遣忘的中國遠古部落族群——古夷人》，對伏羲、炎黃時代的古夷民族的形成及分支發展史作出了深入探索。此文在今年四月成都「四川西部經濟文化發展研究院」舉辦的論文評獎中榮獲特等獎。最近又被北京《發現》雜誌社研究決定，全文收入《中國當代思想寶庫》。種種史料表明，發源於西南的古夷人，是一個龐大的古代民族群體。其分布的範圍從西南逐漸分支向西北、中原遷徙發展，直到東海之濱。 包括今長江、黃河流域廣大地區，都是他們的生息地域。其繁衍分支發展形成的民族，包括今天生活在雲貴高原的彝語支的眾多民族。中原的漢族，西北的羌族和藏族。而彝族，就是這個古夷系民族分支發展的母體，是古夷文化的集中而完整的傳承者。這些古夷系民族的共同的文化特徵是：（一）信奉多神崇、自然崇拜和祖先崇；（二）崇拜虎龍，以虎龍為圖騰；（三）創造有刻劃文字；（四）有世界最古老的曆法「十月太陽曆」；（五）有獨特的以陰陽八卦為基礎的未來預測學；（六）有黑白互回的太極圖為核心的宇宙發展觀；（七）有相同相似的民族語言和習俗。以這樣觀點，站在史前民族發展史的高度看問題，「三星堆」的許多文化現象，自然就迎刃而解，許多青銅文物都能在這個古夷系民族文化特徵中找到其依據。 三、「三星堆」當屬古夷文化遺存 關於古夷文化，上世紀九十年代，筆者經過二十年的研究、考察在搞清彝族先民古夷人的繁衍、分支，其後裔從滇池周圍、巴蜀盆地兩個大本營分支四面遷徙分布到了廣大西南地區（包括今緬甸）、同時向西北、向中原的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發展的歷史軌跡之後，曾寫過《古夷人的繁衍與中華民族的形成》、《鮮為人知的中國西南史前古夷（彝）文明》等一系列文章，介紹過古夷人的社會發展情況和古夷文明的內含及其對中國華夏文明的影響。揭示了中國文明的源頭，最終被學者們追溯到世居雲貴高原金沙江兩岸的彝族先民古夷文化之中的歷史必然性。因為組成中國文明要素的「刻劃文字」、「十月曆」、「陰陽觀」、「八卦」、「金木水火土五行要素」、「龍虎崇拜」、「葫蘆崇拜」等。具有上萬年曆史的古文化。都出自彝族先民古夷人的創造。「三星堆文化」，實際就屬於史前古夷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星堆文化」中的確有許多奇特的現象，讓人感到新奇，見所來見，聞所未聞，這大概也就是「三星堆」特殊的魅力所在，讓許多學者百思不解。在電視專題片《三星堆：消失與復活》和《猜想祖先》中，許多專家學者，對其中的一些重要問題，展開熱烈的討論。那都是些有名望的，滿腹經倫的人，聽他們有感而發，引經據典，頭頭是道。不能說毫無道理，但總讓人感到不是講得有些玄乎，就是離題太遠，揭示不出三星堆文物所具有的特殊本質。看到最後，聽到最後，謎，仍然是謎。為什麼會這樣？我想，主要是他們心中，缺乏對遠古時代中國民族形成與發展軌跡的清晰認識，不了解遠古時代的民族文化。只是認準了專家們「分析」認定的屬商代文化這樣一個不準確的定位，於是就天馬行空，發揮想像，自己以為很有道理，在內行人聽了卻不著邊際，漏洞百出，經不住推敲，也就缺少了說服力。 研究「三星堆」，首先不要忘了，在蜀的涼山彝人的古籍上，記載有遠古母系社會的12個王朝的歷史。不要忘了，《西南彝志》記載的，彝族父系始祖希慕遮到篤慕，共31代人在能沽（成都）度過，在那裡「興祭祀，立典章，設科律」，創建起奴隸制王國的歷史。