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宮，也從不是她一個人的子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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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昨天，新華社的一條消息在朋友圈炸開了，不少人因公民權利取得了一點進步空間而歡呼雀躍——剛閉幕的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確定了中國將最終全面開放二胎政策。然而，二胎政策的開放並不代表著「計劃生育」的終結。它把「生育」這個話題再次拋向了我們。

為什麼生育是個問題？什麼時候變成了個問題？是應由誰來回答的問題？是應該怎麼解決的問題？那麼答案一定眾說紛紜。但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在中國，生育從來就不是一個個人問題。而承載著「生育」功能的女性子宮，也從不是她一個人的子宮。

BBC、路透社、紐約時報、衛報頭條報道中國開放二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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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堪薩斯大學東亞研究系副教授 肖慧

即使在其他社會和國家，生育全由個人決定也只是一個神話而已。在所謂「自由國度」的美國，政府也通過給予有孩家庭稅收福利的方式來鼓勵大家結婚生子，為社會再生產提供新的勞動力。政府之外， 宗教團體更是在穩定家庭結構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文化領域，橫行世界的好萊塢大片也是中產階級家庭觀這一「普世價值」的強大宣傳機器。

當然，與這些或隱或顯的經濟及文化手段相比，中國於1978年以後大規模實行的的「計劃生育」政策一直因為它的簡單粗暴和對婦女的身體傷害而被批評詬病。

「計劃生育」： 從科學模式到經濟模式

其實控制生育並非中國共產黨所獨創。16世紀，中國引入美洲高產作物如馬鈴薯，紅薯，玉米等，不僅帶來了一場農業革命， 更帶來了以幾何級數增長的人口爆炸。自此，從晚清到民國，中國政府及知識階層對待龐大人口的態度一直猶疑不定：一方面，中國眾多的人口被視作建立起現代民族國家的優良人力資源和政治力量；另一方面，積貧積弱的廣大民眾又常被認定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巨大包袱。

1920年，著名的海歸「性學博士」張競生向當時算思想較開明的廣東軍閥陳炯明進言，希望他能提倡節制生育，一對夫妻就生兩個孩子，被子女成群的陳炯明譏為「神經病！」1925年，張競生出版了《美的人生觀》，並在30年代參與了《東方雜誌》上關於是否節制生育的論戰。 他在書中寫道： 「我想今後各國如有覺悟，則彼此商酌，計較各自的經濟 如何與全地球的需供若干，用大公無私的眼光及精明的科學方法，限定每國的戶口最高度的僅能達到若干」，「如我國說，能永久保存四萬萬就好了，如不得已時就 減少為三萬萬也夠了」。更詭異的是，張甚至還提出了「科學化」的近乎法西斯式的減少人口的措施：「我想將來如醫學更加發明，必有一日得了一種有期限的避孕注射漿。如遇一個地方已超出所預定的生產額時，則把這漿將成年人各個注射，如此於一定期限內，全地方就不能生育了，過了期限，如需人口時，就不再用漿了。這是一種『理想葯』，等到我們理想國發現時，它或者也應時發明了。」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致力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共政府對待節育的態度同樣也搖擺不定。1952年，《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限制生育會滅亡中國》，堅決反對計劃生育。1954年，劉少奇主持中央第一次人口與計劃生育座談會，稱「黨是贊成節育的。」1957年，馬寅初提出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並在《人民日報》發表《新人口論》一文，在接下來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遭到批判。文革結束後，胡耀邦為馬寅初平反後，說了一句：「批錯一個人，增加幾億人。」並且還加了一句： 「共產黨應該起誓：再也不準整科學家和知識分子了！」

其實，雖然馬被視為資產階級人口學家馬爾薩斯在中國的代言人而遭到批判，中國政府自七十年代初起已經開始逐步提倡節育，最初的政策是提倡「晚、稀、少」——「晚」即晚婚晚育，「稀」即生育之間的間隔要長，「少」即減少生育的數量。然而，雖然這個基於自願原則的政策已經成功地將生育率降了下來，但仍在1979年以後被更為嚴厲的一胎化政策所取代。這一人口控制模式的急劇變化和主流意識形態的改變密不可分。

