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比較

 中國伊斯蘭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比較

 摘要：伊斯蘭教作為世界三大宗教，其影響力遠播國際，對世界各地文化及思想產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同樣，各地文化及思想也對伊斯蘭產生了不同的影響，這既是民族交往，融合的必然結果，也與伊斯蘭教兼容並包的文化意識密不可分。這種融合現象不是簡單的本地化，或「同化」，而是世界優秀文化間的「思想對話」。

關鍵詞：伊斯蘭文化 伊斯蘭教 儒家文化 道家文化    

一、回族與中國伊斯蘭文化在中國的發展

      中國伊斯蘭教不是伊斯蘭文化的「漢化」，不是磨滅與被磨滅，或者「孰大孰小」的關係，而是兩者之間意識形態的兼容並包和思想認同的和諧統一。伊斯蘭教傳入中國始於唐末（唐僖宗），多由阿拉伯商人間接傳入中國，所以這種傳入方式就表明伊斯蘭教傳入中國的態度是溫和的，而不是一種「思想入侵」。伊斯蘭教自唐朝傳入中國還有一個有意思的小事件作為佐證，在中國傳統伊斯蘭家庭中有一種被稱為「唐瓶」的洗漱用具，它是伊斯蘭教徒每日進行禮拜前「洗禮」的必須器皿，民間傳說它原名「湯瓶」（湯，在古義中就有熱水的意思）後來朝廷冊封一些阿拉伯官員時，就賜名為「唐瓶」。這種說法的來源已失可考，但也證明在中國的伊斯蘭多多少少都打上了「中國」的標記。在中國的伊斯蘭教徒被稱為「回族」，其實在中國還有很多民族信仰伊斯蘭教，比如：維吾爾族，撒拉族，東鄉族等。

       據文獻記載，伊斯蘭教傳入中國的時間為唐末宋初，由自海而來的阿拉伯商人或波斯商人帶來。在元朝時伊斯蘭的傳播達到了鼎盛時期，故有「元朝回回滿天下』之語，在元朝時期，阿拉伯人及古波斯人被稱為「色目人」（中國人眼珠為黑色，而阿拉伯人及古波斯人是茶褐色），在當時的社會階級劃分中蒙古人為第一等，第二等是色目人，其次才是漢人，雖然這與當時元朝上層統治階級對漢文化的「排斥」不無關係，但也從側面映證出「色目人」在當時的影響力之大，甚至由「色目人」出任地方高官。

 在明代回族歷史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期，在國家認同的這個層面上在域回族還勝過其他民族，列如傳說明太祖朱元璋曾御書「《百字贊》」高度讚揚了「伊斯蘭文化」，在其中「著名傳教大聖，降生西域授受」及「清真穆罕默德至貴聖人」等句高度讚揚了伊斯蘭世界的領袖穆罕默德聖人。這一歷史事件可謂是空前絕後，從未有一個其他民族得到過中國正統的「漢族統治」的讚揚，雖然《百字贊》其真偽和史實有待考證，但也為中國伊斯蘭教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不僅如此，在明朝，出現過很多回族的歷史偉人，比如明朝開國大臣胡大海，戰功卓著的大將徐達等十餘位，因此民間也有著「十回保一朱」的說法，甚至在江浙一帶的回族民間有明建文帝失位之後去了」伊斯蘭聖地「麥加參加朝覲，而後有了另一位明朝回族名人鄭和(即「三寶太監」，鄭和，原名：馬三寶）七下西洋去尋找建文帝的傳說，雖然明朝統治者未有一位是真正意義上的回族，但因其與回族密不可分的歷史淵源，他們也被中國伊斯蘭教徒們認可和追思。