事實上，遠古時代的巴蜀，是今彝族先民古夷人生息繁衍的大本營，他們必然留下許多的文化遺存。三星堆，只是其中的一個。三星堆出土的文物，許多都具有濃烈的夷（彝）文化色彩，這裡試舉幾例： （一）「三星堆」人的來源。專家們有兩種說法，一是認定是從岷江上游來的羌人。依據是《蜀本紀》載云：「蜀之先稱王者曰蠶叢、柏灌、魚鳧、開明。」「蠶叢始居岷山石室中。」東晉常璩的《華陽國志?蜀志》載：「有蜀王傍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槨為縱目人冢也」。由此斷定，第一代蜀王蠶叢氏的族屬當為氐羌系的一支。 羌為何人！而今的民族學研究已搞清，羌實際就是彝族先民古夷人的一個分支。萬年前的世界性大洪水時，蜀地大水，無法為生，以畜牧為業的一部分古夷人，便往西北遷入康青藏高原生息繁衍，他們後來被稱為「羌人」。《山海經?海內經》有載云：「伯夷父生西嶽，西嶽生先龍，先龍是生氐羌。

?氐羌乞姓」。這就是氐羌的來源。 羌，是漢文史籍上的稱謂，並非羌人自稱。羌人自稱「爾梅」或「爾瑪」。許慎的《說文解字》說：羌字，從羊從人，意為牧羊人。實際羌字從羊從兒，是羊羔兒的意思，是歷史上中原大漢族岐視少數民族的又一例證。羌是古夷人的後裔。氐羌無文字，以口頭追溯歷史，還追不到3000年。說明氐羌並非在那裡土生土長，是後來遷去的。證明《山海經》的記載，真實可信。而羌文化，如崇虎、黨母族、火葬、父子連名，都與世居雲貴高原金沙江兩岸的彝族相同，可以說明兩個民族同源共祖。這個祖，就是古夷人。那種把「羌」當做是繁衍許多民族的母族的觀點，其實是錯誤的。蠶叢作石棺國人從之以為俗，可至今，在成都平原從末發現有石棺墓葬，說明《華陽國志》的記載，不一定都是正確的。氐羌南遷，歷史上曾有此一說，那是戰國秦獻公四年（公元前381年），他學秦穆公西征羌人到渭首，驅趕羌人南遷，距今不過兩千多年，與三星堆的實際年代晚兩千多年。 其二，認為是夏朝時從河南、山東一帶西遷入蜀，依據是：三星堆出土的三腳陶盉、銅牌飾、斧形器，均與河南二里頭出土的相同。有人認為三星堆某些器物與山東龍山文化有關，其主體部份源於山東。因此，專家們就認為，三星堆文化是外來文化與土著文化融合的結晶。那自然是將三星堆視為商代遺址後才作出的判斷，假如如實地把三星堆定位在4800年，此種判斷也就是很謊謬的了。既然三星堆有4800年歷史，那我們恐怕應當說，二里頭的文化，包括讓國人引為自豪，被專家當做是青銅時代座標的「殷墟」，何嘗不能說是受了三星堆文化的影響呢？從古夷族群發展分支的情況看，伏羲，炎黃是古夷人的分支，他們的後裔夏、商也都屬古夷的分支，與古蜀人屬同一族群，自然其文化也都存在相同相似的東西,這是毫不奇怪的。 古夷(彝)人入蜀的時間，當在萬年前古夷（彝）史稱的「尼能時代」。從岷江上游沿江而下，也可能是其中的一支，但更多的是從涼山、昭通一帶過金沙江入蜀的。因為這邊是兩個彝人大本營的接近點，距離更近，路也更好走得多。據張和東根據其祖輩世代相傳的《夷人史譜》載云：古夷進入蜀盆地，在那裡前後共沿襲有十九世俄姆（君王）到杜宇，始稱皇帝。這就是《華陽國志》說的「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後來「六祖」之父篤慕，因蜀「洪水」（多指人禍）無法為生，率種人從能沽經宜賓過金沙江回遷雲南，走的也是先祖入蜀的老路。