毛時代的「人多力量大」的群眾路線被拋棄後，78年以後的經濟發展及人口治理模式向科學主義轉變。如胡耀邦所說，科學家和知識分子成為了「四個現代化」的主力軍，「科學的春天」也進入並主宰了人口政策的領域。值得重視的是，開始實行強制性的一胎政策的時段正與中國加速經濟改革的時機重合，在此當口，低生育率經過「科學論證」，被認可為中國跑步進入現代化的必要前提條件之一。

哈佛大學人類學教授蘇珊·格林哈爾希的研究表明，在制定計劃生育政策的過程中，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是一群航天物理科學家。在一本叫做《增長的極限》的書的啟發下（該書由幾位麻省理工的科學家在1972年發表，通過建立數學模型和電腦模擬的方式討論人口爆炸的危險性。），這批科學家將自然科學領域的數學演算模式應用於人口學，最終推動了計劃生育政策的「科學化」。

1979年一胎化政策確立以來，1982年，國家計生委主任錢信忠提出「一胎上環，二胎絕育」。這種強硬的措施遭到了不少阻力，從而也帶來了一系列的政策調整和放鬆。1984年起，農村實行「一胎半」政策，即頭胎是女孩，可以生二胎。最近的改革是2013年的「單獨二孩」政策，即夫妻有一方是獨生子女，即可生二胎。但出乎意料的是，符合政策的家庭選擇生二胎的比例偏低，大概在5%到10%左右。

因此，今年十月在當前人口老齡化，勞動力缺乏等種種經濟和社會問題的巨大壓力下，剛剛結束的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將全面實施二胎政策，即不論是不是獨生子女，一對夫婦都可生育兩個孩子。這其中的一時引起了熱議主要原因是，據經濟學家分析，當前中國的超低生育率，已經大大減少了人口紅利，年輕勞動力的缺乏會降低中國在國際上的競爭力，造成經濟停滯，尤其在。當前人口老齡化嚴重而國家養老金儲備嚴重不足的情況下，養老會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所以，最新提出的口號是「二孩生下來，經濟搞上去」。這其中暗示著這樣的政策訴求：通過生育率的提高，拉動內需、增加勞動力、持續推動經濟發展，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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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生育政策走過了一條漫長而搖擺的道路，隨著意識形態和治理方式的改變而改變，無論是民國時期「強國保種」的民族主義，到八十年代電腦模擬的科學模式，再到最近要求增加人口紅利，放開二胎的經濟模式，我們經常接觸到的是男權中心的聲音和視角， 而沒有去留心傾聽的，是那些政策的最直接的承受者們發出的聲音：這裡面包括兩個群體，一個是生育任務的直接執行者：女性；另一是生育政策的產物：孩子，尤其是女孩。

節育，乃至絕育可以有多種方式方法，對男女均可實行。然而，從「一胎化」政策伊始，國家計生委主任錢信忠提出的「一胎上環，二胎絕育」就是特別針對女性進行的身體管理和摧殘，其中由國家代表的男權暴力色彩一覽無餘。

和美國的反墮胎（Pro-Life）運動一樣，最直接關乎到女性身體權利的計劃生育政策也是由男性主導，男性制定，男性管理，男性鼓吹。而在具體執行實施過程中，作為名義上唯一代表女性利益的官方機構婦聯，卻往往充當了協助男性完成對女性生育權的控制和監管工作。張抗抗的小說《芝麻》里描寫到計生機關和婦聯組織對育齡打工女性進行的長期監控，用科學的手段探查她們身體可能的「出軌」——滑出「計劃生育」的軌道。而莫言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蛙》更是以一位基層婦產科女醫生的視角，將中國農村的生育史改寫為農村婦女受虐史。

對於這種暴力性的身體控制，國外批評的聲音一直不絕於耳，尤其在以基督教立國，相信生育是基本天賦人權的美國，大量主流媒體都大肆攻擊國家對於個人生育權的限制，長篇累牘地報道強制婦女打胎的殘忍和不人道，尤其喜歡渲染血淋淋的身體細節——女性的身體及生育再次變成了一個「後冷戰「時期東西方意識形態的戰場。在我的課堂里，很多對中國一無所知的美國孩子，唯一聽說過的關於中國的新聞就是「計劃生育」， 並紛紛表示這簡直就是天方夜譚，匪夷所思，不可理解。