 回族與中國伊斯蘭文化，在清代經歷了一個歷史變革期，其社會地位由原來的社會高層逐漸居於邊緣化，其主要聚集地也由原來的沿海，逐漸向內陸遷徙。這與當時的統治階級對回族的態度不無關係，在當時，滿族統治者對於回族的普通態度是抵抗甚至是歧視的，事實上，對於回族而言，不承認回族及其伊斯蘭教本質上就是最大的歧視。在當時大多數官吏對於回族及其伊斯蘭教也始終採取歧視和壓制的態度。例如雍正二年（1724年），山東巡撫陳世倌上奏雍正皇帝說：「左道惑眾，律有嚴禁。如回教不敬天地，不祀神祗，另定宗主，自為歲年，黨羽眾盛，濟惡害民，請概令出教，毀其禮拜寺。」甚至在當時的文化階層的認識中，由於缺乏深入認識和交流，崇尚和遵循儒或佛的士人對於回族及其宗教也是抱著「不認同」甚至是「敵對」態度。例如顧炎武眼裡的回回：「惟回回守其固俗，終不肯變，結成黨伙，為暴鄉閭，以累朝之德化，而不能訓其頑獷之習。」基於這些原因，回族及伊斯蘭教是以異端的身份存在在清朝，自然也會受到統治者的「嚴密監視」，例如民間傳說，在山東一處回族村子裡因為穆斯林在夜裡「炊火急食」，而被揭發為「預謀造反」，導致全村人被屠殺殆盡，其實穆斯林「炊火急食」是在積極預備「封齋」（穆斯林的傳統宗教活動）。在青海省平安縣有一村被稱為「沙溝，樹兒灣」，據老人們說那裡原叫「殺夠，數兒完」，傳說左宗棠平定「同治回亂」途徑那裡，就命部隊定額屠殺，官兵每日回營就大喊「殺夠了，數完了」，後來音謬為「沙溝，樹兒灣」。雖然已無實物可靠，但清朝統治著對回族及伊斯蘭教的態度可見一斑。雖然在清代時期，回族遭受著前所未有的打擊，但是也不乏優秀的回族出現在歷史舞台上，例如清代伊斯蘭教漢學家劉介廉先生，他出生在南京傳統的穆斯林家庭，父親劉漢英是清朝初年著名的伊斯蘭教學者，後來劉介廉先生繼承其父親的願望，投身於發揚伊斯蘭教的積極運動中，嘔心瀝血，潛心著書立說達40餘年，他一生著譯數百卷，遂創具中國特色之伊斯蘭教思想體系，他的學說和著作被尊為「漢刻它布」，學者譽之為中國伊斯蘭教哲學思想集大成者。他的著作《天方典禮》被收入乾隆時編纂的《四庫全書》。現有他著作的「《五更月》詩集，還廣泛傳閱在中國穆斯林群體中。 其他領域如抗擊侵朝日軍而戰死朝鮮的愛國將領左寶貴在鴉片戰爭中，有抗擊英國侵略軍的「定海三總兵」之一鄭國鴻和被譽為「奇男」的鄭鼎臣；在八國聯軍人侵中國時，有抗擊侵略軍的總兵馬福祿等。

 在抗日及抗戰中回族的命運也與中國其他民族的命運緊密聯繫，積極投身到為國家，為民族的偉大鬥爭中，有河北滄州的回民支隊的馬本齋隊長，以及第一時間扛起抗日大旗的抗日名將馬占山將軍。建國以後，黨中央對回族的生存和發展積極關注，在政治上於寧夏成立「寧夏回族自治區」，在宗教信仰上採取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令廣大穆斯林感受著黨的光輝與溫暖。

二、中國伊斯蘭教與中國道家文化比較

 中國伊斯蘭教，與國際通認的伊斯蘭教在大體上是相同的，與伊斯蘭教的「蘇菲主義」又有著極其相似，但又與二者有著細微的差別，所以稱為中國伊斯蘭教。這不是同化現象，而是優秀文化之間的交流，在我國西北的穆斯林間素有「求知識應當去中國」的民諺，這說明回族及伊斯蘭就有著吸收其他民族優秀文化的渴求與希望。