?《史記》「索隱」引《蜀王本紀》載雲「朱提（今昭通）有男子杜宇，從天而下，自稱望帝，亦蜀王也」。《華陽國志?蜀志》載：「後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一號杜主。時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長江）源，宇悅之，納以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可見古夷人時代，巴蜀與滇昭通之間的聯繫是何等緊密。 總之，古巴蜀盆地，是彝族先民古夷人生息繁衍又一大本營，土地肥沃，經濟富庶，文化發達。「三星堆遣址」，肯定是彝族先民古夷人的文化遣存無疑。 （二）「三星堆」為何建三個土堆？ 「三星堆」，是今四川人的稱呼。專家們的解釋是：「三星堆」的排列是與參星（豬戶座）的三星對應，俗稱「三星伴月」。是廣漢八大景觀之一。是古蜀人星象崇拜的產物。還和古埃及比較，說古埃及先建的三座金字塔，也與參星相對應。 三星堆是否真與參星相對以圖吉利？不得而知。星象崇拜，在古夷人中倒也存在。彝族古老的「十月太陽曆」，就是從觀察北斗星七星的斗柄指向，最高點為大署，最低點為大寒，由此定出四季，最後才制定一年十個月，每月36天外加5—6天過年日，總天數為365天的「十月曆。」在筆者看，「三星堆」之所以建三堆，更主要的是出於古夷人對「三」這一聖數的崇拜。 以彝族為例，生活中的「三」，可以說無處不在。王國或部落的政權組成總是君、臣、師三位一體。祭祀更講「三」，點香要點三柱，獻酒獻三盅，獻飯獻三碗，擺筷要擺三雙，叩頭要叩三次。跳舞要跳三步樂。玩場上唱情歌，總要先唱茲若（君）如何，曼若（臣）如何，唄若（師）如何，然後才唱姑娘小伙如何如何。文人吟詩作對也講三，如「三段詩」很有名，頭段寫景，二段寫事，第三段寫人，表達出詩的主旨。蓋房一般都講蓋三間，組成三間四耳加八尺。計時也講究三，為了協調動作，總是一、二、三、預示開始。古代的軍制，一般都左軍、右軍加指揮總部三部分組成。建塔，自然也講究三座，如大理南詔國就建有三塔寺，至今仍是大理旅遊的重要景點。據了解，崇拜「三」，不僅彝族如此，所有古夷系的民族——伏羲、炎黃、羌、藏、楚、白、納西、哈尼、僳僳、土家、拉祜等等，莫不如此，可以說崇拜「三」這個聖數，也是古夷文化的一個特徵。 「三」的來源，有兩種認識，一是認為起源於古老的生殖崇拜，即三位一體的男根崇拜；一是認為，三，代表著天、地、人三界。兩種說法，似乎都有道理。 由此回頭看「三星堆」夷人，建三座祭祀塔，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因為三星堆夷人對「三」數的崇拜也很明顯，比如青銅神樹，每棵長三台樹枝，枝上的鳥兒，帶冠毛的，也做三根毛。三星堆，原來每堆也都有三台，這一點，從稍晚一些的羊子山土台呈三台形塔便可推知其原貌，只是經歷了三四千年的風雨，被風雨剝蝕，加之人為破壞成了三個土堆罷了。 專家們分析，原來塔上建蓋有廟宇，祭祀坑內出土的青銅人頭像，可能就供奉在塔頂的廟宇中，這樣的分析是很對的。青銅人頭像都是三星堆人崇拜的神像，自然用作供奉，讓國人頂禮朝拜用的，總得有個供奉的屋子。每尊神像，當時都可能有其名稱，只是被數千的塵埃湮滅，現在已不可能盡知其祥。 （三）「三星堆」人為何將眾多珍貴的神像打爛埋葬？ 這是很讓專家們感到難以理解的一個現象。很多猜測，見前述不重複。 筆者認為，祭祀坑的定位，顯然還是較為準確的，墓葬的可能性可以排除，因為坑內無人骨骸或骨灰罐出土。當時的三星堆古夷人，很可能已經普遍實行火葬制度。兩個祭祀坑，最大的可能是兩次祭祖分支遺留。據許多彝文古籍記載，古夷人每隔七至九代人，就要舉行一次大的祭祖分支。分支之後，各支之間便可以通婚。分支之前，同系一個家支的人，因為是同一祖宗的後代，視為血緣親屬，是不允許通婚的。祭祖分支後，各支的酋長、頭人，便可率領家支族人，遠距離遷徙他鄉，各自尋覓、開闢自己的生存地域與空間，作獨立發展。如篤慕一支，從成都經宜賓過金沙江遷回雲南的會澤、東川一帶後，其武、乍、糯、恆、布、默六個兒子，就在尼羅（黑虎）山作過一次祭祖大分支。史夷（彝）史上稱其為「第八次大分支」。曰「六祖分支。」武、乍遷徙入滇中，後向滇南滇西發展；糯、恆入昭通，後部份又重渡金沙江進入大涼山；布、默進入黔西北一帶。他們分支遷徙進入新地域後，與當地原住的古夷人結合，重新創建自己的新部落王國。古夜郎國、古滇國、烏蒙靡莫國、哀牢國、南詔國、邛都國、笮都國等一批以六祖後裔為主體的方國，便先後湧現出來。 據張和東以其祖傳《夷人史譜》整理著述的《夷人與簡史》一書第55—58頁介紹：德薄氏的《宗支敘系》載，該宗支曾進行過七次大的祭祖分支活動。第一次，六代人。地點：在滇西楚雄。時間在公元前3700年前後。主持人是桑仔俄的六世孫僰苴柢天皇伏軒。第二次，七代人。地點：在西北三危地。時間：公元前3460年前後。主持人是桑仔俄的十三世孫；昌意。第三次，七代人。地點：在西北三危地。時間：公元前2920年前後。主持人是桑仔俄的二十世孫迫勒道。第四次，七代人。地點：在西北三危地。時間：公元前2620年前後。主持人是桑仔俄的二十七世孫仲碧額。決定分治古商國。以秦嶺和大巴山脈為界，以北續稱商國，由長宗子仲丁主國稱王。

?以南新建立蜀國，由長宗子仲碧額主國稱帝。蜀國王族裔分布在長江、九江河（具體指：岷江、大渡河、安寧河、雅礱江、金沙江、瀾滄江、怒江、伊洛瓦底江、雅魯藏布江等）流域。第五次，七代人。地點：在蜀盆地北。時間：公元前2450年前後。主持人是始祖桑仔俄的三十四世孫，蜀國的八世皇帝補朱勒。第六次，七代人。地點：在蜀盆地北。主持人是桑仔俄的四十一世孫，蜀國十五世皇帝漢駹詔。時間：公元前2210年前後。參加者有；蜀國十二世皇帝所生六子;孟孔孔三世孫,白馬國三世王;孟瞿瞿三世孫,楚國三世王；孟叟叟三世孫，邛都國三世王；孟窩窩三世孫，筇都國三世王；孟彩彩三世孫，巴國三世王洪嘎德等六大宗子第七次，九代人。地點：在蜀盆地北的蒙吐本（即白馬山），時間：在公元前1940年前。主持人是桑仔俄的五十一世孫，白馬國十一世王爨氐。參加者有：孟瞿瞿九世孫，楚國九世王始啟；孟叟叟九世孫，邛都國九世王獲獲；孟窩窩九世孫，筇都國九世王窩尼；孟克克九世孫，夜郎國二世皇帝多同蒙；孟彩彩九世孫巴國九世王羌賨。第五、六、七三次祭祖分支朝拜祖靈後的舊博物，均埋葬在蒙吐本，即今四川廣漢市三星堆。每次祭祖分支。都要朝拜九天九夜，活動內容，包祭天、祭地、祭祖三大項。每個王國前來參加朝拜祖靈的都在數百人。每次都規模盛大，熱鬧非凡。