當然，學者們對於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查更為深入和完整，也保存了珍貴的女性聲音。哥倫比亞大學的人類學家陳俊傑在東北農村進行了數年的田野工作，考察農民如何應對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他的調查研究尤其突出了女性的身體所遭受的暴力對待。在陳詳細記錄的無數農村婦女被強迫流產的案例中，有一個例外格外值得深思：在東北某個村莊里，有一位婦女因為是基層幹部，從而得以以權謀私，幾次逃過了計生辦的制裁，接連生下了好幾胎，但都是女孩兒。

這個特別的案例不由讓人聯想到《秋菊打官司》里的村長，因為是當地的「土皇帝」，便可以不遵守「國策」，生了好幾個女兒。固然，我們可以把發生在這位婦女幹部身上的真實故事解釋為和電影里男性村長一樣的官僚主義作風和徇私舞弊；但另一方面，她相對於普通農村女性所擁有的更大的政治權力，也許反而剝奪了她在家庭內部的關於生育的選擇權：正因為她的政治身份使得她有逃脫計劃生育的可能性，面對丈夫和婆家要求傳宗接代的要求，她反而沒有了借口去推諉。這種兩難困境體現了呂頻老師所說的從國家的強制不生育到家族的強制生育，無論是哪種情況，女性的選擇都未受到重視。

與之相對的，是斯坦福大學人類學家希爾· 蓋茨在台灣海峽兩岸所做的田野調查，研究表明在台灣（台北及周邊）和大陸（成都及周邊），尤其是在私營小業主這個階層中，生育率有大規模的下降。通過大量訪談，她發現成都育齡女性面對婆家要求生二胎，求男娃以延續香火時，大都援引「計劃生育」政策作為靠山，理直氣壯地一口回絕。同時她們因為經營和投資私有產業而對家庭作出了巨大經濟貢獻，用經濟生產代替了人口再生產，從而保證了她們在家裡的地位。這也說明國家和個人並非二元對立關係。即使是生活在同一個家庭里的個人成員，也因為性別、輩份、年齡、受教育程度等種種因素而對生育抱有不同觀念，因而會援引不同公共話語（比如「多子多福」傳統倫理，和計劃生育的國家政策甚至更為古老的婦女解放口號「婦女能頂半邊天」）來達到個人的目的，維護個人的不同利益。

除這些巧妙「利用」計劃生育政策為自己謀福利的婦女之外，從某種程度上，獨生女可能是中國廣受詬病的計劃生育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尤其在城市裡，女孩和男孩享受了近乎平等的父母的關注和情感投入，以及物質條件和受教育權利，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

安馬斯特學院的人類學家馮文特別針對中國第一代獨生子女群體做了大量調查研究，出版了《唯一的希望：中國「獨生子女」政策下成長的一代》一書。正因為是家裡唯一的希望，所以這一代獨生女，尤其是城裡孩子，得以在成長過程中享受了一定程度上的男女平等，但同時也肩負著父母更高的期望，在轉型期的中國社會面臨著更為激烈的競爭壓力。

獨生子女一代出生的城市女孩，在教育方面父母和師長基本上鼓勵的都是努力向上，包括和男孩子同等競爭等。因此，在教育期間不容易感覺到有明顯的歧視。而這種良好的感覺往往持續到大學畢業找工作時終止。那時，被家庭和學校保護的獨生女便發現，很多「好單位」不僅不要外地戶口的，並且還不要女性，因為她們要談戀愛、結婚、生子，會耽誤太多工作，不是理想的僱員，更不可能是未來理想的領導。

當然，求職之外，成長過程中還有一個重要環節可能也會讓女性第一次體會到針對不同性別的雙重標準，那便是戀愛和婚姻，或者說戀愛和婚姻的缺失，也就是現在主流媒體上甚囂塵上的「剩女」問題。這一群體中有大量來自城市家庭的獨生女，在她們的成長軌跡中有一個明顯的斷裂，自小到大，作為家裡「唯一的希望」，她們接受的教育是力爭上遊，在學業上和同齡男生一較長短。

但一旦接受這套規則，成功考入大學以後，她們面臨的卻是另一套價值觀的轉換：如何重新性別化，成為一個更具女性魅力的自己，在婚姻市場上成為「搶手貨」，以及如何順利接受婚後家庭內部的性別勞動分工，成為一個成功的妻子，乃至母親，享受親密家庭關係所帶來的情感慰藉。如果因為種種原因，她們不願，或不能進行這樣的「自我進化」（或退化），就會變成所謂「剩女」，遭到主流媒體——包括婦聯網站及下屬刊物——的同情，批評，乃至妖魔化和污名化。