 中國伊斯蘭教有四大門宦即庫不忍耶，嘎迪忍耶，虎非耶，齋海忍耶。這是伊斯蘭教蘇菲主義的教派分類，在信仰對象和功修讚詞上並無區別，只是在修為方式上有區別。但這四種門宦的修為和文化與中國道家修為方式和文化上有著驚人的相似，四大門宦中有著「兩孤結合」的特殊文化符號，據說是「真主與穆罕默德聖人的結合，聖人與修為者的結合，修為與言行的結合」，在一些穆斯林大賢的拱拜（穆斯林先賢的陵寢）上有「兩孤結合」的圖像表示，它是由黑白兩半組成，兩半互相纏繞組成渾圓的圖像，這與道家的太極渾圓圖驚人的相似。拱拜建築也有著明顯的道家的烙印，拱拜呈漢式八角亭狀，，它的建築與一般的伊斯蘭建築的聳肩式大不相同，教徒稱這種拱拜建築為「八卦」，可見與道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在中國西北的穆斯林中，中國道家創始人老子也被視作有著「先天慧根」的漢族大賢，穆斯林認為「真主不存在具體的方位，形象，大小，性別等，是獨一的絕對的存在，不被創造，也不創造」而這種認識與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怠，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①。都認為宇宙中存在著一種不為我們所掌握的「妙體」（無聲無色無臭的實體，不被創造，也不創造），我們人類乃至世間的萬事萬物都受他的支配。在一些派別的穆斯林看來老子認識到的「道」就是「真主」，只不過是「真主」的另一種名稱，固然這種說法與老子「不知其名」有著極大的關係。 

 在人本身的問題上，中國伊斯蘭教和道家有很多相似甚至一致的見解，關於人的身體和靈魂兩者間的關係處理上，中國伊斯蘭教認為洛海(靈魂)和嘎萊布(肉體)一樣重要，都是真主的創造。因此穆斯林在追求靈魂的「解脫」時也不輕視自己的身體，而道家認為人的生命是天地間最靈、最貴之物，人的生命是值得珍視的。道家主要通過「貴生」、「重生」等等概念體現這一點。都認為人無權戕害別人的生命，甚至無權自殺。穆斯林甚至將「紋身」也視作是對真主所創造的身體的破壞，破壞創造，就意味著對真主的「懷疑」乃至「背叛」，因此將其列入明令禁止的條文之中。足見穆斯林對「身體髮膚」的敬愛程度了。

 在個人修行方式上兩者又有著巧合的一點，中國伊斯蘭教教徒認為在日常生活中應注重自我的「節慾」這既是穆斯林傳統宗教儀式「齋月」的原因，也和「蘇非主義」有著歷史的淵源（「蘇菲」一詞就有著「羊毛」的意思，是指早期穆斯林修行者常穿著粗布羊毛大衣），在道家修行中就有「道之本初，先守八德」（少食、少飲、少睡、少言；常潔、常念、常齋、常靜），的修行方式及要求。兩種文化都認為人在世上，雖然有條件進行物質享受，但也當恪守清廉，這不是一種拋棄物質的單純的「精神追求」，而是應當控制人本身的慾望，這有助於保持精神的純潔。

 伊斯蘭教與道家在關乎現世問題上又有著很多相似，二者都認為有現實和來世之分，現世是混亂的，需要人們保持「自我的警覺性」，而來世則是一個永恆與美好的絕對存在，二者都不是如佛家一樣「消極避世」乃至認為現世是犯罪的，痛苦的，而認為它是一個大的「練兵場」，是在鍛煉及磨練人的心性，所以二者雖然對來世有著永恆的追求，但又沒有放棄現實的生活，反而是積極的投身到生活中去，據伊斯蘭教經典《古蘭經》中記載「這裡有林園和泉水，有莊稼和具有纖細的肉穗花序的椰棗樹，你們精巧地鑿山造屋。你們應當敬畏真主，應當服從我」②所以中國伊斯蘭教和道家文化在中國文化的歷史長河中產生過不同程度的交流，有或許是兩者本身就有著「天然的一致」，還有待發掘和研究。

三、中國伊斯蘭教與中國儒家文化比較

       儒家文化在中國文化中佔有絕對的地位，是中國文化中優秀的文化「骨幹」，其影響力從兩方面來看：一是時間之久：自先秦以來至今，儒家文化一直影響著中國人的舉手投足甚至是國家大事；二是地域之廣：不僅是中國本土，儒家文化如今也在國際社會上廣為流傳，許多國家建有孔子學院，甚至有外國學者專門研究儒家文化。由此可以看出儒家文化的影響之大，之廣。因此伊斯蘭教在中國必然與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自宋以後，中國出現了一大批特殊的「儒」，稱為「回儒」，例如：清代伊斯蘭學者劉介廉先生就是其佼佼者。