每次祭祖分支後，家族共有的博物，都全部損毀砸爛埋葬，象徵一個舊時代的結束和另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以上這段文字並非原文，原文寫的太亂，筆者不得不稍作整理，但意思不變。 從這段文字不難看出，我們所關注的三星堆，原來真是三個古夷人祭天、祭地和祭祖的塔。祭祀坑，是祭祀後的博物掩埋坑。值得注意的是第五次祭祖時間，與三星堆科學測定的年代基本相符。出土的二號坑，自然也該是六次或七次祭祖之後的博物掩埋坑。 張和東，是德薄氏153代夷人史譜的傳承人。自從1957年讀中學的時候開始至2003年6月止，用46個春秋翻譯整理、考察、完善此《夷人史譜》，前後經過22次修整，才正式提供付梓印刷。目前因經費所限還未正式出版。文中所列資料當較為準確無誤。是研究彝族先民古夷人歷史的珍貴史料。 （四）「三星堆」出土的青銅虎形器、金薄虎形飾及龍形器詮鐸。 「三星堆」出土的青銅虎形器、金薄虎形飾，載於《三星堆》畫冊的有四件。作為裝飾雕刻或鑄造在器物上的不少。龍形器一件，鑄造在器物上的龍也不少見。專家們對這一現象似乎並不太關注，所有研究文章、電視專題片都未曾談到它們，但在三星堆人看來，恐怕是極重要的，那是他們的崇拜物，是他們的圖騰。這一點，在古夷系民族中，從古到今，一脈相承。比如彝族就崇拜虎龍。虎是原生圖騰，因此最受器重，三星堆人用金箔做了一隻虎，表明的恐怕就是這種意識。龍，源於「九隆」神話，也被當做圖騰物給予崇拜。彝族自稱的「羅倮」，意思就是「虎龍子孫」。彝語支的白、納西、哈尼、土家、僳僳、拉祜等都崇拜虎龍，伏羲崇拜虎龍，炎黃崇虎龍，羌人也崇拜虎，因為他們都是古夷分支的後裔。 專家也談到三星堆人的圖騰，但關注的是魚鷹。出土的青銅文物中，有勾狀喙的鳥形造像也真不少，正好與漢史中記載的第三代國王魚鳧相對應。呈勾喙狀的鳥，不止魚鷹，岩鷹、山鷹也都呈勾喙狀。因此，勾喙狀的青銅文物到底算魚鷹，還是山鷹，是很難分辨的。而山鷹，也是夷（彝）人的崇拜物乃至圖騰，涼山的創世史詩《勒俄特依》講始祖支格阿魯，就是天上飛的龍鷹滴了三滴血在他母親的裙子上，以致懷孕而生的。滇，這個雲南的簡稱，據去世的彝族著名作家李喬，考察研究得出的認識，是彝語「鷹」的漢字譯音，是滇池地區古夷（彝）部落的名號，意為崇鷹（滇）的部落。後來才演變成為雲南的簡稱。三星堆人要是真的崇拜魚鷹，以魚鷹為圖騰，那這一圖騰只能家族分支後的氏族圖騰，而不是原生圖騰。 其中的虎龍雕像才是表現三堆人原生圖騰的物件。做成金虎，表明其對總的原生圖騰的格外尊重。 三星堆出土的青銅文物，可以說大都表現出強烈的古夷文化特徵。而專家們的研究卻很少將其與古夷（彝）文化相聯繫，也許是他們對古夷（彝）歷史文化知之甚少。只有四川省科協的錢玉趾先生，直接從彝文化中尋找依據，那當然是很有見地的表現。 本文已萬字出頭，就此擱筆。今後還會繼續撰寫，就一些有爭論的文物結合古夷（彝）文化闡述自己的觀點。但僅就上述三個論題，也可以充分證明，三星堆遺址，屬古夷文化遺存無疑。其它的認識，多半是把源流顛倒了，不然就是牽強附會。要知道世界文化史上，不同地區不同人種，能創造出相同似器物的，累見不鮮。沒有民族遷徙與交往的歷史作依據，隨意議論其影響，是說服不了人的。將其當做歷史，更是謊謬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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