「剩女」們面對的價值的斷裂與當代中國社會不斷改變的家庭結構和性別政治息息相關。隨著國家從私人領域的撤出，以單位為紐帶的社區的消失，以及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巨大的社會流動，中國的家庭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劇變。

在我的《家變：當代中國文學與視覺文化中的婚姻裂痕》一書中提到，政治經濟及社會文化的變革所造成的中國家庭結構的變化可用核心化、私有化、和性別化來概括：核心化即越來越多的家庭由夫妻兩人和他們未成年的孩子組成，傳統大家庭模式已經比例越來越低，尤其在大城市裡。

私有化首先當然指的是家庭空間的私有化，即取消單位福利分房後，住房變成私有商品自由買賣，給中產階級實現個人夢想提供了一個空間的衡量指標，這也意味著家庭空間的階級化。

另一方面，隨著公共福利的不斷消減，傳統大家庭和社區的消失，養育下一代也成為了核心家庭的私人職責。而具體到家庭內部，如果沒有老人的幫助，照顧家庭、養兒育女的職責往往由女性一力承擔，也即家庭空間的性別化。當然，這也並非中國所特有的現象，而是大部分工業化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經過的階段。社會活動家簡·雅各布斯去世前兩年出版的《黑暗年代》一書就談到北美社會經歷的郊區化所造成的傳統社區消失，中產家庭原子化和性別化的問題。

在當下中國社會，隨著一系列社會服務的私有化，大眾文化和主流媒體將家庭空間與女性「天職」緊密地捆綁在一起，並加以自然化和情感化的過程，不僅起到了潛移默化，規訓女性自我想像的作用，並且為九十年代以來經濟轉型期大量解僱工廠女工（美其名曰讓女人們回家）提供了最佳借口。

近來中小學教育的「減負」行動更是意味著核心家庭的「加負」，父母，絕大部分情況下是母親，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時間精力乃至金錢來保證孩子的教育質量和健康成長，有時甚至不得不犧牲自己的工作。

這些日益高昂的育兒成本也造成了2013年「單獨二胎」政策出台後遇冷的情形。而另一方面，正因為父親在兒童養育里的普遍缺失，湖南衛視的明星真人秀節目《爸爸去哪兒？》才恰到好處地填補了這一空白，創造出一個與現實背道而馳的理想父子關係，收視率從而一路飄紅。

在這種原子化的家庭結構及男女嚴重不平等的性別政治的大環境下，如果沒有了「計劃生育」政策，女性就真正有生育自主權了嗎？答案可能正相反，我們幾乎可以想像到放開計劃生育政策可能對女性帶來的負面影響：對於不再是獨生女的孩子來說，如果家庭不能負擔愈益沉重的養育負擔，她們是否還能和男孩子一樣享受到同等的關注和教育機會？對於求職的女性來說，在競爭日益激烈的人才市場上，她們是否會遭受更多「好單位」的拒絕？對於婚齡女性來說，她們是否面臨著「剩女」和「剩媽」之間的兩難選擇：不願生便被男方嫌棄變「剩女」，而生二胎便被職場嫌棄變「剩媽」。

當然，沒有人希望這樣的情形會在我們的日常生活里大規模的發生。要給予女性真正的生育自主權、選擇權，放開乃至取消強制性計劃生育只是其中很小的一步。我們更希望看到在調整生育政策時女性的福祉也被納入議程，而不僅僅只是出於增加勞動力、預防養老（國家和社會無力承擔的情況下，可以想像也以家庭內部的女性勞動為主），以及給更多的單身漢提供配偶等等經濟主義的數字化考量。

在立法層面，我們也期待看到會有更多相應的對女性權益的切實保障出台，同時，在職場，家庭和文化層面，也會有更多的男性和女性參與對性別歧視，乃至對一切形式的不平等的鬥爭和反抗，讓城市中產女性以外的群體也能參與發聲和行動。只有在這樣一個更為多元和公正的社會裡，女性最基本的生育選擇權和對自己身體的自主權才能得到真實有力的體現，而不僅僅只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里的一份數據。

本文為獨家原創稿件，文：肖慧，編輯：禽禽、小井，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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