 先秦儒家建立了「五常」的傳統倫理道德觀，提倡「修身，齊家，治國，安天下」的自我修養方式，認為我們每一個人應當從自身做起，規範自己的行為規範，做到「君子」的德行，伊斯蘭教也認為，個人的行為應當自我規範，在《古蘭經》及《聖訓》都提出了許多的修身，正心的觀點及指導。

 在伊斯蘭教中，人本身就具有肉與靈的區別，肉即身體，靈即靈魂，在《古蘭經》中記載「真主用天地之形塑人身，用阿勒石塑心，用真主之光塑人靈」，身體本身即是萬物的一份子，也包藏著萬物，與西北穆斯林中「大世界，小世界」的說法意義相同，認為天有日月，人有兩目；天有四季，人有四肢；地有盛林，人有毛髮；地有江河，人有經脈。這種說法與大儒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不謀而合，儒家也認為人與天有著密切的聯繫，人的造化既是天地的自然創造，但又有著與萬物的「區別造化」。中國伊斯蘭教徒也有內觀與外觀的說法，既然自己之身包藏天地大道，那麼在追求真性時就當首先展開自己對自己的追問，思考，在西北穆斯林中也有著「認己明時認主明」的俗語。儒家有「仁，義，禮，智，信」的五德標準，而伊斯蘭教有「念，禮，齋，課，朝」的五功，清代劉介廉先生認為五功是五德的外在表現，念是口舌之仁，是言辭上追求至德；禮是形體之義，是行為上追求至益；齋是慎獨之禮，是心靈上追求至明；課是集群之智，是處世上追求至性；朝是身體之信，是信仰上履行至靈。人在進行五功的修鍊其實也在進行著五德的提高，二者並不能相對獨立而存在。在人性論上，伊斯蘭與儒家都保持著「善性論」，儒家文化的經典闡釋《三字經》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就道出了事實，無獨有偶在伊斯蘭教最高經典《古蘭經》中也記述著一句「真主卻以把光輝的理智賦予世人」③但是而這也同樣認為，人在現實社會中易被侵染而走向「不正」之路，因此要有自我約束的控制力來幫助人類獲得真正的真理。在中國廣大的穆斯林中還有一種特殊的形式表現著伊斯蘭與儒家文化的相似之處，在青海省西寧市城東區清真大寺的正殿門楣上高懸一匾，黑底金字行書「至仁極慈」，據說是民國十八年青海省主席孫連仲手書，這裡的「仁」與儒家的「仁」如出一轍，二者都激勵世人長修仁慈之心，非僅對人，乃至對於萬物都要保持仁慈之心，這也是自己對自己的「仁慈」。

 中國伊斯蘭教既不是單純的出世宗教理論，也不是枯槁的「入世守則」，是一種基於人性光輝的人倫，天理的探討與哲學集成，自傳入中國之後，伊斯蘭教就迫切地，不自覺得尋求著與其他文化的契合之處，這是學習的需要，也是發揚的需要。中國伊斯蘭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同中有異，異中有同，雖然一是宗教文化，一是民族文化，但並不影響兩者之間博採眾長，汲取積極的優秀成份，彰顯著各自的文化特色。在研究與探討兩者的時候，應拋棄偏見，不拘泥於一語，這樣才能讓兩者互相取長補短，優勢互補，共存共榮。中國傳統文化紮根於古老的民族傳統文化之中，成為了華夏民族血脈的一部分，而伊斯蘭文化的傳入不是思想文化的「侵略」，而是借東方古國之地落地，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我們認識兩者，應存有著民族的文化「自覺」和「自警」性，積極努力的汲取營養成分，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與人類文明作出積極努力。

注釋：

①  《老子》  中華書局第二十五章2001

②  《古蘭經》閃目氏·仝道章譯註. 古蘭經[M]. 上海：學林出版社，1989.

③  《古蘭經》馬堅·譯註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

參考文獻：

① 孫承熙  《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史綱》崑崙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② 張燕嬰   《論語》譯註           中華書局2006年9月第1版

③ 奧修（印度）《天下大道》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

④ 王家瑛    《伊斯蘭宗教哲學史》      民族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⑤ 馬堅   《古蘭經》譯註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年8月第1版